摘 要：1888年《日本国志》书成，上呈至总署，却被束之高阁。无奈之下，黄遵宪于1895年自费刊印，该书印行问世之时已是《马关条约》签订数月后。一经流传，即享誉海内外。《日本国志》的际遇由冷向热，由书成之初寻求官方刊印而未果，到甲午战后广受推重，这一变化也折射出甲午前后晚清上层及普通士人师法西学的心态转变。
关键词：《日本国志》； 黄遵宪； 晚清士人； 心态转变；
《日本国志》作为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进行日本研究的优秀着作，为清朝首任驻日参赞黄遵宪先生（1848-1905）费时九年，于1888年撰写而成。如此重要的一部着作，其撰成后并未立刻引起中国社会各界的重视。关于《日本国志》延迟行世的因果，李长莉已做过若干探究，并指出"这一问题不只是关系一部史书的命运，实则是关系到在晚清中日关系转折的关键时期，官僚士大夫内部，对于有关日本威胁和国家命运的知识资源的利用，以及应对危机的机制问题。"[1]王立诚也以李鸿章、张之洞的咨文为线索，讨论了《日本国志》成书时的社会际遇[2].而本文则着眼于探析《日本国志》社会际遇前后变化的背后，所隐含的晚清士人对师法西学的心态转变。
一。《日本国志》刊印前后的际遇
（一）寻求官方刊印而未果
1888年初，《日本国志》"稿本写成四份，一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送李少荃，一送张香涛，自存一份。"[3]此时的黄遵宪辞官归乡多年，无权上呈总署（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故而请托李鸿章。李鸿章虽位高权重，但他向来仅热衷于西方的器物，有关制度层面却固守己见，认为清朝制度优于西方，只是近代兵工处于劣势[4],因而在给黄禀所作的批文中，对于其书记述日本诸政事"改法从西"的条理详备，首先在技术层面给予了肯定[5],谓："该道所着《日本国志》四十卷，本大臣详加披览……于东瀛政教图经言之凿凿，如在目中。"但其立意主旨，并未予肯定，对黄遵宪提出的"但能详志一国之事，即中西五部洲近况，皆如在指掌",亦批驳道："日本摹仿泰西，仅得形似，未必志一国而能赅五部洲之形势".[6]由此可见李鸿章对黄氏《日本国志》一书的态度。黄遵宪在天津将书稿上呈李鸿章之后，静盼回复，然而再无下文。[7]
黄遵宪的苦心孤诣之作未能引起李鸿章的重视，于是在1889年将书稿转呈另一实权派人物---两广总督张之洞。比之李鸿章，张之洞对《日本国志》评价较高，"详阅所呈《日本国志》，条例精详，纲目备举……实为出使日本者必不可少之书"[8],但仍未真正认识到此书的价值，将其与姚文栋[9]的《日本地理兵要》[10]归为一类，"二书皆有用之作，惟详备精核，姚不如黄"[11],其关注焦点并非黄遵宪试图通过该书所阐述的世界变局[12],更没有体察到黄遵宪"一统贵守成，列国务进取。守成贵自保，进取务自强"[13]的良苦用心。
《日本国志》一书，在热心洋务的李、张二人那里尚且如此际遇，上呈至昏聩无能所着称的奕匡[14]所主政的总署后，可想而知。"除总理衙门章京的袁昶[15]拿来披阅外，便被束之高阁。"[16]
（二）甲午战后受到推重
马关签约数月之后，正当举国悲痛之际，《日本国志》终于正式刊印。书中的内容和思想，如"维新以来，悉从西法，更定租税，用西法以取民膏矣；下令征兵，用西法以收血税矣；编制刑律，用西法以禁民非矣；设立学校，用西法以启民智矣"[17]等，一经流布，顿时引起苦寻救国良方之士的广泛反响，成为当时勃然兴起的维新思潮的一个重要理论资源。1898年2月变法前夕，光绪帝命大臣进呈《日本国志》，意在汲取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18]光绪阅读《日本国志》后，称赞其"纪日人变制尤详",从中大受启发，认识到"徒练兵制械，不足以图强，治国之道，宜重根本。"[19]后来，光绪皇帝任命黄遵宪为驻日公使，表明他对黄遵宪的器重和赏识，重用其人的缘由，自然始自精读其书。
变法运动期间，《日本国志》更成为维新人士乃至光绪帝设计新政的模板，文人士子谈论变法的依据。[20]康有为十分推崇《日本国志》，在其所着《日本变政考》[21]一书，"从卷一至卷八所述有关明治维新制度改革的内容，许多皆取自《日本国志》"[22]更有人认为，倘若此书早日颁行，或可免遭国耻。梁启超便在给《日本国志》所作"后序"中，愤懑不已地对黄遵宪责备道："今知中国之所以弱",就在于你黄先生"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23]与黄氏多年故交的袁昶更是痛陈，《日本国志》若及时刊行流布，可以省去战败输银二万万两。[24]此言虽有夸张之嫌，却不啻为对该书价值的一种肯定。狄葆贤[25]在《平等阁诗话》中也称誉《日本国志》一书，"海内奉为瑰宝","由是诵说之士，抵掌而道域外之观，不致如坠五里雾中，厥功洵伟哉".[26]
二。《日本国志》际遇变迁的原因
《日本国志》刊印流布的前后际遇，可谓冰火两重天，这一戏剧性的过程也反映出晚清权力集团东亚乃至世界格局认知的变化。
（一）《日本国志》撰成之初与朝堂"时宜"
李鸿章对《日本国志》表现出的冷落，与其醉心洋务有关，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其惮于变法，对日本"全盘西化"的做法持驳斥态度。这并非是李一人之见，而是当时朝堂之"公论".在《劝学篇》的开篇中，张之洞言道："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27]其中的"本",为纲常名教，不可动摇；"通",指的是西方的技术，可以变通实行。黄遵宪初到日本时也盖莫如是，认为"论物产之富，人才之众，风教之美，吾皆胜于彼。所不及彼者，汽车、轮舶、电线及一切格致之学、器用之巧耳"[28],但后来认识到其制度维新的重要性。由于李、张的思想与黄氏书中的根本论见分歧甚着，因此二人虽代为呈递此书，但并未用心推荐。而总署的原则更是慎刊新论，1877年春，总署刊印出版清廷第一任驻外使臣郭嵩焘的《使西纪程》，遭到守旧大员们的挞伐，"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随后刻本也落得个被销毁的下场。这也就迫使总署不得不对这类论及殊域的着述保持谨慎态度。
（二）顺应于时代潮流
《日本国志》在甲午战后受到士人倍加推崇，广泛流传，无外乎三点：其一，先见之明。梁启超在为黄遵宪所写的墓志铭中如是评价，"所成之《日本国志》四十卷，当吾国二十年以前，群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书则已言日本维新之效成则且霸，而首受其冲者为吾中国。"[29]当是指书中所陈"日本维新以来，颇汲汲于武事"[30],"然而日本论者方且以英之三岛为比，其亟亟力图自强，虽曰自守，亦颇有以小生巨、遂霸天下之志。试展五部洲舆图而观之，吾诚恐其鼎举而膑绝，地小而不足回旋也"[31]等言论。其二，切合时弊。澳大利亚学者梅卓琳曾将光绪帝在戊戌变法期间发布的诏令和《日本国志》相比较，提出"戊戌维新的改革思想可以从1898年皇帝发布的诏令中得到最清楚、最直接的反映。从中不难发现这些诏令正如黄的《国志》一样，尤其着重强调经济改革，其次是官制改革，最后才是军事。"[32]其三，内容详备。甲午战后，清廷遣派众多学子师法日本，"统赅日本之政情、民风及历史，为清末言域外地理之杰作"[33]的《日本国志》，自然被清人视作了解异邦的"百科全书".以上三点，归根究底是《日本国志》把住了时代的脉搏，符合潮流所需。
结语：黄遵宪完成《日本国志》之初，曾自信地预估此书的影响力将堪比日本的史书《吾妻镜》[34]及王夫之的《黄书》[35].然而《日本国志》却未能如他所料，始一问世便名扬四海，反而是无人问津，沉寂将近10年之久才被世人所熟知，继而名扬四海。前后际遇，判若云泥，究其缘故，时势使然。又，古人云："书犹药也，善读者可医之"[36],由此可见，晚清时期清廷缺的并非是忠言良药，而是刮骨疗毒的决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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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王立诚。李鸿章、张之洞推荐《日本国志》的咨文---台湾所藏总理衙门档案中关于黄遵宪的史料拾零[C].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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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袁昶（1846年-1900年7月29日），原名振蟾，字爽秋，一字重黎，号浙西村人，浙江桐庐人。清末大臣、学者。黄氏故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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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狄葆贤（1873-1941），近代诗人，文学批评家。字楚青、楚卿，号平子、平等阁主人。江苏溧阳人
[26] 清末民国间狄葆贤撰。二卷
[27] 张之洞：《劝学篇·内篇·正权》，光绪二十四年两湖书院刊印，第21-22页
[28] 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册，第266页~267页
[29] 梁启超，黄遵宪墓志铭
[30] 黄遵宪：《日本国志》着，吴振清、徐勇、王家样点校整理，下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34页
[31] 黄遵宪：《日本国志》，吴振清、徐勇、王家样点校整理，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1页
[32] 梅卓琳。黄遵宪所着《日本国志》的维新思想及其对戊戌变法的影响[A].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8:276
[33] 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一册）[M].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7:8
[34] 日本镰仓幕府官修编年体史书，又称《东鉴》
[35] 明清之际王夫之着。一卷，收入《原极》、《古仪》、《宰制》、《慎选》、《任官》、《大臣》、《离合》等七篇论文，并附《后序》。作于1656年，是作者早年的政论着作
[36] 刘向。《说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