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东晋末年政局复杂的大环境下，刘穆之择主而事，跟随刘裕，开启了仕履生涯的传奇之路。作为刘裕的僚佐，在平定桓玄之乱后，他恪尽职守，帮助府主重建朝廷秩序；在权臣争夺朝权之时，他夙夜在公，助府主夺取朝廷的军政大权。在刘裕官职、声望提高的同时，刘穆之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不仅为刘裕出谋划策，还为其选贤任能，并在刘裕出征期间屡掌大权，稳定后方局势。虽然从仕途来看他官至宰相不可谓不成功，但从道德来看他善于投机、愚忠于主为后世所诟病。
关 键 词：刘穆之；刘裕；功臣；仕履。
“历史孕育了真理，它能和时间抗衡，把遗闻旧事保藏下来；它是往昔的迹象，当代的鉴戒，后世的教训。从历史长河中汲取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是古今中外的共同追求，寒士刘穆之在士族社会的处世之道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刘穆之（360-417），字道和，小字道民，东晋时东莞郡莒县人。在门阀士族文化盛行的年代，出身卑微、家境贫寒的他却能官至宰相，为刘宋开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谓魏晋南北朝官场上的奇迹。当然，他也备受争议。一方面，胡三省说”刘穆之辅刘裕，岂惟才智不及荀，而识又不及焉“,王夫之说他是”机变之魁“.另一方面，范晔称他为”一代宗臣“,陆游称”萧相守关成汉业，穆之一死宋班师“,将他和萧何相提并论。东晋末年，桓玄篡位后，司马氏势力进一步减弱。在国家剧变、祸乱骤起的年代，世家大族尚且另投明主，要求寒士刘穆之为天子守节未免过于苛刻。在局势多变的年代，刘穆之能安身立命、官运腾达，一定有其独特之处。
一、联姻士族、跟随刘裕。
作为汉高祖刘邦庶长子齐悼惠王刘肥的后人，刘穆之家族世代居住在京口地区（今江苏省镇江市）。至他出生之时汉朝已经灭亡140年，其家族早已落魄，祖辈、父辈皆未见于史书记载，甚至刘穆之本人还时常食不果腹，属于典型的庶族寒士。当时士庶天隔，在”举贤不出士族，用法不及权贵“的背景下，寒士难有出头之日。他如何抓住机遇、步入仕途值得我们深思。
抓住机遇、联姻士族为刘穆之步入仕途开辟了道路。他清楚地认识到攀附士族是进入仕途的重要前提，并抓住了联姻士族的机遇。在行为和素养两方面他皆有积极表现，在行为方面，他放荡不羁、不修边幅以引起士族人士的重视；在素养方面，他少好书传、博览多通，具备了较高的文化修养。这两方面的表现在当时玄学兴盛背景下很受士族推崇，最终济阳江氏江 慧眼识珠认识到刘穆之的价值，并将侄女许配于他。济阳江氏是当时的一流士族，江 的祖父是西晋重臣，官至黄门侍郎；父亲曾担任东晋朝廷宰相，并长期负责选任官员，为江氏家族积攒了大量的人脉。
江出任建武将军、琅邪内史时，以刘穆之为府主簿，年逾40岁的刘穆之正式步入仕途。东晋时琅邪王担任者多为储君，故琅邪内史地位甚高，可视为未来宰相，主簿是府主的心腹，这就意味着琅邪主簿具有较高的地位，如吕布曾任丁原主簿，殷观曾任刘备主簿，司马懿曾任曹操主簿。虽步入仕途较晚，但刘穆之借姻亲关系，进入仕途伊始便获得了不错的官职。选对方向、跟随刘裕开启了刘穆之仕宦生涯的传奇之路。在正常情况下，刘穆之攀上江 这个高枝，仕途应该顺风顺水，不料桓玄篡晋称帝，东晋琅邪王府势力顿衰。此时，北府兵刘裕、刘毅、何无忌等人试图起兵推翻桓玄的统治，刘穆之面临重大抉择：桓玄势力强大并掌控中央及地方大权，但他毕竟属于乱臣贼子；北府兵刘裕等仅有百余人，但具有雄心壮志。安分地做桓玄楚国子民，还是跟随刘裕冒险起义，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定跟随刘裕。
刘裕攻克京口，也就是进入刘穆之老家之时，45岁的他立马回到家中脱掉儒服换上便装，一副平民打扮前往刘裕军营。刘裕问：”我始举大义，方造艰难，须一军吏甚急，卿谓谁堪其选？“刘穆之答：”贵府始建，军吏实须其才，仓卒之际，当略无见逾者。“在刘裕府缺乏主簿时，刘穆之毛遂自荐出任此职。由储君府到义军，虽然主簿的职位相同，但两者地位相差甚远，刘穆之甘愿有所牺牲，故刘裕称”卿能自屈，吾事济矣“他与刘裕一见如故，两人建立了亲密的主从关系，参加刘裕义军为刘穆之仕途的腾达奠定了基础。
联姻士族充分展现了刘穆之善于观察的才能，便于他主动迎合并融入士族社会，寻找机会步入仕途。跟随刘裕，显现出他能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正确判断未来的发展方向，具备及时依附未来强者的眼光。
二、恪尽职守、夙夜在公。
东晋末年，朝政混乱、人心浮躁、战乱不断，仅仅站队正确，还不足以步步高升，刘穆之究竟有哪些过硬的表现，展现了什么才能，使得其赢得领导的信任。
第一，恪尽职守、重建秩序。公元404年，刘裕率领义军攻克京师，桓玄西逃。经过战争的摧残，建康城内一片混乱，一切秩序需要重建，这就主要依靠文臣刘穆之，”诸大处分，皆仓卒立定，并穆之所建，遂动见咨询。穆之亦竭节尽诚，无所遗隐“第一步，在刘穆之的协助下，刘裕焚烧桓温神主于宣阳门外，在太庙立东晋朝新主，宣告正式推翻了桓氏的统治，恢复东晋朝司马氏的正统性地位。第二步，在刘穆之的建议下任命百官，如以王导之孙王谧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刘裕自为镇军将军、都督八州诸军事、领军将军、徐州刺史，将朝政大权推于第一士族琅邪王氏，而刘裕本人掌握中央、地方军事大权，赢得了百官的认可，使得官员各就其位。第三步，听从刘穆之建议，大赦天下，建立正常的统治秩序。第四步，在初步稳定之后，刘穆之在前朝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斟酌时宜，随方矫正，不盈旬日，风俗顿改“,从根本上改变了京城混乱的局面，并为最终诛灭桓玄提供了稳定的后方。刘穆之这些举措，犹如萧何稳固关中，在领导刘裕面前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领导排忧解难，赢得了领导的信赖。
第二，夙夜在公、助取朝权。夙夜在公，刘穆之的”公“则是指刘裕，而非当今公众、集体之公。诛灭桓玄后，义军内部开始争夺权力。公元407年，扬州刺史王谧去世，按威望当以刘裕接任，而刘毅等人不希望刘裕入朝，于是建议由中领军谢混接替，或让刘裕任扬州刺史于京城之外。刘穆之得到消息后，劝诫刘裕拒绝此安排并争夺朝权。刘穆之经过分析指出，其一，经历司马道子乱政及桓玄篡位后东晋天命已移，刘裕恢复东晋朝的功勋和稳定天下的地位已经定了下来。其二，一同起义的刘毅等人并不会心甘情愿受制于刘裕，也就是说双方争权夺利不可避免，退让只能受制于人。其三，扬州刺史的地位非同寻常，担任此职才能控制京城局势。在刘穆之的劝说下刘裕进入京师建康，顺利接任扬州刺史一职，掌握了中枢权力。
武将出身的刘裕，文化素养不高，为人处世很多方面都需要刘穆之的引导。如刘裕字迹丑陋，刘穆之认为作为士族社会的领导，字迹虽是小事但仍需留意。因为天赋和时间的问题，刘裕的字还是写不好，刘穆之就建议他写大字，大既足有所包，其势亦美。处处为领导着想，因此他备受领导信任。
三、出谋划策、选贤任能。
随着刘裕势力的壮大，他对刘穆之更加信任。刘穆之也竭尽全力为刘裕出谋划策，与此同时其官职也得以提升，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随着官职的提升，刘穆之在前台负责选任官员，并在刘裕出征期间，负责留守后方。
第一，出谋划策，备受信任。刘穆之有经略才具，刘裕以其为谋主，每一次行动都要先询问他的意见。公元409年，南燕主慕容超袭位，纵兵肆虐淮北，俘虏东晋阳平太守刘千载、济南太守赵元，并驱掠百姓千余家，刘穆之认为这是刘裕进一步提升威望的绝好机会。东晋自偏安以来，时时面临着北方的威胁。祖逖、庾亮、褚裒、殷浩、桓温都曾先后北伐，但无一成功。如果此次刘裕北伐成功，将极大地提升自身的威望。同年，刘穆之跟随刘裕出征，次年攻灭南燕。在刘裕征讨南燕期间，天师道卢循、徐道发动叛乱，先后击败东晋大将何无忌、刘毅等人，威逼建康。刘裕迅速回防建康，以少胜多击败卢循等人。这两次战争期间，刘穆之出谋划策，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史称”从征广固，还拒卢循，常居幕中画策，决断众事“.刘穆之的官职也随着刘裕官职的提升而提升。公元404年，刘裕任建武将军、彭城内史时，刘穆之为府主簿。一个月后，刘裕任领军将军、都督八州诸军事、徐州刺史、镇军将军时，刘穆之为府记室参军。公元405年，刘裕任车骑将军、扬州刺史时，刘穆之为府录事参军。刘毅等人以”权力过重“为由离间刘穆之与刘裕的关系，而刘裕听了却”愈信仗之“.公元408年，刘裕升任中军将军、太尉之时，刘穆之升任中军太尉司马。这一职位负责军事，在战争时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见此时刘穆之不仅实际上是刘裕的首席心腹，职务上也是刘裕府的首席僚佐。公元412年，刘裕任太傅、扬州牧时，刘穆之出任丹阳尹（正三品），成为京畿地区的行政长官，步入高官之列。
第二，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刘穆之步入高官行列之后，长期负责选任官员。对于有才能、贤德的人才，他积极任用。如他所举荐并任用的谢晦、颜延之、江秉之等人，皆为贤能之人。谢晦被举荐后，在刘裕府历任要职，是刘裕军事上的第一谋臣，刘裕建宋后担任中领军、侍中两职，在刘裕去世后他位列四大顾命大臣之中，这充分说明刘穆之任人唯贤。举荐颜延之、江秉之，集中体现了刘穆之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原则。刘穆之的儿子刘宪之娶了颜延之的妹妹，两家建立了姻亲关系。刘穆之听说颜延之德才兼备，想要任用他，但仍然坚持与他见面进行具体考察。刘穆之家境贫寒，娶妻江氏后，”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见辱，不以为耻“,而在他出任丹阳尹、前将军时，”将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颡以致谢“江秉之既是他的亲戚，又是曾经侮辱他的人，他以江秉之出任丹阳郡、前军将军府参军。刘穆之的这一系列做法可谓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当然江秉之也绝非平庸之辈，在历任官职上皆有突出表现，被列入《宋书·良吏传》。刘穆之凡所荐达，不纳不止，常自云：”我虽不及荀令君之举善，然不举不善。“在门第为贵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任用官员以才能为尺度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第三，屡掌大权，稳定后方。随着官职的提升，刘穆之不仅在刘裕府任职，自己也逐渐走向前台。在刘裕出征期间，刘穆之通常肩负稳固后方的重任。他”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决断如流，事无拥滞。宾客辐辏，求诉百端，内外谘禀，盈阶满室，目览辞讼，手答笺书，耳行听受，口并酬应，不相参涉，皆悉赡举“在后方留守期间，他政绩突出。公元415年，刘裕率兵讨伐司马休之，刘穆之升任尚书右仆射，丹阳尹职务保留，后方事务不分大小皆由刘穆之决定，成为名副其实的宰相。公元416年，刘裕北伐后秦，刘穆之再次留镇建康，转尚书左仆射。次年，刘裕灭后秦，占领关中，并打算以关中作为基地继续进行北伐。但刘穆之突然发病去世，后方不稳，刘裕不得不回到建康。可见此时刘穆之与刘裕的关系如同萧何与刘邦一样，主公在外征讨，心腹大臣留守后方。
四、善于投机、愚忠于主。
刘穆之虽然为官期间政绩优秀，但他在道德方面却有值得商榷之处。王夫之称他为”机变之魁“,善于投机。另外，他对刘裕的愚忠也为时人所讥讽，对此他认为自己蒙受刘裕恩惠，举报朋友与张辽当年举报关羽一样，是忠诚的表现。助夺朝权一事为后人所诟病。自出仕以来，刘穆之作为东晋朝的官员，却不为东晋朝廷尽心尽力。公元407年，东晋皇室势力衰微，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刘穆之不从国家角度出发去缓和内部矛盾，而是劝诫刘裕在混乱的局面下掌控中央朝政进而篡晋自立。故后世多将他与荀 相提并论，明朝人孙奇逢称他像荀 跟随曹操一样，一开始就打算背叛朝廷。
另外一件事则是愚忠于主。刘穆之广布耳目、明察暗访，把所有听到的见到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告诉刘裕，有时候甚至违背道德，但他认为这是忠诚的表现。如公元412年，刘裕率军讨伐荆州刺史刘毅，诸葛长民、刘穆之负责留守。在其他一起起义的将领被刘裕一一诛杀后，诸葛长民心存不安，就问刘穆之，听说太尉（刘裕）对他有意见，这是为什么呢？刘穆之劝他说，刘裕西征，将年老母亲和幼小弟弟都交托给将军，怎么会不相信您呢？然后刘穆之却将诸葛长民的话全部汇报给刘裕，刘裕迅速诛杀诸葛长民，而刘穆之却把这种背后告密的行为视为忠心于主，为时人所讥。
刘穆之作为刘邦的后人，既是善于分析局势、重视官员选拔的经国之才，又是为后人所鄙薄的小人。可以说，善于观察时局、投靠明主的才能使他成为刘裕的重要谋臣，但也正是这种”机变“的才能，让他为后世所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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