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浔商现象”,是近世以来社会经济文化嬗变中颇具典型的商帮个案。它揭橥出：“现代化”的特别意义在于，它不是经济的单轨运行，而是一个民族在其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塑与重构。一个社会的未来和新希望，不存在于人们的幻想和意志、意绪中。未来的希望，存在于其既有社会结构中所孕育的支持其生长、创新的生命因子中。
关键词：浔商；嬗变；现代化
在对运河市镇浙江南浔晚近史事的爬梳、董理过程中，一个现象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即晚清民初浔商的崛起与退隐。晚清以来，南浔商人以敏锐的市场意识，抓住时代变局下上海开埠的商机，在丝业市场上长袖善舞，舞出一个以“四象八牛”为代表的商帮，舞出一道商业文化的独秀风景。当其时，南浔镇一年的丝业财源甚至直追晚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曾几何时，又因丝市的谷底，浔商的事业渐离巅峰而去。以致“浔商”之谓，几成历史尘封的册页。浔商在近代初叶的起落峰回，形成的“浔商现象”,值得从学理的层面进行思考、释疑。有意味的是，改革开放初，一路领跑国内家电产品行业的南浔集体企业，在二次创业期踌躇难前，多家曾经效益甚佳的利税贡献企业，最终却以破产方式出局。同样的先行、先进，相似的结局、收关，确乎值得关心浙商、关心浔商发展的人们的反思与省视。
一、晚近时期的浔商：创新与回归、启蒙与守成之间的拉锯
笔者浅见，分析浔商现象，浔商经济的特点是需要把握和予以考察的要件。概其特点约略有三：
（一）敏锐的市场意识
对市场的敏锐性，是浔商成功的关键。明清以来市镇商业经济的长期浸润，培育了浔商敏锐的市场意识。这方面最具说服力的便是浔商抓住1840年后上海开埠带来的空前发展机遇，通过营销辑里丝通关出口，赚到了其在资本市场的第一桶金。《吴兴农村经济》即谓：“湖丝销售洋庄，南浔镇实开风气之先。当时湖州六属经行，几皆为南浔人所包办；由湖州出口，亦以南浔为中心。”浔沪丝路贸易的形成，对南浔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对丝业的直接影响，就是辑里丝从过去的内销为主，开始转向国际市场。由此，亦标志着传统蚕丝营销战略的转变。南浔地方史乘曾记录下当时浔商抢抓机遇，给浔镇丝业带来的新变化：
乡农卖丝争赴市……番蚨三枚丝十两……一日贸易数万金……小贾收买交大贾，大贾载入申江界，申江鬼国正通商，繁华富丽压苏杭。番舶来银百万计，中国商人皆若狂。
周子美《南浔镇志稿》列表统计南浔辑里丝历年产额时，亦称：
吾镇丝业，在清同治初年为全盛时代，以此起家致富者，比比皆是。
考诸史迹，南浔之“四象八牛”即兴起于此时。如刘镛，史载，其经商奋斗时，正值“欧洲诸国开商埠于上海，大购湖丝”之时，觅此商机，刘镛潜力丝业，细心运作，“不数年而业大起，当同治初已殖财数十万，号巨富”.
不难看出，正是浔商敏锐的市场意识，南浔之七里丝（一称辑里丝）先拔头筹，抢占了晚清民初丝业市场的品牌高地，并为南浔市镇经济的持续发展注入了市场推动力。浔商也在这种发展中，凭依着丰厚财力，他们开始设店、办厂，尝试进行新项目投资，从而开始了商业资本在攫金之后的转向。
（二）经营项目的多元化与传统化
“四象八牛”因治丝而起家致富，但丝业市场的起伏不定，使得他们对于资金的流向，多采取一种颇为慎重的态度，即实施经营项目的多元化与传统化策略，以预防和规避可能出现的商业风险。
如“四象”之刘家。除蚕丝经营外，开始涉足淮盐业务，在扬州开办盐场，统理淮扬一带盐业产销，成为淮盐巨头。除淮盐一项外，刘家还进军传统的典当业，同治五年（1866）在湖州府城开设“同裕典当”,后陆续在上海等地开设当铺多达29家。随后进军房地产，相继在上海、杭州、青岛、汉口、常熟、南浔购买地产、庄田。至刘家第二代刘锦藻，除继续接办房地产、典当、盐务之外，还积极投资商办沪杭铁路，参与创建浙江兴业银行，同时秉承乃父遗训，在家乡南浔马腰、嘉兴之秀水县置田建刘氏义庄，此举深得清廷褒奖，并于宣统元年（1909）得赐“承先睦族”匾额。
再如“四象”之张家。张颂贤营丝发家后，开始着眼于盐务。后鉴于日本丝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现实，弃丝专营盐务，成为浙盐巨头。在营运盐业的同时，张家陆续斥资于食品加工业中的腌腊、酱业，开设典当、钱庄，经营房地产，投资银行。并在江苏常熟置田1 700余亩，捐建张氏义庄，此事始于张颂贤，完成于第三代张钧衡（张石铭），光绪二十一年（1895），得清廷赐“乐善好施”匾额。
“四象八牛”之其他人物，如邢家，后主营典当，在上海等地拥有当铺30余家。周家后亦转营盐业，于实业一项多有贡献。金家，在营运蚕丝的同时，兼营典当、房地产、置田等。值得一提的是，“四象八牛”中，“以大部资财继续经营丝业者仅梅氏一户”.
由上述所列，可以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即浔商集团主要经营项目以传统工商业为主；投资重点多集中在盐业、典当业、地产业等风险相对较小，有稳定获利来源的传统商业项目。反映出浔商主要人物的主要投资方向，既不在扩大再生产上，亦不在新式工业或新式产业如现代金融业、银行业等上面。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投资的兴奋点仍在典当。而典当，于今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它是传统社会典型的高利贷。近年颇有论者注意研究典当存在的积极意义及其转型问题。笔者浅见，典当业之崛起、发展适应了农业文明环境下小农经济的客观需求，培养了一批传统经营管理人才。但应当注意的是，典当的高利贷本性决定了其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复杂和困难。在此不妨引据《南浔研究》（1932年）浔镇之金融业，以作进一步说明，详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历史转进到20世纪30年代，南浔市镇的金融业，仍是传统行业在现代的延续、留存。从《南浔研究》调查者对商业、金融业的建言、意见看，其中第7条，专列“减低高贷利息”一项。此亦可见，典当业的转型确乎困难，只要典当业赖以存在的小农经济基础尚在，典当的退场就还需时日。
浔商集团敏锐的市场意识，使其善于捕捉商机，开辟新局，但市场的飘忽不定，不可捉摸，亦使其彷徨、困顿。1840年之于浔商，绝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年份数字，通过丝业进出口贸易的实践，浔商切切实实感受到了传统的丝业生产与销售，一旦纳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它的命运转瞬间变得无从把握、起落难定。难怪与晚清着名商人胡雪岩交厚的“四象”之庞云�d看到胡因囤丝受到市场的打压，几至破产的境况后，告诫子孙：“国货不能自售，而权操于外人，此危道也”.此后，庞家弃丝而转营他业。
敏锐的市场判断力与多元化的经营项目选择，却使浔商走向了传统工商业。个中因由，还需从更深层次去寻找。
（三）经营理念的儒学化
浔商以丝致富后，其主要代表人物，如“四象八牛”,均不同程度地采取了多元化的经营策略。窃以为，多元化是对的。但问题在于，怎么个多元化？如何实现多元化？是面对新事业、新领域如朝阳类产业的多元，或如甬商之投资新式金融业，还是守成持重，在既有产业元素选择上实现多元。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在笔者看来，浔商经营理念儒学化的价值判断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经营理念之一：求富求财，敦仁睦义。
南浔之形成市镇，开初就是因商业原因，由草市而集市再成市镇的。因此，自宋以来，这块“耕桑之富甲于浙右，土润而物丰，民信而俗阜，行商坐贾之所萃”的“江浙之雄镇”,以“富甲一方”而驰誉江南。由此可见，求富是自古而来的传统，是南浔这个商业性市镇的本质属性。深深浸染于南浔商业文明的传统，在“四象八牛”这些浔商代表人物以及普通镇民、乡民的身上，求富已是一种自觉的人生追求目标。故有“蚕桑之利莫盛于湖”,“一郡之中尤以南浔为甲”,“区区浔地虽偏小，客船大贾来行商，乡人卖丝别粗细，广庄不合还京庄。”等等的记述流传于世。“四象八牛”的传说本身，就是一部南浔丝商的求富创业史。有意味的是，求富的同时，不忘敦仁，不舍睦义，这同样也是“四象八牛”的价值追求，于是才有了顾福昌、刘镛、庞云�d、张颂贤1朱兆传诸富商的施仁尚义的蹈履与实践。如朱兆传，“以丝起家，性亢爽，凡地方公益，无不乐与从事”,南浔育婴堂、师善堂的捐资都可见到他的身影。顾福昌则有“里中丧葬及孤寡家无不随时周恤”,设义塾，使族中贫家子弟就读?����等善行。
总之，浔商求富以敦仁的道德实践立场，凸显了其经济行为中的伦理主义色彩，而这正是儒家所倡导的伦理本位原则。身处文化底蕴深厚的南浔市镇，浔商的言行，无形中都打上了一种浓浓的儒家人文主义底色。
经营理念之二：道德为先，信誉为本。
重道德，讲诚信，自古就是约束、调节人们立身行事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浔商在其经营活动中，注重以道德和诚信原则作为自己的行商之道。对此，“四象”之一的刘镛颇有一番心得，兹摘录如下：
营商当务其大者、远者，乡民辛苦累月，博此区区，何可占其便宜，以欺人而自欺乎？
汝（注，指刘锦藻）于钱财出入，寸宜宽，尺宜紧。寸不宽，则所得者分，而必为众怨之的；尺不紧，则所失者寸，而即为启侮之由。
秉持这样的经营理念，故刘镛之所作所为，多从大处着眼，凡捐资义举、社会公益，无不慷慨襄赞。如此，一方面提升了刘镛在市镇乡里人中的威信；一方面抱持儒家理念，行善积德，营造和顺的乡里人居环境。
浔商在商业信誉方面的翘楚，当为梅家。这不仅在于梅家之梅履中、梅履正始终坚守丝业一线，致力于辑里丝的改良，更在于他们为辑里丝走向世界，成为中国驰誉世界的国际品牌，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其首创的“黑狮”“飞马”等品牌深受美商青睐，多个品牌获得清廷农工商部大奖，并参展意大利、巴拿马，在国际上获得殊荣。
经营理念之三：蓄势不张，守拙致朴。
漫步于南浔市镇，流连于“四象八牛”建造的高宅深院，不经意间，会发现一连串的以“德”或近其意者名之的建筑宅邸。如懿德堂---张石铭（钧衡）宅，崇德堂---刘梯青之宅，尊德堂---张静江家宅，承德堂---金绍城宅，嘉德堂---周庆云宅，以及承朴堂---庞元济（莱臣）宅等，传统中式外墙包裹下的风格，突出体现了南浔民族资本人物蓄势不张的经营理念。
刘镛作为“四象”之首，凭借其精明的谋划和对机遇的把握，资产迅速增殖，成为淮盐巨头。但他在经营中始终告诫自己及子孙：
吾甚惧，夫多财之为患也，而施以襄之。襄而效，则损患而得福；不效，亦减怨。天地之道，复必有剥，吾知其终剥，而始留余地，使徐徐剥焉。
家门鼎盛，始愿不及此，吾方忧惧，汝犹未厌耶？祖泽虽厚，亦宜留有余以殆子孙，岂可自我享尽，吾但愿汝谦和接物，谨慎持家，以永承祖德于不坠，不愿高官厚禄也。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长期超经济强制的专制主义重压下，浔商群体的第一代人物求富奋斗时的复杂心路历程。就历史而言，多见被动破财者，罕见主动破财者。刘镛主动破财做善事、行义举，可谓深谙中国专制政治传统，这样做，恰恰是为了保全、守住基本的财富底线，守住一个家族可持续的未来。因此，“破财免灾”论实际是专制主义环境下，商人以破财、散财换取国家政权默许其生存、发展的不二路径。
尽管浔商受惠于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通商口岸所带来的发展商机，但其经营项目上的传统化，以及经营理念上的儒学化，恰成两翼，结果造成项目经营上的守成意识与经营理念上的文化守成主义的合流，使得浔商在近代时段出场的同时也就预告了她的谢幕。历史的二律背反，在此再次显示出她的吊诡与神秘。
二、改革开放初期的南浔企业：以“铁马”集团公司为例
上世纪80年代迄90年代，凭依敏锐的市场意识，湖州南浔市属集体企业和镇办企业，抢抓机遇，组合优势，在电风扇、微电机、洗衣机、吸油烟机等多个产品领域，创造了20世纪晚期市镇经济又一轮勃兴的新南浔故事，取经造访者曾络绎不绝。令人不解的是，这种局面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成长、繁盛之后，其逆转的拐点也随之到来。一些昔日业绩辉煌的集体企业，转瞬间竟相继呈凋零、破产之势。如以德泰顺为代表的南浔制革皮件工业，曾经独领江浙皮革业风骚。如果健康、可持续发展下去，不难想象，中国皮革城在南浔，并非时人的呓语痴梦。同样，曾经创出“春蕾”牌洗衣机的湖州洗衣机总厂，创出“铁马”牌吸油烟机、微电机的铁马集团，在创业发展之初，亦曾是行业品牌中响当当的领跑者。然而，随着企业改制、二次创业调整期的到来，以“铁马”为代表的诸多南浔企业却未能闯关、出新，终至以破产的方式为自己的事业落幕。
（一）历史回溯：形成与演变
铁马集团，即湖州铁马家用电机集团公司，系湖州市二轻系统（手工业合作社联合社）集体所有制企业。公司前身为1956年组建的南浔铁器农具生产合作社和南浔制绳生产合作社。1960年铁器社之五金开关车间析置成立五金开关厂，后南浔电池厂并入。1965年制绳社加入，五金开关厂规模有所扩大。至1966年该厂开始生产小型电动机，改名南浔电动机厂。1967年更名吴兴电机厂，产品先后有三相异步电动机、电滚筒、洗衣机电机。1970年南浔车木社并入，1977年因试制成功风冷电动滚筒，企业一度亦称吴兴电动滚筒厂。
历史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末，时值改革破冰之初。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形势下，久处“冬眠”状态的大众消费意识悄然冰释、苏醒，家电工业顺势兴起。电机厂领导审时度势，抢抓市场先机，及时开发为洗衣机配套的微型电机。1980年全厂工业产值达381.55万元。至1984年，企业根据生产主营产品的性质，改为浙江家用电机厂。
进入1987年，在湖州市政府的推动下，以浙江家用电机厂为基础组建了湖州铁马家用电机集团公司，成为湖州市二轻系统重点骨干企业。集团公司旗下有5个直属企业：浙江家用电机厂、湖州铁马家用电器厂、湖州洗衣机电机厂、湖州压缩机电机厂、浙江铁马冷轧钢带厂。1988年公司生产电机总量达145.8万台，完成产值3 616.92万元，创利税445.19万元，成为南浔首批步入“百万富翁”行列的企业。至1993年，上述5家企业成为湖州市二轻总公司直属企业。
（二）企业风云：发展与衰落
（1）浙江家用电机厂。铁马集团即系以该厂为基础组建而成。1987年，该厂被命名为省级先进企业，所生产的XTD-30W脱水机电机在全国洗衣机电机评比中获总分第一名，获省优产品。1988年，被湖州市政府列为七家大中型企业综合改革试点之一，所生产的XD-180、120W和XTD-30W洗衣机电机被评为轻工部优质产品。1990年，在第二届全国家用电器展览会上，生产的电机获“飞马”奖金奖。1993年，成为市二轻总公司直属企业。1994年，洗衣机电机获轻工部优秀新产品一等奖。1996年，与美国艾默生公司合资成立浙江艾默生电机有限公司。1997年，公司因美方减资，改称浙江铁马家用电机有限公司。1998年，由前浙江铁马冷轧钢带厂演变而来的湖州铁马微特电机厂并入公司。迄至2002年，公司宣告破产。
（2）湖州铁马家用电器厂。成立于1987年，生产换气扇、吸油烟机和微电机等。1990年，在第二届全国家用电器展览会上，生产的吸油烟机获“飞马”奖金奖。同年，吸油烟机还获得首届轻工业博览会铜奖，省新优产品骏马奖，轻工部优秀设计奖。1991年，吸油烟机再获国家银质奖、轻工部和省优质产品称号。1992年，与美国新光投资公司合资成立浙江新铁马电器有限公司，生产家用空调、吸油烟机和微电机等产品。1999年，企业破产。
（3）湖州洗衣机电机厂。1987年成立，生产洗衣机电机。1991年洗衣机电机厂与香港泛港公司合资成立浙江川菱电气有限公司、浙江川菱宾馆有限公司和浙江川菱家�h有限公司。2000年，企业宣布破产。
（4）湖州压缩机电机厂。成立于1987年，生产空调压缩机电机，风机电机。1999年，企业破产。
（5）浙江铁马冷轧钢带厂。1988年，投资建厂。1990年，工厂转产洗衣机电机、吸油烟机电机等微电机产品。1992年，工厂更名湖州铁马微特电机厂。1998年，并入铁马家用电机有公司。2002年公司破产。上述公司历年利税详见表2:
（三）实践的挑战与理论反思
铁马集团自改革开放年代异军突起，独领行业风骚，在发展过程中经历种种困局，最终未能实现突破，归于沉寂、破产。事情本身，促使人们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以部优、省优称誉市场的铁马品牌为何会出现大起大落，以致退出？进一步的追问：联系晚清民初浔商的踩台与谢幕，历史似乎演绎着相类的场景。于是，实践向理论提出了挑战：南浔二轻系统集体企业运转的机理到底是什么？集体企业如何在科学的把握和改造自我中走向未来？问题本身要求我们的回答重新回到理论思考层面上来。
其一，历史提供了什么？
过去，论及成功后的失败，人们常用不太真实的原因去搅乱真实的原因。然而，我们又都明白，绕着圈子走路的人，永远走不出新路来。铁马集团在上世纪80年代兴起、90年代后期陨落，论究其因，应当说，历史提供了其崛起、发展的难得机遇，但企业模式的过渡性，体制的非市场化，又注定了铁马集团大胜之后的败局。
先说发展机遇。改革开放之初，以南浔铁马集团为代表的集体企业的兴起，与处于计划经济体系之外的“缝隙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计划体制下，大量经济缝隙的存在为包括南浔在内的乡（城）镇集体企业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机遇。以铁马集团而论，改革开放前工农业生产急需各类中小型电动机，由此给南浔电动机制造企业的发展准备了基础与条件。随着改革开放后大众对家电产品消费需求呈快速增长之势，铁马旗下各类电机企业在抢抓市场先机方面，再次展现出南浔人睿敏的商业意识。他们利用区位和浔籍人才人力资源优势，通过沪杭等地的乡谊关系，从浙江大学电机系、上海舒乐电器等单位组合技术、组合人才，迅速生产出市场所需的、适销对路的系列家用电机及吸油烟机等家用电器，生产销售一路凯歌行进，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和高额的产出回报。至1992年，铁马集团完成产值7 014万元，完成利税634.2万元。遗憾的是，如此难得的历史机遇和发展势头，在企业走上规模化之后，却遭遇来自体制的尴尬。
次看经济模式与体制层面。南浔集体企业具有浓重的苏南模式色彩（按，湖州地区历史时期即位处“三吴”之西吴，系属吴文化圈）。苏南模式是以发展乡（城）镇集体企业为主的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地方行政经济模式。由此造成了制度安排上城镇手工业联社所属集体企业、镇办集体企业、校办集体企业的一种“亚国营”或“准国营”的身份色彩，即社会上人们所习称的“二国营”概念。这种事实上的类国营角色推定，使得地方政府对集体企业的管理、安排采取了相同于中央或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与安排。政府干预企业经济运行和体制运作上的计划性，在初期确乎带来了于企业、于社会双赢的积极效果。在市政府的大力促动下，1987年以浙江家用电机厂为主体的铁马集团公司宣告成立，公司旗下一时拥有5家紧密型成员企业，9家半紧密型企业和若干家松散联合企业。
从政府发挥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应有作用的角度看，苏南模式下的政府行为经济的结果，尽管在一段时间带给企业以积极的变化和成果。但经济起飞初期和经济市场化后政府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改革开放之初，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尚不明晰，市场发育尚不健全，市场秩序尚待建立与规范的情况下，二轻系统集体企业在严重供不应求的环境下依靠行政资源的支持，确乎曾“几度夕阳红”.然而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取向的确立，二轻系统集体企业政企不分的集体产权困局，在市场运行过程中逐渐出现低激励甚或负激励效应。
历史已经证明，企业不可能靠一种机制实现长期持续的增长。可以说，苏南模式政企难分的产权纠葛隐患，注定了这一模式的过渡性。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当时尚属难言的产权分割心理困境下，铁马集团领导人采取了将生产订单分派于家庭作坊，如此则催生了个体经济，却逐渐架空了集团本身的市场竞争力。
其二，主观条件的成长与制约
应当说，前面的相关讨论，使我们仅仅明白了，铁马集团业绩的取得以及企业效益的滑坡，已经从历史提供的客观、外在的层面：即一个体制，一个模式中显现出来。但是如果只谈论客观而缺乏作为经济活动主体力量的主观条件---铁马集团自组织结构的剖析，我们的讨论也就只能是一种潜在可能性的解读或表述。
在这里，主观条件即是指铁马集团已经存在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管理队伍，职工队伍的素质结构状况，以及人的观念等状况。在此试图通过现实的研究去理解活跃在现实之内的传统。
就铁马集团而言，其旗下企业运转中的一些现象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与思考，兹胪列、条记、讨论如下：
（1）企业管理层和技术层，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技术人才比例普遍偏低，各厂仅能以个位数计。这反映出人才问题是制约企业尤其是二次创业期闯关、上台阶、谋发展的瓶颈因素。创业初期，铁马集团通过从上海、杭州等地组合技术、组合人才，实现了企业一次创业的辉煌。但二次创业的要求比一次创业要高得多，它要求企业必须拥有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需要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单靠技术、人才的外援组合，形成不了支撑企业产品结构可持续创新的研发团队。企业人才链的薄弱、匮乏，最终从企业的核心能力---人力资源的层面卡住了铁马集团进一步跃升的阶梯。
（2）企业的几任职业经理人、厂长，其职业背景或工人，或办事处干部，或供销人员，或保卫干部等。此亦说明企业的组织进化问题，未能引起高度重视。处于创业期的中国企业家大多属于半路出家的业余型选手，没有或很少经过企业经营管理的基础训练，他们的基础素质是实干加努力。但随着企业的发展，企业家不可能永远仰赖业余水平而忽视提升自身内涵以变化气质、扩展视野、丰富智慧。因此不断学习是对企业家的基本要求。遗憾的是，铁马企业的一把手职业背景，在完成支持其最初创业之后，未见有鲁冠球式的“人力资本”学习经营与提高，其职业经历的局限性最终遮蔽了企业发展更高目标的追求与实现。
（3）非市场化的价值观念普遍存在。这方面较为典型的案例，是浙江家用电机厂与美国艾默生公司的合资谈判，以及公司成立后的一连串矛盾与纠葛。家用电机厂与美方的谈判开始于1995年，应当说，合资合作本身就是一场既联合又斗争，既有利益差别又寻求互利双赢的竞争性合作。但在当时外资企业进入湖州市场不多的情况下，吸引、留住外资成了上级主管部门更为关注的节点，正所谓兹事体大。至于美方在合作中，明显表现出的意图：占有对合资企业的控股权、技术专利垄断权等，在能引进外资就是最大成功的大气候思路下，合资谈判中所聚焦的利益与代价问题似乎还未及深入去考量。1996年，双方正式签约，美方控股67%.或许正是由于谈判中对细节的忽略，为分手埋下了伏笔。结果随着美方管理人员的空降到岗，生活方式的非本土化，管理理念、经营理念和工作风格的迥然不同，严格的管理模式以及尚悬于空中的效益期待等等，使得与艾默生的合作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了电机厂职工的梦魇。合资前的1995年，家用电机厂实现利税530万元，而合资后的第一年企业就亏损436万元。合资前后巨大的利润效益反差形成的强烈对比，使工人情绪达于极点。最终这场合作匆匆煞尾。
还有重要一点，那就是企业在发展中要注意儒学化价值选择带来的小富即安心态，由此可能产生福利环境下的企业发展动力不足问题。而相类的场景，在湖州历史上曾反复出现过。正所谓企业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战胜自己超越自己才能使企业走向明天。一如美国着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所指出的：经营者只有在从事创新活动时，才能成为企业家。
铁马集团的成功是在第一次创业期。当时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短缺经济时期，人民群众的基本物质需求尚未得到满足，对商品的需求还未上升到挑挑拣拣的程度，只要质量过得去，价格可以承受，任何产品都有销路。因此，在“缝隙经济”作用下，面对尚不激烈的市场竞争，铁马集团企业在微电机、吸油烟机领域占有了较大的市场份额，并且多类产品取得了省优、部优称号，一时可谓“风景这边独好”.面对着一度火爆的铁马牌家电供不应求的局面，任何一个领导、职工都会陶醉。但陶醉不能忽视产品质量---这个企业的生命线。到后期，铁马集团出厂的电器如空调，其产品就如同广告词：“响当当的铁马空调”一样，使用起来果真是“响当当”了。至此，铁马电器的质量不再坚硬如“铁”.在随之而来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二次创业期，即把企业改造成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真正的现代企业的过程中，铁马集团未能赢得自己的明天。企业领导层和职工层涌动着的传统价值选择如“小富即安”心态和盲目扩张心理，二者的结合从精神上终结了铁马集团。
南浔作为传统力量生长起来的商业性市镇，它曾经在外力的推动下，依靠传统（丝）与市场的紧密联系，创造了一个市镇迅速崛起、快速发展的传奇。但由于其向传统的过分�L依，又制约乃至影响了新经济因素的生长、发育。浔商在新经济领域的开拓，本应深化其所在乡镇的政治变革，但它自己被母体中的传统力量阻击了，儒学化的价值选择，反而淡化、消解了返本开新的努力，使浔商集团从整体上未能完成时代所赋予的推陈出新任务。
历史上，南浔在自己的发展中曾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独具魅力的商业文明---南浔市镇文明，应时而兴的浔商，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创造了引人思索的“浔商文化”.可以预见，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下，对“浔商文化”的分析及其总结，将不会是无的放矢的思考。只要南浔经济的活力源持续存在，对“浔商现象”的思考就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