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弘范是元初蒙古汉军的杰出将领，不仅是一位具有很高知名度的历史人物，还是一位诗人。爬梳其诗作，可以窥见他驰驱战阵中的抱负与情怀，以及他的文人情趣和林下之思，其诗彰显了他不同的人生侧面和复杂的精神境界。其诗歌风格也并非单一的勇武激烈，而是时有婉曲惆怅、幽微深邃之韵。由这些诗作了解他复杂的内心世界，对客观认识张弘范等元代人物，乃至对客观认识元代社会及思想，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张弘范；元代诗歌；军旅诗人。
元初蒙古汉军将领张弘范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历史人物，正是他率领元军，在崖山灭亡了南宋最后的流亡朝廷，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终结了汉人政权。但他的形象，是被平板化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妖魔化了。他作为元军将领而忠于元朝，本十分自然。但在汉民族中心史观的历史叙述中，他被认为是民族的叛徒。真实的张弘范是一位儒将，是一代宗师元好问的再传弟子，名儒郝经的嫡传弟子，具有儒者情怀，诗人气质，是一位军旅诗人。客观认识张弘范等元代人物，对客观认识那个时代，是很重要的。
张弘范（1238-1280），字仲畴，出身于元初北方汉族世侯顺天张氏，是张柔第九子。善马槊，雅善歌诗。中统三年（1262），张弘范被授行军总管，从亲王合必赤讨伐李�f。至元六年（1269），参加襄阳之战，献计破城，后跟随伯颜南下攻打南宋，屡立战功。十五年（1278），授蒙古汉军都元帅，追击南宋残余势力，灭之于崖山。加封淮阳王，谥献武。张弘范跟随元军，从北向南，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张弘范不仅是元初着名的军事家，还是诗人，有诗词曲作品传世，风格多样，既展现了建功立业的豪放胸怀，也写闲散情致，更有伤时之作，寄予人生之慨。张弘范分别有诗集《淮阳集》、附录《淮阳乐府》各一卷。今本《淮阳集》存诗118首，《全元诗》据《皇元风雅》《诗渊》《永乐大典》等辑得其集外诗7首。
一、诗人自我形象：英武与俊秀。
张弘范《淮阳集》中的作品展现了“英武”与“俊秀”两种诗人自我形象。一种在于他表现戎马生活和将军气度的诗作中，以健硕踔厉的笔调，体现了将军本色；另一种则在他表达自己的文化心态与审美追求上，其内涵是儒士化的和文人化的，其基调则是俊逸雅致的。如《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说：“弘范尝从学于郝经，颇留心儒术。其诗皆五七言近体，虽沿南宋末派，然大抵爽朗可诵。如‘中酒未醒过似病，搜诗不得胜如愁',置之《江湖集》中，不辨也。”[1]703张弘范受大儒郝经亲炙，研习儒术，具有温纯的儒士修养，如其《读书灯》一诗中自述：“半窗寒雨夜深深，烧断兰膏一寸金。莫笑十年尘壁上，也曾明破圣贤心。”记录了其少年时刻苦求学的经历和希贤慕圣的心情。四库馆臣认为他的诗歌还呈现出淡然萧疏，委曲低吟的一面，如“偃腹虚帘外，林空鸟恣啼” （《投宿》），“独对西风酒一尊，可怜庭院正黄昏” （《自遣》）等所体现的犹如江湖游士的这一类风格。在张弘范诗歌中，他也常常以“文人”自诩，乐于表现观赏游玩的文人生活和以诗酒为伴的文人情趣，显示着自己俊秀儒雅的一面，体现了张弘范作为将军诗人的特殊性情。
除了文雅俊秀，张弘范的诗歌还有英气发扬，纵横不羁，腾跃伟岸，表现英雄本色之处。许从宣序《淮阳集》曰：“况夫雅韵清辞，雍容谐协，固非服介胄者之所能及。至其读韩信、李广传诸作，英气伟论，卓荦发 扬，又 岂 拘 拘 律 度 之 士 所 能 道哉！”[1] 704邓光荐亦谓：“虽观书大略，率意吐辞往往踔厉奇伟。据鞍纵横，横槊酾酒，叱咤风生，豪快天纵。其诗类楚汉间烈士语。”[1] 705如他的咏史诗歌《读李广传》和《读韩信传》中所体现的风貌：
弧矢威盈塞北屯，汉家飞将气如神。
但教千古英名在，不得封侯也快人。（《读李广传》）。
一怒燕齐楚赵收，将军今古果谁俦。
后来肯为陈�g计，先日何辞蒯彻谋。
自是多年惭哙等，何能轻举学留侯。
可怜一片肝肠铁，却使终遗万古羞。（《读韩信传》）。
两首诗歌高亢豪放，李广和韩信的际遇，让同样身为将领的张弘范深受触动。在张弘范的眼中，衡量真正的英雄不是勋名富贵，而是一如“飞将军”李广用实战的功绩，留下了千古英名。这样豪纵快意、有所作为的人生，才是张弘范所钦佩与追求的。而韩信虽具有杰出的才能，却不能守持如一，最终蒙羞千古，使自己沦为下流。两位彪炳史册的名将，让异代之下的诗人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教训，并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张弘范以“武将”英武形象来感发述怀的作品不尽于此，他还描写了战场上两军对垒的景象，宣扬克敌制胜的信心，也在骑马射猎等活动中展现出自己豪快的将帅风采，这些诗歌无疑是“英气伟论，卓荦发扬”的，代表了张弘范诗中英武的一面。
二、功业之想与战争体认。
张弘范作为一名将领，戎马征战一直是他生活的主要内容，在诗歌中直接表现战争，描写对垒时的心绪更是他诗歌创作的题中之义。从数量上而言，正面描写战争，纪实述行的诗歌在《淮阳集》中并不多，但是，这部分诗歌记录了他主要的人生轨迹和从征的心理，承载了他的功业之想与他对战争的体认。张弘范的战争书写伴随着他多年的征战活动。中统三年（1262），张弘范被授予行军总管，从亲王合必赤讨李�f，算是正式进入了行伍之列，开始了近20年的戎马生涯。至元六年（1269），张弘范征襄阳，是他行伍生涯的重要转折点，早期从戎的心情在诗歌中得到了体现，如《宿龙门》：
落日苍崖列翠屏，翠屏围宿暮云横。
溪声清入诗人耳，山势斜盘客子程。
青草路凉羸马饱，碧林月冷倦乌惊。
明朝飞过龙门去，直挽春风下赤城。
龙门即伊阙，在今河南洛阳南部。这首诗歌应作于诗人南下攻打襄阳途中，此时的张弘范刚刚而立之年，首次向南出征，即使路途艰难，他也不觉疲惫，反而充满了诗意，洋溢着建功立业的信心，体现了诗人早期的心态和风格。
张弘范杰出的智谋和勇武在襄阳之战和崖山海战中表现得尤其突出，表现了极高的军事才能。襄阳之战是元对宋的关键一战，襄阳一破，元军遂顺江而下，势如破竹。在围困襄樊时，拖延日久，张弘范献两计，一是“宜城万山以断其西，栅灌子滩以绝其东，则庶几速毙之道也”,加紧对襄樊的包围，使断其援兵补给，加速襄阳的灭亡。二是力主取襄阳先攻破樊城，“襄、樊相为唇齿，故不可破。若截江道，断其援兵，水陆夹攻，樊必破矣。樊破则襄阳何所恃”[2]3682.张弘范率锐卒先登，攻下樊城，后再下襄阳。在襄阳前线，他以诗歌《襄阳答王仲思》答复友人：
昼夜干戈备不虞，等闲诗酒兴全疏。
承君西属三词至，愧我东回一字无。
麾下雄兵山有虎，目中穷寇釜奔鱼。
秋风咫尺襄樊了，好约扁舟泛五湖。
襄阳备战之中，昼夜干戈，充满了鏖战的紧张感，以“诗人”自视的张弘范，自此“等闲诗酒兴全疏”,一心操持军务。但是他的诗中仍自信高扬，豪快奇伟，自视麾下雄兵如若山中猛虎，而对战的宋军只是盲目挣扎的镬釜之鱼，作为将帅的自信心跃然纸上。
至元十五年（1278），张弘范被授蒙古汉军都元帅，率军攻打南宋流亡朝廷。对战之中，作为主帅的张弘范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策略，致使崖山之战宋军20万兵众瓦解。他的《南征》二首正是写在崖山战前。从至元十二年（1275年），建康城破。十三年，讨平台州叛乱。十四年，还师。十五年，忽必烈再授命张弘范南征。 “百战归来气未松，紫泥又起作元戎”,中间没有一年的间隔，而在这之前的十年间，张弘范一直戎马在外，伴随着元军的南北征战。此时，所谓“楼船万�三山外，塞马千群百粤中”,是对“辛酉，次崖山。宋军千余艘碇海中，建楼橹其上，隐然坚壁也，弘范引舟师赴之”[2]3683的记述，崖山海战中，宋军用一字铁索连接千艘宋军船只，将所有兵力陈师海上，筑起楼船与元军对垒。这首诗中，诗人感慨行军在外，不得休息，透露出厌倦的情绪。不过，张弘范并不沉浸其中，而是情感陡然转折，掩盖不住对战争的必胜的信心，期望明年一战得胜，乃是“铜柱东边第一功”,无人得以争先，充满了豪情壮气。
他还有一些作品表现了少年将军快意天纵的英姿与豪情，以及面对自己的武功和勋绩时洋溢着的自得之情。如，《射柳》“年少将军耀武威，人如轻燕马如飞。黄金箭落星三点，白玉弓开月一围。箫鼓声中惊霹雳，绮罗筵上动光辉。回头笑煞无功子，羞对熏风脱锦衣”. 《射虎》“黑风高骑卷空山，怒吼岩林出锦斑。得意将军飞铁镞，忽惊一点草梢殷”. 《出猎》“臂鹰携犬�F腰弓，四野长围马疾风。恨煞棘林狐兔走，肯教容易出围中”.这些诗将渴望建功立业并一往无前的抱负和气魄表现得热烈直率，如同《读李广传》中一般，字里行间尽是快意豪放的英雄之气。
在战场上，张弘范不失为一位睿智英勇、连连献捷的将帅，但是，战争本身于个人、于家国而言，都带来了沉重残酷的影响。 《淮阳集》里张弘范一方面正面表现战争，抒发着胜利的信心，与此同时，他高扬的功业之心和对战争的沉重体认始终交织在一起。在豪情壮志之中，他不免流露出伤怀之情，感慨战争的惨痛，以及自己行役之苦与思乡之情，这样的作品不像出自一位凯歌高奏的元军将领笔下。于家国而言，战胜无疑是残酷的。正如《过江》所体认到的一样，“磨剑剑石石痕裂，饮马长江江 水 竭。我 军 百 万 战 袍 红，尽 是 江 南 儿 女血”①。两军鏖战下，惨烈的景象触目惊心，即使作为胜利者的一方，也不能无视生灵涂炭，流血漂橹的惨烈，流露出诗人内心的矛盾。于家国而言，另一种不幸，则是食国家俸禄者的鄙陋不堪，他们投机自保，出卖邦国，以邀取名爵的行径。如张弘范题咏“曹娥”时所言：“一夕（按当为女之误）为亲犹尽孝，若为男子事君何。江淮多少英雄将，厚禄肥家学倒戈。”（《题曹娥庙》）据《后汉书·列女传》记载：“孝女曹娥者，会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溯涛婆娑迎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
张弘范慨叹曹娥侍父之孝，但是有多少人不如小女子曹娥，诚如他的诗歌中批判的那样，在其主战的江南战场上，受宋主世代之恩的男儿竟纷纷背主倒戈。生民的不幸和臣子的不忠都是诗人直面战场时的真实记录。
另外，于张弘范个人而言，战争的苦难也是深重的。张弘范征襄阳至崖山海战结束，即至元六年（1269）到至元十六年（1279），10年的时间里，张弘范年年行军于外，戎马倥偬，跋山涉水，无疑是劳苦的。夏月之炎热，如“六月长安道，功名两字催。云头烘赤日，马首渗黄埃。汗额挥淫雨，饥肠 转 殷 雷。输 他 河 朔 客，冰 酒 泻 荷 杯”（《夏日道中》），冬日的寂寒，如“客怀苦长夜，欹枕冷掀髯。半壁荒灯暗，穷途老泪淹”（《枕上》）。在外行军的路途中，思乡之情更难以 割 舍，如“戍楼一曲老龙嘶，霜满秋空月影西。客里梦回听不得，残灯明灭伴人啼”（《闻角》），“庾岭梅花喷雪香，灞桥烟柳弄鹅黄。故乡望断无消息，独倚东风雁数行”（《春信》）。其《述怀》一诗所流露的哀情则更加直观：
已着戎衣十载过，江南未了鬓先皤。
前生应欠路途债，今世故教离别多。
功业千年须好在，荣华一笑待如何。
几时得遂归欤志，高咏渊明岁暮歌。
这首诗歌应创作在平定江南之前，而此时张弘范至多不过37岁，属于“得意之秋”,但是，路途的艰辛和战争的劳苦，让他过早的两鬓斑白，在这首诗歌中，他发出了光阴流逝、人何以堪的感慨，即使富贵荣华又能如何。
醮满了仕途崎岖的悲怆之情，诗人所想所念的只是回归田园、咏歌自足，对于战争他是感伤和疲劳的，他希望“六丁怒挽天河水，特为人间洗甲兵”（《骤雨》），盼望结束长期的战乱，恢复安宁。
三、文人情趣与林下之思。
张弘范《淮阳集》中的诗歌，除了表达功业之想和体认战争之外，他的诗歌从内容上可划分为咏史、述怀、闲适、赠答、咏物等类别，对不同主题的抒写，彰显了他不同的人生侧面和丰富的精神境界。
张弘范爱咏物、咏时序，体现了他富于文人情致的一面。 《淮阳集》里此类作品有46首之多，超过了其现存诗总数的1 / 3.即使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中，他点染风物\观赏游玩的情致也未尝间断，诸多表现江南风物的诗歌创造于他忙碌的行军之余。如“闲逐东风信马蹄，一鞭诗思曲江堤”（《游春》），“东君回驭欲何之，把酒江头话别离”（《送春》），“别后有期期不定，水萍风絮雨茫茫”（《即席赠别》），“万里长江两白鸥，溶溶泄泄恣沉浮”（《水鸥》）等，都具有南方景物的特色。正如许从宣所说：“盖王以事业之余，适其性情而聊以见之吟咏，往往托物感兴为多，而在于射猎击球之事者无几”[1]704,这些托物感兴的作品描写了江南风物，其中没有沉重的慨叹，大部分是作为生活化的书写，用审美的诗人之眼看待物候变化，呈现出一种游玩观赏的文人乐趣。
张弘范长期在南方作战，南方独特的气候风物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如他写江南的梅雨：“犀浦光风四月新，一天细雨弄寒温。丝丝檐外难成滴，湛湛江心不见痕。”“轻云薄薄暗江干，几阵纱窗送嫩寒。浓醉呼童新摘得，未黄梅子已微酸。”诗歌中将南方的梅雨写得细腻优美，清新俊秀，充满了诗情画意。这种诗风的形成与其成长的文化背景密不可分。张弘范幼年即承名师教授，素有才华，且以保定为中心张氏家族也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又互相融通的文化圈，作为世侯子弟的张弘范与儒士文人往来交酬也多染风习，锻造出了文士的审美情趣和艺术眼光。生活富足，优渥从容，也给了他更多观玩游赏的机会，赋予了他诗歌中自信平和的风调，增加了其雅致的诗情。
除了吟物咏时序，登览江南名胜亦是他作诗的内容之一，诗中赞叹山川之美，褒举前贤英杰，如作于浙江绍兴的《题曹娥庙》和作于安徽池州的《题池州九华山》。池州九华山是佛道胜地，风景优美，人文荟萃。张弘范受邀登山，观望长江远山，落霞飞鸟。 “笑倾琥珀欢无极，醉指芙蓉看未休”,更将诗人的朦胧的醉态，盎然的诗兴和现场欢愉的氛围表现的淋漓尽致。
除了在观玩游赏中体会到快乐和诗意，在平淡的军旅途中，他亦有诗情，在其述行即兴诗中可以一观。如“酒尽一杯春日暮，吟鞭轻袅兴无穷”（《投宿》）。 “鞍马待晴行未得，木鱼声里过晨斋”（《遇雨未发》）。两首诗歌都作于行役途中，一是黄昏投宿荒村，一是清晨遇雨未发。两首诗中并未表达悲怆的情感，诗人在悠然策马中体会到兴致无穷，以及在清晨倾听木鱼声时感到恬然之乐。前诗更是一派江湖诗风味。
在军旅中张弘范也常以诗歌述怀，体现出无处不为诗的文人乐趣。另外，他的文人情致还体现在对“诗酒”的爱好上。 《淮阳集》中“诗酒”的意象频频出现，据统计，作放歌咏诗的意义出现“诗”“歌”“吟”的意象的诗有29首，有“饮酒”意象的诗有36首，有“诗” “酒”集体出现的诗歌则有19首之多，可见“诗酒”在张弘范的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诗”和“酒”的意义，如他《述怀三首》中有所表述。 “中酒未醒过似病，搜诗不得胜如愁。便教酒病凭诗解，纵有诗愁着酒酬。”如诗中所说，驱赶忧愁需要酒，抒发雅志须作诗，过量饮酒需要作诗消解，诗中的忧愁也依赖酒以慰藉，二者牢不可分。在诗人眼中，喝酒吟诗是陶然洒脱的，是豪情快意的，这种豁达的情怀，除了在诗歌中直接表现自己对吟诗饮酒的喜爱，还表现在对李白和陶渊明式人物的欣赏上，如“雅兴高千古，狂歌复一杯。何当呼李白，同醉凤凰台”（《月夜独酌》），“东篱把菊坐，共赋南山诗”（《寄刘仲泽》），“好挈一壶呼李白，扁舟归去醉沧浪”（《��凉》）。他向往像陶李式的自由高古，落拓不羁，才华横溢的人生境界，通过喝酒感受畅达快意的人生，亦通过酒后的超越，获得一种艺术的感受。
除此以外，张弘范多喜以“诗人”自命，如《守一卷头》：“世事翻腾尽万般，一心长拟泰山安。酒壶书卷林泉意，更要诗人仔细看。”此时已不同于张弘范吟咏“年少将军耀武威”时的快意豪放，也不同于刚出征襄阳时“直挽春风下赤城”的功业情怀，诗人经历了世事沉浮，诚然是中年后的感慨，希求一份内心的安定和持守,他的向往也转向了对书卷、林泉的回归.作为普通文人,以“诗人”自命,适得其然,张弘范举兵灭宋,武功煊赫,他却醉心在文学创作,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加地陶醉在山林之中.
在岁月流逝中许多美好的东西化为了幻影,现实和理想的冲突,光阴流逝的错愕,还给张弘范带来了一些“勘破”的情怀.张弘范作为一代名将,怀有立功立德之壮志,然而久经行役之苦,迟暮心情、倦世之感也会时有流露.正如他对战争的体认一般,他既在其中感受到了建功立业的快意自得,也于其中体会到了辗转的艰辛,不时萌生退守田园、归于林下的向往.如在襄阳前线,感叹“秋风咫尺襄樊了,好约扁舟泛五湖”（《襄阳答王仲思》）,在平定江南时,也感慨“几时得遂归欤志,高咏渊明岁暮歌”（《述怀》）,“此行幸见太平了,收拾琴书觅旧游”（《寄枢密院郭良弼》）.战争之余,他也说“等闲岁月过难再,牢落功名拙自伤.青镜只愁霜鬓改,光阴空老郭汾阳”（《初夏》）,“勋业壮年劳梦寐,等闲老境寄江湖.前途黯黯深沧海,惆怅西楼日向晡”（《过双塔》）.况且他钦慕李白、陶渊明式的人物,爱好诗酒,追求陶然逍遥的生活,渴望归于林下,不失为一种顺遂心意的绝佳选择.这种心态的反映,和士人们根据一己之遇来调节自己的心灵状态和行为方式是一致的:在得志之时,忠君爱国,建功立业,充满了入世的责任意识;而在思想上和仕途上遭遇困厄,则向往于山林,寻求精神寄托.由外在的事功转向内在生命的体认,这种糅合了一面希望建立功业和一面又渴望归于林下的情怀,在张弘范的身上也不例外.品读其诗歌,可以让我们感受客观真实的张弘范.他是蒙古汉军元帅,但绝非一味勇武.如邓光荐序《淮阳集》中所说:“惟立功立言,自古难并.勋业盖世,往往掩其它长.矧公文章,赫赫照映,非出偏长以与文士角逐者.然英英在纸,略见其人,决非营度出吻,笔下辄止者所能学,亦非凌烟阁上进贤冠、大羽箭所能尽.存之穹壤,要是古今一奇.”这个评价虽有溢美,但认为他文武兼擅,殊为少有,却是客观的.为《淮阳集》作后序的周钺虽站在汉民族中心史观的立场,批评张弘范“功业虽盛,君子弗取”,但是也承认“尝取读之,据鞍�验�,意气豪放.由军中雅歌而下,少见其比”[1]721,肯定了张弘范取得的文学成就.
过去的诗史研究对于元代长期存在一种误解,认为元朝统治者“重武轻文”,其人于文学也必昧鄙,如有学者谓,“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军事统治时代.在这种愚昧落后的社会环境之中,统治者的文化素质如此之差……”,然而从张弘范的诗歌来看,这些被认为蛮悍的武将也非是一概鄙陋无文,其诗也并非一例的勇武质直,他的诗中自然流露出的文士的情感趣味,充裕优容,其文辞流丽,令人称赞,而他于将军事业中的慨叹,亦足以感发人心.对张弘范的再认识,对客观看待元人和元代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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