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国时期，浙江武术发展成果显着。运用文献资料法、内容分析法对民国期刊中关于浙江的武术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通过研究，发现民国期刊中的浙江武术文献内容丰富、非常清晰，全面地反映了民国时期浙江武术的发展状况，体现了较高的历史文化、学术资料价值和重要的现实参考价值。民国期刊关于浙江武术的文献记录了民国时期浙江武术发展的历史轨迹；丰富了民国体育史研究的内容；对今天武术的推广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民国期刊； 浙江； 武术； 文献；
Abstract: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content analysis,this paper combs and analyzes the Wushu literature about Zhejiang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Through research,it is found that the martial arts literature about Zhejiang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journals is rich in content and clear in theme.The literature comprehensively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 of martial arts in Zhejiang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reflecting the hig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academic value,and important practical reference value.That is to say,the literature about Zhejiang martial art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journals records the development of Zhejiang martial art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Secondly,it enriches the research content of sports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hirdly,it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today Wushu promotion.
Keyword:periodical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Zhejiang; martial arts; literature;
浙江武术历史悠久，不仅形式多样，而且内容丰富，形成了独特的"古越武术"文化，是中华武术文化中的瑰宝。清末，在不断涌入的西方近代体育面前，我国固有的武术表现出严重的颓势，比如因循守旧、帮派之见，致"门户紧严，互相标谤，各是其是，而非其非"[1],因此，实现武术的科学化、谋求大众化、摒弃门派化成为近代武术家们追求的目标，进而通过武术的普及，实现强国强种。民国时期，内忧外患，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武术救国的呼声高涨，在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政府一度将武术"国家化",不仅称武术为"国术",而且成立中央国术馆和地方各级国术馆，并将国术（以下称"武术"）教育纳入学校和国民教育体系之中，浙江武术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得到了新的发展。
记录民国时期浙江武术发展历程的文献除了报纸和时人的着述以外，就是这一时期的各类期刊。通过查询《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以"浙江武术"和"浙江国术"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期刊涉浙武术内容的条目有130条，仅次于相同检索条件的山西和江苏，位居第三。期刊的种类也有30余种，其中属浙期刊有23种，发文量最多的是《浙江省政府公报》，其次分别是《浙江教育行政周刊》《浙江体育半月刊》《国术》（杭州）《浙江体育月刊》《浙江省民众教育辅导半月刊》和《浙江民政日刊》以及《浙江教育》《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等，省外的期刊有《中央国术旬刊》《图画时报》《国术统一月刊》等。
1 民国期刊关于浙江武术的文献主题
通过对130款条目的分析，发现民国时期，期刊所载关于浙江武术的文献，内容丰富，涵盖面广，综合分析，文献主题如表1所示。
1.1 关于武术的法令、法规、章则
这类文献一般是国民政府教育部、省级和县级政府、教育厅等相关部门发布的关于武术法令、法规、制度方面的内容，数量上所占全部文献的比例为40.8%,涉及的期刊主要有《浙江省政府公报》《浙江省教育行政周刊》《浙江教育》《浙江民政月刊》等，其中由《浙江教育》1919年第2卷第5期转发的"训令":（教育部训令第一六三号）《令知全国中学校校长专门会议添置武术原案办法仰转饬遵照由---令浙江教育厅》，是目前可见的浙江地区政府关于武术的最早"训令"."训令"言："查上年全国中学校校长会议议决全国中学学校添习武术案，经该会呈请核办，前来查我国固有武术于锻炼身体裨益甚多，自应提倡，以存国粹，惟现在师资、课本均属缺乏，此项练习尚难一律实施，嗣后各中学堂如能聘有相当教员自可列为体操课程之一项，以时练习，其试验成绩应即并入体操及各种运动分数内计算，籍以唤起学生之注意"[2].根据"部令",浙江省教育厅紧接着颁布第342号"厅令",令公立医药、政法专门学校和私立广济医学校，将中国固有武术作为课外运动之一种，"籍以实施锻炼，发展体育"[3].
以此项"训令"为开端，浙江省府、省内地方政府以及教育机关均长期把普及和推广武术训练作为民众教育和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如1919年浙江省长公署下发的第1193号训令，要求内河水上警察厅、外海水上警察厅、警务处等在所属范围内推广中华新武术（《浙江公报》1919年第2601期）、1930年余姚县政府训令教字第196号，令各小学于体育课程内酌量增授国术（《浙江余余姚县政府公报》1930年第40期）、1933年，省政府颁发了《浙江省各县训练人民国术办法》（《浙江教育行政周刊》1933年第4卷第31期）等等，甚至在抗战期间，浙江省政府及教育厅仍然把民众的国术教育作为"强种御侮"的重要措施，"查国术一项有健身强种、自卫御侮之功效，设备简单，经济便利，极合我国现实经济状况及抗战时代之需要，尤宜普遍推行，以建立健身自卫之基础"[4].
训令以外，期刊还载有关于武术教育、培训的法规、章则，像1929年颁布的"中央法规"《县（市）国术支馆组织大纲》（《浙江民政月刊》1929年第21期）、1933年，由中央国术馆订颁的《国术体育传习所简章》（《浙江教育行政周刊》1933年第4卷第39期）以及由浙江省立民众教育馆制定的《浙江首立民众教育馆国术研究会附设国术传习班办法》（《浙江民众教育》1933年第10期）等。
1.2 关于武术比赛、表演方面的文献
1.2.1 浙江国术游艺大会。
1928年7月8日，浙江国术馆成立，省主席张人杰（字静江）兼任馆长。国术馆成立不久，即承担组织国术游艺大会的重任。《浙江省政府公报》、《中央国术旬刊》等期刊详细的记载了游艺会的筹备情况和举办经过，一些画报类期刊则刊登了在游艺会上献技的着名国术家，如《大亚画报》、《图画时报》等。游艺会在筹办之始，先由省府向本省各级政府下达"秘字第四二0二号训令":我国武术衰歇久矣，不有兴起，绝响堪虞。敝馆鉴古怀今，尤切嘤求。爰有浙江国术游艺大会之发起，定于十一月十日为集会之期。与会人员，不论男女，无问僧俗，只求于国术确有声誉，或具有特异技能者，宗风崇尚，在所不拘。集会期内并摄以电影，制成软片，藉永流传，兼资倡导。所有适馆授餐之资以及归里川费，悉由敝馆供给。竭吾绵薄，用答畸英，除通电各省、各特别市政府广为延揽，资选来浙外，夙仰贵政府提倡国术，不遗余力，用特函请通饬各市县政府地，晓谕此意，设法罗致，给遣来杭，依期集会，务使武士荣誉不让东邻，讲武古风再见今日，不独敝馆所私幸，抑亦民族光大之先声也[5].
对于省府的训令，省内各地政府及时响应，发往外省、市的"通电"也得到积极的回应，像江苏[6]、甘肃[7]等。由于本省及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广大武术者的参与，此次国术游艺大会取得了圆满成功，效果也远远超出了预期，不仅当时成为新闻媒体的热门话题，甚至到了1935年仍然有人撰文忆述此次盛会：一九二八年初冬，东南富庶之区杭州，正举行着国术游艺大会，各方英雄好汉，千里逢迎……那次国术游艺大会，名为游艺，其实乃着重在比赛",是继前一年由中央馆术馆主持的全国性国术比赛之后的又一次盛会，其"规模之宏大，与会人员的勇跃，无不能认为绝后，要也是空前的盛举",致杭州一时之间，"人满之患"[8].其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
画报类期刊对在游艺会上表演的武林人物的报道，为我们研究民国时期的武术人物保留了珍贵的视觉素材，如《图画时报》（1929年第617期）所载的剑术表演者吴瑞芝女士、滕南璇女士以及太极拳表演者张乃�I等。其它像《良友》《大亚画报》《越国春秋》等也有相关的内容。
1.2.2 各种、各类运动会。
从1929年至1941年，除了国术游艺大会，在浙江各地举办过的各种运动会中，浙江省第三至第六届运动会、浙江省第一区第一届运动会、民国二十九年温州区运动会以及民国二十四年浙江大学春季运动会等，其设置的武术竞技项目或表演项目，在文献中均有显示。
《浙江教育行政周刊》1933年第4卷第37期详细记载了"浙江省第三届全省运动大会国术比赛及表演规程",明确规定了比赛的项目、选手资格和名额分配、奖励办法等事项。从规程中可以获悉，此次运动会的国术比赛及表演方面，主要设置了博击、摔角、击剑三项内容，表演项目则由表演者自行决定，分为团体表演和个人表演。《浙江体育月刊》以本届运动会为主要内容而创刊并发行"浙江省第三届运动大会专号",对国术方面的内容也做了详尽的记录。1935年第四届全省运动会，《浙江体育月刊》同样做了运动会专辑（即1935年第2卷第10期）。国术方面，与记载第三届全省运动会稍有不同的是，除了比赛的规则等内容以外，期刊还刊登了比赛的成绩和结果，充实了民国时期浙江省全运会武术比赛的资料。
大型赛事以外，文献也显示了浙江各地及学校的一些运动会关于武术方面的内容。《浙江教育行政周刊》1931年第3卷第3期以图片的形式展现了永嘉县民众业余运动会国术表演和嘉善县小学运动会国术比试的情形。1933年浙江省第一区第一届运动会国术比试成绩，功力拳甲等分别由清波中学和冯氏女中以92分、95分获得，民生中学92分荣获少林拳甲等、82分的杭州初中则摘得行拳的甲等、保卫国以65分取得谭腿项目的优等[9].
1.3 关于武术考试、教育和培训的文献
1928年10月，中央国术馆在南京公共体育场举行国术考试，这在当时是一件重大的盛举，对此，《浙江大学教育周刊》发文"述评",强调本次"国考"的目的"意在恢复固有技能，整理改进以建强种强国之目的",同时也提出需要注意的事项：一是希望国术要进行严格的整理，成为合于科学原则、有系统、有条理，并含艺术化的一种运动；二是希望研究国术的人员，不可徒有强壮的身体而无灵敏的思维，身体锻炼之余，还要努力进行思想上的训练；三是希望研究国术的人员不可徒求虚名而无实学，染上江湖习气，要养成良好的运动员风范[10].
有中央国术馆举行国术考试的成例，又有本省政府和教育部的督导，民国时期，浙江省内的各种武术培训开展得如火如荼。1930年国立浙江大学工学院为提倡国术，强健学生体魄，特于春季学期开设国术一门，设太极拳、少林拳、太极推手和剑术培训班[11].秋季学期继续开班，聘请杭州国术馆教官李雅轩先生担任教练，报名练习太极拳与太极剑者约50余人，周一和周四下午四至五时练习太极拳，周六下午则练习太极剑[12].
不仅是学校，像浙江国术馆、浙江省立体育场、浙江各地民教馆等均举办过各种各类国术培训班，而且这种势头一直保持到抗战之前。1937年3月，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凌家桥实验民众教育馆，为加紧青年团团员训练，除授予相当的军事训练以外，并举办国术训练班，主要是进行技能和健身训练，由该馆主任周声洪和国术教师叶天一分别担任教练，此举令"一般团员甚为欢欣"[13].
此后，抗战及内战影响了浙江省对民众的武术培训，至1949年全国解放，鲜见有相关的文献，仅1949年3月2日的《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发布有一则布告，内容是本学期的拳击班、国术班、器械班的上课时间改变，愿意在改动后的时间段上课的学生要到办公室（从场地看，应该还是工学院）办理"改选手续".对此可以推断，浙江大学工学院的国术培训班可能一直都在持续的开办，只是因为受战争的影响，没有留下相关的文献。也或者是留有文献，只是暂时还没有发现或公布。
1.4 关于武术理论研究与评论的文献
民国时期，属浙期刊涉及武术理论方面的文章篇数虽然不多，但内容丰富，基本上涵盖了当时武术面临的诸多热点问题。
民国时期，受西方近代体育的影响，武术家们逐渐认识到，欲将我们固有的武术发扬光大，进而强国强种，摒弃门派之争、祛除江湖恶习、实现武术的科学化是必由之路，即"第一，要系统化，要相互间有严整的联络及缜密的组织，使精神团结而有实际的效率；第二，要艺术化，要有艺术的意味，不当有江湖的暴举；第三，要科学化，要合于生理及心理的活动，使身心发展有相当的裨益；第四，要国士化，要有见义勇为，共赴国难的毅力",惟有如此，"'十年教训'之后，国术在健康教育之中，也许有相当的地位"[14].应该说，这是一种针对性极强的言论，毕竟在当时，武术的发展仍存在着诸多问题，具体表现在：精于武术者，"秘而不传，以致失却精华",或者是"各树派别"而无法进行系统地研究，也或者是武术"授传非人，致为好勇狠斗者荼毒社会，遂为民众所厌弃",另外，国人好文轻武，追求文雅，也是导致武术式微的一个原因[15].
浙江省国术馆馆刊《浙江省国术馆月刊》，其目的就是"公开研究国术，提倡尚武精神".鸣剑的《运动要国术化》一文，从体育、教育和军事的观点加以论述，强调"运动要国术化"[16].1934年7月发行的《国术月刊》，虽然仅发行了6期，但在刊载国术研究文章、宣传国术思想、武术技法交流方面，成果显着，尤其所刊载的《摔角（�I跤术）》（韩庆堂）和《技击术谈》、《简易防身术》（影尘）（第3、4合期）等文章，理论性和实践性兼具，武术爱好者可以据此自修自学；而像由刘百川述、季诚性编的《六安双刀》（第2期）和《自卫刀速成法》（第6期）则属于对武术遗产的挖掘和传承，属于珍贵的武术理论文献。
2 民国期刊关于浙江武术文献的价值分析
文献的价值，就一般意义上讲，有历史文化价值、学术资料价值等，民国期刊关于浙江武术的文献，自然也具备这样的价值。本文主要分析作为反映民国时期浙江武术发展的文献，其具体价值的体现。
2.1 民国期刊关于浙江武术的文献记录了民国时期浙江武术发展的历史轨迹
清末民初，内忧外患，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加上西方近代体育思想的影响，我国传统武术的价值得到社会的重新认识，"近来国势日危，外患日迫，凡我同志，若不疾起以图自卫之方，行见国将不国矣。至于救国之道，首在培养自卫能力，而自卫能力之培养，尤以提倡吾国数千年固有之国术为先"[17].可以证明我们所提倡的国术，不但是完美最易普及的体育，也就是我们救国的重要工作。"（张静江。中央国术馆成立大会宣言。张之江先生国术言论集。南京：中央国术馆，1931:4-11）而提倡武术，关键是要实现武术的科学化。民国时期的武术文献"一般谈国术者，皆同为腐化不合科学之运动，近人则以数学、重学、力学、生理学、心理学来估计国术之价值，则国术不仅含有科学性，而且完全科学化"[18].而民国时期的浙江武术，在科学化发展进程中，有思辨、有实践。主要表现在，一是武术家们孜孜不倦的理论探索，这其中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强调科学发展武术的必要性；其次是阐述普及与推广武术的方法和途径，这两个方面前文均有述及，此不赘叙。二是政府参与了武术发展的实践过程，并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文献显示，从1919年至1941年，浙江省府、教育厅以及民众教育机关，多次转发国民政府和教育部关于加强全民武术教育的政令、训令，本省也有针对性的面向省内市、县发布关于武术的政令、训令，两项数量共计50余条。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政府制定措施、调配资源、关注实效。1933年1月，省府公布第27号"命令":《浙江省各县训练人民国术办法》，其内容：第一条本省各县应依中央颁布之国民体育法，由各乡镇于三个月内普遍设置公共体育场并注重实施国术训练；第二条国术训练之器械设备由各乡镇自行筹置；第三条国术训练之训练员由县政府遴选若干人分赴各乡镇巡回教练，并酌设总训练员一人以总其成，其薪给由县经费支给之；第四条国术训练之科目及进度表由国术馆拟送省政府核定颁行之；第五条国术训练员之养成由各县保送国术馆设班办理之；第六条省、市、县立民众教育馆应酌增国术；第七条凡已设国术馆或已设国术总训练员之地方省、县、市立体育场应与联络进行；第八条各县应每月将各乡镇训练国术状况及受训练人数分别汇报民政厅、教育厅查核[19].政府对民众国术训练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
2.2 民国期刊关于浙江武术的文献丰富了民国体育史研究的内容
武术区别于体育，但又与体育密不可分，而且属于体育的一部分。民国时期，武术的价值被重新挖掘并受到格外的重视一定程度上是受西方近代体育思想的影响所致，既受之影响，终会不破不立，破而后立。武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进行自我分裂、自我重塑，使其功能与价值也得以转换。"环观今日国术之趋势，则北之范围，似较其他为普遍。最近之太极，则又风尚一时，遍传遐迩，考其致此之由，决非偶然，盖亦受欧美体育之影响，而不能不顾及科学之根据，以自振刷也"[20].民国时期浙江武术文献也关注到武术与体育的融合问题，"国术与体育，同为锻炼人类心身之工具，其目的实殊途而同归，所异者方法之差别"、"国术最终目的，除锻炼身心，收运动之功效外，其防身巧妙之技能，具有独到，远非其他运动所可比拟，然其提倡也，不背科学之根据，而不徒以好勇斗狠之是务，则于体育之道，实为异曲而同工"[20].在学校，同样把武术视为体育的一项，"提倡国术足以锻炼青年体魄，增进国民健康，自应注意练习，惟国术系体育课程中作业事项之一，未便另立专科，应于体育课程内酌量增授，以资练习"[21].
因此可以说，浙江武术映射了民国武术转型的历程，而记载这一盛况的民国时期浙江武术文献也极大地丰富了民国体育史的内容，诸如关于浙江省及省内各地国术馆的文献、关于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的文献、全省及各种各类运动会关于武术项目比赛或表演的文献、关于民众武术训练的文献等等，都为后人研究民国时期浙江体育发展乃至整个武术发展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2.3 民国期刊关于浙江武术文献对我们今天武术的推广有重要的启示
武术推广是学界长久以来讨论的话题，许多专家、学者为此献计献策，而单就民国期刊关于浙江武术文献对我们的启示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武术发展要有变革的思维。遥想清末民初，国贫民弱，内外交困，受合乎于科学的欧美体育的影响，武术家们挣脱"自我"的窠臼，以国家和苍生为念，大力倡导武术科学化和科学化武术，通过研究、教育、培训、宣传，一改武术帮派化、私密化的陋习，通过对武术理论研究的重视、对武术及武术赛事信息的收集与宣传、对民间大众武术的关注，不仅使政府重新认识到武术对于强国强种的巨大作用，而且使民众在武术的接受程度上、广度上得到增强和拓展，从而加强了武术知识和武术常识的普及，促进了武术文化发展，推动了民间武术进步。武术因此"旧貌换新颜",在民国体育史上熠熠生辉。如今，新的时代，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更加密切，世界文化也以从未有过的力度影响我们的文化，在这种形势之下，如何发展好我们的武术，使之在更大范围内推广，没有变革的思维、抱守残缺、固步自封，显然不行。
二是武术发展要有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民国武术发展证明，政府是武术"起死回生"的主要推手。民国时期，浙江武术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各种保障，政府均积极参与其中，没有政府的支持，像国术游艺大会那样的大型活动显然是不可能举办的，关于这一点，前文也有详述。反之，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情况又会怎么样呢？抗战胜利之后，浙省一些武术家试图恢复省国术馆，并且中央国术馆张之江馆长也亲自给当时省主席沈鸿烈写信，要求给予支持，但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一月，一份针对此事的浙江省政府代电却明确指出，"查本省奉令裁员紧缩，无法增加人员，尤未能新设机关，所请应从缓议"[22].就这样，浙江省国术馆复馆之望终未能实现，由此可见政府对武术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在武术发展历程中，决策管理高层对武术的重视是武术发展的途径，同时也是武术发展的反映。当下，武术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像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传统武术的教育教学问题、武术的国际传播问题等等，都需要政府参与其中，需要政府科学决策、严密部署、督促执行，否则，武术发展只能是"纸上谈兵".
三是武术发展要注重学校武术教育与民众武术练习紧密结合。从文献中不难看出，民国时期的浙江武术，学校与社会齐头并进，今天的学生就是明天的大众，学校对学生武术思想的灌输、武术行为的训练、武术道德的培养，直接影响到明天民众对武术的态度，进而影响到武术的发展和推广。当前，民族传统武术备受冷落、大众武术青黄不接，与学校武术教育薄弱不无关系，因此加强学校武术教育、形成与民众武术练习的良性互动，是发展和推广武术的重要途径。
3 结语
民国期刊关于浙江武术的文献所涉及的内容点多面广，不仅能够反映这一时期浙江武术发展的基本状况，而且从中能够窥探全国武术发展的一些情况。尽管，文章引用了许多实例，但挂一漏万，其丰富的内容远非本文所能一一列举。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期刊公布于众，仍会有大量的关于浙江武术的内容出现，为研究者提供更多的资料。
加强对民国时期武术文献、尤其是期刊文献的梳理和研究，不仅能够深化对民国时期我国武术发展的了解、丰富武术史和体育史研究的内容，同时也会为今天我们发展和推广武术运动提供更多有意义、有价值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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