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寿《三国志》问世后虽广受好评， 但有两处问题一直备受后人争议， 其一是对诸葛亮的评价问题， 其二是三国正统问题。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 对这两个问题做出了富有个性的处理， 与同时期的理学诸儒相比， 有同又有异。这应当与司马光的史学家身份和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学术环境有关。无论是司马光还是《资治通鉴》， 尚可以将其置于两宋理学发展演变的学术大背景下继续加以观察。
关键词：陈寿； 司马光； 诸葛亮评语； 三国正统；
The Treatment of History as a Mirror to the Evaluations on Zhuge Liang and the Orthodox Problems in the Records of Three Kingdoms
Abstract:Chen Shou's The Records of Three Kingdoms has been widely acclaimed after the advent, but there are two issues that have been highly controversial, one is the evaluation of Zhuge Liang, the other is the orthodox problems of the three countries. When compiling History as a Mirror, Sima Guang customized these two issues.Compared with the treatment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same period, there ar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This should be related to Sima Guang's historian status, his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and academic environment. Whether it is Sima Guang or History as a Mirror, can still be observed and analyzed in the academic background of Neo-Confucianism's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Keyword:Chen Shou; Sima Guang; Evaluations on Zhuge Liang; the orthodoxy of Three Kingdoms;
众所周知， 《三国志》的作者是西晋人陈寿。陈寿， 字承祚， 巴西安汉人， 早年间“师事同郡谯周， 仕蜀为观阁令史”[1]2137.蜀平后， 陈寿举孝廉入晋为官， 历任佐着作郎、阳平令、着作郎， 又领本郡中正。入晋后， 陈寿撰成《三国志》， 时人赞誉有加， “称其善叙事， 有良史之才”[1]2137.后世将该书列于“前四史”, 颇受推崇。
后世编年体史书中， 《资治通鉴》 （以下简称《通鉴》） 对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史事亦有详细记载， 其虽多以《三国志》及裴注为主要编撰依据， 史料价值有限， 但以时为经， 以事为纬， 叙事明晰， 大抵勾勒出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史事发展的脉络。《通鉴》一书， 成于众手， 主编者为司马光， 协修者主要有刘��、刘恕及范祖禹三人。三人于各史专攻不同， 故分工有异， “汉则刘��， 三国汔于南北朝则刘恕， 唐则范祖禹”[2]25, 最后由司马光统一修辞。因此， 《通鉴》之书法， 体现了司马光对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的个人看法。
陈寿《三国志》自问世之后， 便有两处问题备受争议， 千百年来争讼不息。一是对于诸葛亮的评价问题， 二是三国的正统问题。司马光编撰《通鉴》之三国部分时， 对此二问题势必无法回避， 如何处理， 反映了当时时代背景、学术环境对于《通鉴》编撰者的影响。笔者发现， 司马光在诸葛亮的评价问题上， 全采积极评语， 对其赞誉有加， 与陈寿有别。而在三国的正统问题上， 司马光则一仍陈寿之旧， 纪年以曹魏政权为准， 尊曹魏为三国正统。本文拟从此二问题入手， 探讨司马光为何会做出如此处理。
一、司马光对于《三国志》诸葛亮评语的处理
司马光编撰《通鉴》时， 除叙事之外， 尚引用了前人的史论文字。笔者经过检索发现， 《通鉴》三国部分共有五处引用了陈寿的史论文字， 以“陈寿评曰”的形式加以呈现。五处史论分别涉及关羽、张飞、曹丕、诸葛亮和高堂隆， 为方便观察司马光对陈寿文字的取舍， 对比如下， 见表1:
表1《资治通鉴》所引陈寿史论与《三国志》原文文字对比表
通过对比上表所列二书对相关历史人物的评语， 可以发现：《通鉴》所引陈寿评价关羽、张飞和曹丕之语， 与陈寿《三国志》评语一字不差。评价高堂隆时， 二书仅一字之差， 《三国志》作“志在匡君”, 《通鉴》作“志存匡君”.而“在”“存”二字， 字形相近， 字义相通， 《说文解字》曰：“在， 存也。”[4]687因此可以认为， 《通鉴》所引陈寿评价关羽、张飞、曹丕和高堂隆的评语， 几乎全引陈寿《三国志》原文， 未作增删， 故评价性质未发生丝毫变化。
最大的问题集中在对诸葛亮的评语上。陈寿评诸葛亮文字， 既有肯定褒扬， 又指出其短处不足。而司马光《通鉴》对诸葛亮则全作正面评价， 陈寿《三国志》中有关诸葛亮的负面评语被全部删去。如上表所示， 陈寿指出诸葛亮在内政方面有所缺失， 言其“虽达于为政， 凡此之类， 犹有未周焉”, 接下来才是正面评价。司马光则仅列正面评价：“诸葛亮为政， 军旅数兴而赦不妄下， 不亦卓乎”, 将负面评语全部删去。再如陈寿评诸葛亮曰“然连年动众， 未能成功， 盖应变将略， 非其所长欤”, 司马光《通鉴》则将此句删去， 仅保留前面的正面评语。因此， 司马光《通鉴》对于诸葛亮的评价， 相较于陈寿《三国志》而言， 评价性质已然发生改变， 即从有褒有贬转为全面褒扬。司马光《通鉴》为何会如此评价诸葛亮， 是本文关注的焦点之一。
《三国志》问世以后， 有关陈寿评价诸葛亮是否得当， 争议不断， 焦点主要集中在“然连年动众， 未能成功， 盖应变将略， 非其所长欤”这一句上。
批评者认为陈寿挟私报复， 并取其生平行事， 认为其史德有亏。唐人修《晋书·陈寿传》时， 言寿曾向丁仪、丁�M后人索米， 谓可为其先人作嘉传。又， “寿父为马谡参军， 谡为诸葛亮所诛， 寿父亦坐被髡， 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 谓亮将略非长， 无应敌之才， 言瞻惟工书， 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1]2137-2138.刘知几又将陈寿置于“记言之奸贼， 载笔之凶人”[5]196之列。
支持陈寿者也大有人在， 裴注《三国志》所引《袁子》， 乃魏末晋初人袁准所撰， 准与陈寿当为同时之人。《袁子》一书， 以问答形式阐述了袁准对于诸葛亮的评价。或问：“以亮之才则少其功， 何也？袁子曰：亮， 持本者也， 其于应变， 则非所长也， 故不敢用其短。”[3]935袁准评诸葛亮短处与陈寿基本一致。又， 北魏毛修之曾与崔浩论及陈寿《三国志》， 毛修之曰：“昔在蜀中， 闻长老言， 寿曾为诸葛亮门下书佐， 被挞百下， 故其论武侯云：‘应变将略， 非其所长'.”崔浩则认为：“承祚之评亮， 乃有故义过美之誉， 案其迹也， 不为负之， 非挟恨之矣。”[6]960之后， 崔浩更以成败标准对诸葛亮大加贬损， 而毛修之则对崔浩之言表示赞同1.
然而与评价所引发的争议不同， 诸葛亮身后， 几乎毫无争议地被人们树立成智慧忠贞的贤相形象， 且逐渐的伟化、儒化， 甚至道家化、神仙化2.东晋以降， 无论是历史记载还是民间传说、文人诗词， 诸葛亮形象的变化主流是“高大”, 即便出现过如上述崔浩的否定言论。在众多研究成果所征引史料的基础上， 可补充一点的是， 东晋简文帝临终时， “遗诏以桓温辅政， 依诸葛亮、王导故事”[1]223.可见， 诸葛亮受托孤之重任辅佐幼主一事， 已成为典范， 被东晋皇帝在遗诏中以故事而加以引用3.从侧面亦可看出诸葛亮在东晋人的心中分量不轻。及至唐代， 诵咏诸葛亮的诗篇开始大量出现， 唐诗对于诸葛亮高大形象的塑造和传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杜甫屡屡作诗吟咏缅怀诸葛亮， 如《蜀相》《八阵图》《古柏行》《武侯庙》等。莫砺锋先生认为， 杜甫“首次对诸葛亮的人格精神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7], 其咏诸葛亮诗“从数量来看也是唐诗中首屈一指的”[7].可以说， 杜甫通过艺术化手法， 塑造了一个高于真实历史的诸葛亮形象。
进入两宋， 诸葛亮高大伟岸的光辉形象在被保留的基础上， 又有了新的提升， 并且部分地为司马光《通鉴》所接受。司马光生于公元1019年， 卒于1086年， 一生历经北宋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和哲宗五朝， 且与理学创始人程颢、程颐兄弟交往甚密。司马光居洛修书期间， 二程也闲居于洛阳， 他们互相往来， 切磋学问， 交换各自的所思所想。程颐甚至就《通鉴》中个别史事问题的处理， 与司马光交换过想法4.
在诸葛亮评价问题的处理上， 司马光接受了八百年来叠加形成的诸葛亮的正面光辉形象， 将聚讼纷纭的陈寿对于诸葛亮的负面评价全部删去。笔者认为， 司马光之所以这样处理， 除了是对既定事实的接受、承认以外， 还受到了当时理学环境下宋代文人士大夫对诸葛亮大加赞赏的影响。进入两宋， 理学背景下的宋儒对诸葛亮虽亦略有批评， 但主流仍是称颂。诸葛亮“是世家相传的法家”[8]26, 本有好申韩法术的一面， 结果却被宋儒程颐称为有“儒者气象”, 而“近王佐才”[9]233.程颐、朱熹仅认为诸葛亮在助刘备取代刘璋一事上有违仁义。但白璧虽瑕， 不掩其瑜， 朱熹仍称赞其“资质好， 有正大气象”[10]3254, 更将其置于“五君子”之列， 谓其“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10]3641.宋儒评价历史人物， 往往以极高的儒家仁义道德为标准， 故审视严苛。诸葛亮能被宋儒中的几位代表人物大加赞赏， 说明在宋代文人士大夫群体中， 诸葛亮的高大形象已是深入人心， 获得了广泛共识。司马光生活于北宋时期， 自不能受到身后理学家的影响。然如前所述， 司马光与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交往甚密， 其对于诸葛亮的评价， 部分地采纳了宋初理学家的观点， 即接受、承认其智慧忠贞的贤相形象。
不过， 司马光与一般的理学家不同， 他仅将陈寿《三国志》中有关诸葛亮的负面评价全部删去， 并未对诸葛亮进行过高的推崇。相反， 在《通鉴》中甚至有“诸葛亮将入寇”[2]2239、“亮帅诸军入寇”[2]2267之语， 并遭到朱熹的批评：“温公《通鉴》以魏为主， 故书’蜀丞相亮‘’寇‘何地， 从《魏志》也， 其理都错。”[10]3459“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 是冠履倒置， 何以示训？”[10]3459司马光之所以将“入寇”之语冠于诸葛亮之身， 当是与《通鉴》以曹魏为正统有关。站在曹魏政权的角度看， 诸葛亮伐魏自是入寇之举。这就引出了本文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三国正统问题。
二、司马光对于《三国志》正统问题的处理
陈寿《三国志》奉曹魏为正统， 有帝纪， 而记蜀、吴两国君主则称传， 这是该书为后人所诟病的另一个问题。从历史事实来看， 曹魏受汉禅， 则正统自然在魏而不在蜀、吴。陈寿奉曹魏为正统， 也是尊重历史事实的一种表现。但后人就此问题却对陈寿大加批判， 东晋史学家习凿齿作《汉晋春秋》， 率先反对以曹魏为正统。南宋以降， 对此问题批评尤着。朱熹撰《通鉴纲目》以蜀汉纪年。萧常撰《续后汉书》5, “以昭烈帝为正统”“以吴、魏为载记”[11]450.黄震撰《古今纪要》言：“陈寿何人， 敢谓贼为帝， 而谓汉为贼。且忍于一旦， 灭汉之号， 而私以蜀为称。”[12]384-73元代郝经所撰《续后汉书》， 在未见到萧常之书的情况下， 亦“升昭烈为本纪， 黜吴、魏为列传”, 以“正陈寿帝魏之谬”[11]451.
然而陈寿并未有只言片语解释自己为何奉曹魏为正统， 故后人亦有就此替其辩解者， 于蛛丝马迹间为陈寿帝魏之举发明心迹。清人秦蕙田谓：“陈寿作《三国志》， 魏主称纪而蜀主称传。盖典午得统于魏， 当时不得不以魏为正统， 而后之论者往往讥之。今观《先主传》中详载告天之文， 而魏、吴即位俱从其阙。盖隐然以正统与之， 亦可以稍谅其心矣。”方观承谓：“陈史纪魏传蜀， 似乎以魏为统也。然不直云魏书， 而曰《三国志》， 则魏一国耳， 何统之有？先主告天文出自丹诚， 上规诰誓， 足垂不朽， 备载之直笔也， 乃隐含帝蜀， 仿佛《春秋》之旨意， 深哉。称为良史才， 信矣。”[13]138-25四库馆臣对此问题则有一总结性论述， 并为后人所熟知：
其书以魏为正统， 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 始立异议。自朱子以来， 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论， 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 则凿齿帝汉顺而易， 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 其事有类乎蜀， 为偏安者争正统， 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 而晋武承魏之统， 伪魏是伪晋矣， 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x立近于魏， 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 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 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 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 未可以一格绳也。[11]403
与陈寿不同的是， 司马光在《通鉴》中明确表达过自己的正统观， 及以曹魏为正统的原因。司马光自言：
所熟知：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 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 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臣今所述， 止欲叙国家之兴衰， 着生民之休戚， 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 以为劝戒， 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 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 非所敢知， 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周、秦、汉、晋、隋、唐， 皆尝混一九州， 传祚于后， 子孙虽微弱拨迁， 犹承祖宗之业， 有绍复之望， 四方与之争衡者， 皆其故臣也， 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其余地丑德齐， 莫能相一， 名号不异， 本非君臣者， 皆以列国之制处之， 彼此均敌， 无所抑扬， 庶几不诬事实， 近于至公。然天下离析之际， 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 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 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 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 以纪诸国之事， 非尊此而卑彼， 有正闰之辨也。昭烈之于汉， 虽云中山靖王之后， 而族属疏远， 不能纪其世数名位， 亦犹宋高祖称楚元王后， 南唐烈祖称吴王恪后， 是非难辨， 故不敢以光武及晋元帝为比， 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2]2187-2188
陈寿或出于尊重历史事实的考虑， 或因仕宦于晋身不由己， 而选择了奉曹魏为三国正统， 但在叙述刘备先世时， 寿犹言备为“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3]871.相比之下， 司马光直接质疑刘备汉室宗亲的身份， 从血统上根本否定蜀汉绍复汉氏之合法性， 可谓做出了富有个性的处理。四库馆臣认为北宋开国立基之事， 有类于曹魏篡汉， 故北宋诸儒有意识地不伪曹魏。但北宋理学大儒程颐门人设“三国之兴， 孰为正”之问， 颐答曰：“蜀志在兴复汉室， 则正也。”[9]233因此， 司马光《通鉴》帝魏一事， 四库馆臣之说虽可备为一解， 但似乎仍有可商之处。
笔者认为， 欲分析司马光处理诸葛亮评语和三国正统这两大问题的原因， 可从司马光史学家身份和其与理学之关系两方面入手， 或可略窥其中原因之一二。司马光是否可称为理学家， 学界对此众说纷纭， 本文亦不准备对此问题进行探讨。但司马光的史学家身份是毫无争议的， 而且他与一般理学家确实有所区别， 有着“正统政治理论与非正统的性格”[14], 实用务实倾向明显。且其所处时代的理学氛围， 与后世又有所不同。笔者认为， 这些因素影响了司马光在诸葛亮评价和三国正统这两个问题上的处理方式。
首先， 司马光不单是北宋政坛的名臣， 更因为编撰《通鉴》而成为一代史学名家。作为一名史家， 司马光想要表达的是史学家的理性， 而非理学家的感情。他在评价历史人物时， 有着一种实用务实的倾向， 并未完全奉行理学家们那种极高的道德评价标准， 也未像理学家们一样抱有强烈的道德感情。具体表现就是司马光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时而与理学家主张相近， 时而又相反， 基本上结合历史实际作考察。在诸葛亮评价问题上， 司马光将陈寿《三国志》中对诸葛亮的负面评价全部删去， 与北宋初理学诸儒推崇诸葛亮的整体看法保持一致。但又并未对诸葛亮做过高的推崇之语， 相反， 在尊曹魏为正统的视角下， 将诸葛亮伐魏之事书为“入寇”.再如评价魏徵之时， 程颐认为魏徵先事太子李建成， 建成死后， 忘不共戴天之仇而转事李世民， 《通鉴》评价魏徵时当有所更正。而司马光却认为魏徵之事二主， 与管仲转事齐桓公无异。程颐则认为魏徵难比管仲， 司马光编撰《通鉴》相关部分时仍凭己意， 并未采纳程颐的观点。在正统观上， 司马光与理学家差异更大， 前者明言“正闰之际， 非所敢知， 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 实用务实的精神更加明显， 且颇为理性。朱熹批评司马光《通鉴》“病其于正闰之际、名分之实有未安者”[10]2116, 故撰《通鉴纲目》加以更正， 并奉蜀汉为正统， 直言“三国竟须以蜀汉为正统， 方得心安耳”[10]4698-4699.不难发现， 诸葛亮形象的伟化与尊蜀汉为三国正统这两个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 正是在尊蜀汉为正统的呼声高涨之中， 诸葛亮的忠贞形象才愈加巩固。两宋理学家之所以推崇诸葛亮， 原因之一就是其生逢乱世， 却知出处之大义， 即追随刘备， 以匡扶汉室为己任6.这一切是建立在以蜀汉为三国正统的基础之上的。但司马光从血统上直接质疑刘备是否为汉室宗亲， 如此一来， 儒家视角中诸葛亮遵先主遗愿， 迎难而上匡扶汉室的象征意义便大打折扣。但历史上诸葛亮又确实为一贤相， 且身后八百年间形象不断伟化。司马光《通鉴》评价诸葛亮时， 既考虑了历史实际情况， 又考虑了宋代文人士大夫称赞诸葛亮的舆论氛围， 并接受了诸葛亮形象日益高大的既定事实， 故引用陈寿《三国志》中有关诸葛亮的评语时， 便将负面评价全部删去。但司马光并未像其他理学诸儒一样， 站在儒家仁义至上的视角对诸葛亮有过高的推崇。反映出司马光评价历史人物时， 其观察视角与理学家有所不同， 做出了富有个性的处理。
其次， 北宋时理学方兴， 看待、评价历史事件、人物时， 不似南宋时采取严格的理学标准。一般而言， 一种学说往往是在后续发展过程中渐趋严密与细化。反映在理学方面， 笔者认为， 则是评价事件、人物标准的道德属性越发加强， 能够被理学诸儒认可的历史事件、人物， 被无限拔高的可能性加大。通过梳理史料， 笔者发现， 南宋以降， 随着朱熹等理学家的努力， 奉蜀汉为正统的观念被不断固化而成为主流。与之相伴的， 则是诸葛亮历史地位的上升和历史形象的无限拔高。陈寿《三国志》评诸葛亮时， 引发争议的， 唯有“然连年动众， 未能成功， 盖应变将略， 非其所长欤”这一句。及至司马光编撰《通鉴》， 引陈寿评诸葛亮语时， 则删去原文中最后一句， 即“可谓识治之良才， 管、萧之亚匹矣”以上诸句全部保留。然而元代郝经撰《续后汉书》时， 认为陈寿评诸葛亮之嘉语， 是因为“寿见而知之， 故得其实”[15]160.但对于陈寿批评诸葛亮之语， 郝经则毫无例外地予以反驳：“其谓管萧之亚匹， 应变将略， 非其所长。孔明伊、吕之俦， 而自比管、乐， 谦抑之辞也。彼寿何人， 敢为訾评若是哉。”[15]160郝经对陈寿的批评质疑， 可谓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除了继续质疑“应变将略， 非其所长”外， “管、萧之亚匹”如此褒扬之语亦不能容。在陈寿、司马光眼中， “识治之良才， 管、萧之亚匹”自是称赞之辞， 故司马光《通鉴》予以保留。郝经却认为诸葛亮自比古时贤相良将管仲、乐毅， 乃是自谦之词， 而陈寿称其直追名相管仲、萧何乃是故意矮化诸葛其人。在郝经眼中， 诸葛亮当与建商立周之伊尹、吕望相比肩， 助齐桓霸诸侯之管仲， 佐弱燕伐强齐之乐毅， 辅汉高灭秦楚之萧何是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而且郝经认同朱熹评诸葛亮“规模宏远， 三代而下， 孟轲以来， 一人而已”的说法， 称朱熹“可谓知亮矣”[15]160.据此， 笔者认为， 南宋理学诸儒极力定蜀汉为正统， 虽有南宋偏安一隅， 形类于蜀， 诸儒为当朝争正统的因素掺杂在内。但亦当与理学发展至南宋， 已较北宋理学初兴时更加严密， 更趋以道德高低优劣来看待历史问题及评价人物有关。
三、结语
综上所述， 司马光编撰《通鉴》之时， 对于陈寿《三国志》所引发后世争论的两大问题：诸葛亮评价和三国正统， 做出了富有个性的处理， 即删去陈寿所作诸葛亮的负面评价， 全部采用正面评价， 但又并不像同时期的理学家一般， 对诸葛亮有过高的称赞， 同时继续以曹魏为三国正统。笔者认为， 司马光之所以如此处理， 当从主客观两方面因素加以考虑。主观上， 司马光是一名相对理性的史学家， 与传统理学家并不相同， 其看待历史问题和评价历史人物时， 并非如理学家般严格采取道德标准， 也没有理学家那样强烈的道德感情， 而是有着相对理性和实用务实的倾向， 基本上从历史实际出发。客观上， 司马光处于北宋理学初兴之际， 不似南宋及其稍后时代， 评价事件、人物的标准还没有过分的道德化， 学术的理性程度要较南宋更强， 这给了司马光质疑刘备汉室血统进而继续帝魏的契机。因为帝魏， 司马光在称赞诸葛亮的同时， 又留下了“入寇”这样的字眼。站在理学家的角度考虑帝蜀和拔高诸葛亮， 二者的关系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因为帝蜀， 所以以匡扶汉室为志业的诸葛亮， 其忠贞贤相的形象更加高大；而欲拔高诸葛亮的历史地位， 美化其历史形象， 则必须奉蜀汉为正统才更加有说服力。司马光之举， 与一般理学家的主张相比， 有同更有异。笔者认为， 无论是司马光还是《通鉴》， 尚可以将其置于两宋理学发展演变的学术大背景下继续加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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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清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之“陈寿史皆实录”条， 对陈寿遭非议一事多有辩解， 详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年， 第277-279页。今人亦有文字为陈寿正名， 参见杨耀坤《再辩陈寿“索米”说》， 《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栾继生《对陈寿及<三国志>所遭非议的辩正》， 《北方论丛》1995年第6期；李小树《陈寿“谤议”诸葛亮质疑》， 《中州学刊》1997年第1期。
2 有关诸葛亮形象演变的研究成果可谓不胜枚举， 可参见陈翔华《诸葛亮形象史研究》，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0年；赵山林《南北融合与诸葛亮形象的演变》，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0年第2期；贯井正《<三国志演义>诸葛亮形象生成史》， 博士学位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2年；沈伯俊《智慧忠贞万古流芳：论诸葛亮形象》，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2年5月第28卷第3期；张大烛《万古凌霄一羽毛-唐诗中的诸葛亮形象》， 《南平师专学报》2005年7月第24卷3期；许家星、王少芳《“儒者气象”-宋代理学视野下的诸葛亮形象及其思考》，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年11月第33卷第6期；熊梅《论诸葛亮形象的伟儒倾向》， 《青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3 桓温虽为东晋权臣， 且曾行废立之事， 久窥晋鼎， 有不臣之心。但在正式场合及遗诏这种官方公告里， 自不会以古之篡位权臣与之作比。而是选择辅佐新主的贤臣-素有“管、萧之亚匹”称谓的诸葛亮， 和有“江左管夷吾”之称的王导。将桓温作比为诸葛亮， 不是言诸葛亮亦有篡位之心， 相反正是对诸葛亮的一种高度肯定。
4 有关司马光与二程的交游， 可参见刘丽丽《司马光与二程交游考述》， 《平原大学学报》2007年第24卷第2期。
5 萧常于《续后汉书序》中， 谓陈寿“身为蜀人， 徒以仕屡见黜， 父又为诸葛所髡， 于刘氏君臣， 不能无憾。着《三国志》， 以魏为帝， 而指汉为蜀， 与孙氏俱谓之主。设心已偏， 故凡当时�祭， 高帝以下昭穆制度， 皆略而不书。方见乞米于人， 欲作佳传， 私意如此， 史笔可知矣。”其批评陈寿之语， 几近意气之言。参见萧常《续后汉书序》， 《续后汉书》， 《丛书集成初编》本， 北京：中华书局， 1985年， 第1页。
6 朱熹曾言：“诸葛武侯未遇先主， 只得退藏， 一向休了也没奈何。”参见朱熹《朱子语类》卷13,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0年， 《朱子全书》， 第14册， 第416页。答门人赵致道问孔明出处之事， 朱熹曰：“当时只有蜀先主可与有为尔。如刘表、刘璋之徒， 皆了不得。曹操自是贼， 既不可从。孙权又是两间底人， 只有先主名分正， 故只得从之。”参见朱熹《朱子语类》卷136, 《朱子全书》， 第18册， 第4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