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谭延�]是中国近代史上着名的政治家，国民党元老之一。国共合作时曾和共产党人亲密合作，后思想态度随着一系列历史事件逐渐转变，最后彻底成为右派。他的思想态度在他的日记中可以窥知一二。
关键词：谭延�]；农工运动；国共合作；国民革命
谭延�]在辛亥革命后历经三次督湘，后又追随孙中山先生，奉行三大政策，也曾以左派自居。宁汉合流后，谭却出任了南京国民政府第一任主席，彻底站在了人民和革命的对立面。谭延�]的政治态度和大多数国民党温和派一样，面对国共关系逐步恶化，思想上经历了一个由左到右的转变，这种变化在他的日记里体现了出来。
一国共合作时期，和共产党人亲密合作
谭延�]曾被推选为湖南督军，历经三次督湘。1922年，他被赵恒惕逐出湖南后，前往上海。在上海期间谭受到国民党人杨庶堪很深的影响，并和当时正在上海的孙中山交谈后，于11月宣誓再次加入中国国民党，1923年初，谭延�]随孙中山返回广州。开始了他追随孙中山的革命生涯。
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一大标志着国民党改组完成，党内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国共合作正式开始。而谭延�]在国民党“一大”后成为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闭幕时又被指派兼任大本营秘书长，“谭延�]任大本营秘书长后，一切奉命唯谨，凡是孙中山交办的重要文件，谭都亲自拟稿。”[1]236
国民党改组后，允许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共产党人开始进入大本营工作。谭延�]在和他们一起工作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思想上也逐渐受到他们的影响。
毛泽东与谭延�]的交往始于谭延�]第三次督湘期间，为毛泽东在长沙创办的“文化书社”题词，并亲自为“文化书社”开业剪彩贺喜。1923年，中共三大期间，毛泽东“每天除了开会外，还经常到‘简园’找谭延�]商谈统一战线工作，因为谭延�]掌握了军权，我们要把他争取过来。”[2]164
在谭延�]日记中，记载了和毛泽东交往的记录。1923年7月15日的日记中记载道：“宋菊生、刘杲来辞行，明日行改今日矣，谈顷之。毛泽东来。”而在国民党一大期间，谭延�]又见到了毛泽东，并给予毛泽东很高的评价：“饭后，冠军、谷泉来，毛泽东、李隆郅来（李立三），青年之有志者。”[3]1757
1925年8月，谭延�]领导的建国湘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谭延�]任军长，共产党员李富春、李六如、方维夏、肖劲光和谢晋在第二军中担任各师团党代表。谭延�]开始和共产党人有了进一步的合作。谭和共产党的积极合作，使第二军在国民革命军中“除了四军的叶挺独立团意外，二军政治工作人员的数量是比较多的。”[4]32
谭延�]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他和共产党人共同工作的经历。1925年11月25日，“偕护芳至党部，正遇鲁咏安、李富春，正来赴湖南政治研究会者。至常务委员室开会，毛、林后来。散后，余至鲍宅，开全省绥靖会议，一时始散。”[3]2203
1925年12月2日，“与吴玉璋一谈，毛泽东来，乃至别室开会，伯渠、富春继至，谈甚久，十二时散归。”[3]2207
1926年1月21日，“与咏安、富春、宏群同饭。饭后，与鲁、李至党部，开湖南政治研究会，陈护芳、毛泽东、夏曦、易礼容先在，林伯渠、程颂云后来，今日为齐集矣。计事至五时，吾与颂云先退，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3]2234
1926年春，谭延�]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名义在广州开办“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意在培养北伐骨干。聘请讲课的有毛泽东、汪精卫、萧楚女、恽代英等人。“谭延�]担任理事会主席，但实际工作由毛泽东和李富春负责。因而，毛泽东也担负了‘这次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的实际领导工作。”[5]此次政治讲习班的设立，有国共双方高层参与，这不仅代表着国共合作的发展良好，也代表着谭延�]乐于与共产党积极合作。他在2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政治讲习班开学也。汪既不来，诸委员皆以星期散，独予等理事，与数来宾、教员耳。十时半行开学式，余出报告设立政治班原由，教员叶楚女、沉雁冰，理事陈护芳、林祖涵、毛泽东……”[3]2259 3月1日日记记载：“登汽车至党部，入政治讲习班，正九时十分也，……待至廿五分，乃入讲堂，行纪念周礼，为诸生说年来广东情况凡一小时，辞未毕也。”[10]2260他虽然身兼多职，但也坚持亲自为学生上课，足以见他对于政治讲习班的重视。
他对共产党人的热情态度，共产党人也是认为他是可以争取的对象。苏联军事顾问古比雪夫在1926年3月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也认为谭延�]“尽管他不十分激进，但仍被看作一个革命者”,“革命政府和我们的领导人认为，谭延�]将军值得信赖，是政府中忠诚而坚决的支持者”.[6]
当然并不能说谭是个完全的左派，他的“左”的思想和绝大多数国民党高层官员一样，和当时第一次国共合作伊始，两党正处于蜜月期有关。当时不仅廖仲恺是有名的国民党左派，蒋介石、汪精卫都和共产党人关系亲近，在思想上也赞成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二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思想逐渐右倾
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国民革命到达了高潮，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二届三中全会后，谭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等职，继续在武汉国民政府身居要职。而此时的谭延�]的思想态度却开始逐渐发生了变化。
此时，湖南农民运动达到高潮，作为国民党高层之一的谭延�]，面对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大地主大官僚出身的他极为恐惧。“湖南农民运动掀起了高潮。长沙着名劣绅叶德辉被枪决，士绅阶级大为恐慌。”[7]身为湖南大地主的他在其四月十三日的日记中记录了这样一句话：“闻叶麻子已被杀，为之憬然。”[3]2481此时的他对农民运动开始感到了害怕。
而此时也有很多湖南的地主士绅跑到武汉向他告状，在他面前造谣诽谤，疯狂攻击农民运动，这个情况在他的日记中也得到了证实，1927年4月17日的日记记载：“林特生、戴惠安来，罗定安来，盖皆土绅劣豪，不打而倒者。闻俞动华亦被杀，因禹之谟事，陈账亦算，宜令自危也。”[3]2482他还在日记中调侃的称这些人，“盖皆土绅劣豪，不打而倒者”.另外他还留这些人在武汉居住，并用自己的特权庇护他们，“小唐、周桂生来自长沙，言农民协会捕人，有法国革命之风。姨老太太及庆曾侄孙母子亦来自长沙，坐谈顷之，送至隔壁萧家，本为大武来借此数间屋也。”[3]2482从四月份起，谭延�]在日记中多次记载了来自长沙的士绅来访，多是谈论农运的事情，可以证实“谭的家成了地主豪绅谋划反攻倒算的大本营”[8].一开始湖南的士绅来到武汉向谭延�]告状，他只是为他们提供庇护，并在日记中记载了士绅对农协的恐惧，但他自己并没有发表太多对农民运动的反感，只是感到有些恐惧，而随着他身边的逃来的土豪劣绅越来越多，这些人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了五月份，他开始在日记中明确表达他对农民运动的反感。“彭新民、易一�焘来，闻彭谈湘乡农会事甚详。愚妄可笑如此而欲专政，岂可也哉。”五月十五日记“唐值成、张谟、汤孝慈来，言湘农运事如小孩之拆玩具，（张国威、旷若谷来。）可笑，可怜。”[3]24945月25日，他还在商讨湖南农运问题的国民党高层会议上表达了对农运的不满。“汪、孙、徐、陈均至，商湖南问题。此蓄久必发者，所谓仙人跳耳，何研究为。”[3]2498
谭延�]不仅不满于农运激进的做法，还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对农运政策的质疑。“徐季龙来，夏曦、龚维键、凌炳来谈湘事。耕者有其田已成口号，乡间亦有自行均田者，兹事体大，吾殊不敢断言也。”[3]2483谭延�]还鼓吹“湖南葬送了革命”,认为“湖南农民出于农会的控制之下，现在农会对农民的压迫甚至比军阀要厉害得多”.[9]5月6日，当谭平山、邓演达、毛泽东等人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提案送交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审核之时，谭延�]驳回并且解释说：“现在不能讲分配，要讲分配，必惹起极大的纠纷”而且作为武汉国民政府高层的他对于许克祥的叛变，态度也是暧昧的。如他5月26日日记中记载，“说湖南政变事甚悉。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此一说也。怨毒之于人甚矣哉，又一说也。”[3]2493
此时的他从对农运的恐惧，再到不满，最后公开攻击和反对湖南的农民运动，他的政治态度开始右转。而六月的郑州会议则加速了谭延�]政治态度右转的速度。
1927年6月8日，汪精卫，谭延�]等人抵达郑州，于10日与冯玉祥召开会议。史称“郑州会议”.郑州会议上，谭延�]汪精卫等人对冯玉祥大吐苦水，言农工运动为祸湖南，表达了对共产党的反感，得到了冯玉祥的赞同与支持，从此坚定了他们清党反攻的信心。会后，返回武汉，谭延�]、汪精卫等人便以共产国际的指示“根本危害”国民党的“生命”为借口，加快了分共的步伐。回到武汉即开始商议分共办法，认为现在讨论的“不是是否应当驱逐共产党，而是什么时候驱逐---现在还是过些时候”.[1]303对共产党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正如周恩来指出，“于是武汉去的这些人一连串地跑回来。这时汪精卫、谭延�]、孙科、顾孟余等态度全变了。”[10]
谭延�]6月13日从郑州回到武汉当天，即在日记中表达对农民运动的不满。他说：“湖南请愿代表来，哓哓言屠杀，云田扬波夫妇被杀，以夫头塞入妇阴，荒谬多类此。”[3]2507他甚至将叶德辉辱骂农运的诗作记载在日记中，他此时已经毫不掩饰自己对农运的厌恶了，“农运方兴，稻粱菽麦黍稷，杂种皆备。会场甚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齐来。云叶麻子临死作。”[3]2500在6月15日的日记中，他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邓择生（即邓演达）至，谈农运甚苦，余正告之，汪先生则正色语之，农村斗争本非民生主义所许也。”[3]2507谭延�]为人圆滑，做人八面玲珑，在政界素有“水晶球”之称，能对国民党着名左派人士邓演达“正告之”,这是谭延�]在1927年的日记中第一次记载了对在武汉的左派人士的批评和反对。这也印证了周恩来的回忆，“于是武汉去的这些人一连串地跑回来。这时汪精卫、谭延�]、孙科、顾孟余等态度全变了。”
另外他在6月28日日记中称中共“皆阴谋家耳”.“精卫述路易语及主张，不愧堂堂男子，知向来所接皆阴谋家耳。”他对中共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日记中写道：“刘少奇、向忠发来报告谣言，下气卑辞，使人侧然。三月廿日后无党代表，四月十二日后无民众，纸老虎戮穿，奈之何哉。”[3]2513
1927年7月14日夜，汪精卫在武汉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分共计划。谭延�]参加了这次会议，积极和汪精卫谋划清共。“赴精卫约，颂云、孟潇、哲生、子文、友仁、子渊、立斋、泽民、公博、孟余、右任、香凝皆在，商国共分家问题。”[3]252115日召开分共会议，公布《统一本党政策案》，正式与共产党决裂，会后，开始大肆捕杀共产党人，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宣告破裂。
对农民运动的反感让谭延�]在向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曾经左倾的谭延�]走上了反革命的右倾道路。
三宁汉合流穿针引线，彻底倒向右派
七一五事变后，宁汉之间关于共产党的分歧消失了，便开始相互勾结。但是宁汉两个中心之间积怨已久，要想握手言和，重开合作也绝非易事，谭延�]作为党内元老又是时任武汉国民政府高层，同蒋介石和张静江又有很深的交情，他作为缓和宁汉摩擦的润滑剂，为宁汉合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时的谭延�]开始利用自己作为国民党元老的地位和自己八面玲珑，处事圆滑，担任宁汉合流的推手。8月底，谭延�]与孙科，李宗仁抵达南京。谭延�]会见了南京方面的人员，“伯群来，谈交通事。罗家伦来谈党，何应钦谈军事，缪斌谈政治。”[3]25509月5日又前往上海会见了胡汉民和西山会议派的人“偕至展堂处，虽有负气语，然观察事理最有心得，未可轻也。伍梯云先在，张溥泉、蔡孑民、李石曾、胡清瑞来，谈至一时。”9月7日又返回南京迎接汪精卫，“见汪先生、白、李、朱益之、陈公博、廖夫人。…与诸人谈沪上接洽事，又与朱、汪久谈，及寝已二时矣。”[3]2552谭延�]为了宁汉合流不辞辛苦，多方谈判，“斡旋与反复支离之局势中，举手投足之间无一而非世局国胍所关”[11].
而他此时已经俨然以一副右派的面孔出现在世人面前。陈公博在他的回忆录《苦笑录》中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
“你们到上海见过什么人？”我问。
“人倒见了不少，连西山会议各人也见过了。”
组安答。“这班人有什么意见？”
“他们意见很多了，我主张汪先生应该到上海一次和他们见见面，就是胡展堂也应该见见。”组安似乎有了主张。
“恐怕谈不拢罢！”我不经意的提出疑问。
“我们都分共了，说到反共，他们还是老前辈呢。我以为趁此机会大家就团结起来罢。”组安笑着，似乎很正经的，又似乎带点玩笑。[12]
而在得知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后，谭延�]的态度令人吃惊：“得精卫电，叶挺、贺龙据南昌，甚为太息。拆台至此，欲不开杀戒得乎。”[3]2531一向温和保守，主张和平的他也要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此时的他已经在右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9月16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特委会由宁，汉、沪三方组成，谭延�]被选为5名常务委员之一，而另两名常务委员，汪精卫和胡汉民则因为对特委会持抵制态度，因此事实上由谭延�]主持政府日常事务。
1928年年初，蒋介石复出后，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谭延�]帮助蒋介石，通过了《整理各地党务案》、《制止共产党阴谋案》等法案，而他自己也被选为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任主席。在国民政府改组后第一次组织纪念大会上，谭延�]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表了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到：“故此次会议之要点：对共产党之理论根本肃清。将本党大加刷新，完全系三民主义信徒结合，力图发展三民主义。对于从前一切错误则加以纠正，如容共政策等皆彻底废除。”[13]这是他彻底成为右派，成为蒋伴食宰相的标志。
蒋介石通过国民党第二届四中全会，控制了南京国民政府党政军的实际权力，并开始继续领导北伐。而谭延�]则在后方全力配合蒋介石。1928年6月4日，阎锡山进入北京，15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告完成统一大业。蒋介石的北伐大获全胜，而这和谭延�]的密切配合是分不开的，此时的谭延�]和蒋介石配合流畅，关系进一步紧密。此时的他心中应该已经坚定了其右派的立场，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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