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众”本是个含混的概念，而本雅明在《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用了大量的笔墨来论述“艺术与大众”的关系，大众既是平庸的群体，又蕴含着无限的革命力量；既带来了艺术的狂欢，又导致了艺术的俗化趋势。本文从艺术与大众这两者的关系出发，梳理出大众具有“群体性”“非专业人士”“悖论性”三个特点，以说明“大众”一词在本雅明那里获得双重属性的原因。
关键词：本雅明；大众；艺术
一、大众
“大众”在本雅明的《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书中，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概念。本雅明从波德莱尔的散文诗《人群》中开始关注到“大众”这一群体，并指明“大众”是诗人敌意的同盟。在对波德莱尔和雨果两人身份的区分中，他言明大众于雨果而言，是“旧时代意义上的顾客---这便是他们的大批读者和支持者。”[1]83而于游手好闲者---波德莱尔而言，大众是诗人存在的证明，以测量他失败的深度。本雅明对大众的描述充满了寓言式的隐喻，从未给其下过一个完整的清晰的定义。对于作家而言，大众或许就是市民群众、公众、人群等一般概念，甚至具有天然的反抗的优势，但他也言明，大众是大机器生产时代的牺牲品，是机械化、无意识的单面人，所以他们极有可能成为罪恶的避难所，乃至于游手好闲者变成了不情愿的侦探，“一个旁观者在任何地方都是化名微服的王子。”[1]59在本雅明那里，“大众”是个混沌的词，难以定义，有着更加复杂的意义。本文基于《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对大众与艺术的论述，从以下三个层面来说明“大众”一词内存的涵义。
二、大众与艺术
在复制技术还不发达的时代，艺术资源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大众与高高在上的艺术无缘，大众是作为旁观者的大众，艺术的神秘性也与象征着等级秩序的神圣的礼仪结合起来。这个时候的艺术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和自律性。机器复制时代来临之后，在交换原则和商业利益的驱动下，艺术品可以被复制和批量生产，艺术品脱离了拜物教化的作为崇拜对象的审美客体，其模仿对象不再是离人遥远的东西，而是现代性的现实生活本身，以满足大众的需要及其拉近事物以获得“普遍平等感”的欲望。曾经的旁观者成为艺术的接受者，“艺术作品的机器复制性改变了大众对艺术的关系。”[2]86在对艺术的观赏上，“大众”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群体性
从心理学上说，不同职业、性格、智力、受教育程度的一群人共同组成的，受群体精神统一支配的集体才能称之为群体。这个群体赋予了群体内成员一种特殊的群体心理。这种群体心理给予了他们更多的安全感和放纵的权利，使得他们的感情、行为等都与他们孤身一人时有所不同。大众正是这样的一类特殊的群体，它由各种异质成分组成，成就崭新的存在价值。我们说不清谁是大众，但是谁都可以自由进出大众。
受集体无意识的驱使，大众消弭了差异性，平庸取代了智慧。首先，作为数量庞大的大众，正意味着一种压倒性的力量趋势，在如此力量作为支撑的状况下，大众敢于发泄出自身的欲望，即便是不道德的欲望。正像勒庞所说：“他很难约束自己不产生这样的念头：群体是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这样一来，总是约束这个人的责任感便彻底消失了。”[3]20正如绘画对大众的拒斥，绘画从来都不是一种可以为群体共时接受的对象，大众在对绘画的接受中难以对自己加以控制，责任感的消失诱惑着大众肆无忌惮地公开表达私人的看法以求取认同感。
再者，大众之间存在着暗示和传染的现象。大众为了融入群体，会主动放弃自身的差异性，接受别人的暗示，勒庞将之比作是催眠。大众的行动因暗示和互相传染，使个人可能做出与其自身性格完全相反的举动，与大众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所以我们随处可见，当大众闯入某展览厅，一旦其中有少数人高谈阔论，便很容易带动其他成员窃窃私语或者相互攀谈。绘画带给大众外行感的羞辱也在这吵吵嚷嚷中得到缓解。而机械复制技术带来了无数的展厅，可以是室内，可以是街头，可以是电影院等任何场所，即便是高雅的绘画艺术也无法对大众说“不”,他们已然发展出了不同于以往的，不仅限于单纯欣赏的接受方式。
（二）非专业人士
大众是与专业人士对立的概念，“大众在艺术作品中寻求着消遣，而艺术爱好者却凝神专注地走向艺术品。在大众看来，艺术品是消遣的诱因，而在艺术爱好者看来，艺术品则是凝神专注的对象。”[2]95在真正的文学读者那里，读文学作品是为了同这种特殊对象进行交流，或许是抱以研究的目的，或是为了自身审美的需要。大众阅读文学作品只是为了消磨时光，在他们那里，文学只是一般的消遣品。他们懒于关心文学作品的具体构成，也不关心其中呈现的价值，不断地向前阅读不过是为了知道故事是怎样结束的。他们关心的只是快餐式的粗浅快感，而在文学作品的具体化过程中往往产生不完美，甚至是歪曲的形式。此时的大众是作为参与者的大众，文学成为公共财富。
对经典文化的消费性阅读或许能很好地为上述作出证明。如2006年红极一时的“于丹现象”.这种消费性阅读方式泛滥带来的后果就是文化的粗浅化，严肃文学式微，小说的思想单一、表面，其否定力自然日益消退；诗歌被迫成为边缘文学，少被市场问津，戏剧更是彻底地沦为了影视行业的“奴隶”,还有如今市场上走红的儿童文学，小主人公的世俗气和那些市侩的小聪明让大人们也心惊肉跳，更不论所谓的青春文学了。当如此质量的文学作品充斥着人们生活的时候，或许它的作用也不再重要，阅读不过是一项不需要思考的趣味性的活动，这种阅读方式的普遍化又促进低品质文学作品的普遍化，以致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直到文学死亡，曾经的经典将会是一篇篇斑驳的墓志铭。
（三）悖论性
传统艺术不是为大众准备的而机械复制艺术却实在是为大众所准备的，电影即是为大众而生。电影明星向每一个观众打开了“走向电影”的可能。每个人都可以作为半个行家而沉浸于展示电影技巧的成就中。大众参与的巨大增长理所当然地席卷到了其他的艺术形式当中。大众从接受者变成参与者，既产生了“狂欢”,也导致了堕落，这也是本雅明对大众的认识最深刻的一点。所以他本人在书中有时将之用“Die Menge”表示，有时也用“Die Massen”形容。
传统艺术可以是孤独的，而大成本制作的电影却将大众放在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地位。尽管电影演员是面对摄像机进行自我表演，大众并未出现，而当电影被制造出来之后，大众那种类似主宰作用的权威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影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某网络平台上基于观众观影感受的电影评分对电影票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前期并未得到宣传的小成本电影也可以凭借观众的推荐而起死回生，获得不俗的成绩。相应地，假若观众的观影感受不佳，也极可能让一部大制作的电影在票房上获得惨败。大众对电影无门槛评价的自由解放了他们在传统艺术那里所受到的拘谨。文化领域蕴含的话语权利不再为所谓的精英分子所占据，大众对于普遍平等感的需求获得了尊重，这也是对精英文化的有力消解。
在本雅明那里，大众不仅仅是一群被异化的产物，同时也是可以与统治阶级相对抗的群体，大众不是被教化的被动的接受者，具有否定价值的文学作品可以对大众带来冲击，甚至使之发挥出巨大的革命力量。本雅明的“艺术政治化”理论中对此已有过精心的设想。他认为闭门造车、远离大众并不是一个行动派的作家应有的品行，作家或者说艺术家应该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变现状，只要知识者可以找到合理的艺术形式以适应大众的水平和需要，就能把大众从异化中解放出来。这正是因为他相信大众是可以接受艺术教化的对象。本文在此不作详解。
从另一方面来看，电影把大众捧得太高也可能让大众产生狂傲心理，如对明星的崇拜心理会导致对某个人的非理性崇拜，他们用眼睛看，却放弃了大脑。这实际上是抛弃了思维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同时，大众参与度的提高也导致了艺术俗化的趋势，艺术远离社会、冒犯社会、指控社会的特征已被消除。而所有的理想化的超越现实的文化都被贬低和抛弃，失去对现实的否定之力。其实，这种现象在我们周围是很常见的，那种艰涩的、异化的文学作品已经很难被大众接受，轻阅读更容易流行。大众生活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是技术理性的践行者，一切都被视为是操纵主义的，一个概念如果没有可计量性、可动手性那么就被摒弃，将所有形而上学的东西视为幽灵。然而，大众常常自以为的自由也未必不是被引导的自由，因为语言不是私人的，所以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人们在表达的时候，不仅表达他们自身也表达大众交流媒介所告诉他们的事情。
三、结语
大众，作为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毋庸置疑，它所蕴含的是具有压倒性的绝对力量。大众是否可以被教化，这是本雅明区别于其他人的重要问题。本雅明深刻地认识到了大众的双重属性，它虽是庸众，然而在机器复制时代，他们也同样带来了文化上的狂欢，被传统文化拒斥的大众在今天已然也应该成为艺术合理合法的接受者。
大众的艺术判断力都是由当代的文化、社会背景所塑造的，而艺术领域中的现实也都是被个人的知识所裹挟的，为大众所表述的现实或许正是大众的自我暗示，现实与大众的双向互动足以证明大众内心的强大，这也正是本雅明发现“大众”这一群体的重要意义。当然，前文所提及的大众对艺术发展的弊端也应当被重视，本雅明大众革命理论的困难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样适用于艺术。
参考文献
[1]（德）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张旭东，魏文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2]（德）瓦尔特·本雅明。摄影小史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王才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3]（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