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历史论文研究热点范文10篇之第七篇：研究两汉时期河西的地理条件及其军事战略价值
摘要：两汉时期， 河西因地处关中、西域、内蒙、河湟四大区域之间， 道路汇集、地形险要、农牧业发达， 战略区位价值较高， 是汉朝与匈奴激烈争夺的军事要地。汉武帝元狩二年 （前121） 河西归汉后， 汉朝采取诸多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 经过初建、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 逐步提高和完善其防御能力， 继而以河西为基地不断地北伐和西征， 始终掌握着对匈奴交战的主动权， 为汉朝最终战胜匈奴起了重要作用。但河西的重要性不是一成不变的， 明显呈现由低到高、由高到低循环往复的变化特点， 除地缘因素外， 还受王朝综合国力、对外政策等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两汉时期； 河西； 汉匈战争； 历史军事地理；
Abstract:
Hexi region was an important military place for which Han and Hun fiercely fought during the Han Dynasty. It was in the middle of four large areas, namely, Guanzhong, Western Regions, Inner Mongolia and Hehuang and had converged roads, dangerous terrains, and developed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Hexi region was territory of the Han Dynasty in the second year of Yuansou （ B. C. 121） , and the Han Dynasty adopted many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measures to improve and complete the defense function of Hexi region step by step, which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including initial construction, gradual development and final completion. And thenceforth, taking Hexi region as a base, the Han Dynasty carried on its northern expedition and westward march. The Han Dynasty always had the initiative of the war against Hun, partly because of Hexi region as a base. However, the value of Hexi region, which was affected by the comprehensive strength, foreign policy of the Han Dynasty as well as geopolitical factors, was not unchanging.
Keyword:
the Han Dynasty; Hexi region; Han-Hun wars; historical military geography;
终两汉之世， 河西是汉匈双方激烈争夺的军事要地。从汉武帝元狩二年 （前121） 霍去病两进河西， 击败占据此地的匈奴休屠、浑邪二王夺取河西， 到汉桓帝元嘉元年 （151） , 仅文献记载发生的与该地有关的战事就达23次之多。汉朝出动的兵力动辄十几万， 多至二十几万。与此同时， 匈奴也多次试图夺回河西， 甚至一度侵入到河西腹地。河西之得失关乎汉匈战争之成败。是何原因使得该地区的军事战略价值如此之高？这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所在。
一、河西的地理条件及其军事战略价值
两汉时期的河西是以今甘肃省境内的河西走廊为主体， 其南面为巍峨耸立的祁连山， 北面由东到西依次排列着龙首山、合黎山和马鬃山， 东部以黄河为界， 西部以库木塔格沙漠为缘， 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武帝元封三、四年 （前108-前107） 至宣帝地节元年、二年 （前69-前68） 间， 汉朝在此设立河西四郡 （酒泉郡、张掖郡、敦煌郡、武威郡） , 建立健全军政管理机构。[1]256河西在汉朝对匈奴作战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究其原因与其独特的地理条件密切相关， 试分析如下。
（一） 多条道路的交会中心
河西东连关陇， 西通西域， 南接河湟， 北达蒙古， 有多条道路交会于此， 汉时被称为"天下要冲， 国家藩卫", 下面结合相关战事分述如下：
1. 关中道
指河西东至汉都长安的道路， 根据时间先后， 主要有南、北两条主干道， 始发地均为武威郡的姑藏。长安南道， 由姑藏越乌鞘岭， 过黄河东南至金城， 经狄道、襄武、上�沿渭河东行， 越陇关转沿�水东南行至虢县， 而后东行至长安。该道于汉武帝元狩二年 （前121） 霍去病率兵夺取河西后正式开通。此道沿途人烟较为稠密， 但山高路远， 通达性较差， [2]且由于南道起始段临近羌人所在的河湟， 安全性堪忧。昭帝始元六年 （前81） , 据《后汉书志·郡国五》， 汉朝将原属陇西郡的�罕、白石， 天水郡的榆中、金城， 张掖郡的令居、枝阳六县分出设置金城郡， 以加强对该地区的交通控制。东汉时期， 连绵不断的羌民起义使"金城属县多为虏有", 南道曾一度被阻断。长安北道， 由姑藏经小张掖、�次县、鲽里、居延置、媪围县， 过黄河， 东南经高平沿泾河河谷而上， 向东直趋长安。东汉建武八年 （32） , 武威太守梁统率兵疏通河西至高平的交通路线， 为窦融与刘秀会师高平共讨隗嚣做准备。建武十二年 （26） , "及陇、蜀平， 诏融与五郡太守奏事京师， 官属宾客相随， 驾乘千余辆， 马牛羊被野。"[3]807此道成为一条通行条件较好的官修大道， 与南道相比更为近捷、顺达。
2. 西域道
是指由河西西去西域的道路， 据文献记载， 有南、中、北三条主干道。
南道、北道 （后称中道） .《汉书·西域传》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 波河西行至莎车， 为南道；南道西�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 波河西行至疏勒， 为北道。北道西�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南、北两道均位于天山以南， 分别沿塔里木盆地南、北缘西行。北道过车师、南路至于�后， 生态环境才有所好转。 （1） 李广利率军二伐大宛分兵从南、北两道并进， 就是基于大军粮草补给的考虑。[4]
北道。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 （73） , 汉朝对北匈奴发动"天山之战", 开通了一条经由天山以北至西域的道路即西域北道， 西汉时的北道相应变为中道。北道是从敦煌郡广至县的昆仑障北行， 经伊吾、蒲类海、车师后国、车师前国、危须、焉耆、疏勒西越葱岭而去。北道上的伊吾、车师是交通要冲， 历史上曾出现汉匈五争车师之战， 伊吾也是反复易手。
3. 青海道
是指河西经祁连山南通青海的道路， 主要有大斗拔谷道、呼蚕水谷口道和当金山口道三条道路。
大斗拔谷道。据《大通县志》载："扁都口 （大斗拔谷） ……群峰若帐， 一口如瓶， 为北出甘州之要道。"汉朝的张掖属国治所就设在谷口附近扼守该道， [4]阻止羌人北入。东汉延熹三年 （160） 春， "余羌复与烧何大豪寇张掖， 攻没钜鹿坞， 杀属国吏民， 又招同种千余落， 并兵晨奔�军。�下马大战， 至日中， 刀折矢尽， 虏亦引退。�追之， 且斗且行， 昼夜相攻， 割肉食雪， 四十余日， 遂至河首积石山， 出塞二千余里， 斩烧何大帅， 首虏五十余人".[3]2146战斗发生的地点主要在该道沿线。
呼蚕水谷口道。从酒泉郡郡治禄福出发， 向南沿呼蚕水河谷逆流而上， 行数百里山路， 越过分水岭可达青海湖西北， 这条道路将河西与青海两地的腹心地带连接起来。[1]99汉初时一部分滞留在此的月氏人 （匈奴在河西大败月氏， 月氏西迁至遥远的大夏河流域） 就活动在该谷口附近。宣帝时， 罕开羌又驻牧于此， 与汉军为敌， "羌人当获麦， 已远其妻子， 精兵万人欲为酒泉、敦煌寇， 边兵少， 民守保不得田作".[5]2979故酒泉太守辛武贤曾上奏从张掖、酒泉两地发兵万余骑、备三十日粮草经由此道击羌， 可见该道交通状况明显优于大斗拔谷道。
当金山口道。当金山口位于祁连山与阿尔金山连接处， 是河西西部与青海海西地区沟通的重要途径。此道由于偏离匈奴南下的主干道， 使用率不高， 有关军事历史的记载较少。
4. 蒙古道
是指河西与蒙古高原交通的道路， 有居延道和谷水道两条主干道。
居延道。指沿弱水北去经古居延海直通蒙古高原的道路， 具体的行程， 《新唐书·地理志四》"删丹县"条载：北渡张掖河， 西北行出合黎山峡口， 傍河东�屈曲东北行千里， 有宁寇军， 故同城守捉也……军东北有居延海， 又北三百里花门山堡， 又东北千里至回鹘牙帐。[6]1045
武帝太初三年 （前102） , 匈奴由此道南下攻入酒泉， 袭杀酒泉都尉。1974年位于今瓜州县的破城子遗址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约》详细记录了匈奴频繁入侵居延甲渠、卅井和殄北三侯官所属各塞， 以及各塞防及时发出不同警报以联络应敌的情况。相反， 汉朝若实施北伐， 可沿此道迅速将兵力投入到匈奴主力所在的蒙古高原， 造成强敌压境之势， 史书中此类战事记述甚多， 如汉和帝永元三年 （91） 的汉匈金微山之战， 右校尉耿夔、司马任尚、赵博等率精骑八百出居延塞， 大败北单于即是一典型战例。
谷水道。谷水发源于祁连山， 经姑藏西北流， 下游汇集成休屠泽， 沿线也是匈奴南下河西的重要通道。《后汉书·循吏列传》载："郡北当匈奴， 南接种羌， 民多寇抄， 多废田业。延到， 选集武略之士千人， 明其赏罚， 令将杂种胡骑休屠黄石屯据要害， 其有警急， 逆击追讨。虏恒多残伤， 遂绝不敢出。"[3]2463东汉时期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 该道又演变成汉匈双方相互交往的重要窗口， 姑臧还成为商业贸易的中心。
另外走廊北山与阿拉善高原间亦有多处沟谷相连， 匈奴由此穿越可直接兵临河西腹地， 阻断河西路。正如赵充国所言"武威县、张掖、日勒皆当北塞， 有通谷水草， 臣恐匈奴与羌有谋， 且欲大入， 幸能要杜张掖、酒泉以绝西域".[5]3783昭帝元凤三年 （前78） , 匈奴右贤王、犁�王部寻隙经此间道侵袭屋兰、日勒、番和等县， 被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击败， 阻遏了匈奴自此入侵的势头， 解除了安全隐患。
（二） 利于防守的地形条件
河西地处高山大河、荒漠高原之间， 形胜之区， 四塞之地， 易守难攻。
1. 山脉阻隔
走廊南部的祁连山脉海拔高， 跨度大， 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 仅有有限的几条河谷沟通南北， 但也大多狭窄崎岖， 气候多变， 通达性极差。因而汉朝充分利用其阻碍作用， 仅在山脉北麓的河谷地带修筑塞桓， 并派兵把守山口要径， 大有"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之势， 从而有效遏制羌人北进。即使羌人趁隙而入， 因退路不畅， 后援、粮草难以为继， 战果也难以维持。前述的东汉延熹三年 （160） 春， 段�率兵追杀入侵张掖的烧何大豪， 羌人先胜后败的主要原因当基于此。
走廊北部的北山山脉虽较平缓， 但山北是戈壁和荒漠， 天然防御条件良好。薄弱地带主要集中在居延道、谷水道和几条山间沟谷上。汉朝占据河西后， 在这些地带构建人防、物防、技防并重的防御体系。尤其是汉武帝太初二年 （前103） , "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 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7]3176集中力量重点加强这些薄弱地带的防御， 成效显著。
2. 黄河纵横
河西东部的黄河也是一道天然屏障。《甘肃省乡土志稿》曰："黄河虽为大河， 须至宁夏中卫以下始能通舟。"[8]179河在中卫以上， 峡谷众多， 水流湍急， 对于防御作战非常有利。守方只须派兵把守沿岸的几个重要渡口， 不需分散兵力全程防卫。
《后汉书·窦融传》载："河西殷富， 带河为固， 张掖属国精兵万骑， 一旦缓急， 杜绝河津， 足以自守。"[3]796由此， 利用冬季黄河结冰阻碍作用降低， 集中大批人马强渡是战时的一种策略。和帝永元元年 （89） , "护羌校尉张纡诱诛烧当种羌迷吾等， ……诸羌激忿， 遂相与解仇结婚， ……期冰合渡河攻训".[3]609当然， 守方也会增加兵力加强防守， 使攻方的冰面作战难以取得预期的战果。
3. 沙漠隔离
由河西西去西域， 要途经三陇沙、白龙堆和罗布泊三大无人区， 沿途自然条件非常恶劣， 形成极难跨越的隔离带。武帝太初元年 （前104） , 汉廷"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 发属国六千骑， 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 以往伐宛", 但由于路途艰辛、粮草匮乏， 损失惨重， "往来二岁， 还至敦煌， 士不过什一二", [7]3179被迫撤兵。情形正如大宛贵族战前所言：
汉去我远， 而盐水中数败， 出其北有胡寇， 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 乏食者多。汉使数百人为辈来， 而常乏食， 死者过半， 是安能致大军乎？无奈我何。[7]3179
太初三年 （前102） 汉朝倾全国之力， 才保证了李广利二伐大宛的成功。后汉朝修筑自敦煌以西至轮台的鄣塞亭隧， "敦煌置酒泉都尉， 西至盐水， 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 因置使者， 护田积粟", [7]3179才基本打通该路。
（三） 优越的农牧业经济条件
河西地域辽阔， 气候温和， 水源充足， 土质肥沃， 发展农牧业条件良好， 相邻的青海、蒙古、西域、陇右无出其右。
河西归汉后， 汉政府通过不间断的移民， 很快增加并形成一定常驻人口， 又从内地征发吏卒进行军事屯田， 汉武帝太初二年 （前103） , 为配合李广利西伐大宛， 更是一次性"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 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 [7]3176形成军民大规模共同开发河西的极盛局面。同时， 充分利用河西丰富的水资源修筑沟渠， 兴修水利， 提高河西的农业生产力， 其中， 张掖---酒泉盆地、居延盆地是河西耕地最为密集、粮食产量最高的地区， 有力地保证了河西对外征伐的粮秣所需。东汉时期随着汉匈军事斗争形势的发展， 汉政府又进一步加大弛刑、免刑罪人及其妻子充边屯田力度， 补充该地的农业生产劳动力， 基本实现了以耕养战的目的。
"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之说自古有之。汉朝在支持河西民众养马的同时， 也广设牧师苑， 派专人养殖马匹， 兼养牛、骡、骆驼等。武帝天汉四年 （前97） 汉朝发动的余吾水之战， 从河西一次出动8万骑兵， 本始二年 （前72） 又出动6万骑兵支援乌孙。而且对外远程作战还要征调数量较大的其他牲畜， 或承担运输或充作军粮。如太初三年 （前102） 李广利率兵远征大宛， 携带"牛十万， 马三万余匹， 驴、骡、橐驼以万数", [7]3179足以说明河西强大的牧业承载力。
另外， 河西还蕴含丰富的盐、碱、硝、石油、金等矿产资源， 以及制作弓矢、车辆的上好木材， 既能满足当地军民日常的生产、生活所需， 也是重要的军事物资。
综上所述， 河西具备道路汇集、地形险要、农牧业发达等多种地理条件优势。谁占有了它， 谁就有了对外征伐的物质基础， 因而是汉匈双方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
二、汉朝在河西军事防御体系的发展演变
河西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具有先天的防御优势， 但其狭长的地形和匈羌两强邻南北夹峙的特点， 又是个易于争雄的竞技场。河西归汉后， 汉朝充分利用河西的地理特点， 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 经过初建、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 [9]极大地增强了河西的军事防御能力， 终两汉之世， 河西未能易手。
（一） 初建阶段
此阶段大约经过20年的时间 （前121-前102） , 从占据金城津、修筑塞防、安置将屯兵、移民屯田到新设酒泉郡、设置玉门关和阳关等， 逐步构建起河西军事防御体系的基本框架。
占据金城津。元狩二年 （前121） 春霍去病进军河西， 击败驻牧于焉支山以东的匈奴休屠王部回师后， 汉武帝即派大行李息率兵到黄河南岸修筑金城要津， 建立起进一步夺取河西的桥头堡。同年夏， 霍去病率军再征河西， 降服焉支山以西的浑邪王部及休屠王残部， 并从金城津引渡他们转入内郡， 《史记·骠骑列传》载：" （去病） 与浑邪王众相往……尽将其众渡河， 降者数万。"[7]2933说明汉朝此时已经完全掌控了这一进出河西的交通要冲。
修筑塞防。针对匈奴骑兵机动性强的特点， 汉朝依托河西的地形、地物分段修筑塞防。元鼎六年 （前111） 始筑令居塞， 其后至元封四年 （前105） [1]73修建令居以西至酒泉、酒泉以西至玉门的塞防， 从而自东而西形成"五里一燧、十里一墩、卅里一堡、百里一城"的军事防御设施。[10]309不但有效隔绝了匈羌之间的联系， 而且成为汉朝向河西输送兵力和物资的交通快线。
安置将屯兵。元鼎六年 （前111） 令居塞建设伊始， 汉朝派从票侯赵破奴率万余骑"出令居数千里， 至匈河水", [5]3771武装巡逻， 加强护卫。同时随着塞防的逐步西延， 还在前方承担军事清扫任务， "明年， 击破姑师， 虏楼兰王， 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5]2695元封二年 （前107） , 汉廷又以李陵为骑都尉， "将勇敢五千人， 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 [5]2695进一步加强河西腹地的军事力量。将屯兵的特点是面对紧急情况反应迅速， 作战能力强， 是河西路安全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卫戍力量。
移民屯田。为改变河西地广人稀的局面， 汉朝将移民实边作为迅速增强该地人口力量、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手段， 并从内地征发大批戍卒， 集中到令居、番和、酒泉和敦煌等地开展军事屯田。由于河西地处汉匈军事斗争的前沿， 他们身兼农、兵两种身份和职责， 均是自带粮秣的战士， 从兵力、经济上保证了汉朝对匈奴长期军事斗争的需要。
新设酒泉郡。随着河西路建设步伐的推进， 处于交通枢纽的酒泉逐渐成为河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 汉政府及时在河西建立相应的管理机构， 遣官治民、部署防务， 史载元封三、四年 （前108、前107） 间， [1]227"初置酒泉郡， 以通西北国。"[7]3170郡治禄福， 管辖范围为整个河西。自此， 河西正式纳入国家军事安全管理体系。
设置玉门关、阳关。元封四年 （前107） , "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5]2695汉朝势力前推到玉门， 遂在玉门设关， 并在其东南分设阳关， 作为西域中道、南道的两个关口， 派兵守备。两关之间， 烽燧连绵， 将河西西部门户即汉势力之末端纳入掌控范围。
至此， 河西路的建设初见成效， 但防务力量还非常薄弱， 有得而复失的危险。
（二） 发展阶段
武帝太初三年 （前102） , 李广利兵出敦煌再伐大宛， 匈奴为声援大宛， 疯狂争夺河西路。"匈奴大入……行破坏光禄所筑城列亭障。又使右贤王入酒泉、张掖， 略数千人。会任文击救， 尽复失所得而去。"[5]3776匈奴南下所循的居延道、谷水道， 即北部门户， 此时还是汉势力尚未企及之地。汉朝遂以此为契机， 在重兵投入的同时， 增建北部塞防、开辟屯田新区、建立敦煌军事基地、在玉门关安置将屯兵、修建河西沟通西域的交通设施等， 在进一步提升河西防御能力的同时， 进攻能力也得到相应的提高。
重兵投入。兵力的多寡在冷兵器时代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为保证再伐大宛的成功， 汉朝"益发戍甲卒十八万， 酒泉、张掖北， 至居延、休屠以卫酒泉".[7]3176十八万戍甲卒以绝对的人员优势， 一次性投放在河西， 从千里之外的居延、休屠到河西腹地形成两道人防， 极大地增强了河西军的战斗力。
修筑居延塞、休屠塞。居延道、谷水道沿线开阔， 一马平川， 防守不易。因而汉朝修建南起酒泉、沿弱水东北行与"光禄塞"连接于蒙古南境， 向西南沿弱水、疏勒河抵敦煌境内玉门关， 以及沿谷水从休屠城至休屠泽的塞防， 将防御前沿推进到匈奴所在的蒙古高原， 并以弱水沿线为中心， 东西联动， 阻挡匈奴的铁骑于千里之外， 有力地加强了河西的战略防御纵深。
开辟居延、休屠屯田区。居延、休屠水草肥美， 农业条件良好。汉朝在居延建成南北两个田官区， "北部是甲渠塞、卅井塞和居延泽包围的居延屯田区， 南部是肩水东西两部塞包围的�马屯田区".[11]4"休屠戍田之卒不会少于全体戍田卒的三分之一", [12]74也是重要的经济重镇。农业经济的发展， 为汉朝有力地控制两区域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建立敦煌军事基地。敦煌作为汉朝西伐大宛的门户， 也是匈奴极力争夺的要地， 史书虽然对该地的建设情况语焉不详， 但从太初三年 （前102） 李广利二伐大宛， 在此集结6万兵力、14多万力畜的能力来看， 敦煌已建成河西首个军事基地。从而一改初伐大宛时在西域孤立无援的被动局面， 所至国家莫不迎军给食， 屠轮台， 灭郁成， 围攻二师城， 顺利拿下大宛， 敦煌的作用功不可没。
在玉门关安置将屯兵。元封四年 （前107） 玉门关建成后， 汉朝还在此安置将屯兵， 《汉书·西域传》载："汉军正任文将兵屯玉门关， 为贰师后距。"[5]3776能够保护如此规模的粮草辎重， 将屯兵数量无疑也是相当可观的。此处的将屯兵， 与前述河西路初建阶段将屯兵保护河西路防务设施建设性质不同， 他们是西征部队的护卫军， 应是配合敦煌军事价值的提升而专设的。
修建河西通西域的交通设施。汉朝西伐大宛后， "敦煌置酒泉都尉， 西至盐水， 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 因置使者， 护田积粟".[7]3179在敦煌设置酒泉都尉， 重点负责敦煌以西至盐水的交通设施的修建， 并在轮台安置屯田人员， 加强对西域交通枢纽的控制， 由此汉朝以敦煌为后盾， 沿交通线将势力深入到西域腹地， 基本上控制了西域南道和中道。
（三） 成熟阶段
汉朝攻取大宛后， 西域各国纷纷向汉， 匈奴为避锋芒， 遂将战线收缩至天山以北至蒙古高原区， 欲集中兵力与汉朝争夺河西， 以图东山再起。为此， 汉朝在河西又采取建四郡、设属国、增关隘等措施， 至东汉安帝永初年间， 最终形成攻防并重的基本格局。
建立河西四郡。随着河西军事形势的变化， 酒泉郡统辖整个河西已力不从心， 迫切需要分郡设县。根据王宗维先生考证， 太初三、四年间从酒泉郡分设张掖郡， 太初四年至天汉元年间设敦煌郡， 地节元年、二年间设武威郡， [1]256至此河西四郡全部建起。四郡在河西的设置， 在空间上遵循了从中间到两端分置的过程， 四郡职能的细化表明汉朝对河西控制力的逐步增强。而且四郡之间首尾相连， 牵一发而动全身， "羌胡犯塞， 融辄自将与诸郡相救， 皆如符要， 每辄破之";[3]797所辖县城大都是屯田区， 粮食充足， 兵卒善斗。史书中的"出酒泉""出张掖""出居延""出敦煌", 就是以出发地所在的郡县为经济和军事依托， 进足以胜敌， 退足以坚守， 较好地满足了汉朝对河西的军事战略要求。
设立张掖属国、张掖居延属国和酒泉属国。在汉匈长期的军事斗争中， 诸"夷"在驾驭、牵制、抗衡和打击匈奴中的优势备受关注。[13]武帝天汉至太始年间 （前100-前93） 汉朝在河西首设张掖属国， 安帝永初年间增设张掖居延属国、酒泉属国， [1]256专门安置"蛮夷降者".属国的吏民主要为匈奴或羌人， 体健的成年男子被编为属国兵， 在郡太守和属国都尉的率领下参与汉朝的对外争战。如宣帝元凤三年 （前78） , 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击败进犯张掖的匈奴右贤王、犁�王部。安帝延光二年 （123） , 敦煌太守张�上书， 建议派遣酒泉属国吏士出击蒲类海一带的匈奴呼衍王部。[3]2911属国兵是河西边防力量的重要补充。
增置金关、悬索关。宣帝地节三年 （前67） , 汉匈车师之争， 为防止匈奴攻打河西乱我后方， 汉朝在弱水南端， 肩水东、西部两塞的北部交汇处增置金关；安帝永初元年 （107） , 西域反叛， 河西告急， 汉朝又在弱水北端、居延县南端再置悬索关。[14]26至此， 从太初三年 （前102） 始的长达200余年的经营， 使弱水两岸关隘重重， 烽燧延绵， 固若金汤。
三、汉朝以河西为基地的北伐和西征
汉朝在河西的军事部署呈现显著的特点：汉军主力屯于敦煌、酒泉、居延等地以逸待劳， 敌人来攻时， 伺机而动；主动出击时， 采取与其他方向主力配合或单独作战的方式， 牵制匈奴援兵或寻歼匈奴主力。两汉时期， 鉴于汉朝主攻方向和战略目标的不同， 采取的战略战术也有差异。
（一） 在河西驻兵设防
汉朝驻扎在河西的边防军， 主要由边郡兵、将屯兵、屯田兵、属国兵、募兵、谪卒及弛刑徒组成， [15]125形成一种多层次的武装力量防御体系。
当匈奴来攻时， 即使突破防线或趁隙而入， 如武帝太初三年 （前102） 、武帝征和三年 （前90） 和宣帝元凤三年 （前78） 的匈奴入侵， 边防军利用河西有利的地形、水文条件和防御措施， 就能打退敌人的进攻， 使对方难有所获。
两汉之际中原纷乱， 羌人各部争相"寇金城、陇西", [3]2878阻断河西路的交通， 导致河西孤悬于外， 成为匈奴和羌人频繁侵掠之地。在中原力量势不及此的情况下， 保据河西的窦融率众"修兵马， 习战射， 明烽燧之警", 遇有"羌胡犯塞， 融辄自将与诸郡相救， 皆如符要， 每辄破之".[3]797
东汉永平年间， "北虏乃协诸国共寇河西郡县， 城门尽闭", 位于河西最西端的敦煌尤甚。元初六年 （119） , 迫于北匈奴与车师对河西频繁寇掠， 邓太后"令置护西域副校尉， 居敦煌， 复部营兵三百人", [3]2911将河西、西域的军政中心统一设在敦煌， 并以出屯楼兰、柳中的力量互为犄角， 最终消除了北匈奴对河西的威胁。
（二） 以河西为基地主动出击
元狩四年 （前119） 汉匈漠北之战后， 匈奴主力远退至浚稽山、涿邪山地区， 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 如果派一支大军， 远涉大漠寻找战机， 无异于羊入虎口， 易受到匈奴的围攻。河西与关中北部军事重镇朔方、五原、定襄等郡， 对匈奴所在区域形成东西夹击之势， 而且多路出击能够最大限度地分散匈奴兵力， 便于各个击破。
所以西汉时期凡大规模远程作战， 至少有一路大军出自河西。但河西为新辟之地， 相较关中北部边郡， 其军事征伐能力明显不足， 因而河西军主要作为侧师牵制匈奴援军， 保护主攻方向的顺利推进， 对稳定整个战局起重要的支撑作用。如天汉四年 （前97） 汉朝发动的余吾水之战， 分别从朔方、五原、雁门、居延出兵， 征和四年 （前89） 的燕然山之战， 分别从五原、西河、酒泉三地出兵， 均是采取此种战略战术。值得注意的是， 汉匈余吾水之战中， 兵出居延的陆博德军还承担主力李广利军的给养供应、兵力补充和及时掩护主力撤出等重任。另外， 由于匈奴右贤王部占据车师、蒲类海一带， 汉朝兵出河西牵制他们， 等于斩断匈奴单于的右臂， 使其单臂 （左臂） 作战， 战斗力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如武帝天汉二年 （前99） 李广利兵出酒泉击右贤王的天山之战、宣帝本始二年 （前72） 河西军联合乌孙共击匈奴的蒲类海之战， 均是如此。
从史实来看， 虽然实战中存在各路大军协调作战能力不足， 作战方式僵化， 作战线路少变等问题， 离预期的战略目标有一定的差距， 但汉朝的频繁出击使匈奴疲于战备， 打乱了其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状态， 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其与汉朝对抗的能力。
东汉前中期汉匈争战的地点主要集中在车师、伊吾、蒲类海一带， 敦煌、酒泉、居延三地呈扇形正对该区域。河西的地缘优势及日趋完善的攻防能力， 使得东汉政府改变西汉时多以河西军为偏师， 协助关中北部诸郡联合作战的模式， 代之以河西军单边重兵作战， 或由关中北部诸郡起配合和协助的模式。如明帝永平十六年 （73） , 窦固与耿忠率一万二千骑担任主攻兵出酒泉塞， 攻打天山以北的北匈奴呼衍王部， 另三路大军分别兵出高阙塞、平城塞和居延塞， 作为偏师阻击匈奴主力援助， [3]810协助窦固收复伊吾。章帝"建初元年春， 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车师于交河城", [3]810首开河西军独立承担对匈奴作战的先例且获得成功， 此后该战术被汉朝反复运用。和帝永元三年 （91） , 左校尉耿秉率精骑八百出居延塞， 大败北匈奴于金微山。值得注意的是， 永元元年 （89） , "宪与秉各将四千骑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万骑出朔方鸡鹿塞， 南单于屯屠河， 将万余骑出满夷谷， 度辽将军邓鸿及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 与左贤王安国万骑出 （�） 阳塞， 皆会涿邪山。"[3]814表面上看， 此次河西军并未参战， 但由于匈奴习惯于汉军的作战常规， 对这次大战缺乏应变措施， 盲目将可能来自河西的进攻作为防御重点， 导致北单于孤立无援， 难敌汉朝三路大军而溃败， 可以看做是汉朝河西战略的灵活运用。
自安帝始王朝式微， 西域一度反叛。元初六年 （119） , 为复取西域， 汉朝以敦煌作为与匈奴争战的桥头堡。延光二年 （123） , 又以班勇为西域长史， 出屯柳中， 依托敦煌在西域左突右冲。顺帝永建二年 （127） , "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等十七国皆来服从".[3]2941阳嘉元年 （132） , 敦煌太守徐由"遣疏勒王臣盘发二万人击于阗， 破之， ……更立兴宗人成国为拘弥王而还。"[3]2948逐步扭转了汉朝在西域的困境。桓帝元嘉元年 （151） , "敦煌太守司马达将敦煌、酒泉、张掖属国吏士……出塞至蒲类海， 呼衍王闻而引去。"[3]2959在汉政府力不所及的情况下， 河西依然引导和掌握着汉朝对匈奴作战的走向。
四、河西军事价值的演变规律及成因
河西在汉匈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其重要性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处在一个动态的变化之中， 呈现出由低到高、由高到低循环往复的阶段性特点， 分析如下：
（一） 汉初至武帝元狩二年 （前206-前121） ---低价值阶段
楚汉战争之际， 匈奴趁机南下夺回秦时蒙恬所取的河南地， 势力到达朝那、肤施一带。文帝时期， 匈奴东征东胡， 西击月氏， 势力进一步西延至河西。由于直到武帝前期， 汉匈推行"和亲"政策， 边境稍安， 虽然匈奴时有背约肆意南侵， 但地点主要集中在关中西部的狄道、阿阳、萧关一带以及北部、东北部沿边诸郡。河西是匈奴军事战略格局中的一枚重要棋子， 但对汉朝来说还是难以企及之地， 其军事价值无从谈起。
（二） 武帝元狩二年至宣帝末年 （前121-前49） ---高价值阶段
此阶段是汉匈战争全面爆发时段， 也是河西军事战略价值首次达到高峰时期， 共有13次较大规模的战事直接与河西有关， 约占此阶段汉匈战事的81%.
西汉经过建国后60余年的发展， 至武帝时期， 国库充足， 武力强盛， 汉朝遂发动对匈奴的大规模打击， 经过漠南、河南、漠北几次战役， 匈奴大败， 远退至浚稽山一带， 欲依靠西域的力量与汉抗衡。元狩二年 （前121） 汉朝夺取战略要地河西， 取得了进军西域、北伐匈奴的前沿阵地， 经过一系列的经营， 在有效提高其防御能力的基础上， 多次从河西出兵塞外深入寻歼匈奴主力， 或与其他方向主力配合夹击匈奴， 战争的规模和频率都是比较大的。
宣帝时期， 汉朝的战略目标主要集中在与匈奴争夺西域， 本始二年 （前72） 、地节三年 （前67） 两次兵出河西进军西域， 直接导致了神爵二年 （前60） 的匈奴日逐王降汉及日后的匈奴分裂。
（三） 元帝至王莽始建国二年 （前49-10） ---低价值阶段
自汉元帝以来， 特别是与呼韩邪单于和亲后， 汉匈战争基本结束， 汉匈关系进入友好发展时期， 河西基本无战事。
（四） 王莽始建国二年至明帝永平十五年 （10-72） ---低价值阶段
王莽贬斥匈奴的政策打破了宣元以来汉匈相对和平的局面， 招致匈奴时有报复， 但战事主要集中在雁门、朔方等距离汉都较近的北部边郡。两汉之际， 中原内乱， 河西孤悬， 保据此地的大将军窦融"修兵马， 习战射， 明烽燧之警", [3]797率众加强防守， 多次打退匈奴的入侵， 但文献中并无汉军主动出击的战例。东汉建立之初， 由于南北匈奴分裂， 南匈奴内附， 北匈奴"却地千里", 河西尚安。
（五） 明帝中至安帝末年 （73-125） ---高价值阶段
东汉经过汉光武帝和明帝两代帝王的经营， 百姓殷富， 府库充实；南匈奴、乌桓、鲜卑等周边民族一心向汉， 汉王朝已经具备了开疆拓土的内外部条件。面对北匈奴对河西"寇钞不息， 边城昼闭"的情况， 汉明帝决意效武帝故事兴兵讨伐， 河西狼烟再起。战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五大战役， 分别发生在汉明帝永平十六年 （73） 至十八年 （75） 间、汉和帝永元元年 （89） 至永元三年 （91） 间。汉朝联合羌胡骑兵， 以河西为基地不断地北伐和西征， 河西的军事价值再次达到高峰， 其中汉匈燕然山之战、金微山之战即发生于此时段。
（六） 安帝末年至汉末 （125-220） ---低价值阶段
由于汉王朝后期国势不振， 凉州残破， 统治者经营西北的力度大减， 虽在公元127年、129年、151年和170年以敦煌为基地， 平复西域叛乱和击退北匈奴的进攻， 但这一阶段主要以羌乱为主， 兼有鲜卑、高句丽的侵扰以及频繁的农民起义贯穿始终。汉羌战事时常波及到河西及临近地区， 汉匈战事则主要集中在关中北部的美稷、常山等地， 汉朝基本上是采取收缩战线被动防御策略。
综上， 两汉时期河西的军事价值呈现规律性变化的特点， 究其原因， 除地理因素外， 还受王朝综合国力、对外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国力强盛时， 统治者有着对外征伐的物质基础， 河西作为汉匈对峙的军事前沿， 战事频繁， 军事价值自然就高；反之国力衰退之时， 国内矛盾激化， 统治者无暇西顾， 河西的军事价值则相应地降低。另外， 在一些特殊的历史阶段， 统治者如果能审时度势推行正确的外交政策， 将汉匈矛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双方发展相对宽松友好的关系， 发生在河西的战事就少， 反之就高。
参考文献
[1]王宗维。汉代丝绸之路的咽喉--河西路[M].北京：昆仑出版社， 2001.
[2]李并成。汉代河西走廊东段交通路线考[J].敦煌学辑刊， 2011 （1） :59-63.
[3]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65.
[4]李并成。汉张掖属国考[J].西北民族研究， 1995 （2） :61-65.
[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62.
[6]欧阳修， 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75.
[7]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59.
[8]侯丕勋， 刘再聪。西北边疆历史地理概论[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8.
[9]贾文丽。汉朝在河西的防御与战略演变[J].南都学坛， 2010 （4） :5-9.
[10]张步天。中国历史地理[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1987.
[11]陈梦家。汉简缀述[M].北京：中华书局， 1980.
[12]刘光华。汉代西北屯田研究[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8.
[13]熊贵平。以夷制夷方略及其在汉代形成和发展的原因探析[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 （6） :76-80.
[14]尹亮。从河西简牍看汉代对匈奴的军事防御体系[D].兰州：兰州大学， 2016.
[15]刘光华， 汪受宽。甘肃通史：秦汉卷[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9.
注释
1 参见天涯社区《汉武帝伐大宛探析》， http://bbs. tianya. cn/m/post-worldlook-1066754-1. shtml, 2014-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