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环境和生态议题的深入探讨，台湾作家的自然书写逐渐成为战后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风景，而80后世代对于自然的书写，既继承了前期自然书写所形成的艺术理念和艺术范式，也具有鲜明的世代特征和艺术创新，体现了新的美学风格。从80后世代的自然书写中可以观察到台湾新世纪以来的政治社会转型以及文化思潮的变迁，体现了台湾80后世代的公民意识和社会关怀。同时，他们通过对自然的探索来反思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与自然的互动之中建构新的文化身份认同。
关键词：台湾；八零后；自然书写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环保理论传入台湾，激发了台湾社会对于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以环保权益为目标的社会运动开始兴起。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环境和生态议题的深入探讨，自然书写逐渐成为台湾战后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风景，并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群体，如刘克襄、吴明益、夏曼。蓝波安等。部分大学也开设生态环境系所，一些优秀的学者在大学任教，传递生态保育知识。“自从一九八零年代初期以来，自然保育、野生动物保护、甚至只是单纯的赏鸟团体陆续形成。”[1]（P9）台湾80后世代的自然书写就是在这个文化场域当中形成，一方面他们通过学校教育、社会舆论、网络影响习得了更完备的生态知识，继承了吴明益等一批作家开创“生态文学”的艺术理念，并结合80后世代的美学感受进行了一系列的创作，展露了一批优秀的青年作家。另一方面，80后世代也积极地介入自然书写的探讨，观察台湾近10年来的博硕士论文，可以发现他们从文化实践、美学意涵、政治象征、社会影响等方面探讨了台湾当代生态文学的内涵和意义，体现了80后世代在文化生产中积极地建构生态意识和社会关怀。
一、台湾80后自然书写概观
台湾80后作家的自然书写，有着鲜明的世代特点，在创作方法上，他们往往通过青年或者少年的视角来感受自然，少年对于世界的困惑和青春的迷惘也投射在自然之上，自然也因此具有了纯洁无暇的天真之美，以及活泼忧郁的少年情怀。自然在他们笔下，不再是无人的蛮荒之地，而是充满了故事、传说、历史的原乡，自然深刻地介入人物的生命历程、影响着人类世界的建构。小说往往通过少年和成人的对立关系，来映射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土地伦理上，这些作家展现出对自然的关切和土地的关怀，他们批判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价值取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对人心的侵蚀，成长即是文明化、被驯化的过程，也是自我被迫工具化、世俗化的过程，他们通过对自然的关注与回归，来重新绘制祖先流传下来的历史与文化，重新发现土地对于人类的价值，重新回归自然与人和谐的状态。
在美学风格上，这些作品多具有浓烈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通过传说、梦境、人、神、鬼等方式，打破线性的时间结构，从在地的空间出发，描绘出自然界广博神秘、不可为理性所掌控的美学特质，传达出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之情。
需要注意的是，台湾80后世代的自然书写与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的后乡土思潮结合在一起，自然环境的书写中饱含着乡土意识的觉醒，以及20世纪以来全球化浪潮下乡土的再造思考。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工业化、城市化飞速发展，造成的不仅仅是生态环境的破坏，还有乡村的凋敝，根植于自然生态的传统生活模式、价值体系的崩解和消逝。只有重建传统生态知识与在地文化认同、宇宙观与宗教信仰紧密联系，才能在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与文化同质阴影下，发展出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
在书写的形式上，80后世代的自然书写更加多元化和市场化，吴明益在《以书写解放自然：台湾现代自然书写的探索》，及《台湾自然写作选》中对自然书写进行了严格的界定，都强调了非虚构性、客观性、知识性①。但80后世代的自然书写已经溢出这个定义的范畴，生态知识融入了更多时尚、消费的元素，如旅行、饮食、自然摄影、生态观察等，创造出一种自然与生活相结合的闲适的、轻松的生活美学，这种生活美学的核心就是通过与自然的亲近和回归，来对当下物欲化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进行批判，转向更重视社群、亲近自然生活的风格。自然书写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精英化的专业视角，进入日常的生活当中，如《岛内出走》是一群新世代的年轻人以单车环岛，沿途摄影，记录了岛内的各种景观、生态、人文现象等。这些新颖的自然创作，既丰富了台湾的自然书写，同时也呈现出新世代对于空间、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新的文化想象和价值追求。
二、80后自然书写中的环保运动
台湾80后世代的自然书写必须放置在当代风起云涌的环保运动当中去考察，“自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台湾的社会力勃然兴起，激烈地冲撞当时的威权体制，形成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风潮，经过了十年的集体亢奋，……九十年代中期的社会运动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环境整治的参与越来越受到‘组织逻辑’的影响，抗争行动逐渐转化为专业的参与，草根与开始让位给专家。”[1]（P155-156）可以看出，台湾的自然书写和环保运动是不可分割的，台湾当代自然书写也正是在这一股社会浪潮中激迸出的文学类型。新世纪以后，八零后世代积极投入环保运动，“2005年起，因兴建台北捷运而面临拆迁的乐生疗养院，意外地引发了大批青年投身保育运动，自发组织青年乐生联盟，加入抢救古迹。这些80后甚至90后的社运青年，近年又发起了反对兴建苏花高（苏澳至花莲高速公路）、以及提出土地正义的台湾农村阵线等多场运动，以创新的文化艺术行动、社交纲络动员、以及超越蓝绿的新世代姿态，为环运补充了面向未来的新血。”[2]“此后这几年的社会运动都可以看到一批批积极的年轻人投入，尤其是这几年火热的农村议题和环境议题，如反对‘农业再生条例’、反对中部科学园区、反对‘国光石化’、反对暴力都市更新。这批青年行动者已经成为这些运动的街头前锋或深耕社区的草根工作者。”[3]这些环保运动提升了年轻世代的政治与公民意识，凝聚了世代认同和环保意识，并在作品中大量涉及对这些事件的反思和批判，积极明确地在作品中传达环保理念，从而使他们的自然书写既具有鲜明的抗争性，也体现了台湾政治环境的转型。
朱宥�斓摹兜故�》以反国光石化等环保事件为题材，描绘了台湾反污染抗争的地方动员，以土地认同、宗族情感为纽带，批判政府的经济行为对环境和土地的破坏。“这里本来都是一片绿色的水田，比现在土里面那些断草还要更绿，也比课本里面更绿。有一天晚上，她从睡梦里惊醒，先是感觉到地在微微地震动，……这时候外面传来了闷闷的声音，像是火车经过，但又不太一样。……天亮之后，村子里面的地就没有绿过了。……经她这么一说，还真的觉得这片乱糟糟的田地像是曾被火车碾过一样。或许不是火车，是什么更大的，巨人或者金刚一类。再过去更远，是一片灰白色的山壁，一株草也没有，露出凹凸不平的表面。”[4]（P57-58）环境被破坏，无法继续种植，居民失去了土地和家园，面对政府的强权，两位老人选择和自己的土地一起死去，惨烈的抗争在少年的心里种下爱护土地的种子，“我”和小梅画了加路兰的地图，和家乡的植物、砂石等物品一同烧化给外婆，点明维护环境才能维护自己生存的家园。
三、魔幻的原乡和桃花源
邱长婷是台湾80后世代中自然书写最具有代表性的青年作家，她以台东太麻里为叙述对象，作者通过大量的实地考察，“参与了排湾族、阿美族的祭奠，访问猎人、猎犬驯养者、农民、耆老，甚至是地方上的公务人员。她甚至随着猎人上山，体验狩猎。”[5]（P7）因此她的作品中既有对当地自然环境的描写，也有大量原住民历史、文化、习俗的呈现，透过森林、河流、动物、气候等自然环境的描绘展现了人类与自然相互依存的状态。邱长婷的自然书写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情”,自然万物在她的笔下皆有情，自然界不是冰冷的生物数据，而是祖辈流传下来的传说与神奇，是孩童的思念和幻想，承载着爱情与亲情，是人类的桃花源与最终的归属。
作者笔下的自然不仅仅是人物成长的环境、故乡，更是构成人物命运的一个因素，自然并不是隔绝于人类的荒蛮之地，而是人类知觉与生命的延伸，在《山鬼》中，父亲在山中生长、劳作、成家，“这座山乃至于他的农园、农舍，形如延伸的躯干，多年来他早已习惯。”[5]（P213）人和自然的命运互相融合、互相幻化、互为镜像，自然可以拥有人性般的自主意志，自然可以缓慢地生长和移动，人类也同样在自然的环境中获得人性的解放，催生出早已被现代文明所驯化、扭曲的原始的力量和纯真浓烈的情感，如父亲在夜晚宛如野兽般的哭号，幻化成非人的模样在森林中疯狂夜奔，寻找已逝母亲的踪迹，宣泄内心的悔恨和痛楚，这些强烈的情感仿佛只有在原始的自然界里才得以现出原形。森林中的牛樟木和鹿也是母亲的化身，牛樟木的香气一如母亲身上的气息，紧紧地围绕在父子身边，唤起他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和怀念。在自然界当中，人类所谓的文明、理性、规则被瓦解，剩下的只有直觉和知觉。
自然里的山、雾、树、水、风，皆是万物有灵，“那是一处终年云雨缠绕的山间河谷，父亲的农田坐落于此，每过午后，山陵背面的阴影潜伏向下，带来雾的幽魂，幼时我爱好对其吐气，山林的雾遇上生人来自胸腔的气息，总如兽崽弹出湿漉漉的鼻端，仅是轻轻一触，便惊摄后退，须臾间，又好奇地伸展小手，以其独有的湿冷气息与我唇吻相依。”[5]（P212）自然既充满了神秘的色彩，更充满了原始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身处荒野之中，面对自然界壮丽的景色与伟大、不可测的力量，人类感到恐惧和敬畏，认识到自我的渺小与狭隘，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不再是主宰与被宰制的关系，自然才是真正的神与造物者。“我追随父亲的脚步来到象征母亲的牛樟木林，抬眼仰望，须四人环抱的牛樟木，暗时是黑阒矗目，真正与山鬼山神无异。其中那最巨硕高昂的千年牛樟正从枝叶扶疏中，以千颗星眼俯视我。我虚软无力，自觉在如此肃穆庄严的气氛中形衰如蚁。”[5]（P235）“我膝旁腐朽的枯枝倏地僵直站立，围绕出令人费解的圆圈跳起群舞，猿猴与鸱�^的叫喊不同以往，是喜悦，是悲凉而喜悦；萤火虫翩然旋飞，黑暗微光中映照出孩子的脸，此外，就像母亲曾对我说过，山在成长，缓缓的，人类肉眼不可得见。”[5]（P235
）书中以代际传承的方式传达了许多朴素的生态观，这些生态观最核心的思想就是对自然的敬畏，不可随意侵犯自然，“‘山就是山，河就是河。’老人说：‘小女孩子，你要记住，不管我们如何更改溪水的走向、山脉的位置，每隔数十年、数百年，它依然会记得自己原本的样子。’”[6]（P34）人类在与自然、土地相依相存的过程中，衍化出许多朴素的生命哲学，这些口口相传的关于自然的知识和训诫与家族的传承联系结合在一起，成为承载家族记忆和情感的纽带。同时，家族乃至民族的繁衍历史也通过这些传说记录下来，自然与人类的文化历史和集体经验相联系，使自然不再是隔绝于人类的荒野，或是被改造之物，而具有了厚重的历史意涵。
自然成为孩童想象中的种种神怪志异，山中有会吃老师的怪兽，有会“山中菟丝幻化为人的形貌，藤缠树缠死，台风过后在河谷间纵走的腐木，以及数丈高的巨树如古生物般在白雾飘荡的山巅缓慢移动，据说，它们横跨谷与谷之间的一步费时千年，根部入的深严，动静间是拔山的，只不过太慢太慢，人类肉眼不可见。”[6]（P217）这些自然的传说构成了“我”成长的乐趣，和生命体验交织在一起，共同塑造出“我”对世界的感知和认同。
“我”作为一个从小在森林里长大，途中离开森林去往城市，最终又回归森林的青年，自然对我而言是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存在，我对世界的感知源于自然，但经过城市的洗礼，我已经不复那个纯粹的“雾之子”,因此，这一离开又回归的路线，既是我重新认识自我与外在世界关系的过程，也是我重建情感认同、回归精神家园的过程。自然与城市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两个空间界线分明，城市是对人性压抑和束缚的空间，“仿佛每个人与我都是一样的，看不清面孔，却拥有相同的腔调与衣着。”[6]（P220）少年时的我对城市充满了恐惧，“我害怕离开山谷中的农田，离开到一个非我族类的群体，那时坐在交通车上的我，红肿的双眼迎向海滨公路初升的太阳，满心觉得那是一个景色如此优美，却也如此残暴的世界。”[6]（P221）我在城市与自然之间往返，在文明与原始之间挣扎，在被迫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回望曾经远离的桃花源，并试图褪去世俗的工具化、理性化的价值理念，重回纯粹本真的自我。
作品中用大量的梦境与现实形成双线索的叙事，梦境展现了我隐藏在现实之下的焦虑与欲望，以潜意识的方式书写无法诉说的记忆与伤痛，体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复杂的关系。通过梦境我与父亲重返母亲离去的记忆，以父子们猎杀怀孕母鹿的贪婪行为，象征母亲/母土被自私贪婪的人类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而父子俩在梦中不断接近却永远到达不了的天空，也象征了他们渴望被救赎的愿望。
四、寓言性的动物书写
刘克襄早期曾给予动物小说如下的定义：“拟人化、虚构性，有寓言特性，透过动物明志。”[7]（P97）这一自然书写的理念也体现在台湾80后作家的动物小说当中。
朱宥�斓摹吨窦Α吠ü�对一只竹鸡的救助所引发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揭示出亲情的冷漠和缺失，代际之间的隔阂和矛盾。父母对竹鸡的救助只是出于一时的怜悯，却并没有真正从它的生存需求去考虑，自以为是地将竹鸡带离它的栖息地之后，又不耐烦地想要将它在陌生的牧场放生，完全没有考虑到受伤的它在都是人群的地方如何生存，这种作秀式的救助其实是将竹鸡置于更危险的境地。小说通过人与动物的关系隐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父母的救助和弟弟的冷漠本质上都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私和自大，自认为是救世主的人类对弱势的动物/孩子缺乏对生命的尊重和平等意识，在看似美满和谐的家庭外表之下，成员之间却缺乏沟通和理解，而敏感内向的少年犹如那只恐惧的竹鸡，孤独地躲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知道不必等他，因为他是没有办法引起任何注意力的透明体。”[8]（P128）小说以胆小内向的竹鸡象征少年的成长困境，“竹鸡是非常胆小的鸟。人们总是认为凡鸟类都是胆小的，但事实上，大部分的鸟都是因为受过人类的欺负才怕人。但是，竹鸡即使在同类面前都不太能安心，甚至常被自己的叫声吓到。”[8]（P115）篇末竹鸡回归森林，少年也跟随竹鸡走向森林，在无人的自然之中他们终于回归自我、自由起飞，体现了作家对自然在主体性建构上的作用与意义的思考，无疑为小说赋予了存在主义的哲学色彩。
吴睿哲的《龙�t的眼睛》是对吴明益自然书写理念的诠释，“吴明益曾引洛夫洛克（JamsLoveLock）着名的‘盖娅假说',说明地球的生物共同参与了地球生境的创造与改变：’洛夫洛克创造了一种生态学的角度，思考人类与生境共存的奇妙语言。地球是活着的想法，曾是许多文化神化中共有的朴素想象，这个想象暗示我们，人类与其他所有生物都是巨大存在的一部份，且互为伙伴。洛夫洛克的论点就是指出这个巨大存在的整体，具有维护地球，并使地球成为适合生命存在的栖息环境的能力。‘”[9]（P100）
散文以一种水生鞘翅目昆虫龙�t的生存困境来警示台湾的环境污染。小说以这种毫不起眼的生物为切入对象，与一个刚刚结束高考的正处于学业的压抑与人生的彷徨时期的青年人互相映照，以二者的形象和心境对既有的行为和秩序提出质疑和反抗。
散文以严谨的田野调查的方式来叙述龙�t的生活习性与外形特征，具有吴明益所主张的客观性与科学化的特点，同时又从龙�t的生活习性与外形上延伸出美学特质，以其复眼来反讽人类的现代化虽带来进步的表象，却“遗失了某种轻巧的记忆。在那个巨大的阴影背后，我们都拥有一双龙�t的眼睛，却瞎了。”[10]（P235）
散文以一个刚刚高考结束的年轻人来到三芝小镇去寻找龙�t为题材，转而以龙�t进行拟人化的自述，阐述自己面对人类的垃圾、尾气、城市改造，逐渐地失去了自己的身份与空间。小说通过昆虫之眼来观察世界，并在人与昆虫中互相切换视角，看似居于食物链顶层的人类与微小的昆虫的命运产生了共鸣，在同一片场域中生存的生物实际上都无法逃脱环境的惩罚。
龙�t的生存困境也隐喻了高三学子面对环境污染、工业化、城市化、消费主义的盛行所产生的失根感与身份危机，应该如何在工厂、高楼、电器、商场、夜市中寻回被文明掩盖的家园？同为微小的边缘群体，他们无人关注、失去自由生存的快乐，“我想飞远，却被风吹了回来，在这个无限回圈来回碰撞，却无法碰撞出什么奇迹。”[10]（P234）“也许屈服于现实会让生活更丰富。”[10]（P234）这些质问已经超越了环保议题的范畴，而进入人应该如何生存的反思，是降低道德的标准与自私庸俗的生活随波逐流，不再批判人类对环境的破坏从而获得更多的朋友？还是默默付出，为环保尽一份微薄之力，却只能在角落里擦抹孤寂？这是青年人在环保乃至人生道路上所面临的迷惘和困境。
文末鼓励大家走入台湾的山林，发现全新的Formosa,摆脱逐利的阴影，用龙�t的眼睛重新认识土地，重视自然的根本目的是将自然与土地相结合，以自然为基础来建构根植于自然生态的独特的文化系统，在全球化、都市化的危机下重建身份认同。
五、80后自然书写的文化政治意涵
台湾的80后世代基本成长于中产阶级家庭，他们的自然书写体现出台湾环境保护运动在高度城市化的情况下的深入发展与多元化，他们的自然书写不仅涉及人与自然，还扩展到社区营造、都市空间、生态旅游、生活方式等，体现了台湾80后世代更加注重自我情感的特点，他们通过对自然空间来拓展人类情感的表达，寻求都市与自然的平衡共存。他们对自然的观察和理解，以及他们参与组织的环保实践和环保运动，投射出台湾社会在新世纪的文化转型。
在全球生态危机的威胁下，自然书写在传递环保理念等方面具有正面的意义，但自然书写不能仅仅简化为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文本，其中还蕴含着阶级、党派、族群等文化政治意涵，何明修在《绿色民主：台湾环境运动的研究》中指出，台湾的环境运动具有高度政治化的倾向，“一方面，政治反对派将环境议题视为一个可以开拓选票的领域，许多政治任务积极介入地方环境抗争。另一方面，运动者也乐于利用反对党的政治资源，壮大运动的声势。因此，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政治化的现象：许多运动份子以民进党名义参选、环境运动采取政治民主的论述，例如’环境解严‘、’反核即是反独裁‘,甚至直接套用政治民主的抗争戏码，例如公投。”[1]（P12）在80后的自然书写中同样可以看到这样的问题，自然书写在现实主义的理念之下，往往会过于工具化，而且在探究环保的现实问题时，会陷入政府---民间、外来---本土的简单的二元对立，甚至走向封闭的本土，缺乏对环境问题背后复杂因素的审视和探索。
注释：
①吴明益在《恋土、觉醒、追寻，而后栖局---台湾生态批评与自然导向文学发展的几点再思考》中写道，当时我提出了一个暂时性界义，包括了：1、以自然与人的互动为描写的主轴。2、注视、观察、记录、探究等非虚构的经验，成为必要历程。3、自然知识符码的运用与客观上的知性理解成为行文的机理。4、从形式上看，常是一种个人叙述为主的书写。5、已逐渐发展成以文学糅合相关学科的独特文类。6、书写者常对自然有相当程度的尊重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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