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四时期是中国新旧思想交替和社会转型时期,内忧外患的社会形势激发了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强烈的爱国热情.青年才俊将改造社会的思想政治动机转化成组织行动,结合思想相同或相近者组成社团,在当时形成了社团林立的壮观景象.社团是知识分子成长的基地,青年才俊在自己奋斗目标的追寻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的训练与培养.脚踏实地的作风是加入社团的重要条件,严格的社规是社团人才培养的保障,坚信主义是社团人才培养的首要目标,加强思想交流、专注学术研究、鼓励留学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方法.五四时期社团的人才培养取得了显着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凝聚力下滑、有始无终等问题.
关键词:五四时期; 社团; 人才培养; 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 张连勇(1986-),男,河北乐亭人,在读博士.;
Abstract:The May Fourth Movement was a period of alternation of old and new ideas as well 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during which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oubles aroused strong patriotic enthusiasm among young students and intellectuals. Some young talents transforme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motives of transforming the society into organizational actions and formed numerous mass organizations with those who had the same or similar ideas. These organizations were the base for the growth of intellectuals. Young talents were trained and cultivated in the pursuit of their goals in these organizations. To join a mass organization, one should be down-to-earth. In mass organizations, strict social regulations were the guarantee for talent cultivation; adhering to doctrine was the primary goal of talent cultivation; strengthening exchange of ideas, focusing on academic research, and encouraging studying abroad were important methods of talent cultivation.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in talent cultivation of mass organizations. However, there also existed some problems: the cohesion of the members in mass organizations declined or some of the mass organizations had a beginning but no end.
Keyword:the May Fourth Movement; mass organizations; talent cultivation; Marxism;
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从思想、文化领域激发了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救国热情,从根本上为五四运动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智力来源.五四时期的社团是新思想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重要推动力量,主要有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会、工学会、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工读互助团等.这些社团在活动开展过程中,采用了一系列策略和方法,对知识分子进行培养与思想改造,对他们的成长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发挥产生了重要影响.
学术界关于五四时期的社团已经有不少研究.李净�P[1]从性别意识、媒体传播角度阐述了五四时期天津青年社团在改革社会性别制度、重塑社会性别文化上的努力和尝试,揭示出传统与现代因素的交织、互动对社会心理和文化价值重建的深刻影响.邓军[2]以恽代英在五四时期的社团组织实践为叙述线索,反映了他从以"良心"为组织支撑,到以"主义"为组织支撑的转变历程,为解释20世纪20年代初知识分子纷纷转向"主义"现象提供了一个组织学的视角.曲广华[3]对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众多社会主义思潮中脱颖而出的原因做了细致的分析.覃慧芳、陈媛[4]探讨了丰富多样的传播媒介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的推动过程.以上论文主要侧重社团的社会改造、思潮传播,多为社团建立后的结果性叙述,而对社团的建立及发展状况、人才的培养策略及薄弱点关注不够,本文拟对此进行探究.
一、社团是知识分子成长的基地
民国成立,"革其名而存其实,仅有皮毛之变相,而无彻底之改革"[5]295.国家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人们处于外部势力高压、中央政局凌替、地方军匪残扰的社会环境中,不免生出抗争心理,"对外谋世界列强势力侵凌之反抗,对内谋全局之整理和地方之耙梳"[5]316.知识分子在探索救亡图存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创建统一组织的重要性.1919年毛泽东在湖南开展学生爱国运动时强调:"要有统一的组织."[6]98武昌人社的社员也提及当时对成立社团的期望,"每每恨现在一般的青年没有团体的训练、互助的精神,同时又感觉我们自己的能力不够做事,缺乏群众的修养,就都有个联合的心思"[6]145.共同的团体是人才思想的汇合点、大家互助协作的归宿地.
青年才俊们不仅认识到建立社团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创建原则和途径.有人认为,"同乡的朋友,相交的时候较早,且中间尚有无形的关系"[6]149.同乡社员因认识较早、了解程度较深,所以沟通顺畅,易于切磋.邰爽秋把学术、事业看作社团结合的共同要素,"拿学术事业做公(共)同的要素,最大的利益便是能同时容纳许多不同的主义在同一旗帜之下,各自发展"[6]373.在沈泽民看来,道德在社团建立的过程中将发挥精神指引作用.他说:"学会在道德一方面的结合仿佛光明运动一般,他将以个人的光明及团体的光明射进黑暗的世界里面,因而道德分子在学会精神内又是三鼎足之一."[6]386学术是知识分子施行改造理论的基础,事业是进行社会改造的实际行动,道德对知识学习的开展、事业的进行产生精神引领作用.
社团不仅是改造理论的诞生地,也是社员开展小组织运动的前提.就读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的蓝裕业指出,"社团是研究改造方法的,可作大群众运动的大本营,也可作小组织运动的基本"[6]172.左舜生对于大、小组织之间的关系,做了延展性说明:"大组织是我们的大本营,小组织是我们的教练所."[6]299经过小组织的不断训练,知识分子形成自己的奋斗目标与方向,才能在大组织中将自己的信念转化为实际行动,投身于改造社会与国家的潮流中.
二、社团的人才选取与纪律
初建社团,首要在于选取优质人才.人才的选取有自己求才和介绍新人两种方式.新民学会善于自己求才,"一是造相遇相处之同辈,二是造幼龄之小学生"[6]14.同时也重视了解基本情况,严格加入社团的手续,"对于他有精密的考察,实在见得他对于本会已经了解,并有很诚恳的表示,而后有加入为会员底(的)结果"[6]20.能够经得住社团长时间的认真考察,是个人成为新社员的前提,态度明朗、认知诚恳是资格认定的重要条件.社团对新社员进行严格把关,"一方从新社员的人格上看,一方从介绍人的信用上看"[7]237.在介绍新社员的过程中,旧社员的人品和信用是参考新社员质量的第一步.觉悟社在吸收新社员时,"须有社员三人以上的介绍,得全体社员的允许方得加入"[8].同时加强私密性,"社员之间和对外,均以号码为代号称呼,废除姓名"[9]299.
严格的社规是社团培养优质人才的保障.社团初建之时,严格社员纪律,如互助社规定,"不谈人过失.不失信.不恶待人.不作无益事.不浪费.不轻狂.不染恶嗜好.不骄矜"[6]123.互助社的社规是一个较全面的人才培养纲领.它既要求社员有真诚的人生态度,还对他们的生活习惯、生活作风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少年中国学会征求会员时,不以智识作为其人之才与不才的唯一标准,更强调入会人员积极的生活态度,"若夫消极之士,无论其如何纯洁,皆勿介绍入会"[10].思想纯正、积极地为社团贡献自己的力量是每一个社团对社员的内在要求.社团是社员进行社会改造的出发地,社员应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拒绝依靠思想、形式主义的出现.加入社团的社员,"每个同志能自觉的(地)联合在一个共同目的之下,有计划的(地)分工与互助"[7]297.在学术上有互助的责任,在行动上有互相劝勉的义务.社员之间,"须要有理性的爱,感情的爱是靠不住的"[6]20.时任《少年中国》主编的左舜生总结为:"只有有特性的团体能做有力的实际运动,否则八面圆融,不仅有力的实际运动办不到,即勉效文字的鼓吹,亦将为人所齿冷."[6]381这句话意在说明具有规范性、纪律性、引导性的"特性"社团将引领社员在自己的规范之下开展有益的实际行动,认定一个目标,才有凝聚的力量,兼顾各方,终将无获.
三、社团的人才培养目标
坚信主义是社团对人才培养的最起码要求.陈启天说:"我以为学会性质,包学术、事业、修养三者.能贯彻三者以求最低的一致,即是所谓主义."[6]359主义是知识分子奋斗的目标与方向,贯穿于学术知识的积累、事业的进行与自身修养过程中.五四时期社会形势变化复杂,各种主义接二连三地扑涌而来,社团主义的确定是知识分子阅历经验、思想认知、理想信念融合的结果.邰爽秋从兼取各家主义之长的角度,指出社团的主义应具有包容性,"一种主义总有缺点,我以为但能采取各主义之长,以定为学会共同事业亦便够了"[6]355.陈愚生则坚持"共同主义必须自创,非可采取已成的主义"[6]358.恽代英说:"我们不能盼望大家有一致的主义,只可在大家中求个最小限度的一致,以求可能的最多互助."[6]359主义的完全一致性非恽代英所愿,他认为在达到最小限度一致性的基础上,互助精神才是社团的灵魂所在.
确定好主义后,为使知识分子拥有应用各种主义的能力,社团就要加强对人才的训练.具体来讲,知识分子应"养成一般人'嫉恶如仇'的心理的破坏训练……人人脑中皆有一个新社会极望实现的建设训练"[6]311.破坏性训练是打破旧社会秩序的武器,建设性训练是构建新社会的举措.训练的着手点是:"先使中国人的思想习惯非彻底的(地)改革一番不可."[6]309思想是行动的先行条件.通过改造思想,"破坏""建设"两方面的训练将让知识分子更加自如地运用各种主义.经过训练的社员在主义的实行过程中要依据科学原理,这将让自己的实践行为有一定的理论支撑,有利于社会活动的积极开展.
一个社团的主义是社员团结的重要维系点,也是行动的统一出发点.张梦九说:"所以贵有主义,原贵有深厚的研究与坚确的信仰,若是一好奇者倡之,众应声者和之,虽有主义,也与无主义是一样."[6]411他指出如果是好奇主义的人倡导,随声应和的人捧场,不明主义的实质内容,与空谈一场无异.加入社团的成员既然认定主义,就要坚定主义的信仰,"分子应为主义而牺牲,主义不应为分子而动摇"[6]324.坚信主义是社团对人才的培养目标,知识分子努力的方向.作为信仰主义的个人,应为主义的实现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方可称之为忠实的信徒.
除了崇信主义外,造就半工半读的人才也是社团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内容.蔡元培曾说:"实业犹旗之质,学术则造旗之手段也.必实业发达,学术修明,则国家始能成立."[6]14蔡先生将实业比喻成制造旗帜的布料质量,学术则是制造旗帜的方法.精湛的方法再加上好的布料质量,才能形成一面鲜艳的旗帜.工读互助团正是采用了教育与实业相结合的改造手段,以期通过半工半读的集体生活方式对社员进行训练和培养,"做工所得的工资,供给读书的消耗;读书所得的收获,做为做工的应用,两相帮助,好像'辅车相依'一样"[9]459.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在一起,既增加了自己的知识含量,又提高了生产技能,可谓"双丰收".对于此种做法,当时并非所有人都持赞同的意见.在胡适看来,工读互助团"工作的时间太多……做的工作大都是粗笨的、简单的、机械的,不能引起做工的人的精神上的反应"[9]401.因此,只有做工的苦趣,没有工读的乐趣.从当时客观经济形势出发,戴季陶也指出工读互助团这一做法不能达到期望目的.他说:"以不熟练的工作能力,不完全的幼稚的生产机关,要想独立回复资本家生产制所侵蚀的'剩余劳动时间',更是作(做)不到的."[9]405教育与实业相结合的改造手段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发达、教育文化水准较高的基础之上的,考虑到当时的条件,这种想法显得不切实际.
在工读相结合的社团生活中,社员科学精神的培养是十分必要的."所谓本科学的精神,必须为社会的活动;为社会的活动,必本科学的精神,必具其二,不可缺一"[6]320.改造社会的行动如以科学的精神为指导,将取得事半功倍之效.科学方法的使用离不开脚踏实地做法的相伴,社员在实践工作的开展过程中,"一切趾高气扬的态度,夸大渺视的心胸,都要收敛"[6]252.在研究学术过程中,社团也重视专门人才的培养."故本会会员皆须认定专科,提出问题.认定专科的意思,以便此后发生关于该科的问题,本会就可以致函征求他的意见,限期答复"[6]287.专科人才对于某项问题有较深层次的研究,能有提出针对性的解决策略,有利于社团改造事业的顺利进行.
四、社团的人才培养方法
人才是社团宗旨与目标的实践者,改造社会的执行者.培养人才首在稳定基础,蔡和森说:"其未做事时,稳立做事之根基,不妨与鸡鹜争食,不妨与猪狗同槽."[6]15社会改造者从基层做起,方能了解社会内部的复杂面相.开会讨论问题,进行思想的碰撞,能开阔知识分子思想境界.互助社社员"每日开会一次,时间以半小时为限(后多实以一小时为限)"[6]118.每次开会,社员首先静坐五分钟,心静气和,修身养性.当时报告的内容为:"每日报告其自助助人之成绩,报告其成功之事,以资鼓舞;报告其失败之事,以相儆戒."[6]122报告为开会发言的主要形式,内容既有成功事件的传达,又有失败之事的阐明,互相观摩与激励,以求精神的振作、志气的发扬.辅仁社的社员在开会时,内容别有特色,主要是"三育":"德育注意改过失,智育注意储蓄常识,体育早习八段锦."[6]139八段锦功法是一套独立而完整的健身功法.三方面教育的开展,对社员德、智、体的发展益处很多.五四时期社团成员开会时报告自己的过失及其他社员的过失,态度比较恳切,"皆相约直言不讳"[6]138.有的社员把此项内容作为每天反省的必修课程,"报告自己的过失,并用记分法以自励的时候,别人虽然我不知道,却于我有极大益处"[6]173.除了每天开会进行交流与思想碰撞外,结伴出游则以一种别样的方式,畅谈自己所想,愉悦身心.少年中国学会"必须每日聚会余暇可以结伴游观,故宜取山水名胜之地"[7]309.
思想的交流是统一行动、增进社团力量的必备步骤.办集体宿舍,把社员聚集在一起,以求共同生活,是当时大多数人的梦想.集体宿舍:"一则可以为觉悟些的同志预备一个完善的环境……二则觉悟些的人住在一起,便于彼此切磋,以至于互相了解.三则让他们都享受些正当生活的新空气,养成些自动互助的好习惯."[6]188这些集体宿舍是大家展开自由讨论、养成互助习惯新生活的集合地.
学术研究是人才培养的基础.社团为人才培养提供了宽松的学术环境、自由的学术气氛.湖南自修大学是五四时期创办的一个独立自由的学术团体,针对当时学校"师生间没有感情……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钟点过多,课程过繁"[6]72的弊端,而实行了"'研究的内容'专用科学,或把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哲学和文学"[6]73的教学模式.自修大学之所以为一种新制,就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6]73.自由的学术研讨氛围,现代的科学教学方式,有教无类的人才选拔机制是五四时期社团人才培养的努力方向.面对"书院非赤贫的人所能入,官式大学更非阔家不行"[6]73的情形,湖南自修大学则以"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6]75的文化普及理念为时人所赞叹.
除了社团内部的培养,新民学会还把去国外留学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罗学瓒认为去法国勤工俭学,可图大发展.他说:"法国各工厂多有学生在工厂内实习;或工人多曾毕业于工校者;或法国工厂附设有学校者,就其所习指明其理,是无异于居工业学校也."[6]19新民学会不仅发起去法国留学的活动,还号召大家留俄勤工俭学,理由是:"俄国地寒,足以锻炼身体.俄人之深沈的文学及平等思想的哲学,为欧洲各国所不及"[6]66,"劳农政府既有这样前无千古的大变,我们怎么不研究他的内情、安排应付的方法呢?"[6]67留俄勤工俭学的人员在强身健体、丰富知识的同时,也肩负着了解俄国内情、寻找中国发展道路的使命.
五、社团人才培养中出现的问题
五四时期社团林立,改造思想火光燃烧于社会事业中.罗家伦认为:"'五四运动'惟一的成绩,就是能够使中国'动'."[9]118五四时期的"动",让"麻木不仁"的中国有了提神的可能."五四运动是中国昏晕后起死回生的神针"[9]118.但中国从昏迷到清醒后,如想恢复元气,就应当"赶快吃固本培元的药了!"[9]118"固本培元"所说的是国民觉悟不断提高,知识分子是发掘"药物"的重要力量,改造事业是让"药"入口的重要过程.社团在初建时虽意愿较佳,但运行过程中,并非如初衷所愿.
首先,由于组建社团的时间比较仓促、选取人才的途径较多,社员之间不认识、不了解的状况成为常态.恽代英说:"我们的同志,除了最初的一般人彼此都有几多年朋友的交情,彼此都有若干分量的了解以外,以后加入的人,既彼此从前不甚相知,而又散居各处,未曾有一次会晤,加以大家都是忙人,甚至于通信亦没有功夫."[6]334在他看来,随着新社员的增多,新、旧社员之间的陌生感不断增加,彼此缺少了解的机会,"我们不知道彼此处世、接物、性情、态度的长处和短处"[6]337.大家也不能认识结会的真正价值,没有认识到在大目标下分工协作的重要意义,"我们多数同志本还不觉得一个圆满团体的不易,或不觉得创造少年中国有团体活动的必要"[6]336-337.从加入社团的个人来讲,"每个人把个人的学问或事业看得太重要,令自己太忙碌,没有精神时力考虑处置一切学会根本问题"[6]337.长此以往,团队的凝聚力不断下滑,为社团的分裂、解体埋下了伏笔.
其次,社团易犯"有始无终"的毛病.武昌人社成立之后,刚开始面对着外人的议论、讥讽,"那时我们的社员的确都能够以真诚的和平的态度去应付"[6]145.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下季毕竟有两三人不能受这种群众合理的约束,终日板脸相向,好像把我们当作极大的仇雠"[6]145.面对着这样的情形,武昌人社没有勉强,只有不承认其为社员.意志薄弱的人出社,意志坚强的人也不免灰心.最后,造成了涣散的结局.
再次,社团对知识分子的培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青年学生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较易接受革新思想,曾对社团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民国时期对知识分子调查的结果来看,反对声音不小:"专出风头,借主义群众以利一己……躁而不静,浮而不实……一味盲从,染洋习气太深……怕死,只会空闹."[9]241以上意见主要从青年学生的实力、做事原则、做事风格等角度指出了他们在社会改造实践中的不足之处.追求形式主义、缺乏科学的精神是他们的大毛病,这些本来是社团对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培养的"失败".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已成为那个时代救国的最强音.当时的知识分子在社团的引领下,纷纷提出自己的社会改造方案与理论.五四时期的社团作为知识分子的成长基地,对他们进行了训练和培养,提出自己的人才培养目标,采用相应的人才培养方法,丰富了救国救民的时代内容,同时也暴露了相应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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