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郑信是泰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华人国王。一直以来， 关于郑信的历史颇有争议， 对其历史书写褒贬兼有。曼谷王朝拉玛四世的历史书写中， 将郑信描述为“神王”和失败的统治者。而在拉玛四世至拉玛五世 （1851-1910） 期间， 暹罗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威胁， 社会发生巨大变革， 泰国民族主义和现代国家观念产生， 新史学得以发展， 郑信救国复国、维护主权的英雄形象受到认同和重视， 为随后“民族英雄”的诞生和构建奠定基础。
关键词：泰国； 民族主义； 郑信； 历史书写；
The Sprout of Nationalism in Thailand and the Turning Point of Zheng Xin's Historical Writing
一、引言
郑信是泰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华人国王， 祖籍广东澄海。1767年， 暹罗京都阿瑜陀耶被缅军攻陷， 郑信带兵救国成功， 自立为王， 建立吞武里王朝， 攘外安内， 后期性情变异， 不修王政， 臣民不满， 最后遭遇政变， 被曼谷王朝 （1782年至今） 取代， 共执掌政权15年[1]219-220.郑信的野史趣闻有很多， 在正史中， 英勇善战、疯癫挫败的述评， 褒贬兼有。作为海外华人一个特别人物， 郑信在国内没有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关于郑信的中文资料， 基本限于《泰国史》或《泰国通史》中对吞武里王朝的叙述。就笔者掌握的资料看， 目前国内没有从泰国思想发展史的角度对郑信历史书写变迁进行研究。
泰国思想发展史上， 拉玛四世至拉玛五世期间是一个转折期。19世纪， 泰国受到西方国家的殖民威胁， 为了摆脱困境， 拉玛五世在位期间进行了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 在政治制度上完成了君主制向绝对君主制、地方分权到中央集权的转变。在政治学意义上， 拉玛五世统治时期， 泰国才以现代国家的角色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基于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 统治阶级思想发生变化， 开始重视泰民族历史的追本溯源和研究， 泰国史学随之变化发展， 历史叙事被用来构建泰民族的共同记忆， 以定义、阐述并发展“泰民族主义”, 形成对抗西方殖民主义的思想武器。本文将对比研究泰国民族主义思想发展前后， 郑信的历史书写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二、神王成了败寇：拉玛四世以前的郑信历史书写
古代泰国， 王室成员与僧人是社会中的主要知识分子， 历史记录与编撰垄断于他们手中[2]1.因此， 本文的讨论主要以不同时期的官修史料以及统治阶级的历史着作为参考材料。拉玛四世以前， 由于官方相对不重视记史和修史， 有关吞武里王朝历史的史料较少， 最主要以《 （郑） 潘詹塔努玛版王朝史》 （下文称《郑版》） 为主。
《郑版》由拉玛一世 （1782-1809） 于1795年命令宫廷诗人整修， 在吞武里王朝时期记载的王朝史基础上修改、添加了部分内容。该版本是后世多次修订的王朝史的母版， 在流传至今的多个版本中， 真实性最令人信服[3]265-266.泰国学者普遍认为， 在《郑版》中， 1778年以前的吞武里王朝历史应是记录于郑信在位时期， 而余下的则是1795年拉玛一世命令整修史料后重新增添的。
《郑版》1778年以前的内容， 将郑信描述成了一个充满神秘力量的神圣国王。如对郑信的称谓为“受佛陀点化之君主”, 这种用词是传统王朝史书中对国王伟大功德褒扬和赞颂的表现， 体现了对其神圣地位的认同。在郑信带兵打仗的记录中， 记载了众多体现郑信个人功德和神力的内容， 如“郑信王功德无量， 维护佛教之心至诚， 感动上天， 降下甘霖， 便带兵从披差寺出征， 势如破竹， 缅甸军无法阻挡郑信之钧德， 只好撤退， 作鸟兽散……”[4]36“……佛历2312年 （1769） 行军到达浜塔麓， 忽起大风， 士兵船队均躲入海湾避风， 难以前行， 国王亲自起祭台， 以自己前世今生无上功德和自身神力， 向天神祈祷， 不多时， 风平浪静， 军队再度起行， 相安无事顺风顺水……”[4]63, 等等， 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而1778年之后的内容， 增添于拉玛一世时期， 对郑信的记载和评价发生变化， 着重突出其后期统治的失败。认为他的统治不符合佛教规定的“十王道”、无利于佛教， 并致使佛教衰落。如在王朝史中的记载“……国王 （郑信） 德行背离十王道……”[4]70“……残忍无道， 压迫百姓……”[4]197.除此以外， 对妃子和王子也同样施以暴力， “……将随军出征归来的王子和妃子关入大牢， 处以刑法， 并且鞭打僧人……”“……对百姓施以沉重的赋税， 使得百姓怨声载道， 社会混沌不堪， 佛教衰落， 道德败坏， 如同佛经所描述的末日……”[4]20.
同时， 用词发生变化。对郑信人称代词的使用上， 由原来的“受佛陀点化、转世菩萨之君主”简称为“国王 （chaophaedin） ”, 体现了对其神圣地位的不认同[5]67.不使用符合国王等级的皇语， 如“斩首 （tadsisa） ”, “sisa”一词在泰语中是“首、头部”的书面用语， 而非皇室用语；“薨， 逝 （thu��kaephiralai） ”, 该词用于亲王或贵族， 而非国王；又如“尸体”一词亦只是用了书面语“sop”代替， 而按照等级森严的皇室用语， 国王应用“phrabromsop”一词， 等等[5]75.
综上所述， 出于统治阶级统治合法性的考量， 1778年之前的记叙反映了郑信作为统治者， 主导历史书写， 出于对自身君主地位构建和美化的目的， 将自身描述为一个功德圆满的转世菩萨、神王。而在1778年之后的内容中， 曼谷王朝统治者主导历史书写， 则把郑信描述成了一个离心离德的失败统治者， 其救国复国的贡献被一笔带过。然而， 吞武里王朝前期的记录来源于郑信在位时期的记录， 也未对郑信的英雄事迹大肆渲染， 多以歌颂其伟大功德为主， 令人费解。笔者认为， 可以从宗教思想影响形成的传统政治观念中找到答案。
厘清前现代泰国基于佛教思想的领土观念， 以及与周边王国、城邦的关系， 对于理解郑信历史书写的形成具有启发性。在传统的领土观念中， 国王是宗教神化的国王， 是宇宙之王， 国王作为神圣代表居于被认为是世界和宇宙中心的王都， 其统治疆域以王都为中心无限延伸， 没有具体边界。国王实质的权力仅局限于王都的周边城邦， 离中心越远， 来自中央的管理与控制就越鞭长莫及[6]155.而远离中央的大小城邦和附属国对中央王国的归属只是象征性的， 对国王的忠心亦是形式上的， 这体现在每三年一度的朝贡上。这种朝贡关系， 学术界称为“曼荼罗体制”, “曼荼罗所展现的是在没有确定边界的、大致可以界定的地区内部的一种特殊而通常又不稳定的政治姿态， 在这一地区， 那些小权力中心向各方求助以获得安全。”[7]103就像在曼谷王朝初期， 柬埔寨王国既向暹罗朝贡表示忠心， 同时也寻求越南的庇护。因而， 这种朝贡关系是松散的、不明确的， 小权力中心虽然可能同时向两个或多个强大王国俯首称臣， 但实际上他们保持着独立的自治权， 不被中央直接管理和控制。朝贡关系的维持， 固然离不开国力和军事上的差距， 但在思想层面上， 则离不开基于佛教思想的政治观念， 其为维持这种关系提供了来自神圣宗教的合法性依据。
国王是传统政治权力的中心， 在宗教宣传中被神化。自泰国第一个政治国家素可泰 （1238-1438） 建立以来， 佛教因得到统治者的扶持而传播开来， 素可泰国王立泰撰写的《三界论》被喻为泰国佛教教科书， 对泰国人的世界观影响深刻。关于帝王的产生， 《三界论》讲道， 若哪一劫没有佛主， 就会出现帝王， 帝王出生时， 宝轮从海中升起， 飞到帝王床边， 后来宝轮开路， 带着帝王征服世界[8].泰国人的佛教信仰融合了印度教， 印度教宣扬国王是保护神毗湿奴的化身， 历史上尤其是阿瑜陀耶时期 （1350-1767） 的统治者均宣扬神化国王思想， 以巩固整治统治。宗教思想影响传统政治观念的形成， 认为“国王是宇宙之王， 是正法者， 除此以外还是宇宙维护神毗湿奴的转世化身， 统治正当性并非来自肉体凡胎的血缘继承， 而是来自于作为转世菩萨无数个前世的功德积累……”.[9]29综上所述， 无论《三界论》中把帝王描述成佛主转世， 还是阿瑜陀耶王朝时期杂糅着印度教天神化身观念的国王观， 其核心始终是功德观念。
基于佛教世界观的功德观念认为， 成为国王是“因为前生建造了伟大的德行， 现世方能功德无量， 洪福齐天， 非他人能比， 非他人可当。所以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10]12.缅甸国王能打败暹罗统治者， 是因为缅甸国王功德大于暹罗统治者， 因此， 古代历史编撰者虽然饱含愤恨但又无可奈何接受命运使然：谁让咱们的国王自身的佛教功德衰败和每况愈下呢？出现另一个功德圆满者， 以菩萨转世或未来佛的神化身份， 成为王中之王， 取代功德衰败者， 合乎佛教强调前世功德的轮回观念。与此同时， “在这一地区 （东南亚地区） 的小乘佛教政体中， 正义的王权、宇宙的君主， 即帝王有义务将宗教从衰亡中拯救出来。保护宗教和追求至高权力实际上是同一件事情。”[7]104因此， 按前现代的东南亚人的思维逻辑， 王国间以抢夺劳动力、土地等资源所发动的战争， 胜者是正义的体现， 是“佛法”保佑的一方。
一言以蔽之， 基于上诉的政治思想背景， 在前现代的王朝史书写中， 国家不需要一个救国复国的英雄， 因为这是世俗的。反而需要的是一个具有伟大功德的神化国王， 他的功德圆满到能让他成为“王中之王”或“宇宙之王”, 将传统王朝和宗教重新带回到繁荣昌盛的时代。这也解释了王朝史中1778年之后的内容， 对于郑信作为失败国王的论述缘由基本集中在“功德尽失、不复神王地位”.
三、英雄的出现：拉玛四世至拉玛五世时期的郑信历史书写转折
拉玛四世至拉玛五世期间， 是泰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 传统的基于佛教思想的政治观念和世界观在西方国家的影响下， 向现代观念转变。泰国民族主义和现代国家观念在这一时期萌芽， 泰国史学随着统治阶级的重视以及西方思想的影响发生变化和发展[2]1.关于郑信的历史书写也随之发生转折。
19世纪， 英、法殖民主义染指东南亚半岛， 缅甸、老挝、越南等暹罗邻国纷纷沦为殖民地， 暹罗同样受到巨大威胁。1893年， 法国军舰不费吹灰之力封锁了湄南河口， 甚至顶着枪占领了暹罗皇宫数日之久， 这一事件史称“卢索112危机”.该事件对暹罗精英和统治者打击最为巨大， 对失去国家主权的担忧与焦虑达到了顶峰。“卢索112危机”促使暹罗为了保全国家主权独立， 让出了对柬埔寨、老挝行使宗主国的权力。尽管这一切给暹罗统治者带来巨大痛苦， 但也极大促进了泰国民族主义和泰国现代国家观念的产生。“暹罗失去了一些朝贡国， 并将之让给了法国。然而， 这也是暹罗地缘机体最终出现的时刻。它所体现的是在地理观念与实践方面的一种突破， 也是对旧有的国家感意识的一种替代。”[7]176这种替代是现代观念对传统思想观念的替代， 是明确边界观念对传统王国模糊的边界疆域观念的替代， 表明了现代国家观念的发生以及民族主义的萌芽。
现代民族观念的萌芽， 促使暹罗统治者历史观念的转变， 历史成为统治者宣传民族国家思想、维护国家独立的思想武器。“在曼谷王朝的国王之中， 拉玛四世和拉玛五世对历史、国内改革以及西方影响最感兴趣。在应对西方国家的过程中， 产生了更明确的历史观念……”[2]3拉玛四世为王朝史编写赋予了新的含义：“即便关于国家起源的遥远时期的历史大部分只是神话与传奇， 但王朝史的书写也应从那时开始叙述， 直至延续到如今的曼谷王朝。”[3]81在上述的时代背景下， 新的历史观念所强调的连续不断的悠久历史， 以及过去暹罗在东南亚地区处于强盛时代的历史， 无疑能在与英法殖民者就边界疆域和附属国的所有权竞争中获得历史渊源上的合法性依据。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与法国就柬埔寨归属权的争夺过程之中， 拉玛四世将收藏在暹罗宫廷的柬埔寨王朝史送到法国殖民政府手中， 以此证明暹罗是柬埔寨的宗主国， 对其有着合理正当的保护权。历史对外能为边界的确定提供追本溯源的证据， 对内则能团结民心， 激起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对国家主权的维护意识， 因此， 历史书写加入了新的叙述话语：在过去的外来入侵和领土沦丧历史中， 伟大君主或英雄将会带领国家反抗外敌、实现独立， 维护国家统一。“卢索112危机”触及到了暹罗1767年暹罗国都被缅甸攻占的历史伤痛， 彼时郑信带领泰国民众起而反抗， 维护了国家独立， 因此， 关于郑信的历史书写开始发生变化。
拉玛四世和拉玛五世的历史着作中， 关于郑信的历史书写悄然发生变化，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即对郑信君主地位的认同以及重视郑信救国复国的英雄形象。如在拉玛四世的御作《纪念国王的恩德》中叙述道：“……尽管由于上述原因 （不修仁政） , 而致使被推翻， 但还是有很多人念及郑信的恩德， 不蔑视他的子孙后代， 还将他们视为皇子皇孙， 给予他们应有的高贵称谓。说来， 呕心沥血治理国家的每一任君主都对后代有无上的功德， 即便君主犯错、有罪， 但也不能将他的功一并勾除……”[11]58而在现实中， 拉玛四世认为公摩万 （相当于男爵） 斯萨迪德， 应该被视为王室中正统的王子， 原因是其母亲珊丽婉妃子是郑信的女儿， 而郑信是君主[11]58, 这表明了在拉玛四世时期， 郑信的君主地位开始被认同和接受。正如学者尼提准确地总结：“尽管拉玛四世王没有高度褒扬郑信， 如同褒扬大城王朝时期的其他国王， 更没有将其视为一个能与曼谷王朝国王平起平坐的君主， 但也显而易见， 拉玛四世开始公开而大度地认同郑信的君主地位。”[11]58拉玛五世的一部着作《记事本末评论》， 便对郑信驱逐缅甸外敌、救国复国的英雄形象提出了重视， 区别于官修王朝史的简单叙述和忽视。这部着作中也表现了五世王对郑信的极大尊崇， 对其称谓合乎君主地位。也正是在拉玛五世时期， 郑信形象有了较大的改观；“郑信大帝在曼谷王朝观念中的离经叛道、异乎寻常的形象在拉玛五世时期得以有所改观， 因为时代的需求， 现今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是君主职责的观念与郑信�I卫国家主权、救国复国的历史事迹相呼应。”[5]80
除了上述两位国王的着作以外， 被誉为“泰国历史之父”的丹隆亲王的着作， 亦能反映郑信在当时统治阶级观念中地位的转变。在宫廷中， 一直流传着郑信“癫狂”的传言， 并在口口相传中不将他尊崇为君主， 但后来宫廷内开始阻止和消除这种说法， 在丹隆亲王的记录中便可窥见：“有关于郑信王的事情， 披耶提帕翁曾写过一些对郑信王不敬的文章， 拉玛五世得知之后， 雷霆大怒， 并说道：‘郑信王对国家有大恩大德， 本朝的各代君主也都时刻念及并颂扬郑信王， 谁都不应该轻视其恩德'.”[9]73
尽管在这一时期的王朝史修编中， 依旧强调郑信是失败的统治者， 但在统治者的个人着作中， 已然开始接受并认同郑信重要的历史地位。这样的历史书写， 表面上存在着矛盾：认同与不接受， 压制与颂扬， 贬低与赞美， 但这实则是充满策略的历史书写。曼谷王朝寻求正当性的需要， 难以完全承认郑信是符合泰国政治传统的国王， 因为“高度赞美歌颂吞武里王， 是对拉玛一世统治来源合法性的否定”[11]56.但在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之下， 抵抗外敌、维护国家独立主权的历史叙述的需求， 要求统治阶级不得不认同郑信救国复国的伟大事迹。
四、结语
基于传统的思想观念和曼谷王朝统治正当性的考量， 拉玛四世以前的郑信书写， 不重视郑信救国复国的英雄事迹， 并着重将其描述为失败的统治者；拉玛四世至拉玛五世期间， 现代国家观念和民族主义观念的产生， 开始重视郑信英雄事迹， 对郑信历史书写的转变， 为民族英雄的登场奠定基础；如今， 君主立宪制下的泰国， 仍处于曼谷王朝时代， 现代思想与传统佛教、王权思想并存， 认为郑信后期统治的失败， 并不影响尊崇他为民族英雄和伟大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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