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书院文化是我国悠久的民族和特色文化之一，是我国文化瑰宝中一朵绚丽的奇葩。江西是书院和书院文化的发源地，依托山水江西，江西书院文化载寓的山水情怀可谓是中国教育史和中国文化的一个奇迹，这其中，既载寓着“隐逸”文化，也蕴涵着佛道山水文化，以及承载的休憩旅游功能。
关键词：江西书院；隐逸文化；山水文化；休闲旅游
如果说佛教文化以寺庙为载体，道教文化以宫观为依托，那么，书院文化就是儒家士人文化的最佳体现。书院可谓为全天下读书人提供了一个美好的去处，一个可以让自己变得强大或者安宁的去处，一个可以实现自己人生抱负或者退隐江湖的去处。历经千百年风雨涤荡，甚至战火洗礼，书院依旧是这么宁静，风雨不到，浴火重生，依旧这么朴实无华；洗净铅华，清新脱俗，依旧充满了活力和希望。书院以及包容的书院文化，总以一种让世人敬仰的姿态矗立在山水之间，显得那么不可动摇。
江西是书院的发源地，江西书院文化曾引领了中国书院文化的潮流，特别以是白鹿洞书院为代表的江西书院，不仅在教学上独树一帜，以传授儒家经典为主，经史、诗书、礼乐无所不包，教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授经世安邦之策；而且在书院选址和建造中，也是择形胜之地，讲山水融合。体现的不仅追求天人合一，更强调情景交融，山水融合。概括起来，笔者认为，江西书院的这种山水文化情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载寓着“隐逸”文化
《左传·襄公十四年》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乃儒家“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之说。也正是这“三不朽”,影响着我国“隐逸”文化的发展，影响着书院文化所承载的历史重任。
1.“隐逸”文化风格：立言
庐山在魏晋之前还只是人迹罕至之地，难有隐士踏足。东晋时期，南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九江成为了南朝重镇，吸引了诸多文人骚客、隐士高人前来探寻。四处云游的高僧慧远对庐山情有独钟，他在此地组织了白莲社，招揽那些无意入朝为官、超然物外的士人和学富五车的僧侣，此举导致庐山声威大振，各路人才纷至沓来。史学家蒋星煜先生在《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肯定庐山为古代最受隐士欢迎的20大名山之首。
白鹿洞书院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兴建的。白鹿洞书院留下了大文豪陶渊明、为《春秋公羊传》作注的周续之、《念佛三昧》的刘程之、画家宗炳的足迹。明代紫霞真人的《游白鹿洞歌》就描写了极富意境的白鹿洞美景：“何年白鹿洞，正傍五老峰。五老去天不盈尺，俯窥人间烟云重。我欲览秀色，一一青芙蓉。举手石扇开半掩，绿鬟玉女如相逢。风雷隐隐万壑泻，凭涯倚树闻清钟。洞门之外百丈松，千株尽化为苍龙。驾苍龙，骑白鹿，泉堪饮，芝可服。何人肯入空山宿，空山空石即我屋，一卷黄庭石上读。”
“隐士”是一种选择，“出山”或许也是一种必然。隐士在山中传道授业，在二十四史的记载里比比皆是。仅一座庐山就有多位隐士到此开馆授徒，聚徒讲学，大有一呼百应、聚啸山林之势。隐士被请“出山”,辅佐明主建功立业，是历代许多文人的梦想。山林的清风、山林的幽静、山林的独立则是隐士集聚力量的源泉。
2.“隐逸”文化心态：立德
儒释道在宋代已实现了三教融合，之前消极情绪占上风的“隐逸”之风得到了遏制，转而是基于对现实生活的美好追求，对自我存在的社会家长和意义加以肯定的隐逸之风。加上宋代统治者实行“崇文抑武”国策，对广大隐士施于礼遇和重用，“隐逸”文化带给归隐羡隐的诗人及士大夫以最大的精神慰藉--获得人格的解放与身心的自由，而这实际上就是“隐逸”文化独具潜力。于是，游山玩水、渔猎躬耕、品茗饮酒、谈玄务虚、吟诗赋文、营园作画、书墨抚琴、品藏文玩、坐禅求道、肆性放情等便成了这些隐士及准隐士最外在的行为表现[1].由此可见，外在狂放不羁的文人之风底下所隐藏的是他们那颗济世安民之心，是他们为了获得精神宁静的表象，书院也自然成为了他们渴望重新塑造远大志向和人生的重生之地。
隐士，也还是隐居于山林之间的“士”,自幼所受过的儒家思想的熏陶亦是根深蒂固。在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看来，隐逸并不意味着彻底地与世隔绝，遁身隐形，完全的无拘无束、逍遥自在，而是在修其身、养其性的同时，时刻保持对现实的肯定和关注，保持着隐逸与政治、入世与出世的和谐统一、互融共处，保持着对受人尊崇的政治地位和丰厚的朝廷俸禄的热情和渴望。
3.“隐逸”文化理想：立功
朱熹因其喜在山水之乐中寻找精神寄托而颇有隐士之风，钱穆评价朱熹说：“综观朱子一生，出仕则志在邦国，着述则意存千古，而其徜徉山水，俯仰溪云，则俨如一隐士。”49岁的朱熹任南康军时，已然是北宋儒学代表人物，但因政治上的不得志，诸多主张无法得以实现，空有一腔抱负无处施展，所以诸多作品均蕴涵隐逸的情绪在其中。正是这位“隐士”,在山水间看到了白鹿洞书院的破败和无人问津，意识到了重修书院对于当地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两次上书，即便得到的是帝王的冷淡和同僚的讥讽，他也没有放弃，而是自筹资金，自请教师，甚至亲自为师，只为心中的理想：立德。不论是立言还是立功，归根结底都要落实到立德这个核心目标上。朱熹就是将自己的理想构筑在白鹿洞书院的废墟之上，构筑在了这山势千岩万壑，风景奇绝的庐山之上，也正源于此，成就了朱熹之功。
二、蕴涵着佛道山水文化
我国有一句谚语：“天下名山僧占多”,充分说明了佛、道两家与名山秀水的密切关系，在其宗教观里，自然山水并不仅仅是景色秀丽、古木苍翠的存在，而是能让人悟道成佛或超凡脱俗，潜心修炼，升入仙境的精神寄托所在。与此相同，名流贤士、才子、流放谪宦、功成隐退的高官名士选择远离世俗的风景名胜作为书院的选址，潜心研究和教授门徒。江西书院不论是创建年代的久远，还是开课授徒的规模，乃至其政治影响力，在那个时代里，都是其他书院所无法比拟的。江西书院也都无一例外地选址于风景优美的名山脚下，或蜿蜓如画的湖江河畔，蕴涵着佛道山水文化。
1.白鹿洞书院的佛教背景
江西书院在宋代的飞速发展，从某种角度来说，江西书院得以爆炸式发展的原因可以部分归结于儒家与佛教的“明争暗斗”,即佛教的繁荣对广大儒士的刺激。佛教是在两汉之际传入我国，经过与我国传统宗教文化的不断磨合，唐代时期的佛教文化已经具有了中国特色，加上统治者出于政治的考量，大力提倡而兴盛一时，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了宋代，而且俨然有了“佛寺遍天下”的情势。与佛教的兴盛之态相比较，儒学却呈现日渐式微的局面，这引起了一批有忧患意识的儒学大家们的警醒，他们奔走呼吁要重新阐释和再造儒学经典，复兴儒学。
在这样一种文化激荡和儒学渴望兴盛的时代，书院的创立和发展成为一种必然，书院成为理学家们再造和传播儒家思想的阵地也水到渠成，理学大家朱熹创立的白鹿洞书院成为了其中翘楚。和那些受佛老思想影响的名士们一样，朱熹也寄情于山水，他曾任职的南康军虽然背倚匡庐，面临鄱湖，扼水路之津要，史称“西江锁钥”,但因土瘠民贫，历来不受为官者青睐。淳熙五年朱熹走马上任，采取了系列措施，使得南康被誉为“真儒过化”之邦。这其中就包括白鹿洞书院的重修。朱熹主持编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不论是体例，还是内容，均可寻到佛教《百丈清规》的痕迹。他所提倡的讲学制度，鼓励学生对夫子的观点提出疑问，支持学生游学增长见识，这些都带有非常明显的佛教仪规与内容的痕迹。
朱熹自幼即受佛教熏陶，因家族长辈对佛教的虔诚与修行，且其父请对佛教研究造诣深厚的刘子�、刘勉之、胡宪三位当代儒学名家为年幼的朱熹启蒙、授课，导致朱熹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涉及面极为广泛。“某少时未有知，亦曾学禅，只李先生极言其不是。”[2]而且“出入佛老十余年”,“熹天资鲁钝，自幼记问言语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余诲，颇知有意于为己之学，而未得其处。盖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3]
2.华林书院的道教渊源
鄱湖之滨，匡庐脚下，着名书院除了白鹿洞书院，还有华林山的鹅湖书院。华林山是座道教名山，自晋代开始，这里就星罗棋布着数十座道观，据传此处还是西蜀道人李八百修炼成仙之处，也是道教天下清规的发源地，还是华林书院之所在。华林书院本是一所家族式私人书院，比白鹿洞书院建立更早，扬名更早。宋代初期，时任国子监主簿的胡仲尧将其扩建为华林书院。不论是书籍收藏数量，还是教学方法，在当时都首屈一指，影响非常之大，四方游学之士甚众，诸多名人学士争相题诗：“神存昭旷之原，目寓清虚之境，青山拥翠，绿树浮岚，飞瀑散绕书之声，虚亭动人文之色。”
华林书院与道教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华林胡氏族谱有云“浮云宫即华林书院”,初始之所以选择华林山筑室建书院，与他们尊崇道教不无关联。尤其是到了宋代，理学家们也同样广受佛道思想影响。理学创始人周敦颐曾师从润州鹤林寺寿涯禅师，程颢“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一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
三、承载着旅游休憩功能
书院的功能是多方位的，其不仅是为从教者提供一个传道授业解惑之所在，也不仅是为了广大的寒门子弟提供一个学习的场所和机会，同时它还承担着旅游休憩的功能。
1.优美的自然环境
书院建造对选址极其讲究，多依山傍水，顺其自然。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万物负阴而抱阳”,意即建筑要背山面水。“溪山邃深，林趣茂美”,“四面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是书院选址的理想境界。白鹿洞坐落在庐山五老峰下一个山丘环合树木郁郁的河谷小盆地。整个小盆地呈三山（后屏山、卓尔山和左翼山）夹一水的局面，三山环合，周围高而中间低凹，由山麓小路进去有数里之遥，有若入洞之感，所以称为白鹿洞。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亲近恬静的乡村，没有面对高山、登临绝壁的那种敬畏、那份恐惧，让人感到亲切、融洽、雅致平和；叮咚泉水，空山鸟语，都在分别涤荡着人们由于世俗生活中那熙熙攘攘、紧张激烈而带来的心理郁结[4].兼之“春昼花明日暖，夏天柳暗风凉。秋桂月中藏影，冬梅雪里飘香”（白玉蟾《题丹晨书院壁》）的四季美景，吸引着众多游客纷至沓来。
2.完备的休闲设施
从诸多书院的史料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书院的相关设施也是比较完备的，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休闲者的休闲要求。来书院的游客或者是讲学者，书院都为其提供相应的住宿，还供应饮食。江陵人项安世游览白鹿洞书院，写下了“曾依岳麓听鸣泉，亦泛朱陵石鼓船。所欠平生惟白鹿，暮年来此岂非天”的诗句；程公许的《陪宪节饭石堂书院渡江游双泉墅即席和韵》和《雨晴后同兄侄游开元寺一览亭饮道传书院》也可见书院提供饮食的痕迹。
3.丰富的人文景观
书院创办者的初衷，既有教育下移的目的，也有审美方面的考虑，池塘、台榭、楼阁都会纳入审美视觉享受的设计范畴。尤其到了宋代，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士人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他们更热衷于追求悠游闲适的生活，遍布大山名川的书院因其自然环境的优美和相关设施的完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士人到书院一游。
参考文献：
[1]徐清泉。论“隐逸”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发展中的意义[J].文学评论，2000（4）：125-133.
[2]朱熹。朱子语类（肆）·卷第一百四：朱子一[M]∥朱子全书：拾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99.
[3]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贰）·卷第三十八·答江元适[M]∥朱子全书：贰拾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000.
[4]詹建志。白鹿洞书院：中国书院文化的典范[J].九江学院学报，2007（4）：2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