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鲁迅与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相距二千多年的两位文化巨擘。司马迁及《史记》对鲁迅的思想、文学创作等方面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鲁迅对司马迁和《史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司马迁是“文豪”和“雄于文”的“高手”,《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谓真知灼见。但鲁迅的论述也存在一些偏谬与误读，如指认司马迁是“道家”,因记忆错误而张冠李戴等。总而言之，鲁迅对司马迁和《史记》的评说，可谓洞见与误读并存。
关键词：鲁迅；司马迁；《史记》；洞见；误读
鲁迅与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相距二千多年的两位文化巨擘。生于西汉时期的司马迁是古代着名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生于清末民初的鲁迅是现代着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司马迁及《史记》对鲁迅的思想、文学创作等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鲁迅对司马迁和《史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司马迁是“文豪”和“雄于文”的“高手”,《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对司马迁及《史记》虽然没有专门系统地研究，但在《汉文学史纲要》和一些演讲、杂文、小说、散文等中引用和改写，尤其是在《汉文学史纲要》10篇中，其中第3、4、5、7、8、9等篇均参考了《史记》，第10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更是专题论述司马迁。鲁迅对司马迁及《史记》有许多精辟论述，有些观点甚至被后来者奉为圭臬。但由于时代、个人等原因，鲁迅对司马迁及《史记》的论述也存在一些偏谬与误读，如直接指认司马迁是“道家”及因记忆原因而张冠李戴等。综观鲁迅对司马迁及《史记》的评说，可谓洞见与误读并存。
一、鲁迅对司马迁及《史记》的洞见
“洞见”一词作为文学批评术语被阐释、运用，较早见于美国文学批评家德曼专着《盲视与洞见---论当代批评之修辞》。所谓洞见一般指批评家的论述不乏精辟的见解和独到的识器。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司马相如与司马迁》《热风·人心很古》《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等作品中，对司马迁及《史记》的论述有许多真知灼见。具体可以归纳如下四个方面。
1.鲁迅认为司马迁具有“发愤着书”的生命哲学意识，《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引用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惟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1]435司马迁在李陵事件中被处以宫刑，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与伤害，“隐忍苟活”就是为了写作《史记》的不朽大业，通过《史记》“以舒其愤”.司马迁时时对生命做出形而上的思考与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因此司马迁的“发愤着书”源于自我的人生悲剧。同时也受屈原“发愤抒情”的影响，屈原在《九章·惜诵》云：“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屈原的“发愤”仅仅局限于个人的遭遇、时局的艰难，但司马迁的“发愤着书”从更加广阔的历史高度、更加深刻的内涵上超越屈原的“发愤抒情”.鲁迅引用此段主要是通过阐发司马迁的“发愤着书”来凸显“以舒其愤”的主体精神，以及文学的批判与创造精神。彰显了作家自我生命意识。
鲁迅说：“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1]435“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从史学和文学两个方面对《史记》最精辟和最深刻的经典性的概括，也是后代对《史记》评说的基本遵循。《史记》叙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三千年历史，开创了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构成的五位一体的通史。上突破并超越《春秋》的义理和笔法，下树立史书写作之规范。正如郑樵在《通志·总序》中所说：“惟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2]2赵翼也说：“自此例一定，历史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3]而且在史书上自成一家，“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明代学者茅坤说《史记》是“风骚之极也”[4].清代学者章学诚说：“夫《骚》与《史》，千古之至文也。”[5]司马迁着史绝非局限于文献的收集、整理、考证，也不是以一种冷漠的态度从外部客观地观察历史，他是带着深切的痛苦去理解笔下人物的奋斗和成败，所以笔端常饱含着悲愤。鲁迅认为《离骚》文采飞扬，是文学作品的典范之作，而《史记》也同样具有像《离骚》一样的文学性。同时司马迁和屈原皆曾受过大磨难，同为牢骚忧愤之人，屈原写《离骚》以抒愤懑，司马迁着《史记》寄托忧思，故《史记》便是《离骚》。正是因为二人身世相似，心境相通，他们便都“寄心楮墨”,发为雄文。故此，鲁迅才说《史记》不失为“无韵之《离骚》”.
2.鲁迅认为司马迁“迁雄于文，而亦爱赋，颇喜纳之列传中”,《史记》具有小品文性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迁雄于文，而亦爱赋，颇喜纳之列传中。于《贾谊传》录其《吊屈原赋》及《服赋》，而《汉书》则全载《治安策》，赋无一也。《司马相如传》上下篇，收赋尤多，为《子虚》（合《上林》），《哀二世》，《大人》等。自亦造赋，《汉志》云八篇，今仅传《士不遇赋》一篇，明胡应麟以为伪作。”[1]435选赋入传，表明司马迁对赋的重视与喜爱。司马迁不仅喜纳别人的赋，而且有时还“自亦造赋”.刘勰《文心雕龙》云：“赋者，铺也，铺采�の模�体物写志也。”[6]87-88赋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和韵律感。《屈原贾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伯夷列传》《游侠列传》《李将军列传》《酷吏列传》《孔子世家》《伍子胥列传》等以赋体行文，神采飞扬。赋作为司马迁那个时代文学的时尚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上至帝王下至士子都爱赋作赋。司马迁不仅喜爱赋，而且还善于作赋，郑振铎先生说“大历史家司马迁也善于作赋”[7]94.司马迁具有娴熟运用赋的能力和较深的感知力，在《史记》列传中载录了大量的赋文，不仅充分发挥了赋的“不歌而诵”的抒情性和韵律感，而且也彰显赋的美刺功能，有明显的经世致用之意。鲁迅称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用富艳的辞藻、重叠的语言极尽夸张之能事为“多虚辞滥说”,但又表示“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8]2318.鲁迅所说：“《司马相如传》上下篇，收赋尤多，为《子虚》（合《上林》），《哀二世》，《大人》等。”[1]435司马迁在写《司马相如列传》时将赋与文糅合到一起，环环相扣、层层相映，相得益彰。
小品文属于散文类别，主要特点是题材的包容性和体裁的自由性，融抒情与讽刺于一体。现代小品文一般指文艺色彩较浓的短小政论或杂感，特点正如萧统《文选序》所言：“褒贬是非，纪别异同。”[9]品人、品事、品味。鲁迅是小品文的高手，一生文学事业，小品文居多。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杂谈小品文》中说：
《史记》里的《伯夷列传》和《屈原贾谊列传》除去了引用的骚赋，其实也不过是小品，只因为他是“太史公”之作，又常见，所以没有人来选出，翻印。……所以小品文中，有时也夹着感愤，但在文字狱时，都被销毁，劈板了，于是我们所见，就只剩了“天马行空”似的超然的性灵。[10]431-432
《史记》记人记事的特点：寓褒贬于记事之中，寄爱憎于字里行间，抒情性与议论性高度融合。如《项羽本纪》中项羽义斥宋义、《淮阴侯列传》中蒯通三说韩信、《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灌夫使酒骂座等，都从人物对话中表达了作者的是非好恶。《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灌夫使酒骂座。
夏，丞相取燕王女为夫人。有太后诏，召列侯宗室皆往贺。魏其侯过灌夫，欲与俱。夫谢曰：“夫数以酒失得过丞相，丞相今者又与夫有郄。魏其曰：”事已解。“强与俱。饮酒酣，武安起为寿，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为寿，独故人避席耳，余半膝席。灌夫不悦。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满觞。“夫怒，因嘻笑曰：”将军贵人也，属之！“时武安不肯。行酒次至临汝侯，临汝侯方与程不识耳语，又不避席。夫无所发怒，乃骂临汝侯曰：”生平毁程不识不直一钱，今日长者为寿，乃效女儿�汔慷�语。“武安谓灌夫曰：”程、李俱东西宫卫尉，今众辱程将军，仲孺独不为李将军地乎。“灌夫曰：”今日斩头陷胸，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骄灌夫罪。“乃令骑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为谢，案灌夫项令谢。夫愈怒，不肯谢。武安乃麾骑缚夫置传室，召长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诏。“劾灌夫骂坐不敬，系居室，遂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灌氏之属，皆得弃市罪。[11]2161-2162
田�`得势后日益骄纵，营造宫室，广置田产，搜寻美女宝玩，竟然派人向他过去曾”往来侍酒“”跪起如子侄“的窦婴强索城南之田。窦婴对前恭后倨、仗势欺人的田�`十分恼火，坚执不允。后来田�`举行婚宴，窦邀灌夫同往。酒宴之上，灌夫对众人势利颇为不满，便以敬酒为名，对程不识指桑骂槐，矛头直指田�`，终为田�`以抗诏、使酒骂座之罪名拘捕下狱。文中田�`以强凌弱、骄横霸道、”得志便猖狂“的性格特征得到淋漓尽致的刻画，窦婴正直、不畏权贵的品格，灌夫刚正不阿、好侠使气的品性也都得到了鲜明的揭示和反映。
司马迁在《史记》每篇末尾的”太史公曰“中更是直接评述，正如萧统在《文选序》中所云：”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叙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9]比如在《魏其武安侯列传》的末尾，”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时决�k而名显。魏其之举以吴、楚，武安之贵在日月之际。然魏其诚不知时变，灌夫无术而不逊，两人相翼，乃成祸乱。武安负贵而好权，杯酒责望，陷彼两贤。呜呼哀哉！迁怒及人，命亦不延。众庶不载，竟被恶言。呜呼哀哉！祸所从来矣“[11]2166.评说辞采飞扬，恰如其分，是非分明。正如鲁迅所言，”据说，字里行间是也含着什么褒贬的“[12]148.这种褒贬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小品性。
3.鲁迅认为司马迁写《史记》是”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
司马迁所遭受的人生悲剧使他”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在写作《史记》时倾注了极大的悲愤和情感，”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鲁迅将司马迁《史记》的写作高度概括为：
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故能如茅坤所言：”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也。[1]435
司马迁发愤着书，以”情“为主，对历史事件、人物的叙述与抒写，饱含深情，用心用情写项羽、写李广等等。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受宫刑，是人生莫大之苦恨，痛彻骨髓，”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而李广从军四十余年，与匈奴接战大小七十余次，却”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最后”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司马迁饱含深情地抒写了李广的人格魅力、传奇人生经历，他用谚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描绘李广的人格魅力，”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又十分同情李广的不幸，”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13]2179司马迁悲天悯人，同病相怜，同声相应。
《史记》融司马迁生命、热情、激情于一体。”或叙事，或抒情，或议论，从不刻意雕琢，全凭客观的表达需要和主体情绪的发展而运笔，因而《史记》的语言朴素、明净、深刻、生动，并且具有节奏感和气势，带有鲜明的感情色彩“[14].
司马迁写《史记》时，是”发愤着书，意旨自激“,写作挥洒自如，汪洋恣肆，准确把握人物性格的特质、灵魂。《史记》所写丰富多彩而又各具个性的历史人物共有130多个，其中悲剧人物就近120人。项羽是秦汉之际时势造就的一位失败的英雄。司马迁集中笔墨刻画项羽的英雄形象：”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15]202司马迁通过项羽学书、学剑、学兵法等细节，突出了项羽豪迈不羁的个性。”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之也。’梁掩其口，曰：‘勿妄言，族矣'!“[15]203项羽用”彼可取而代之也“的豪言壮语，显示其雄心壮志。当刘邦”鸿门谢罪“时，他竟然随口说出：”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15]215率真而无心计，令人爱恨交加。司马迁通过一系列的典型细节的描写，将项羽的性格特点刻画得淋漓尽致。老谋深算的刘邦战胜了一个鲁莽天真的项羽，也是历史的必然。司马迁对悲剧人物的描写充满悲剧意识。
4.鲁迅演讲、作文时，常引用司马迁及《史记》，借题发挥，思想火花四溅
鲁迅在自己的演讲及小说、散文、杂文等中，经常有意无意间借用司马迁及《史记》的材料、人物、观点进行借题发挥。如小说《故事新编》中的《采薇》《理水》《出关》的某些素材来自《史记》中的《伯夷叔齐列传》《夏本纪》《孔子世家》《老庄申韩列传》。《采薇》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来自《伯夷叔齐列传》；《理水》取材于《夏本纪》中的夏禹治水的故事；《出关》由《老庄申韩列传》中老子的故事敷衍而成。
鲁迅在《流氓与文学》中最后说：”像这样儿还能长久么？所以说’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16]借用于《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17]2056用史料警告国民党当局”玩火者必自焚“.言简意赅，以一当十。又如在致章廷谦信中说：”近偶见该《古史辨》，惊悉上面乃有自序一百多版。查汉朝钦犯司马，因割掉卵瞅而发牢骚，附于偌大之《史记》之后，文尚甚短，今该学者不过鼻子红而已矣，而乃已浩浩洋洋至此，殆真所谓文豪也哉。禹而尚在，也只能忍气吞声，自认为并无其人而已。“[18]64这段话是讽刺当时”獐头鼠目而赤鼻之学者“顾颉刚，顾颉刚出版一本《古史辨》其序100多页，鲁迅将其与司马迁附于《史记》后面的短小精悍的《太史公自序》相比，借此来讽刺嘲笑顾颉刚其序”浩浩洋洋“好像是个文豪。同时也反证了司马迁的《史记》序文简明而深邃
.再如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中说：”所以我想，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19]142-143他认为要读史书应该首先读《史记》，充分肯定了《史记》的地位与价值。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说，中国的文法很”不完备“,但”也曾有些变化，例如《史》《汉》不同于《书经》，现在的白话文又不同于《史》《汉》“[20]204.鲁迅对中国文法的继承与发展进行了梳理，并点出《史记》在其传承中的价值。
二、鲁迅对司马迁及《史记》的误读
误读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有着宽广的阐释域。传统的误读概念多呈现负面理解，误读本意指理解与标准的不相符合，故误读向来作为读的”陪衬“,是为”正名“而工作的。但从现代接受观点看，误读其实没有什么正误之分，所谓”误“大概只是偏离某些”原意“的意思而已。某种程度上，误读可视为对原文本确定性的一种怀疑，甚或因其创造性叛逆而赋予了原文本以新的活力。即使所谓忠实于原典原意，也是在”忠实“说法下的主观解读，要么是在主观视野中的”忠实“解读，要么是将主观思想附着在原典上。这种解读已经成为一种个人思想的表达，因此也常常不可避免地带有”误读“的性质，而且有些是”有意误读“,亦是”我注六经“即”六经注我“.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伪自由书·两种不通》《且介亭杂文集·杂谈小品》《流氓与文学》等着作中有一些关于对司马迁及《史记》的议论与评说，可以梳理出鲁迅对司马迁及《史记》的误读。鲁迅的误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司马迁的思想的误读；二是对司马迁及《史记》可能由于记忆的原因造成技术性的误读；三是出于表达策略的需要而进行的有意误读。
1.鲁迅对司马迁的思想的误读
司马迁思想较为复杂，但基本上属于儒家，他是较为典型的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但鲁迅则认为司马迁是”道家“.在《汉文学史纲要》里鲁迅对司马迁及《史记》的思想归属做了如下论述：迁死后，书乃渐出；宣帝时，其外孙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班彪颇不满，以为”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略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死�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汉兴，陆贾作《楚汉春秋》，是非虽多本于儒者，而太史职守，原出道家，其父谈亦崇尚黄老，则《史记》虽缪于儒术，固亦能远绍其旧业者矣。[1]434-435
鲁迅认为司马迁的思想属于”道家“,主要通过引用史料从几个方面来指认：一是班彪认为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二是对《史记》颇有影响的陆贾之《楚汉春秋》基本是儒道夹杂；三是《史记》”谬于儒术“;四是其父司马谈”崇尚黄老“,子承父业。鲁迅把司马谈与司马迁父子异尚画等号，他把”尊孔“的司马迁视为”崇尚黄老“的司马谈，属明显”误读“.鲁迅在《流氓的变迁》和《流氓与文学》中不经任何论证就直接称呼司马迁为”道家“
.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代，司马迁的思想体系基本上属于儒家范畴。他在《报任少卿书》中说：”仆闻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以智、仁、义、勇、行作为士人之必备品质，方能”列于君子之林“,非常赞赏孔子所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的儒家建功立业、扬名后世的思想。司马迁尊孔，把孔子编纂的《春秋》奉为经典。《太史公序》云：”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返之于正道，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21]2495在《十二诸侯年表》中云：”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22]357司马迁认为《春秋》义法”学者至今则之“.清人方苞在《又书货殖传后》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23]鲁迅对此误读，认为司马迁背叛、突破甚至超越了孔子的《春秋》义法，说《史记》”虽背《春秋》之义“,”不拘于史法“[24].司马迁在秉持儒家基本思想的同时，对儒家思想的局限性又有所突破，较好地继承了父亲司马谈”取各家之长以为我用“的精神，具有较强的反抗性和批判性。
2.对司马迁及《史记》可能由于记忆的原因造成技术性的误读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25]2399其”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出自韩非子《五蠹》。可能由于记忆方面的原因，鲁迅在《流氓与文学》中说：”司马迁说过，’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由此可见儒和侠的流毒了。太史公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因为他是道家，道家是主张’无为而治‘的，这种思想可以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简直是空想，实际上做不到的。“[16]
又在《流氓的变迁》的演讲中说：”司马迁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乱‘之和’犯‘,决不是’叛‘,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而况有权贵如’五侯‘者在。“[26]159
把”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当作司马迁的话，把法家韩非当作”道家“司马迁。类似这种由于记忆模糊而造成的张冠李戴的”误读“还有许多。郭沫若在《庄子与鲁迅》中列举了鲁迅引用庄子的完整的词句共11条，指出”好几条都不免有些小小的错误。尤其像第九条的把庄子引成老子；第十条的把两处的辞义误合成一个；而且都误到两次，是值得注意的。“紧接着又为之辩解说：”但这，并不证明鲁迅对于庄子读得生，而是证明鲁迅对于庄子读得熟。……鲁迅作文时，虽是自己有些耽心’记不真确‘,但也不愿意一查。“[27]虽然郭沫若有意饰伟人之过，但确确实实存在”不愿意一查“,这应是其出错的主要原因。
3.是出于表达策略的需要对司马迁及《史记》进行的有意误读
20世纪60年代美国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批评理论说：”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实际上构成误读的历史，任何一位后来的批评家都可根据作品来证明前辈批评家对作品的误读，而正是这样不断地误读，批评家对作品的洞见才会不断地产生。“[28]正是在对作品不断地偏离、误读甚至一代一代的盲视中，批评家们才逐渐产生了最深刻的洞察力。
《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云：”虞卿非穷愁亦不能着书以自见于后世云。“[29]1825鲁迅却说：”我平日常常对我的年青的同学们说：古人所谓’穷愁着书‘的话，是不大可靠的。穷到透顶，愁得要死的人，那里还有这许多闲情逸致来着书？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候补的饿殍在沟壑边吟哦；鞭扑底下的囚徒所发出来的不过是直声的叫喊，决不会用一篇妃红俪白的骈体文来诉痛苦的。“[30]72在这里鲁迅实际是将”非穷愁亦不能着书“作为”引子“借题发挥，并不是刻意去反驳”非穷愁亦不能着书“的观点。后来鲁迅在一次演讲中也说过：”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31]439鲁迅在不同场合表达此意，说明鲁迅不虚伪地避言金钱，他的生存意识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经济基础是生存的保障，没有钱就没有生存的自由，就没有选择的自由，就难以从事精神活动。
在《不通两种》中，鲁迅说：”人们每当批评文章的时候，凡是国文教员式的人，大概是着眼于’通‘或’不通‘,《中学生》杂志上还为此设立了病院。然而做中国文其实是很不容易’通‘的，高手如太史公司马迁，倘将他的文章推敲起来，无论从文字，文法，修辞的任何一种立场去看，都可以发现’不通‘的处所。“[31]22在此鲁迅并不是专门批评司马迁的文法不通，而是说在作文时”不通“也属常事，哪怕古代大文豪司马迁的文章推敲起来也有”不通“之处。告诫人们在批评文章时要认真，但也不宜过于吹毛求疵。
总之，鲁迅对司马迁及《史记》熟悉而喜爱，发表了许多熠熠生辉的洞见，但由于种种原因又有些许的误读，但瑕不掩瑜。司马迁与鲁迅在思想和文学上毕竟是两个时代的巨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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