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伦理观念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社会和谐的精神动力，也是维护政治统治和推动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有力支撑。忠君教化、孝道教化和贞洁教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道德规范作用，为社会矛盾的调和作出了巨大贡献。辽代忠君教化的成效显着，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之人，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孝悌”观在辽代已深入人心，促进了统治基础的牢固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随着儒家文化的广为传播，至辽代的中后期，统治阶级已开始注重推行妇女的道德修养教化，并在社会上层大力提倡妇道。伦理教化已经成为辽代国家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故为统治者倍加推崇。辽帝国在强敌环饲的环境中得以获得持续发展正是契丹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汇融合之后所形成的新合力的结果，也是多元一体中华文化历史格局的一种具体体现。
[关键词]辽代；伦理教化；道德素质；方式；影响
以耶律阿保机为首的契丹统治者在建国之初的百废待兴之时便确立了奉儒敬天的思想，为辽代二百余年的道德价值取向奠定了基础，使伦理教化成为国人道德素质完善的主要手段。
一、辽代的忠君教化
（一）辽代忠君教化的方式
虽然辽太祖在建国之初便确定了尊儒政策，但由于连年用兵，局势动荡，因而尚疏礼文，“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1]1445太宗克晋后才稍用汉礼，但此时礼文之制仍然未完善。穆宗时，“诏朝会依嗣圣皇帝故事，用汉礼”[1]69,明确了礼文制度。故《辽史》评价：“太祖、太宗经理疆土，擐甲之士岁无宁居，威克厥受，理势使然也。子孙相继，其法互有轻重，中间能审权宜，终之以礼者，以景、圣二宗为优耳。”[1]935有辽一代，对于民众的忠君教化深受儒学传统影响，基本承袭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在方式方法上呈现出多样化特征。
1.崇天敬神。辽代统治者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宣传了大量的天命观意识。如阿保机出生时，“室有神光异香，体如三岁儿，即能匍匐。三月能行，日卒而能言，知未然事。自谓左右有神人翼卫。”[1]1之后应天太后生耶律德光时也是与众不同，“梦神人金冠素服，执兵杖，貌甚丰美，异兽十二随之。中有黑兔跃入后怀，因而有娠，遂生太宗。时黑云覆帐，火光照室，有声如雷，诸部异之。”二人出生时和常人有异，预示其将成为国之主宰，故忠君即忠诚于天，把忠君教化寓于敬天之中。
辽帝临驾崩之际也有天象显示，表明君权天授，在执行完天命后即刻升天。
阿保机于天显元年（926）七月病故于扶余城，《辽史》卷二《太祖纪》载：
是夕，大星陨于幄前。辛已平旦，平城上见黄龙缭绕，可长一里，光耀夺目，入于行宫。有紫黑气蔽天，逾日乃散。是日，上崩。太宗德光临崩前，“夜有声如雷，起于御幄，大星复陨于旗鼓前。”[1]60道宗洪基死前也有天兆：
是夜，白气如练，自天而降，黑云起于西北，疾飞有声。北有青黑白气相杂而落。癸亥，如混同江。甲戌，上崩于行宫。[1]314
除把天神玄妙附于帝王生死外，军国大事也要对天地祭告，以求佑助。《辽史》卷三十四《兵卫志》即载：“凡举兵，帝率番汉文武臣僚，以青牛白马祭告天地、日神，惟不拜月，分命近臣告太祖以下诸陵及木叶山神，乃诏诸道征兵。”如太祖神册四年（916）：“次乌古部，天大风雪，兵不能进，上祷于天，俄顷而霁。命皇太子将先锋军进击，破之。”[1]15另外若有获捷之事，亦“祀天地以告成功”[1]38.故阿保机认为：“朕上承天命，下统群生，每有征行，皆奉天意。是以机谋在己，取舍如神，国令既行，人情大附。”[1]19所以辽代诸帝均将其所为都归于“天意”,如《辽史》卷一《太祖纪》载：
皇弟剌葛、迭剌、寅底石、安端谋反。安端妻粘睦姑知之，以告，得实。上不忍加诛，乃与诸帝登山刑牲，告天地为誓而赦其罪。
又载：
剌葛破平州，还，复与迭剌、寅底石、安端反……上闻诸弟以兵阻道，引军南趋十七泺。是日燔柴。翌日，次七渡河，诸弟各遣人谢罪。上犹矜怜，许以自新。
祭告天地的政治意义还远不止这些，它能使不服管束者因畏惧上天的惩罚而忠于君主。《辽史》卷一《太祖纪》载，耶律阿保机曾明确对其臣下告诫：
身行不义，虽入大恶，谓轻于鸿毛。昵比群小，谋及妇人，同恶相济，以危国祚。虽欲不败，其可得乎？北宰相实鲁妻余店睹姑于国至亲，一旦负朕，从于叛逆，未置之法而病死，此天诛也。辽初由于诸事草创，新旧更迭，重大变故时有发生。故太祖多次借燔柴祭天对民众进行忠君教化，借机维护统治。
2.祭祖之礼。契丹人认为，先辈替天主宰着世人的命运，于是引进了中原的宗庙制度，为祖先立庙奉祀。
契丹人尊祭奇首为始祖。会同四年（914）二月，辽太宗曾“诏有司编《始祖奇首可汗事迹》”[1]49.可惜未能流传，而今只能看到一些零星的相关记载。《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记载：
太祖于此（永州）置南楼。乾亨三年，置州于皇子韩八墓侧。东潢河，南土河，二水合流，故号永州。冬月牙帐多驻此，谓之冬捺钵。有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云。
可见，奇首被契丹人看作是肇兴之祖，神化其成为白马神人，在木叶山同青牛神女结为夫妻。于是契丹民众从此将奇首视为天神敬奉。
建国后，契丹仿中原设宗庙以奉祀历代君主，与此并设的还有诸多陵寝及与之匹配的崇祭设施，以此神化统治者，昭示君权神授，进而将忠君教化置于崇祖祭祖的活动中，使人们认知君主为最高统治者，从而达到加强集权和臣民对主上忠心顺服的政治目的。
3.告诫与奖惩。辽代统治者注重以告诫的方式推行教化，如圣宗曾告诫子侄：“汝勿以材能凌物，勿以富贵骄人。惟忠惟孝，保家保身。”[2]七（上）66兴宗也告诫其子傅：“燕赵左右多面谀，不闻忠言，浸以成性。汝当以道规诲，使知君父之义。有不可处王邸者，以名闻。”[1]1400
对于忠臣逆子的奖惩主要是警示其子民要明确忠君与叛逆的不同结局。
耶律欲稳因护卫有功受太祖倚重，“帝益嘉其忠，诏以台押配享庙廷”[1]1226.夷离堇的鲁为国尽忠，即“以的鲁子徒离骨嗣为夷离堇，仍以父字为名，以旌其忠”[1]38.耶律敌剌在太祖时“与敞稳海里同心辅政。太祖知其忠实，命掌礼仪，且委以军事”[1]1229.此等事例在辽代不胜枚举。
辽代统治者还以中原的伦理道德为准则对臣下进行教化。唐将张敬达不降而死，“上（太宗）闻敬达至死不变，谓左右曰：‘凡为人臣，当如此也！’命以礼葬。……祀天地以告成功。”[1]39《契丹国志》有记载：（太宗）“嘉敬达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谓其下及晋诸将曰：‘汝曹为人臣，当效敬达也。’”[2]七（上）32再如，令契丹闻名胆寒的杨业遭擒后不降而死，也得到特殊礼遇，为其建庙祭祀。太祖重臣韩延徽在中原为将时，燕帅刘仁恭曾派他聘使辽国，“太祖怒其不屈，留之。述律后谏曰：‘彼秉节弗挠，贤者也，奈何困辱之？’太祖召与语，合上意，立命参军事。”[1]1231-1232延徽所秉为爱国忠君之节，太祖先怒后喜，并对延徽委以重任。反之，对不忠其主的汉臣辽代君主也进行指责或惩罚，以此警示群臣。《辽史》卷三《太宗纪》载，天赞九年“夏四月，唐李从珂弑主自立。人皇王倍自唐上书请讨”.太宗也认为“李从珂弑君自立，神人共怒，宜行天讨”.此举固然为南征借口，但其借机激发将士为国捐躯的教化功用也非常巨大，告诫从军将士违君命逆天意的可悲下场。
（二）辽代忠君教化的作用
辽代的忠君教化对于加强君主专制统治具有显着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自圣宗以后，忠君观念和行为逐渐增强，终辽一代造就了众多惟知有国而不知有身之人，成为维护政权稳定的中流砥柱。例如，有宁愿受屈而死但不投敌叛国者。萧匹敌遭钦哀皇后同党冯家奴诬告其谋反，“公主（秦晋国王隆庆女韩国长公主，匹敌妻）窃闻其谋，谓匹敌曰：‘尔将无罪被戮。与其死，何若奔女直国以全其生！匹敌曰：’朝廷讵肯以飞话害忠良。宁死弗适他国。‘及钦哀摄政，杀之。”[1]1343如天祚文妃之子敖庐斡被诬陷预谋废立，“上知敖庐斡得人心，不忍加诛，令缢杀之。或劝之亡，敖庐斡曰：’安忍为蕞尔之躯，而失臣子之大节。‘遂就死，闻者伤之。”[1]1217以死相报体现臣子的忠君忠国大节。还有出使不失国体和民族气节者。如“萧和尚……忠直，多知略，使宋贺正，将宴，典仪者告，班节度使下，和尚曰：’班次如此，是不以大国之使相礼。且以锦服为贶，如侍蕃部，若果如是，吾不预宴。‘宋臣不能对，易以紫服，位视执政，使礼始定。”[1]1326更有触帝王龙鳞而不畏的忠直敢谏者，如“刘伸，字济时，宛平人。少颖悟，长以辞翰闻……因奏狱，上适与近臣语，不顾，伸进曰：’臣闻自古帝王必重民命，愿陛下省臣之奏。‘上大惊异。”所以道宗认为：“今之忠直，耶律、刘伸而已！”[1]1417也有不知有其自身而只知有君有国者，如：“耶律铎轸，性疏简，不顾小节，人初以是短之……大捷赐酒，问所欲，铎轸曰：’臣幸被圣恩，得效努力，万死不能报国，又将何求。‘帝愈重之，手书铎轸衣裙曰：’勤国忠君，举世无双。‘”[1]1379另外被誉为太祖“二十一功臣”之一的耶律曷鲁也堪称楷模。“曷鲁病革，太祖临视，问所欲。曷鲁曰：’陛下圣德宽仁，群生咸遂，帝业隆兴。臣既蒙宠遇，虽瞑目无憾。惟析迭剌部议未决，愿亟行之。‘及薨，太祖流涕曰：’斯人若登三五载，吾谋蔑不济矣！‘”[1]1222
以上诸例表明，辽代忠君教化的成效显着，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之人，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辽代的孝道教化
孝道为我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孝道教化不仅能够协调人际关系、维系家庭和睦，还可以促进社会有序发展。从孔子开始，传统儒学即着力宣扬孝悌，并使之成为施教的一项主要内容。作为儒家思想的组成部分，孝悌观念不但在中原流布，也逐渐为周边吸收，辽王朝便在吸纳儒学思想时实行孝道教化，在社会行为规范中即以“在家尽孝，在国尽忠”的观念教化子民。
契丹在立国前制定的再生仪即对生育子女过程的仪式化再现。在更深层面上，进行再生仪时，远不止统治阶级受到精神洗礼，还涉及全部的契丹子民，这才是再生仪的意义所在。由此能够发现，契丹先民已有了原始的“孝悌”行为和观念，且受到重视，使其深入人心，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观念。
（一）辽代孝道教化的方式
随着与中原的交往和儒学的传播，统治者更深刻地认识到孝道的功用并大力倡导，因而辽代诸帝在这一方面大多值得称道。《辽史》卷二《太祖纪》载，神册四年（919）九月，“征乌古部，道闻皇太后不豫，一日驰六百里还，侍太后。”国事初创之际，日理万机，但太祖对孝道并未轻视。
太宗也是如此。《契丹国志》卷二《太宗嗣圣皇帝》载：“性孝谨，母病不食亦不食，尝侍于母前，应对成不称肯，母扬眉而视之，辄惧而趋避，非复召不敢见也。”征服后晋后，《契丹国志》载述律太后“以其国中酒馔果脯赐帝，贺平晋国。帝与群臣宴于永福殿，每举酒，立而饮之，曰：’太后所赐，不敢坐饮。‘”太宗因久居中原，时刻思念母后，故对群臣感慨：“天时向署，吾难久留，欲至上国省太后。”拳拳之意焯然显见。
圣宗年幼即位，其母总理朝纲，《契丹国志》卷七《天辅皇帝》载：“帝既不预朝政，纵心弋猎，左右狎邪与帝为笑谑者，太后知之，重行杖责，帝亦不免诟问。……帝已长立，每事拱手。或府库中需一物，必诘其所用赐及文武僚庶者，允之，不然不与。”史家“圣宗称辽圣主，后教训为多”之语虽是表达太后教子有方，实则也有圣宗敬顺母意的内涵。所以在其母病故后，圣宗哀痛之至，《契丹国志》卷七《天辅皇帝》载：“（圣宗）亲政后方一月，太后暴崩，哀毁骨立，哭必呕血。番汉群臣上言：’山陵已毕，宜改元。‘帝曰：’改元，吉礼也。居丧行吉礼，乃不孝子也。‘群臣曰：’古之帝王，以日易月，宜法古制。‘帝曰：’吾契丹主，宁违古制，不为不孝之人。‘终制三年。”辽圣宗以身作则，实为推行孝道教化的楷模。
正因帝王的亲身垂范，才使辽代的孝道教化得以广泛开展。同时，为大力推行这种道德观念，统治者还以多种方式广为倡导。
首先，通过颁布诏令对“孝”与“不孝”进行法律规范。《辽史》卷二十《兴宗纪》和卷六十一《刑法志》载：“诏医卜、屠贩、奴隶及倍父母或犯事逃亡者，不得举进士。”“淫乱不轨者，五车辕杀之，逆父母视此。”统治者以法律来维护伦理道德，从而加大了教化的力度。
其次，以崇老敬老的传统进行教化。如辽太祖“省风俗，见高年，议朝政，定吉凶仪”.圣宗统和十二年（994）正月，“霸州民李在宥年百三十有三，赐束帛、锦袍、银带，月给羊酒，仍复其家”.“上礼高年，惠鳏寡，赐�T饮。”“诏赐诸宫分耆老食。”穆宗诏“老耄者，增俸以休于家”.道宗也因“三河县民孙宾及其妻皆百岁，复其家。”以崇老敬老的传统进行教化，也必然会收到显着的效果。
其三，统治集团中开明人士的模范行为使孝道教化更为奏效。兴宗时，耶律义先掌皇族政教，他认为，“其接下无贵贱贤否，皆与均礼。其妻晋国长公主之女，每遇中表亲，非礼服不见，故内外多化之。”“国中三父房，皆帝之昆弟，不孝不义尤不可为。”从“内外多化之”的收效来看，孝道观念在贵族阶层中已为广泛接受。
此外，考古工作者在辽东京附近发现有大量画像石墓，这些画像的特征皆为绘有人所习见的“二十四孝”故事，如“薛包孝亲”“闵损衣单”“董永典身”“卧冰求鲤”等。值得关注的是，画像人物均作契丹装束，这正是南北文化重新整合的结果。作为辽境知识分子的必读之书，儒家经典中有关伦理道德的说教必然使其深受教育，其他典籍也会有此影响功用。如在严格书禁的境况下，辽版的《蒙求》还能多次再版，就是统治者认定其为推行伦理教化的重要教材。前文提到的“董永典身”“江革孝忠”“闵损衣单”等事例，在该书中便都有记述。
（二）辽代孝道教化的影响
终辽一代，正因为统治者利用上述方法进行了孝道教化，因“性孝悌”而具才望者有之，闻名于史家。如萧阳阿，“父卒，自五蕃部亲挽丧车至奚五岭，人称其孝。”又如耶律安播，“自幼若成人，居父丧，哀毁过礼，见者伤之。”这些极高名望者的行为对时人产生了极大影响。《说郛》卷五记载了宋臣出使辽国时看到的一幕：“楚公（即陆佃，字师农）使虏时，馆中有小胡执事事甚谨，亦能华言。因食夹子，以食不尽者与之，拜谢而不食。问其故，曰：’将以遗父母。‘公喜，更多与之。”这种平民的孝行已经与中原地区的伦理观念非常吻合。
能够看到，尽管还没有完全达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3]2的要求，但“孝悌”观已在辽代深入人心，为统治基础的牢固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辽代的贞洁教化
（一）对妇道的倡导
辽代至圣宗时封建制已逐步确立，同时随着儒家文化的广为传播，至辽代的中后期，统治者已开始注重推行妇女的道德修养教化，并在社会上层之中大力提倡妇道。
圣宗于统和元年（983）四月鼓励命妇守节，“诏赐物命妇寡居者”[1]109,又于开泰六年（1017）四月，规定命妇必须要守节，“禁命妇再蘸”[1]179.兴宗重熙十六年（1045）“定公主行妇礼于舅姑仪”[1]237,公主的言行会直接对其他的社会上层妇女产生影响，故有必要予以规范。而事实表明，命妇再嫁之举虽并没有完全得禁，但对于一些违犯者还是进行了处罚，也包括公主在内。如兴宗长女跋芹，她先“下嫁萧撒八，与驸马都尉萧撒八不谐，离之。清宁初，改适萧阿速。以妇道不修，徙中京。”[1]1007辽代还设专门机构对皇族的政教进行主管，如大惕隐司即“掌皇族之政教。”[1]694重熙二十一年（1053），“耶律义先拜惕隐，戒族人曰：’国家三父房最为贵族，凡天下风化之所自出，不孝不义，虽小不可为。‘其妻晋国长公主之女，每见中表，必具礼服。义先以身率先，国族化之。”[1]694对贵族妇女的守节行为进行要求，必然会有利于推行辽代妇女的贞洁教化。
（二）家庭的贞洁教化
贞洁教化除来自政府和社会外，在妇女的家庭中也占据了重要地位。贵族妇女在家庭中受到的贞洁教化有些是来自于其姆，即女师。她们在未出嫁前都要接受姆教。《秦国太妃墓志》（重熙十四年）中便记载秦国太妃之女“德备言容，禀良箴于姆传”[4]91;耶律琮的夫人也是“爰日闺门，专承姆教。”[4]343姆教的内容是主要教授女子的道德教育和礼仪规范以及女工等。《韩匡嗣妻秦国太夫人墓志》（统和十一年）载，“夫人淑善之道，遐迩咸推。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者备矣。”[4]31可见，德言容功是女子必备的品质，其中尤以妇德最为重要。具备了以上优点的女子才能赢得尊重认可，而这也是姆教的方向。
但并非所有家庭都会请女师，对大多女子而言还是受到父母的影响。如韩匡嗣妻秦国太夫人德言容功兼备，所以其女儿们“兵仪标婉娈，性禀柔闲。克扬邦媛之风，允得家人之美。”[4]32
（三）辽代贞洁教化的影响
《辽史·列女传》中共载有五人，虽然《辽史》评介为贤女二、列女三，但对于妇道的遵从是其共性，堪称楷模。如耶律常哥“自洁不嫁，居闺阃之内而不忘忠其君”[1]1474;邢简妻陈氏，“孝舅姑，闺门和睦，亲党推重”[1]1472、“论者谓贞静柔顺，妇道母仪始终无慊云”[1]1472;辽末耶律中妻萧�道迹�“事夫敬顺，亲戚咸誉其德。”为贼所执后以死守节，“人欲污我者，即死之。”[1]1474后又逢金兵进逼，耶律中临危受命，被天祚帝任命为五院都监，“中谓妻曰：’吾本无宦情，今不能免。我当以死报国，汝能从我乎？‘�道级栽唬�’谨奉教。‘及金兵徇地岭西，尽徙其民，中守节死。�道急�戚不形于外，人怪之。倾跃马突出，至中死所自杀”[1]1474;耶律奴之妻萧意辛，为“国舅驸马都尉陶苏翰之女，母是胡独公主。”[1]147320岁出嫁，“事系睦族，以孝谨闻”[1]1473,对于夫妻关系的处理她见解独到，“尝与娣姒会，争言厌魅以夫宠；意辛曰：’厌魅不若礼法。‘众人问其故，意辛曰：’修己以洁，奉长以敬，事夫以柔，抚下以宽，毋使君子见其轻易，此之为礼法，自然取重于夫。以厌魅获宠，独不愧于心乎！‘闻者大惭。”[1]1473能够看出，萧意辛认为夫妻之间的关系只有遵循“礼法”才能获得长久和谐，这在今天也具有积极的意义。道宗朝的奸臣耶律乙辛擅权，耶律奴因得罪其被流放乌古部，“上（道宗皇帝）以意辛公主之女，欲使绝婚”[1]1473,但萧意辛坚守“出嫁从夫”的观念，选择与丈夫共患难，“意辛辞曰：’陛下以妾葭莩之亲，使免流窜，实天地之恩，然夫妇之义，生死以之。妾自笄年从奴，一但临难，顿尔乖离，背纲常之道，于禽兽何异？幸陛下怜，与奴俱行，妾即死无恨。‘”[1]1473可以看出她在生死攸关之际仍恪守妇道，坚守夫妻之义，不违纲常之道，并且“意辛久在贬所，亲执役事，虽劳无难色，事夫礼敬，有加于旧，寿隆（昌）中，（意辛）上书乞子孙为着帐郎君。帝嘉其节，召举家还。”[1]1473“帝感其言，从之。”[1]1473萧意辛以其贞言烈行改变了家族的命运，堪称恪守贞节妇道的典范。耶律术者妻萧讹里本，“谨裕贞婉，娣姒推尊之”[1]1474,她认为，“夫妇之道，如阴阳表里。无阳则阴不能立，无表则里无所附。妾今不幸失所天，且生必有死，理之自然。术者早岁登朝，有才不寿。天祸妾身，罹此酷罚，复何依恃。傥死者可见，则从；不可见，则当与俱。”[1]1474最终自刃而卒。可以看出，贞洁观念已为当时的妇女自觉遵从。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五人除陈氏为汉族外，其余皆为契丹女子，她们对妇道的遵从显示了贞洁教化对契丹族乃至其他民族所产生的极大影响。
我们还从辽代的墓志铭中看到当时对女性教化的影响。如韩匡嗣的夫人，“淑善之道，遐迩咸推。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者备矣。”韩匡嗣先夫人而薨，夫人“义重无穷，礼遵昼哭。亲营丧事，恒极送终之哀；志愿同归，每抱歼良之恨。进封秦国太夫人，旌轨范也。”[4]31;《萧乌卢本娘子墓志》（大安七年）载，“初，娘子为女时，事父母以孝闻。友兄姊，睦弟妹以悌闻，其淑性有如此也。为妇时，尊宗祖，奉翁姑。每及时祭，则终夜不寝。监庖视膳，殷勤亲馈。虽隆暑�旰�，而无怠色，其诚敬有如此也。为母时，常以正辞气诫诸子孙，正颜色训诸女妇。”[4]205-206类似的赞词在当时很多妇女的墓志铭中都有出现。
从以上论述能够发现，辽代贞洁教化的发展无疑受到社会发展的影响，由于儒家文化在辽境的逐渐传播，社会上已经注重以贞洁观念来评价和要求妇女。虽然《辽史·后妃传》认为，“辽以鞍马为家，后妃往往长于骑射，军旅田猎，未尝不从，如应天之奋击室韦，承天之御戎澶渊，仁懿之亲破重元，古所未有，亦其俗也”[1]1207,说明当时的契丹女性以武见长。但是在尊儒政策的影响下，尤其是取得燕云十六州后随着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社会价值观出现了巨大变化，当时的南京（今北京）“秀者学读书，次者习骑马，耐劳苦”[5]217,这也是辽代妇女弃武从文的转型标志，并且在辽代中后期涌现出了众多有文化的女性，对辽代当时的婚姻家庭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辽朝之所以得以立国二百余年，统治者依据中原儒学传统所实行的伦理教化发挥了理想的效果，忠君意识、孝道意识和贞洁意识已成为时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和道德是否完善的衡量标准。辽帝国的持续发展正是中原文化与契丹文化交融之后所形成的新合力的结果，也是多元一体中华文化历史格局的一种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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