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现今大学历史学本科专业教学中，无论教材还是教师的讲解，都较多地依赖传世文献对历史的阐释，但是，要构建完整的、客观的、鲜活的历史原貌，出土文献的作用也十分重要。金文、甲骨文、汉晋简牍、吐鲁番文献、敦煌文献、黑水城文献及其他文献就给我们提供了一条与各种传世文献相印证的史料体系，体现出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出土文献；传世文献；历史教学；印证
一、出土文献具有突出的史料价值
出土文献是珍贵的文献资料，是史学研究中基本的史料形式之一，是认识和研究古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一般来说，出土文献主要包括青铜铭文、甲骨文、汉晋简牍、其他写本和印本、碑刻等。出土文献史料内容繁富、体系完备、记载连续、系统性较强，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在具体的研究和认识中，通过对考古发掘发现的各种形式出土文献的鉴别和择善，我们可以还原一部分真实古代历史，了解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关系以及其他物质文化生活和社会风俗习惯，不断地完善和充实古代历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知识结构。
在大学历史学专业教学中，结合学术研究的新成果，我们已经涉及到部分出土文献在历史认识中的作用，但更多的时候，往往主要依据传世文献来进行历史认识和历史研究。当然，现今大学历史学专业教学中所使用的教材，往往要经过专家学者的研究、编纂，其系统性、准确性毫无疑义，对传世文献资料的运用准确合理。但是，教师在授课中必须要突破教材，紧扣教材不等于死搬教材，大学教学中，举一反三、拓宽思维、开阔视野是必须的。因此，在很多时候，我们的教学活动要丰富，内容要有深度，而课本以外的大量出土文献资料就不得不使用。
就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来说，孰优孰劣曾被专家学者经年讨论，如于省吾、钱存训等先生认为出土文献的价值优于传世文献，他们认为，长期在地下保存的文字资料，比如甲骨文，三千多年来原封不动，而古典文献则往往会因为人为因素，出现错讹[1].那么，考古发掘而出现的出土文献资料价值就会高于传世文献资料。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不这样认为，如高亨先生则认为，传世文献经历代考订纠正，明显要优于出土文献[2].其实，无需深究孰优孰劣，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就已经明确了在历史认识和研究中，两者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补充[3].
相对而言，出土文献会因为长时期埋藏于墓室、洞穴等地，或长时期封闭于一定的空间，因此较为原始地保存了其历史面貌，无论经历数千年或数百年。这些材料大多为当时人记当时事，虽然我们不能对其不进行鉴别研究就加以利用，但是其突出的作用却是不言而喻的。有效地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结合，相互印证，对比研究，对比分析，将出土文献的相关研究成果运用到大学本科历史教学中，既是我们进行历史研究的重要手段，也是我们进行大学历史教学，教会学生学习、研究历史的重要方法之一。
二、重点出土文献与历史专业学习
在大学历史学本科教学活动中，几类重要的出土文献资料是不得不涉及的，本文将通过以下几类资料来说明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印证关系，以此强调出土文献在大学历史专业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1.金文文献与先秦史学习
刻在青铜器等金属器物上的文字称为金文，或者叫铭文、钟鼎文，这是我们今天进行先秦历史研究的珍贵资料，早在汉代就已经不断出土，被学者所研究利用。这些青铜器上的铭文，基本上是歌功颂德的辞文，但往往也会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记录。这些文字记载反映了西周晚期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是研究当时政治史的重要内容，而传世文献对这一时期的记载尤为简略，所以对青铜器铭文的介绍和认识，必定会极大地丰富学生的知识。
1976年，陕西省临潼县零口乡西周窖藏出土利簋，簋腹内底铸有铭文4行32字。这32字的铭文虽然简略，却是有关武王伐纣史实的惟一文物遗存，价值、意义非凡。在利簋出土以前，由于缺乏实物资料，千百年来对商周牧野之战的具体日期，史学界多有纷争，历代学者根据有关记载推算出的年代就有数十种之多，难以形成定论。利簋的出土，以其详实的史实记载证实了《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等文献中对牧野之战的记载。因此，我们历史学专业在讲述先秦历史时，不仅要对《尚书》《春秋》《左传》《战国策》等传世文献的内容进行分析探讨，还要对反映这一历史时期相关情况的金文材料加以利用，将《尚书·牧誓》和利簋的铭文结合起来，对周武王灭商的时间和具体状况就有了准确的认识。
2.简牍对秦汉史学习的促进
从战国到汉晋时期，简牍是重要的书写材料，自19世纪末以来简牍的大量出土，极大地推动了对这一时期历史的研究。战国简牍：1951年长沙战国墓，出土竹简38枚楚简。1977年，在湖北随县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竹简200余枚。秦简：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1155枚。2002年在湖南湘西州龙山县出土秦简36000多枚。汉晋简牍：19世纪末20世纪初，瑞典、英、法、日、俄、德等国的探险家、考古学家、官员以“探险考察”的名义在中国边疆和境内进行盗掘及购买活动，在楼兰、敦煌、酒泉等处发现很多汉晋简牍。1930-1931年，中国政府和瑞典联合组成“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地区发掘出1万余枚汉代简牍，这是居延汉简的第一次发现，同时也是在这时期以前出土最多的一次。1959年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东汉竹、木简504枚，其中有《仪礼》469枚，这是在所发现的简牍中现存第一部较完整的古书实物。1972年山东银雀山汉简近5000枚，都是先秦古籍与古佚书，甘肃武威旱滩坡出土东汉医书木简92枚。1972-1976年居延汉简的遗址又发掘19637枚简牍。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10多种珍贵古籍。1979年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墓出土约400枚木简。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3座汉墓中发现西汉早期简千余枚。
在历史认识中，有“汉承秦制”的传统说法，但是，汉代制度是如何承袭秦代制度的，尤其是汉初的法律制度建设如何运用了秦代法制建设的成果，传世文献中的记载十分的粗陋，无法了解其原貌。而张家山汉简的出土整理及其相关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证据来解决这些问题。在张家山汉简中，有一些重要的内容，如《二年律令》《津关令》以及《秦谳书》等秦代简牍文献，不仅反映出汉代律法对秦代的承袭，还反映出汉代律法的初期演变和发展。
近年来，专家学者对这些简牍文献的研究积极开展，并取得不少研究成果，相关内容与传世文献典籍《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等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极大地丰富对战国到汉晋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医学等方面的认识，从目前来看，在许多大学的历史专业教学中，对这一时期的认识还没有很好地借鉴对简牍研究的成果，除了一些院校的研究生培养中涉及以外，很多历史专业的本科学生对此一无所知。
对简牍的认识和研究近年来再次出现重大突破。2007年，湖南大学从香港文物市场上获得秦简，并开始进行积极有效的整理工作。其中能编号的就有2098枚，部分内容在里耶秦简、睡虎地秦简中也出现过。2008年，清华大学获得的战国中晚期简有2100余枚。这批简对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对了解先秦时期历史发展变化脉络、认识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时期的社会形态以及政治体制等问题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将相关研究成果运用到大学本科历史教学中，对学生知识和视野的拓展、创新思维能力的提高很有帮助。
3.吐鲁番出土文献促进南北朝隋唐历史的认识
1959年到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两地，共发掘清理了从晋到唐的墓葬四百余座，在这些墓葬当中，获得大量珍贵文物、文献，其中有2700多件汉文文书，西晋十六国时期的计有100多件，高昌王朝时期的700余件，唐朝时期的约1700多件。文书中的记年，最早是西晋泰始九年（273），最晚的是唐大历十三年（778），前后历时五百年。从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家文物局组织一批专家学者对这批文献进行了整理，出版《吐鲁番出土文书》，后来，随着考古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在以上两个墓葬区以及洋海、托克逊等墓葬区和一些古城�p洞窟遗址又出土了一大批纸质写本文书。
吐鲁番地区先后出土的文献，主要是汉文，还包括古代突厥文、回鹘文、粟特文、吐蕃文等各种文字的写本，时间涵盖东晋十六国到元代（4-14世纪），其中主要集中在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这些文献，涉及不同时期的政治制度（官制、行政区划、政策、措施）、军事（兵制、征战）、社会经济（经济制度、社会生产、契约），文化生活（教育、随葬衣物、奏疏等）、宗教发展等，有力地补充了传世文献的记载，由此也催生出一大批研究成果，并形成了“吐鲁番学”.
4.敦煌文献：从个案到整体的唐宋史认识
敦煌文献一般来说是指发现于莫高窟藏经洞的写本和印本文献，但今天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又不仅仅局限在藏经洞文献，所以我们也将其作为出土文献的一个代表来认识。1900年，敦煌道士王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封闭在敦煌莫高窟第17号洞窟中的一批文献，由此开始了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段伤心史，也开始了中国考古学、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文化艺术等多种学科研究的新时代。这批文献总数约5万卷，其中佛经约占90%,据文献纪年，最早的是前秦苻坚元年（359），最晚的为南宋庆元二年（1196），主要集中在唐中期至五代宋初。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批文献目前分散在世界各地，国外如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以及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目前在中国的收藏主要集中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博物馆、敦煌研究院、上海博物馆、天津博物馆、辽宁博物馆等地。敦煌文献以其丰富的内容，推动了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促进了唐五代宋初中原王朝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的研究，也推动了其与中亚乃至欧洲各国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4].
今天，敦煌学（主要围绕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艺术研究）已经成为融合诸多学科的交叉型学科，如兰州大学等多所高校都建有敦煌学研究所来进行专门人才的培养。因此，敦煌文献在历史学和相关学科本科、研究生阶段教学和唐五代宋初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敦煌文献也成为从个案到整体认识唐宋历史的重要史料。
5.黑水城文献与夏、元史学习
黑水城文献主要指发现于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的文献，涉及两宋、西夏、元朝至明初。这些文献不仅有汉文，尤其是还有西夏文、蒙古文等其他文字材料。对这一文献的研究极大地促进对宋史、西夏史和蒙元史的研究，传世文献对西夏的记载极其简单，而黑水城文献中大量的西夏文材料，使西夏文不再成为一种死文字，也使我们对西夏历史文化的认识迅速扩大。
黑水城文献以西夏文文献数量最多，约占总数的90%,这些文献主要有：语言文字类，包括有关西夏文的字典、辞书、语音表等资料。这些出土文书，保存了多种西夏文法律文献，有数十首西夏文刻写的诗歌，有翻译成西夏文的汉文典籍，有从汉文或者藏文翻译成西夏文的佛典，是研究汉、藏、党项等各民族进行佛教交流与文化交融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俄藏黑水城文献》《英藏黑水城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日本藏西夏文文献》等出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宁夏社会科学院等机构和学者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西夏历史和蒙元历史的研究。对相关成果的认识，不能仅停留在研究生阶段的教学和研究中，大量本科学生对这些成果的渴望度很高，因此，对这些内容在本科教学中的适度穿插必然有助于学生对相关历史阶段的全面和深刻认识。
6.明清档案及其他出土文献的作用
明清档案不属于出土文献，但是其在资料的原始性上，同出土文献的价值是一样的，同时也为了便于叙述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对应，故将其进行简单认识。
明清档案包括内阁大库档案、军机处档案、内务府档案、宗人府档案、国史馆档案、清宫中各处档案和清各部院衙门档案等，主要为明档、盛京旧档、清档。除大部分为汉文外，还有满文老档以及英、法、德等文字的外交档案，共计超过1000万件，这批档案有着重大历史价值，目前主要收藏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档案馆。对这批档案的研究，将对明清历史的认识起到重大的突破。
除了上述各种代表性的出土文献，保留至今的大量碑刻文献也是出土文献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比如摩崖石刻、墓志铭文、水事题刻、造像题记等，这些石质载体上保留下来的文字，往往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也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5].近年来，《北京图书馆藏中国石刻史料汇编》《石刻史料新编》以及西北、西南文献丛书等大量的资料中，这些内容极为突出。尤其是其中的墓志铭，近年来随着《千唐志斋藏志》《唐代墓志汇编》《新中国出土墓志》等一大批墓志资料的整理出版，其中对个别朝代选官制度、官制，人物官职、谱系、家族，对人物轶事，当时的社会风俗、礼仪、经济等的记载，内容丰富多彩，既能补史之不足，又能补相关文献。
三、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有机结合
在大学历史专业教学中，教材编写和教师讲解大多采用二十六史及其他传世文献资料。当然二十六史作为传世文献中最重要的史学成果，将中国历史无间断地记录下来，自《史记》到《清史稿》，记载时限上起传说中的黄帝时期，下至中华民国建立，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传世文献的一些缺陷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挖掘出土文献的价值和作用。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到，这些主要的出土文献给我们架构了一个无间断的历史记载：先秦（金文、甲骨文）-秦汉晋（简牍）-两晋南北朝隋唐（吐鲁番文献）-唐五代宋（敦煌文献）-宋元（黑水城文献）-明清（内阁档案），同时，辅之以从古代以来保留下来的各种碑刻文献、帛书、写本印本等资料，涉及到各个历史时期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将出土文献材料与传世文献资料有机结合，不仅会提高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更能从多个层次和角度为我们展现活生生的历史画卷，使我们的历史认识不再单一和单调。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互结合进行利用，也是史学自身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古人选择善本进行阅读和传承，因此，历代对这些典籍会进行认真校理，汉代及其后的隋唐、明清，都对古代典籍进行过大规模整理，因此，传世文献的意义、价值和作用是极其重要的。而另一方面，就出土文献本身来说，也会因为形成目的、保存条件等情况的不同，出现在所难免的不足。因此，历代传世文献与近现代出土文献，应该是相互补充，相互佐证，而不能简单地区分高下。总之，在大学历史学专业教学中，既要注重运用传世文献来进行历史认识，把握历史的整体性、系统性，即“自上而下”地认识历史；还要注重出土文献的作用，即“自下而上”地认识历史，从而将历史填充的有血有肉、立体丰满、灵动鲜活，进一步丰富历史认识。
参考文献：
[1]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M].北京：中华书局，1979:4.
[2]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9.
[3]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3.
[4]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4.
[5]毛远明。碑刻文献学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