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民族志方法作为人类学的经典研究手段和科学学术范式, 是现代文化人类学学科地位得以确立的重要标志。民族志方法具有整体观、参与观察、主位与客位、“深描”等视角优势, 可以弥补当前三峡文化研究“重文献研究, 轻实地调查”的不足, 充分挖掘和呈现三峡文化的丰富内容, 并洞察其中的深层结构和意义。当然, 三峡文化的民族志研究还应遵循综合与专题结合、宏观和微观结合、多学科研究方法综合、个人与团队结合等原则, 以充分发挥民族志方法的优势。
关键词： 民族志方法; 三峡文化; 人类学;
Abstract： The ethnography method, a classical approach and academic paradigm in anthropology, establishes the discipline status of modern cultural anthropology.It has the advantages of holism,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emic and etic, “thick description”, which can make up for the disadvantages of“emphasizing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while ignoring the fieldwork”of the current Three Gorges culture research.It can also fully excavate and present the rich content of the Three Gorges culture, insight into its deep structure and meanings.On the other hand, in order to give a full play to the superiority of ethnography method, the Three Gorges Culture with this method must follow some principles:combination of comprehensive and thematic, macroscopic and microcosmic,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s, as well as individual and team.
Keyword： ethnography method; Three Gorges culture; anthropology;
长江三峡因具有雄奇险峻的高山峡谷、奔腾峻急的峡江流水、奇妙变幻的四季景观而受到古代文人学者的关注, 成为诸多诗文、游记、史书争相描绘的对象。长江三峡作为中华文明诞生的摇篮之一, 在千百年间积淀的丰厚历史和孕育的多层次文化几乎足以独立展示人类社会进化各个阶段的轨迹, 受到近代学术界的关注。当然, 真正将长江三峡文化推向研究热潮的是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兴建。在这一背景下, 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旅游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纷纷从本学科视角开展三峡文化研究, 相关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以长江三峡文化研究为主要支撑, 综合多学科研究的优势, 构建“三峡学”的主张, 为三峡研究提供新的平台。其中, 杨铭撰写的《关于“三峡学”与“三峡文化”的构想》一文最早提出建立“三峡学”的概念和设想[1]。郝明工《三峡文化与三峡学试论》一文对三峡文化和三峡学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 并详细阐述二者之间的关系[2]。2000年6月, 在重庆三峡学院主持召开的“‘三峡学’学术研讨会”上, 20余名学者从不同视角讨论“三峡学”的渊源、概念、内涵、外延、特点、定位、意义等[3]。其中, 王晓初、邹登顺、任桂园、邓晓、程地宇、管维良、徐素环等人的观点被《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刊载。然而, “三峡学”提出至今已20余载, 其影响力仍非常有限, 相关研究依然处于条块分割、缺乏体系的状态。现有三峡文化研究以考古学、文献学、旅游学和经济学为主角, 主要开展三峡库区文物的发掘和整理、三峡地区方志文献的收集和点校、三峡旅游资源的挖掘和开发、三峡库区的经济发展和移民问题等研究, 呈现出“重文献研究, 轻实地调查”的趋势。同时, 从人类学视角对三峡库区社会文化开展民族志研究并不多见, 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国内知名人类学者庄孔韶教授主导的团队实施的三峡库区田野调查工作。1995年, 该调查团队从湖北宜昌沿江而上, 对长阳、兴山、秭归、巴东、奉节、巫山和巫溪等县开展田野调查, 集中拍摄一批珍贵的影像资料, 并撰写《三峡区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初步收获》《三峡淹没区人类学工作的意义、方法及认识》《青滩民居的人类学观察》《青滩郑氏宗祠的初步观察》等系列调研报告[4]。可见, 面对三峡库区丰富的文化资源、历史遗产和复杂的社会发展现状, 学界开展的深入调查及由此撰写的民族志作品非常有限。为此, 本文认为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对于进一步拓展三峡文化研究有重要价值和独特意义。
一、民族志方法的产生与发展
民族志, 通常可以从三个角度理解:作为文本的民族志、作为方法的民族志及作为研究活动的民族志。作为文本的民族志, 又可以有两方面的理解:在人类学产生前, 主要指对特定民族、种族或文化群体的描述;在人类学产生后, 指运用民族志方法开展民族志研究的成果形式, 包括着作或论文。作为方法的民族志, 即民族志方法, 指对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等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总称, 主要以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 (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 开创的人类学“参与观察”为核心内容。作为研究活动的民族志, 即民族志研究, 主要指通过民族志方法获取第一手研究素材, 并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和归纳分析的研究。换言之, 并非所有人类学研究都是民族志研究, 必须通过田野调查 (尤其是参与观察) 获取第一手资料而开展工作才能称为民族志研究[5]。本文侧重于探讨作为方法的民族志, 同时兼顾由此产生的民族志研究成果, 因为在当代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民族志方法的运用和民族志成果的形成关系非常密切。
民族志的产生与人类学的兴起密切相关, 它是现代文化人类学学科地位得以确立的重要标志。早期人类学者在开展研究时, 主要依赖于航海家、旅行者、探险家、殖民地官员、传教士和商人等留下的书信、日记和笔记资料, 作为主要的依据。这时期, 因为大多数人类学家都是静坐在书斋的安乐椅上, 借鉴已有的文字资料, 构拟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和文化传播的方式, 而被称为“摇椅上的人类学家”。尽管这一时期着名人类学家摩尔根 (Lewis Henry Morgan) 曾对美国土着印第安人易洛魁部开展实地调查, 并撰写出一系列经典的民族志作品, 但仍然无法改变大多数人类学家毫无分析地使用他人未经实地调研而记录的资料的事实。因此, 这一阶段的民族志往往带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或偏见, 而被称为业余民族志[6]。
民族志作为人类学的经典研究手段和科学学术范式, 始于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从事调查所开创的“参与观察式”的田野工作。人类学者弗雷泽 (James George Frazer) 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序中总结出该书作者马林诺夫斯基的“参与观察式”民族志研究方法, “他成年累月地呆在土着人中间, 像土着人一样生活, 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 用他们的语言交谈, 并且从最稳妥的渠道搜集资料——亲自观察并且在没有翻译介入的情况下由土着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对他讲述”[7]。具体而言, 这一工作方法要求人类学家深入调研地点, 与当地人共同生活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学习当地人的语言, 与当地人建立密切而信任的关系, 同时克服本文化束缚, 进入异文化, 参与各项活动, 并学会用当地人的思维理解其文化, 使自己尽可能成为当地人。在此基础上, 对研究对象进行全面完整的观察记录, 从而获得科学的调查资料。这一方法经由马林诺夫斯基于1922年出版的经典民族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而闻名于世, 成为人类学田野调查发展过程中一次飞跃和突破, 奠定了现代田野工作的基石, 并成为人类学“专业民族志”产生的重要标志, 因此被称为“马林诺夫斯基革命”。从此, 民族志既可以是一种独特的学术研究方法, 也可以指运用这一方法获取资料而撰写的研究成果。
20世纪60年代, 受当代哲学与心理学的影响, 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受到质疑和挑战, 尤其是马林诺夫斯基田野日记的公开出版, 引发了一场针对文化人类学者职业伦理道德的质疑和争论, 导致人类学理论出现空前危机。民族志研究方法及其文本到底能否对异文化进行充分阐释?其在方法论上是否还具有科学性?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在理论上到底有没有可能?学界有关民族志学术声誉的怀疑, 给当代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地位致命一击。在这一背景下, 美国人类学者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 为了拯救民族志, 高举“阐释人类学”的旗帜, 以“地方性知识” (local knowledge) 和“深描” (thick description) 为武器, 运用观察、移情、认知、自觉地追随“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阐释和维护民族志的学术地位。他指出, “民族志是深描的”, 其特殊性在于运用“深描”将每一种文化现象和人类行为的本质尽可能还原, 以揭示其内在的认知结构和“文化语法”[8]。至此, 格尔茨将民族志视为一种用“深描”方法对文化进行深度阐释, 以理解其地方性知识的手段。总之, 民族志方法虽然曾经受到冷落、滥用, 甚至责难, 但以“参与观察”为核心的内容一直得以延续和传承, 甚至被诸多学科的学者奉为圭臬。
二、民族志方法在三峡文化研究中的具体应用
民族志方法作为文化人类学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手段, 凭借独特的范式和视角成为研究者了解未知社会和异文化的利器。在三峡文化研究中, 民族志方法可以通过自身的整体观、参与观察、主位与客位、“深描”等范式和视角, 提供新的介入手段和新成果。
(一) 整体观
民族志方法坚持整体观的立场, 即运用整体的框架观察和书写所研究的社会与文化。文化人类学的整体观通常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 文化人类学者在研究人类行为时, 必须多方位、多角度研究与该行为有关的其他方面。人类学认为, 一种文化的整体特征不是构成这一文化整体的各个要素和特质的简单相加, 因此研究人类文化应该将各种文化现象视为有机联系的整体进行探讨。其次, 文化人类学在对各民族文化进行比较时, 侧重于关注不同民族生活方式形成的过程及代际传承的手段。在对各式民族的文化模式进行比较的过程中, 人类学家意识到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一个独立的完整体系, 世界上有无数个不同的文化系统共同存在;各个文化系统之间很难比较出优劣好坏。再次, 从时间和空间上看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人都比其他学科更为广泛。从时间来看, 文化人类学不仅关注现代人, 而且关照所有历史时期的人类。就空间而言, 人类学研究的人直接指涉全世界的所有人类, 即对不同肤色、民族、区域的人类都具有同样的兴趣和热情。这种将不同时空下的人类群体都纳入学科研究视野, 置于同一研究平台上进行比较分析, 以便寻找人类共同的行为法则的观点, 也是文化人类学整体观的重要体现[9]。民族志研究延续了文化人类学的这一整体观。
将民族志的整体观运用于三峡文化研究, 可以进一步展示三峡文化的完整性和全面性。三峡文化指涉范围广泛且内容丰富, 包括地理、环境、民族、民俗、历史、考古、文学、艺术、水电、移民、旅游、建筑、饮食、民居、交通、宗教、宗族等主题。这些主题既有一定的独立性, 又相互关联, 密切联系。民族志方法要求研究者围绕三峡库区的特定社区, 通过参与观察抓住库区民众文化生活的细节, 以全面完整地呈现三峡文化的历史与现状。近年来, 重庆三峡学院滕新才教授等人组织开展的“三峡库区特色镇乡社会文化调查”活动, 正是基于整体观的视野, 运用民族志方法开展三峡文化的挖掘、整理与研究工作。这一调查活动于2015年开始实施, 计划每年暑期派出数支研究团队赴库区较具文化特色的乡镇开展2~4周的田野工作。各研究团队主要围绕所研究乡镇的乡情、经济、社会、农业、旅游、婚姻、家庭、政治、衣食住行娱、岁时节庆、人生礼仪、科教卫生、文化艺术、宗教信仰等主题, 通过直接观察、参与观察、座谈会、深度访谈等民族志方法, 收集第一手研究素材。在此基础上, 撰写民族志作品并公开出版。目前, 基于本次活动完成的《三峡库区特色镇乡人文丛书》首部着作《太安农耕文化与区域社会》已公开出版。2017年7月第二批长滩、小周、龙驹、高梁4镇顺利完成调研工作, 预计于2018年底出版民族志报告。2018年7月第三批武陵、走马、白羊3镇的田野调查工作顺利完成, 民族志报告正在整理中。
(二) 参与观察
参与观察, 自20世纪20年代由人类学功能学派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创建以来, 一直是人类学者研究异文化、开展民族志研究的最主要研究方法。参与观察法的确立, 将人类学者从书斋和安乐椅中解放出来, 为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开创新的局面, 也因此确立了现代文化人类学和科学民族志的地位。参与观察在民族志方法中的重要性, 可以通过其被人类学者赋予的“马林诺夫斯基革命”美誉体现出来。参与观察不同于一般的“走马观花”或“旅游观光”式的观察, 它是一种融思考、观看、体验、参与、反思、实践等多种要素为一体的观察, 要求研究者通过与研究对象共同生活一段时间, 学会当地的语言, 与当地人建立密切且互相信任的关系, 使自己尽可能成为当地人中的一员, 尽量克服本文化的束缚, 进入异文化, 参与各项活动, 从而获取科学的调查资料。可见, 参与观察要求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必须建立密切且信任的关系, 以便获取科学、准确的信息, 同时深层次地揭示他者文化的内涵。
任桂园教授在关于建设“三峡学”的构想中主张:“走出书斋, 走向社会, 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 去发现蕴藏在民间的瑰宝, 从而使‘三峡学’下的各个子学科的研究不断显现出鲜活的生命, 以接替或更新传统观念, 使‘三峡学’这门新兴学科永远焕发青春。”[10]民族志方法可以将三峡文化研究从书斋推向社会, 从文献带到实践, 推动三峡研究走向更广和更深层次的发展。民族志的参与观察为研究者提供直接体验三峡社会文化生活的机会, 也为印证三峡的历史文献和记录社会文化现状提供可能。重庆三峡学院“三峡库区特色镇乡社会文化调查”的实践证明, 研究人员可以运用参与观察在田野调查中与当地人建立密切且相互信任的关系, 直接参与当地的生产生活、宗教仪式、婚丧礼仪、民俗表演、节日活动等, 观察并真实记录库区民众的诸多社会文化现象, 进一步拓展三峡文化研究的领域, 为三峡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
(三) 主位与客位
主位与客位是文化人类学重要的研究视角, 二者的结合是现代民族志方法的基本要求。20世纪60年代, 美国语言学家派克 (Kenneth Pike) 借“音素的” (Phonemic) 与“语言的” (Phonetic) 二词的后缀, 构造出“主位” (emic) 和“客位” (etic) 两个术语。随后, 借用这两个术语, 分别形成人类学主位观点、主位研究和客位观点、客位研究的概念。主位研究指以参与者或文化负荷者的观点和范畴为准, 也就是以本地提供信息者描述和分析的恰当性为最终判断。客位研究意味着科学的判断可经由任何受过训练的观察者加以证实, 或者把旁观者在描述和分析中使用的范畴和概念作为最终判断[11]。在当代文化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中, 对当地话语和观点的尊重与应用的主位研究颇受重视。实际上主位方法和客位方法在民族志研究中各具优势和不足。主位方法的优势是可以详细分析和介绍他者社会文化的各种细节, 克服调查者文化和观念差异造成的理解和认识的误差。主位研究存在的不足则主要体现在:首先, 当地人的解释有时是不科学的;其次, 有些解释是个人主观的行为;再次, 受历史和口传误差等因素影响, 现代人对某种文化的理解和解释存在变异, 已非其最初的意义;最后, 受个人立场的影响, 当地人的有些解释是片面、夸大甚至是不真实的[6]。客位方法通常运用一套科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 以文化比较研究为目的, 对特定的文化现象提出相应的观点和解释。由于客位方法主要从研究者角度理解研究对象的文化, 因此对于同一文化现象或事物, 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可以得出不同的看法和解释, 甚至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因此, 民族志研究仅凭主位方法或客位方法都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 必须将二者结合, 既要站在调查对象角度理解其文化和解释, 也要从研究者立场思考问题。
三峡文化的民族志研究同样需要重视主位方法和客位方法的结合。三峡地区幅员辽阔, 历史悠久, 文化多彩, 部分地区历经数次战乱和历史移民, 使得民间社会的诸多历史记忆出现断裂、错乱和偏差。因此三峡库区的田野调查不仅需要站在被研究者立场, 尊重研究对象对其文化现象的理解和解释, 更需要研究者接受专业的训练, 具备一套科学的概念、理论、方法和相应的知识储备, 以对特定的文化现象进行比较分析, 并从客位上进行再解释, 做到主位观点与客位观点的有机结合。
(四) 深描
深描是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提出的最主要的民族志方法, 也是他的民族志实践中最核心的方法论路径。格尔茨的“深描”概念是从美国分析哲学牛津学派创始人赖尔 (Gilbert Ryle) 的哲学思想中借鉴过来的。他提出“深描”的目的在于, “一方面揭示贯穿于我们研究对象活动的概念结构——即社会性话语中‘所说过的’:另一方面是建构一个分析系统, 借此对那些结构来说是类属性的东西, 因本质上与它们是同一的而属于它们的东西, 能够突显出来, 与人类行为的其他决定因素形成对照”[12]35。“深描”的精髓在于重点关注和揭示行动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以此来解释行动的深层意义。格尔茨总结出“民族志是深描的”观点, 并认为民族志的特殊性在于通过“深描”将人类行为与文化现象的本质尽可能还原, 以揭示文化的内在逻辑和认知结构, 不断呈现文化符号背后复杂的社会基础和内涵。当然, “深描”需要一定的条件, 即要求有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 (context) 。这要求真正的深度描写能做到以大析小, 以小见大, 既能形而上地透析, 又能形而下的认知。在形而上的理论构筑上, 能把握其深层结构, 抽象、规律化地进行探讨, 总结出行之有效的一般规律及普遍的具有操作意义的宏观指导性的理论。在形而下的操作层面上则从认识论基础入手, 收集、阐释资料, 提供认知或矫正已知 (如对“常识”的研究) , 以批判的态度对人类知识进行重新清理和审视[13]。
深描民族志的魅力在于其具有的独特视角和细致分析。这一方法在三峡文化研究中的应用, 既有利于深层次地认识三峡文化的诸多内容, 又有利于扩大三峡文化研究的成果。三峡文化的“深描”要求研究者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 与三峡人共同生活, 学习当地语言, 在对话和交流中熟悉三峡地方文化, 并沉浸于库区的地方文化意义世界中, 以形成对三峡社会个体和群体行为的深度细致理解, 确定其在地方意义结构中的确切位置, 最终全面把握它们之间的复杂联系。简单而言, 深描民族志要求研究者不仅要收集三峡文化相关的资料, 而且要理解这些文化及其行动者更深层次的内涵, 例如何人在何种情景下实施的行为?为何实施这种行为?为何以此种方式而非其他方式实施?解答这些问题并非研究者个人的主观判断可以完成, 而是需要在长期的参与观察和大量的深度访谈基础上, 洞察个体行为背后的动机和意义, 对相关细节进行描述和解释。基于此而撰写的三峡文化民族志作品, 将不只是泛泛而谈的粗浅式描述和简单的事实堆砌, 而是精心编织的深描艺术, 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腻的解释性文本。
三、民族志方法应用于三峡文化研究的原则
民族志方法是民族学人类学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 是现代文化人类学学科存在的根基。民族志方法应用于三峡文化研究有诸多优势, 但在运用过程中仍需遵循特定的原则, 扬长避短, 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
(一) 综合与专题的结合
民族志方法的整体观与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人类学功能学派所确立的“科学民族志”传统, 往往都要求对研究对象开展“面面俱到”的研究。因此, 科学民族志的田野调查通常遵循特定的提纲开展, 具体内容涉及田野点的历史沿革、人口状况、生态环境、生计方式、经济发展、政治组织、社会治理、婚姻家庭、衣食住行、宗教信仰、传统技艺、民间医疗等方方面面。这对全面完整地展示田野点的社会文化具有重要作用。然而, 也暴露出一定的弊端, 如缺乏问题意识, 研究专题性不强、深度不够, 难以呈现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和建构具有一定深度的学科理论。因此, 三峡文化的民族志研究, 应该避免单方面开展综合性研究的传统, 而应注意加强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的结合。具体而言, 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 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提炼出相应的主题, 或围绕特定的主题开展专题性研究, 例如三峡巫文化、三峡水文化、三峡宗族文化、三峡民间信仰、三峡非物质文化遗产、三峡民族文化等, 以增强研究的深度和厚度。
(二) 宏观与微观的结合
文化人类学起源于对非西方无文字民族的研究, 人类学家擅长于围绕某一小型的部落、社区或少数民族村寨开展研究, “以小见大”地透视某一地区、民族甚至国家或人类历史发展的概貌。民族志方法遵循这一传统, 以村落或社区为主要田野点开展微观研究, 了解其社会成员的生产、生活等诸多文化现象。对此, 格尔茨解释说:“ (人类学的) 研究地点并不是研究对象。人类学家并非研究村落 (部落、小镇、邻里……) ;他们只是在村落里研究。”[12]29同时, 在其描述的民族志四个特点中, 最后一个特点即“民族志是微观的”[12]27。因此, 民族志方法更侧重开展微观研究。三峡库区地域辽阔, 包含湖北省和重庆市的19个县、市、区, 总面积达5.6万平方千米[14]。三峡文化的民族志研究, 若仅从村落视角开展微观研究, 势必会存在以偏概全、研究不够全面等弊端, 因此还需要从乡镇、县市角度开展中观研究, 甚至需要从三峡库区、长江流域乃至全国层面开展宏观的探讨。
(三) 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
民族志研究最常用的方法包括直接观察、参与观察及深度访谈等。在三峡库区开展民族志研究, 仅依赖上述方法是不够的, 必须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开展综合研究, 例如历史学的文献研究法和考古学的实地勘测法等。三峡文化历史悠久, 文化资源丰富。长江三峡大约形成于300万年前,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古人类的生存提供了绝佳环境。三峡地区文物古迹众多, 至今发现的古文化遗址达一千多处, 是考古证实的我国最早人类发祥地之一。同时, 三峡地区文化积淀丰厚。历史上, 这里曾经是巴蜀文化、荆楚文化与秦陇文化的融合地, 由此促成了三峡文化多元融汇、兼收并蓄的特点。在中国文学史上, 与三峡相关的文学作品数量繁多, 题材独特, 其中尤以诗歌最具代表性。无论是屈原华丽的辞赋, 抑或是秦汉以来的历代三峡诗, 都是三峡文化的瑰宝。尤其是唐宋以降, 几乎所有诗坛圣手都曾有歌咏三峡的佳作传世, 如唐代李白、白居易、杜甫、刘禹锡、李商隐及宋代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陆游等[15]。笔者近年来在三峡库区开展的田野调查, 证实了其历史文献资料和考古遗址的丰富性, 仅2015年7月在万州区太安镇的15天田野调查即收集到族谱8部, 发现和勘测古建筑、古墓20余座, 古碑文10余处。2017年小周镇和2018年白羊镇的田野调查也收获颇丰, 收集了大量的民间文献资料和文物古迹数据。因此, 三峡库区的民族志研究, 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一定的古文字功底、较好的区域史知识储备, 以及掌握专业的文物古迹勘测方法。
(四) 个人与团队的结合
民族志方法的应用往往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工作, 昔时的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 (Alfred Radcliffe-Brown) 、格尔茨等人类学者孤身一人前往特罗布里安德群岛、非洲尼罗河畔、巴厘岛等地各自开展田野工作。他们通常集访谈者、观察者、参与者、记录者及整理分析者于一身, 身体是最主要的研究工具。三峡库区独特的高山峡谷、峡江流水地理环境, 使其地形以山地、丘陵、坡地、高山为主, 少有平地, 因此土地资源有限、交通条件不便、村落居住格局分散。笔者近年来的田野调查经验证实, 重庆市万州区各乡镇的农村居住模式一般是数户居民围绕某一院坝聚居, 除了场镇、集市和新建的移民定居点, 很难找到20户以上聚居一地的院落[16,17]。分散的居住模式和不便的交通条件为田野调查的走访带来一定的挑战, 调研人员从一个院坝步行至另一院坝往往需要半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在这一条件下, 研究人员的田野工作和参与观察需要更长的时间。加上单个研究者自身掌握的研究技术有限, 因此三峡文化的民族志研究既需要个人独立开展工作, 又应该提倡团队协作的“集团科研”模式。当然, 研究团队的组建不仅需要人类学者的主导, 还需要文献学者、考古学者、历史学者及精通乐律的学者的参与, 以充分发挥各学科的优势和团队的力量, 全面完整地研究和呈现三峡文化的历史与现状。
总之, 三峡库区地域广袤, 历史悠久, 文化资源丰富且多样。然而, 当前三峡文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仍然非常有限, 主要侧重于历史学和语言学的文献研究, 实地调查和文化挖掘的深度和广度明显不足。民族志方法介入三峡文化研究, 可以充分发挥其整体观、参与观察、主位与客位、“深描”等优势, 弥补三峡文化研究中实地调查的不足, 充分挖掘和呈现三峡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状, 并深层次地揭示文化背后的结构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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