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题为《五十非梦亦非烟》的文章，记述文艺评论家缪俊杰的经历。文章发表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的何西来先生着文评论说：“《五十非梦亦非烟》是启治为他的武汉大学老同窗、评论家缪俊杰留下的一个侧影。缪俊杰也是我做研究生时的同窗，彼此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因而算是相知较深。就我所知，启治的这篇文章，是较早研究和评论缪俊杰的文章中最有见解也是最好的一篇，不仅评价到位，而且情文并茂，不仅写出了这位评论家的特点与风格，而且写出了他的潜力。这应该算是一篇关于评论的评论。”
悠忽30年过去，真是“弹指一挥间”.如今，俊杰兄已从新闻岗位上退下，但从新闻圈内淡出的身影，却在文学圈子里越来越显。着名评论家、《小说选刊》原主编冯立三先生在俊杰七十五寿之时，曾作《俊杰之歌》，赞云：“赣南山村小溪寒，牧童敢指珞珈山。苍茫大地连天碧，中央党校作讲坛。谁人不知缪公笔，如江如河如波澜。《文心雕龙》有新解，忧愁风雨度流年。”精辟地道出了缪俊杰的经历和状态。
我和俊杰兄同年同窗（他比我大一个月），相识相交相知半个多世纪，如今都进入了“望八”的年轮。但我们都还不甘“垂垂老矣”的处境，还想在有生之年有力之年做些事。依我看，俊杰的心理年龄和生理年龄并不那么相当，他大有“老骥望八犹奋蹄”之势，因而促使我再提笔写这篇文章。我很注意西来文章中说到俊杰的“潜力”这两个字。我和俊杰兄虽然都是搞文字的编辑，但由于岗位的不同、行业的差异，各人的作为也是有所不同的。他的岗位在新闻战线，他的“潜力”在新闻战线得到发挥。
缪俊杰于1978年1月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副主任，协助主任袁鹰（着名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书记处书记）主持人民日报社的文艺宣传工作。缪俊杰的“潜力”是怎样得到发挥的呢？我最近读了一些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治思想文化战线“拨乱反正”方面的回忆文章，也采访了一些同志，发现平时为人低调不事张扬的老同学缪俊杰干了几件值得关注的大事。
第一件事是同柯岩一道秘密组织了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这篇为陶铸“鸣冤叫屈”、呼喊正义的文章是怎样公开发表的呢？后来报章上有种种传说，有些无聊的文人或小报记者，编出一些“秘密传闻”,令人哭笑不得。其实真正了解事实真相亲历其事的只有柯岩、缪俊杰和陶斯亮三人。“文化大革命家”后期，陶斯亮从青海军垦农场回到北京以后，找到“小柯阿姨”（小柯即诗人柯岩，贺敬之的夫人），把自己一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向柯岩诉说。陶斯亮既是一个医生，又很有文才，她把父母亲的遭遇以及为父亲平反的呼喊写成了文章片断。陶斯亮当时想到了柯岩（陶铸任广东省委书记时，接见过贺敬之和柯岩，算是相识了）。作为诗人和报告文学作家的柯岩，对亮亮很热情，热心地为她的文章进行加工润色，并注入了诗意般的思念感情，由陶斯亮录了音（当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小录音机）。但文章到哪里发表是个大问题。柯岩秘密地将时任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副主任的缪俊杰请到她在南沙沟的新寓所（以前柯岩住在人民日报社家属宿舍，和缪俊杰很熟悉），让陶斯亮将文章读给缪俊杰听。柯岩用激将法对缪俊杰说：“你敢不敢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这篇文章？”面对这样重大的事，老缪怎敢拍板。他只好说要由报社领导决定。老缪当天便将陶斯亮的文章和录音带秘密带回了报社，经过请示主持人民日报社工作的领导，《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在人民日报社上分两天公开发表。文章轰动全国，反映强烈，一万多封读者来信寄到报社。事后缪俊杰说：“这篇文章当时为推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公道地说，缪俊杰在这件事上是功不可没的，但他很少向人提及这件事，更没有写文章去张扬。
第二件事是在《人民日报》连续发出五篇批判文艺战线极左思潮、拨乱反正的评论文章。
最近我读了袁鹰一本回忆录着作《风云侧记》，其中《砸碎“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枷锁》一文中写道：“党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我们……对极左路线和‘文艺黑线专政’论进行深入的批判……于是我们文艺部由负责评论的缪俊杰等几位同志集体动手，分工合作，以‘本报评论员’名义，连续发表了五篇批判极左路线和极左思潮的文章。”在当时分管评论的副主任缪俊杰亲自撰写并组织在《人民日报》连续刊出了《批透极左路线，贯彻双百方针》《“放”和“争”-再谈批透极左路线》《放开手脚，大胆去写-三谈批透极左路线》《敢于突破，勇于创新-四谈批透极左路线》《让文艺工作者如坐春风-五谈批透极左路线》。这五篇评论员文章像排炮一样，从当时发行700多万份的《人民日报》上发出，产生了很大影响。作为这批文章的写作者和组织者，缪俊杰有勇气和胆识。勇者，俊杰也。
第三件事是到广州组织座谈会，开启拨乱反正的“破冰之旅”.
1978年7月，缪俊杰受人民日报社领导委派，带领一位编辑到广东召开座谈会，这是广东文艺战线的“破冰之旅”.会议得到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的支持。广东省委当时“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习仲勋语），人民日报社负责人秦川说，已同仲勋同志联系过了。缪俊杰到广州以后，立即同时任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杜埃同志联系，进行组织工作。仲勋同志指定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吴南生主持这次座谈会，邀集了广东文艺界新闻界知名人士欧阳山、陈残云、杜埃、肖殷、梁信、于逢、韦丘、丁希凌、关山月、罗品超、黄新波、伊琳、季门、叶明、曾炜、罗源文、唐瑜、欧阳翎等20余人参加并踊跃发言。会议期间，习仲勋、杨尚昆（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等在二沙头珠岛宾馆接见代表，招待知名作家艺术家吃饭看电影，让他们从“心有余悸”的状态中摆脱出来。缪俊杰为这次“破冰之旅”与广东省委一道进行了细致的组织工作，并把成果带回北京，发了消息，组织了文章，对全国文艺界“拨乱反正”起了推动作用。
第四件事是配合中国文联、江西省文化厅等单位召开了一次民间的“庐山会议”.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理论问题上进行拨乱反正。当时中国文联负责人陈荒煤、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马继孔、江西省文化厅厅长李定坤和上海师大徐中玉教授等牵头组织了一次大型的学术讨论会，史称“民间的庐山会议”.缪俊杰是大会领导成员之一。他同这次会议的具体组织者-江西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仰民一起进行细致周全的准备工作。北京方面由缪俊杰负责邀请时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的理论家王若水在会上作报告。到庐山以后，王若水、李定坤、缪俊杰、陈仰民一起去邀请正在庐山休养的着名老作家丁玲到会上讲话。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北京的丁玲、陈荒煤、王若水、吴介民、缪俊杰、陈丹晨、王春元、顾骧、江晓天、陈代熙等，上海的徐中玉、钱谷融、吴强、王西彦、王元化、白桦、陈恭敏等，武汉的王文生、周勃、邹贤敏等，广州的楼栖、梁信等，江西的马继孔、俞林、李定坤等，共200多人。这次民间的“庐山会议”,就“文艺与政治”中的10个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研讨，畅所欲言，发扬民主，成了文艺理论界在拨乱反正中一次很有影响的会议。
缪俊杰被称为新闻和文艺两个行档的“两栖人”.作为“报人”,他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作为一个文艺评论家，他的文艺工作，对于新时期的文学创作的发展繁荣，起过良好的助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