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50~60年代的技术革新运动是一场开展广泛、影响深远的群众性运动，妇女作为重要的劳动力参与到这场运动并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妇女参与技术革新不仅为满足生产需要、推进工业化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通过技术革新也向社会展示了自身的独立性和创造性，提升了妇女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对妇女解放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妇女解放；工业生产；技术革新；上海
20世纪50~60年代的技术革新运动是一场持续时间长、参与范围广、影响深远的群众性运动，其实质是希望在不扩大现有投资（包括人力和设备）的基础上，通过群众性的生产动员，从工艺流程、操作方法、原材料消耗等方面下功夫，来实现增效降耗的经济效果①，保障国家生产计划的完成。运动涉及工业、农业、医药、交通运输等各行各业的各个部门，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城市，广大家庭妇女、工厂女工也被国家和企业广泛发动参与工业技术革新运动。这场运动不仅仅在中国当代工业化建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在中国妇女解放史上也有着非常深刻的历史意义。
一、妇女参与工业技术革新的内在逻辑
“男主外，女主内”是中国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这种社会分工一直延续到近代，随着资本主义萌芽，近代工业浪潮的来袭，封闭式的自然经济瓦解，妇女逐渐冲破家庭的牢笼走向社会。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民族民主革命的深入，妇女加入到社会革命中，在救亡图存运动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妇女也通过这些运动初步提高了政治、经济、社会地位。虽然与封建社会相比，妇女取得了一定的政治权益，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女工也成为工业生产的重要力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妇女自身生理条件的局限，知识技术结构以及传统观念、负担的禁锢，妇女很难进入高技术领域，就经济领域来说，妇女职业的低层次化是一以贯之的，女工主要从事简单的手工操作，高技术领域妇女难以涉足，也没有从事的能力。而20世纪50年初期的技术革新运动，不仅有女职工参与到工业生产的技术领域，而且还涌现出大批的“女闯将”和女技术革新能手，充分展示了妇女的独立性和创造性。这一时期妇女能够大规模地参与工业技术革新与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国家的推动密切相关。
国家热情发动妇女参与工业技术革新主要是为了满足工业化建设需要。新中国成立前，工业水平不高，设备老旧，生产能力不足，效率低下；新中国成立后，为改变中国工业落后面貌，充分发挥企业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大力发展城市工业，采用新技术，制造新设备。正如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指出的：“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②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在解放初期，物资匮乏，资金短缺，工商业凋敝，通货膨胀到了惊人的地步，快速恢复国民经济与生产是当时的主要任务，而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成为生产建设的首选。因此发动妇女这一重要的生产后备力量，“填补劳动力缺口”成为国家对妇女工作的迫切要求，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妇女工作的基础。在这种背景下发起的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自然需要广大妇女职工这一劳动后备军的参与。
妇女参与技术革新既是国家建设的需要，也是妇女解放的内在需求。这一方面在于国家需要借助妇女劳动力加快国家生产建设，彰显社会主义男女平等和制度优越性；另一方面，妇女也希望通过技术革新这个历史契机扩大职业范围，进一步提高社会经济地位，实现自身社会价值。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话语系统中，“妇女解放”基本等同于“劳动解放”,“妇女运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全体妇女都参加社会劳动，也就是使全体妇女都变成工人，只有这样，妇女才能彻底解放。”③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妇女在国家的号召下参与到各行各业的生产活动中，行业的性别隔离逐渐被打破，但是行业上的“去性别化”并没有消除职业性别分层，由于妇女长期受男权社会压制，自身文化技术水平低下，使得女性参与的大部分是没有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工作，女工在部门中主要起辅助性作用，妇女职业结构的低层化仍然是客观事实。被视为技术性强的工作基本上仍然由男性执掌，即使妇女进入了一些传统上是男性从事的领域，仍然并非男女都一样[1].从妇女解放的角度来看，动员妇女参与技术革新不乏有试图破除技术的性别界域，打破男性垄断技术领域的状况，让妇女在技术革新中学习、掌握、运用技术，成为技术的掌握者和“主人”.对此，上海市妇女联合会主任郭建号召，妇女“要钻研技术和文化，做技术和文化的主人。”[2]
妇女参与技术革新也是对共产党群众路线的践行。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的指导原则和方法路径，贯穿于整个具体工作实践之中，是开展各项工作依据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党的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对群众力量的发动，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④妇女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人民群众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充分发动妇女，好比一个人有两只手，少一只都不行，缺少了妇女的力量是不行的，两只手都要运用起来”[3].妇女作为人民群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工业生产的主要力量，调动妇女职工参与技术革新的热情，挖掘其劳动潜力是开展群众性技术革新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妇女逐步参与到工业战线上来，女工在企业中也占有越来越大的比例，只有把女工充分动员起来，技术革新运动才能成为最广泛的群众运动。可以说，女工发动的情况直接关系到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开展的效果。
二、国家主导---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道路
斯皮瓦克曾说过：“女性是在具体话语中被界定的，女性身份是多样性、流动的。”[4]也就是说，女性性别身份的建构是通过文化、意识形态的运作实现的，女性解放的问题不能从社会进步、国家发展这一总体情势中剥离出来，孤立地解决，每个妇女的个体命运都与国家、社会的整体命运息息相关[5]
.中国的妇女解放路径不同于西方，主要是由其自身所处的特殊政治社会环境决定的，近代中国处于社会剧变和转型时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妇女自身解放必须服从服务于民族解放的大环境，加之中国革命事业的起伏，这也就预示了中国妇女运动的附属性和被动性。同时由于中国女性长期受封建伦理和社会分工的束缚，使得其只能依附于家庭，尚未进入生产领域，受教育程度比例也低，很难像西方女权运动中的女性那样，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她们进入社会的起点很低，在政治中长期处于性别歧视的“失语”状态，在话语权、思想资源的占有和舆论传播控制权上被置于对象和客体的位置，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只有借助于民族国家的旗帜，女性才有可能进入社会公共领域，接受教育和实现独立自主，否则中国的女性解放无法提上议程[6].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在追求民族解放和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实践。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后，就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把妇女运动纳入到民族、阶级解放之中。中国妇女解放随着中国革命进程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中国共产党在动员妇女参与民主革命的同时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使得妇女的政治、经济地位不断提高，妇女开始走出家庭，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活动，为新中国成立后妇女成为国家的“主人”和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奠定了基础。
解放后，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体系更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有效的体制支持。国家不仅是妇女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场域，而且是妇女民族身份的重要表征，同时还是引导妇女实现自身各种权利的重要政治力量[7].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颁布各种法律法规改变男女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提高妇女社会地位，并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劳动光荣”“走出家庭”“妇女解放”等成为1950年代的社会主流话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妇女走出家庭、参与生产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人民公社化运动、大生产运动等社会劳动也促进了妇女的解放，使无论乡村还是城镇都完成了妇女从“家里人”向“社会人”转变的过程。
政府的支持成为中国妇女解放的助推器，使中国妇女“获得了中国几千年来没有达到、许多发达国家历时数百年才得到承认的平等权利。”[8]如计划经济下的单位制第一次以制度形式保障了女性拥有和男性同样的就业权以及享受和男性几乎一样的福利待遇。相比同时期的西方国家，英国女工工资只占男工工资的5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男子从战场上回归到职业岗位上，美国工厂在裁撤剩余员工时，首先裁撤的就是女工，而此时的中国女工却获得了国家自上而下赋予的工作权利，这在近代以来的世界妇女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9].国家利用政治权威用法律规范妇女权利，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完成了西方国家需要经过长期斗争才能获得的妇女权利，也超过了任何形式的女权运动。
三、妇女革新---工业化建设下的妇女解放新路径
妇女能够参与技术革新，并在技术革新中取得一定成绩，离不开国家的鼓励和动员。旧中国上海女性的职业主要是劳动报酬低、劳动条件较差的非技术性工种，技术性工作往往被男性所垄断，经济系统中的女性工程技术人员更是几乎没有。其他部门，除卫生部门有一定数量的女性从事医学专业技术工作外，女工程技术人员人数也不多，专业科研机构中的女科技人员更是寥寥无几。1928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成立后，其中也仅有吴健雄、尹文英、陈丽筠等十几个女性科技工作者[10].可见妇女的就业层次较低，专业的妇女技术人员更是缺乏。
新中国成立后，为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妇女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被广泛动员走出家门，进入以往男性劳动力领域，女性传统禁区被不断突破，妇女就业的职业、行业逐步拓宽，许多岗位出现了第一批女职工，如第一个女拖拉机手、第一个女火车司机、第一批女飞行员等[11].尤其在“一五”和“二五”期间，国家着力发展重工业，要求提高机械化水平，突破尖端技术，打破西方的技术垄断，实现技术上的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在此背景下，国家发动了全国范围内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一大批革新产品和重点项目上马，新的生产形势对妇女的工业参与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妇女不仅要参与产品生产，还要和技术人员一起革新技术，创造先进，这对妇女职工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一）技术革新促进女性形象的建构
女性形象建构的过程从本质上来讲也是身份形象认同的过程。身份认同实质上是指“把自己包覆到这种归属感里面，事关尊严和自尊，亦即自己如何被人看待，以及自己如何看待自己。”[12]妇女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参与技术革新，除政府的推动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其可以从中获得各种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凭此提高其社会和家庭地位，拓宽自己的活动空间和关系网络，彰显自身的社会价值。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宣传妇女的力量和妇女革新成果，一方面提高妇女信心，鼓励女工大胆革新，另一方面也向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声明“妇女也可以大闹技术革新”,从而改变残存在社会中的轻视妇女的思想，为妇女参与技术革新提供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与合理性依据。同时妇女职工也在技术革新中不断克服困难，努力革新技术，用革新成绩向社会证明了“男工能干的女工也能干”,完成了自身形象的建构。
“女的搞不了技术革新”“女工不行”是男工对女工的普遍看法，经过国家动员，妇女逐渐参与技术革新，并不断克服困难，发挥实干、巧干的精神搞革新，女工在技术革新中的突出表现也让男性对妇女的认识发生改变。第一艘由妇女同志全部设计的“妇女号”拖轮⑤的成功下水，让许多老工人对妇女刮目相看：“今天妇女自己能‘打样',真是开天辟地第一次。”⑥由江南造船厂女工制造的载重300吨的囤船成功下水后，厂里老工人做了一首诗赞扬她们：“妇女跃进号，厂史第一艘，质量非常好，比男还要高”[13],妇女取得的革新成绩使得“女不如男”的观念不论在女工还是在男工中都有了改变。同时女工的革新干劲也感染了男工，原来认为没有办法搞革新的男职工现在也说“女工能搞，我也能搞”[14],对全厂技术革新起了带动作用。
妇女在技术革新中获得的成绩，不仅鼓舞了广大女工，而且也逐步改变了历来社会轻视妇女的思想。1960年，《中国妇女》杂志发表《妇女什么也能干，什么也能干好》的社论，肯定了妇女在技术革新中的成绩，表示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了巨大作用，在生产建设中的作用也更加重要”.“妇女什么也能干，什么也能干好”这个口号反映了社会对妇女力量和智慧的歌颂和赞扬。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耀邦在1960年“三八”广播大会上更是对妇女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妇女“顶着整个伟大事业的半边天”⑦。妇女的价值得到社会的高度肯定，女性社会地位得到提高。
经济收入的获得也进一步推动着妇女摆脱对家庭的依赖。打浦路53弄参加劳动生产的有344户，原每月家庭共收入19721元，平均每人11.7元，妇女参加生产后每人每月20元，家庭收入总额上升到26682.7元，增长了35%[15].妇女通过自己的劳动，有了工资收入，从家庭内部而言，是妇女减少对丈夫依赖、家庭地位提升的开始；对社会而言，收入的增加，进一步推动着妇女参与技术革新。许多妇女第一次拿到自己的劳动收入时欢天喜地，有的一定要给食堂买个编钟做纪念，有的写诗歌歌颂组织：“妇女翻身地位高，经济独立生产高，这些思想忘不了，感谢党的关怀好”[15].这充分反映出妇女经济独立与自身地位的变化，其内心的自豪感、喜悦感也油然而生。
（二）开辟了工业化妇女解放新路径
“男不言内，女不言外”,传统中国对两性活动空间的严格限制使得家庭空间和家务劳作成为妇女主要的活动空间和工作内容。在性别空间支配下，妇女与外界几乎是隔离的，走出家庭的机会受到很大限制，妇女被视为家庭的附庸。城市近代工业的发展扩大了妇女的劳动空间，生产机器化、工序流程化，使妇女摆脱了许多繁重的体力劳动，职业选择范围也随之扩大。传统观念的禁锢，妇女的家庭责任以及知识、技能的差异造成长期以来的职业结构不平衡，妇女低层次就业现象一直存在，要打破性别职业隔离，最根本的是提高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并破除传统职业性别观念对劳动者的束缚。在技术革新妇女动员活动中，国家利用权威的力量自上而下地推动这种变革，鼓励女工代替男工从事技术性生产，这就为女工改变身份提供了可能。有的女工通过技术革新了解了机器性能、制造原理；有的女工成为“女闯将”、女革新能手；还有的女工因革新成绩显着有机会到学校继续深造，如国棉十七厂的技术革新能手黄宝妹在解放前只认识几个字，后来由于技术上的不断创新，有机会进入华东纺织工学院读书，最后成为技师。纺织工业6600多个工程技术人员中有1700多是女工。据上海机床厂统计，1958年到1963年期间，培训了1500多个艺徒，其中女的有300多人，约占20%,华生电机厂培训了310个艺徒，女的有140人，将近一半。一些技术革新成就大的女工还被选出担任领导，仅纺织系统担任基层支部书记、车间主任以上领导的就有1727人。如和平丝绸复制厂党支部书记沈玉英，解放后走出家庭，参加生产，最后成为一个优秀的基层领导干部[16].技术革新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女工职业生涯的转折点，许多优秀的女技工都是通过技术革新培养出来的，原本默默无闻的女工在技术革新中找到了锻炼和展示自己的舞台，有机会成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这也为日后妇女加入更多技术行业和高精尖职位打开了空间，成为妇女职业发展道路上的重要契机。
四、总结
这场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在实际开展过程中，虽然存在不切实际、资源浪费、摊派任务、虚报成果、浮夸风等问题，但它对妇女解放运动有着极为重要的承上启下意义。
第一，20世纪50~60年代的技术革新运动，开辟了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新路径。中国共产党是将妇女解放运动与民族国家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鼓励女性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将传统女性从人身禁锢中解放出来，获得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不仅从意识形态领域凸显妇女解放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而且强调把妇女从烦琐的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参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妇女独立自主的经济地位，进一步改变了中国历史上男强女弱的社会家庭结构。中国妇女从“翻身做主人”,强调男女政治斗争和政治权力平等，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着重于男女社会劳动和经济权利的平等，尤其把女性的切身利益与技术革新运动联系起来，真正从实质上体现了男女平等，揭开了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新的一幕。
第二，20世纪50~60年代的技术革新运动，打破了传统社会长期以来的男强女弱、男主外女主内的不平等秩序，重新建构了新中国时期男女平等的社会分工格局和性别秩序。妇女被国家从家庭中动员出来，走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领域中的技术革新运动。同时国家通过宣传动员，提高女性文化科技水平等措施，鼓励妇女努力进入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技术核心，这赋予了妇女在科学文化技术领域和男性相等的就业机会。国家将长久被排除在技术领域之外的妇女重新纳入到技术革新领域中，打破了一直以来由男性掌控生产技术的局面，将学习、掌握技术的权利还给妇女，激发妇女的技术主体性和创造性，让妇女成为技术的“持有者”和“运用者”,这就为日后妇女加入更多技术行业和高精尖领域奠定了基础。而且，国家在技术革命运动中建立起的同工同酬制度，消弭了男女在经济领域的不平等待遇，奠定了妇女解放的经济基础，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格局。
注释：
①参见《正确地开展技术革新运动》一文，刊于《人民日报》，1954年9月18日第一版。
②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③参见《为完成增产节约任务促进妇女彻底解放而奋斗》一文，载于《新中国妇女》，1952年第1期。
④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⑤“妇女号”拖轮由第一机械工业部九局第二产品设计室全体女技术人员设计，东海船厂女工建造，体现了女职工的智慧和创造力。
⑥参见《第一个“妇女号”拖轮的诞生》，载于《中国妇女》，1959年第8期。
⑦参见《妇女快马再加鞭，顶着跃进半边天》一文，载于《中国妇女》，196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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