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少数民族特需用品当前表现出利益相关者群体、产品功能、消费需求结构的巨大差异性。以少数民族特需用品需求差异为研究切入点, 明晰少数民族特需用品、需求、需求差异的概念, 分析需求差异的影响因素, 进而剖析少数民族特需用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 并针对性地提出供给优化方向, 从供给端提出“造生活”、提技艺、创品牌和用活政策的对策。
关键词： 少数民族特需用品; 需求差异; 利益相关者; 供给优化;
我国各民族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历史背景、文化传承、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产生活方式不同, 造就了各民族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之一表现在对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需求上。《“十三五”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及《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中多次指出少数民族特需用品发展的必要性。而随着少数民族特色村镇的建设, 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产业化发展也受到地方、省市 (自治州) 乃至国家层面的重视。
一、少数民族特需用品需求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一) 少数民族特需用品需求差异。
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需求差异是由于群体之间各自的心理偏好、个人收入、消费环境不同而产生的对于少数民族特需用品需求的差异。随着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 少数民族特需用品需求呈现出明显的变化。
对于社会需求差异来说, 由于少数民族特需用品具有的不可替代性和特需性, 导致“搭便车”的行为会挤占少数民族群体的利益, 也由于“搭便车”行为, 对价格机制的影响会导致人们的购买力降低。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和物质的多样供应, 少数民族特需用品作为准公共品主要表现出利益相关者的差异。
作为进入市场的消费品, 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差异性表现的更加明显:一部分因为生产工艺复杂并且没有文字传承, 只能师徒相传, 被列为“非遗”的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品得到了保护与传承;一部分则因不适应现代的生产生活而濒临消失, 需要我们完成相关的保护工程;一部分仍以手工生产为主, 受到规模化生产的重大挑战;还有一部分不仅在生活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同时结合当地的特色产品开发和少数民族特色村镇的建设, 转变为文化产品, 被推向了全国乃至全球的商品市场。
(二) 影响因素。
1. 利益相关者因素。
少数民族特需用品需求差异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要素因素, 这两种力量交织在一起, 对少数民族特需用品市场的改革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
图一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利益相关者
笔者从利益相关者的价值需求出发, 将影响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利益相关者分为内部利益相关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根据弗里曼的利益相关者理论[1], 进行企业管理组织活动时, 应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 这个利益是指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非个体利益。
对于各利益主体来说, 他们的需求是不同的。总体来说, 分析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需求差异, 必须首先明确各利益相关者的价值需求以及他们的改革动力及利益相关水平。结合Mendelow的权力—利益矩阵, 来分析少数民族特需用品各利益相关者的改革权力和利益水平。
表1 少数民族特需用品利益相关者价值需求
可以看出, 在少数民族特需用品发展的利益相关者中, 改革动力和利益相关性双高的是生产者和政府, 利益相关性单一高的是原料供应商和消费者, 改革动力单一高的是经营管理者和行业协会 (合作社) 组织。
2. 功能因素。
以消费品需求的波士顿矩阵形成消费者“四象限定位法”, 将十类少数民族特需用品分为“重要且急需、重要却不急需、不重要却急需、不重要也不急需”四类。
图二消费品“四象限定位法”
少数民族特需用品曾经是满足少数民族群众基本的生产生活必需品, 在历史上是作为“重要又急需”的消费品存在。随着社会的发展, 这些产品有很大一部分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在现代消费品市场难以立足, 甚至面临濒危的窘境, 而另一部分少数民族特需用品因为民族习惯的原因, 始终作为重要且急需的存在。
表2 少数民族特需用品“四象限定位法”分类
3. 消费需求因素。
少数民族特需用品消费需求主要受到收入水平、消费群体、消费意愿的影响。一般来说, 产品结构变动与消费需求结构升级高度关联, 因此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 深刻影响着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发展。
(1) 收入水平。作为社会需求部分的消费需求主要是民族地区农牧民, 其收入较一般城镇居民低得多, 他们对于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要求是实用, 因此价格也不能太高。低价格的供给,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产者的积极性。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升, 个人需求也有所提升, 加上具有较高收入水平的人群因为旅游等原因进入市场购买, 呈现出收入水平导致的需求结构差异。 (2) 消费群体。由于经济快速发展, 受现代思想与生活的冲击, 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消费群体也在发生变化。以楚雄州彝族古镇的经营业态与大理州大理古城为例, 比较分析其经营业态:整体来看, 两地大多数消费者能够接受的是他们认为价格合理的又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产品, 消费需求随着对少数民族特需用品承载的技术性、文化多样性等心理层面的追求而呈现多元化。随着各地的全域旅游的推进, 大批的外地消费者到民族地区旅游, 消费者不再局限于本地, 消费群体的地域结构变化明显。 (3) 消费意愿。消费者价值观念、道德标准、欣赏水平和爱好的差异性会影响消费意愿。总体来说, 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属于偏远、落后地区, 民众的消费意愿受到当地传统观念的影响, 在市场意识、消费信息化、互联网 消费等方面, 与发达地区差异较大。
二、少数民族特需用品供给存在的问题
分析少数民族特需用品需求差异的影响因素, 发现其供给存在如下问题。
(一) 利益相关者驱动不足。
“十二五”期间, 全国共批设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共计1903家 (含边销茶) , 云南省获批116家, 其中民族服饰和传统手工艺品企业27家, 生产工具、针纺织、文体用品、日用杂品、家具等企业近60家。云南省各自治州少数民族特需商品企业分类及数量占比都和当地特有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相吻合, 比如楚雄州的彝绣与大理州的白族扎染, 都与少数民族服装以及少数民族针纺织相关, 当地的相关企业数量占比在40%以上。
对比云南省8个自治州的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和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数量比重来看, 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需求与供给之间还存在巨大的差异, 各自治州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比很大, 但当地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生产企业过少, 这就意味着, 当地的少数民族特需用品供给不足。而这8个自治州都属于旅游热点地区, 随着云南省全域旅游的兴起, 旅游业带动作用会越来越明显, 对于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 整体的市场需求巨大。
地区供需差异主要表现为现代消费需求的不断增加与少数民族特需用品产业提升缓慢之间的矛盾。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 消费者对传统的少数民族特需用品需求减少, 直接影响传统生产者的积极性, 也使得相关经营者的收入减少, 同时也使得原料供应商所需供应的原材料减少。而整个特需品市场的需求转型也迫使行业协会进一步进行组织协调。对于政府来说, 既是供给规则、政策的制定者, 也是管理与执行者, 作为决策者直接影响供给的变动方向。这一系列的循环发展都反映了整个利益相关者群体的驱动不足, 最终导致整个产业发展的滞后。产业发展滞后更加不能生产出消费者需求的高质量产品, 最终影响整个市场的产品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等, 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
(二) 资源配置不当。
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生产, 很多是根据国家的要求, 在数量上满足特需供给, 因而在生产上容易出现同质化。同时, 由于一般的少数民族特需用品并没有形成明确的生产流程、原料使用、质量标准说明等相应的行业标准或规范, 导致大家对高价产品望而却步, 不敢花高价钱去购买。这凸显了少数民族特需用品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就是与现代商品需求相呼应的产品供给的不对等, 也就是资源配置不当。消费需求急剧减少的低水平产品, 其生产供应居高不下;而高水平新技术的产品需求增多, 却由于技术原因生产不出来。
1. 缺乏文化意蕴。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消费观念的转变, 人们购买商品除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外, 还要求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主要表现为消费者对产品的要求已不再停留在产品实用功能上, 更讲究产品所体现的文化内涵, 即对产品“文化味”的要求[2]。云南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文化附加值较低, 文化意蕴没有得到充分挖掘。主要表现为产品缺乏现代创意以及差异化程度较低。产品停留在传统的制作上, 设计粗糙、质量低劣。
2. 缺乏个性。
民族地区产品的核心竞争力表现在民族文化的个性上, 这种个性表现为民族性、地域性以及艺术性。整体来说, 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个性表现不足, 体现在内涵缺乏、产品雷同、类型单一等方面, 如银饰品, 无论是手镯、项链, 还是挂件小工艺品, 都差别不大, 没有突出各自特点。很多商家为了眼前利益, 破坏市场秩序, 引入低端外来产品, 导致少数民族特需用品市场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盛行, 影响当地生产者的创作积极性, 同质化现象越加严重。
3. 缺乏技术进步。
生产工具与加工技术是产品竞争力的基础。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生产工艺相对复杂, 且多为传统手工制作。而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碰撞导致手工工艺传承难, 工艺大师匮乏, 传承都难以为继的时候何来谈生产技术的改进?
(三) 政策支持不力。
1. 政策实施效果不明显。
政府作为少数民族特需用品定点企业的管理单位, 在企业的认定、审批、动态调整上具有一定的时滞性。比如五年修订一次的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企业名录, 这期间一些定点生产企业会因为各种原因面临关、停、并、转的情况。由于名录更新不及时, 造成一批新兴的企业难以进入名录, 无法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进而影响新兴企业的培育。又比如, 民品贴息管理操作的流程要求承贷银行发放贷款执行利率为一年期基准利率, 不准上浮。且贷款银行仅限于国有商业银行、农发行和农信社, 导致更有实力、贷款政策更加灵活的股份制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被排除在外[3]。由于民品贷款业务的政策性与银行的商业化经营存在的矛盾, 导致民族地区利率市场化进程推进缓慢, 企业资金需求无法满足。
2. 管理权限交叉重叠。
部分少数民族特需用品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传统手工艺品存在, 两者有很多交叉的地方, 这一方面说明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文化价值, 但另一方面, 也会发生部门之间的监管分割与权责不明晰的问题, 影响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激励和发展。比如很多列入民委系统管理的民品企业, 政策和资金都来自民宗局, 但在与其他企业的比较中并不是最好。还有些“非遗”传承的企业, 并不在民宗局的监管范围中, 而属于宣传部、文产办等部门管理和支持。各部门所属企业不同, 导致在产业未形成规模前, 就各自分化了, 不能形成产业的集聚和合力。
三、少数民族特需用品供给优化对策
供给侧改革的要义是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跃升。对于少数民族特需用品而言, 应针对其需求差异, 提出供给优化的方向, 主要是从供给端的提升来解决利益相关者驱动力不足、资源配置不当及政策支持不力等问题。
(一) “造物”与“造生活”并行。
1.“体验 ”的“造生活”模式。
如今, 人们购买少数民族特需用品并不仅仅是为了实物本身, 而更在乎的是其所传递的文化价值和文化体验, 甚至是对少数民族特定地域条件下的天然、无化学添加等纯自然资源的追求。在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进程中, 可以看到曾经制约民族地区发展的因素, 如生态环境、劳动力资源等, 往往是发展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的后发优势, 这在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发展上是可以期待实现的。由于消费者层次的提升, 很多消费者并不仅仅满足于购物本身, 而更愿意去探寻具有文化附加值的历史传承观察和体验, 更愿意消费体验活动。
结合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 打造少数民族特需用品“造物”到“造生活”的场景式消费。以白族扎染为例, 现在很多企业因为生产成本的问题, 用工业染料代替传统的板蓝根等系列染料, 造成消费者对产品的认同度降低, 导致低端产品充斥市场, 而高端产品不具竞争力。如图三所示, 可以将扎染结合板蓝根等染料的种植、采摘、加工, 像推广农家乐一样, 来推广扎染。这样不仅降低了原材料的生产成本, 还可以开发出产品推广和“体验 ”“造生活”的“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发展新途径。
图三“体验 ”模式的具体实施路径
同样的, 对于边销茶来说, 可以打造“体验 ”边销茶文化的卖点, 让消费者近距离地了解产品、认同产品及产品文化。作为新的收入增长点, 打造少数民族特需用品文化产业发展的增长极。同时, 也可以结合国家关于民族地区特色民族城镇的建设, 比如大理州的大理古城, 楚雄州的彝人古镇, 将其系统规划, 开辟专门进行体验的生活展示馆, 吸引更多游客。
2.“互联网 ”的“造物”模式。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网络购物已经成为现代购物的重要方式, 并且呈现出普及化、全球化、移动化的发展趋势。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生产者应该充分利用B2B、B2C、C2C和G2C等电子商务模式以及如天猫、京东等网上销售平台, 或是建立如彝绣、沱茶销售的专业销售网站, 形成互联网立体化的销售模式。同时, 在旅游景点和主要消费聚集区建立实体店面, 夯实和拓展传统的销售渠道[4]。通过建立线上线下同步的销售平台, 扩大产品的市场影响。创新营销方式, 通过产品制作工艺视频、产品使用视频等一系列网络主播, 达到“造物”的目的。
整体来说, 不管是“造物”的销售还是“造生活”的体验, 都应该融入全域旅游发展的大环境, 以旅游带动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发展。比如, 云南省2016年制定了《旅游产业转型升级三年 (2016—2018) 行动计划》, 旅游业已成为云南扩大消费的重要动力。少数民族特需用品应该搭上旅游这趟“快车”, 借助当地的旅游资源, 积极谋求与旅游景点合作, 最大限度地把产品融入到旅游发展的大环境中。同时, 借助展会经济, 搭建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展示展销平台和渠道, 扶持推动少数民族特需用品走向国际市场, 提升其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努力实现跨境消费增长。
(二) 优化生产技术供给 (进步) 。
1. 大师引领。
对于文化产业发展来说, 重要的是创新, 而创新的核心是人才。大部分少数民族特需用品都靠手工制作完成。基于此, 一方面我们要拓宽传承人的培养途径, 通过传承人的保护机制, 激励有文化、懂文化的少数民族青年学习并从事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生产制作;另一方面, 通过政府、企业协同, 整合各方资源, 将技艺作为生产要素投入产业发展[5]。通过“非遗”大师、知名品牌、龙头企业的遴选塑造和宣传推广, 实现大师效应和品牌带动, 提升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产品文化附加值, 如加强生产者对产品的理念打造、文化内涵挖掘, 从会制作到会教如何制作, 甚至在传授过程中融入产品的文化传承性与故事性, 直到实现对于产品创新性的进一步挖掘。通过具有“工匠精神”大师的打造与引领, 加强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生产的人才储备和培养机制, 在实现民族文化活态传承的同时, 也让技艺要素实现经济价值, 确保少数民族特需用品创新发展后继有人。
2. 优化生产制作工艺。
技术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如果传统制作工艺为了保留“原汁原味”而放弃了和现代技术与文化的结合, 长久之后必然失去审美的文化基础, 失去现代市场。传统的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制作工艺有自身特点, 但却难以进行规模生产。要摆脱现有的困境, 需要利用现代技术加以改造和优化。比如彝绣, 可以将手工刺绣与机器生产相结合, 结合当地的文化传承来打造特有的彝绣元素, 如运用彝族图腾代表的老虎、马缨花等符号来开发收藏品、挂件、家居摆件、饰品和服装等系列成套产品。
3. 优化品牌识别技术。
笔者在走访昆明文博会时发现, 云南一些经营得比较好的茶叶企业, 已经引入了溯源地标志, 让人们在购买时就能够查询到茶叶从种植、生长、采摘到制茶的全流程。同时, 通过监测茶叶生产的全过程, 为茶叶品质做保证, 让消费者放心购买。下关沱茶集团公司采用全新的视觉识别系统 (VI) , 该系统包括全新的公司标志 (Logo) 、广告语、辅助图形以及专卖店空间设计方案等视觉识别系统及其延伸内容, 并对上述内容的应用进行了相应规范, 保证该系统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的标准统一, 最大限度地提升下关沱茶品牌形象。
(三) 加大政策支持。
1. 夯基建。
加大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为当地的消费结构改善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少数民族地区地理位置偏僻, 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当地消费水平的提升和消费结构的优化, 并直接导致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不明显。以云南省为例, 随着覆盖国内以及南亚、东南亚的旅游专列的开通, 加快以昆明为中心的环状高速公路网建设, 可以接待更多的国内外游客, 扩大云南旅游产业的规模效益[6]。
2. 严准入。
对于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生产企业, 应该采取“准入”制度, 新建立的企业应该评估企业的生产资本、人力资本以及产品质量是否达到市场标准。充分发挥行业协会或合作社的作用, 加强行业自律。依托行业协会, 制定并完善产品标准体系, 邀请专家、学者、手工艺传承人对体系进行审核论证, 在新企业进入之初就评定出等级资质, 并给予合理的市场指导定价。这样既能避免质量低劣的产品充斥市场, 又能有效保障工艺品实现较高的经济价值。
3. 强监管。
加强立法与动态管理, 切实提高民品企业的监管政策效果。国家民委已经对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实行了动态管理, 加强了对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生产企业的支持。2016年国家民委实施“民贸民品企业‘千家培育百家壮大’工程”, 明确重点培育1000家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 重点扶持100家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100家民族贸易县内民族贸易企业, 培育壮大行业龙头和骨干企业[7]。
加快民族文化产业的立法进程, 制定有利于少数民族特需用品产业发展的条例, 同时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8]。增强产权保护意识, 促进市场建设。民族传统手工艺大多具有技术属性, 如金属加工制作、雕刻、刺绣、纺织技术无不包含着知识产权。发展文化产业, 产权的清晰至关重要, 有了产权的保护, 才有规范的市场秩序, 进而促进市场有序的竞争, 促进产品的创新和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弗里曼.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分析方法[M].王彦华, 梁豪,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2]王忠景.商品, 展现“文化味”的魅力[J].销售与市场, 1995 (12) .
[3]郭勇, 韦美才, 谭溥, 梁俊栋, 罗永宣, 揭艳明.金融支持人口较少民族区域发展途径选择以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为例[J].区域金融研究, 2011 (12) .
[4]石丽雄.楚雄彝族自治州刺绣产业发展调查报告[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2016 (6) .
[5] 段智毅, 桂宇.供给侧改革视阈下的云南民族民间工艺品产业发展[J].学术探索, 2016 (7) .
[6]郭向阳, 明庆忠, 穆学青.基于供需角度的云南省旅游产业发展潜力驱动因素研究[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6 (11) .
[7]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的通知[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17 (5) .
[8]段智毅, 桂宇.供给侧改革视阈下的云南民族民间工艺品产业发展[J].学术探索, 2016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