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批评最初的缘分，始于十多年前与“火凤凰批评文丛”的相遇。那时，年少的我于百无聊赖之际，终日浪迹在学校图书馆里，寻找一切令人心动的文字。直至一日，我在一排书架的晦暗角落里发现了那批被冠以“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的简朴小书。多年以后，当我回想起当年阅读陈思和的《鸡鸣风雨》、蔡翔的《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胡河清的《灵地的缅想》，以及张新颖的《栖居与游牧之地》的场景时，我定然不会料到正是这些激动人心的文字，开启了我与批评最初的缘分。尽管此后我一路求学，从县城出发，途经省城，再到首都，随着眼界的打开，更为厚重的文学史研究吸引了我更多的目光，但批评带给人最初的激情依然让我念念不忘。
纵观我的求学之路，最应感谢的两位老师无疑是将我领入学术之门的王又平老师，以及教会我批评方法的张颐武老师。这是两位风格极不相同的老师，对我的影响也是各有侧重。王老师偏重文学史教学，他学文艺理论出身，做事极为认真，一板一眼毫不马虎。他最为擅长也最为热衷的两件事就是教书和指导论文，相反自己发表的研究成果并不多，除了隔几年修订一次的文学史教材，王老师几乎所有发表的论文都是由课堂讲义修改而来。他的讲课极受学生欢迎，他也非常热爱讲课，而对我而言，他的每一堂课，几乎都是一次严谨的学术训练。他让我明白了问题意识、概念厘定、知识来路以及历史脉络的重要性。我很庆幸自己最初的学术训练是在王老师手底下完成的，尤其是毕业论文这个环节，是他让我明白，花在搭建论文框架上的时间是远远超过论文写作本身的。现在看来，我的硕士论文能获得当年的省级优秀奖，完全是王老师的功劳。我的博士导师张颐武教授，则完全属于另外一种风格。这是一位极为敏锐的文化批评家，他总是能够轻易把握时代变动中的文化脉搏，对时代与文化的走势有着惊人的洞察，对全球化和大历史的每个细节也都了如指掌，并由此呈现出惊人的感受力和阐释力。在他的教导下我深深地感到，就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而言，一针见血的论断才至关重要，而知识的严整反而显得累赘和怪异。
这两位风格截然不同的老师，让我明白了学术的严谨和呆板，以及批评的灵动与轻率，这让我长久地徘徊在作为学者和批评家的两难境地之中。我也一直试图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由此而认真实践着研究与批评“两条腿走路”的工作法则。当然，这也使我的工作陷入到一种刻骨的分裂境地：一方面将专注的目光执着地投向遥远的“十七年文学”;另一方面又将浓厚的兴趣顽强地指向当下鲜活的小说、电影与文化。好在这样的方式终究让我乐在其中，学者与批评家孰高孰低的问题便不再重要了！
坦率来说，我只是一位批评新人，直到博士期间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工作，收入《影像的踪迹》中的那些谈论电影的文字便大多写于那个时候。那时的我，无比迷恋斯洛文尼亚理论家齐泽克，以及他那部风靡全球的理论纪录片《变态者电影指南》。在这部电影中，那位享誉世界的理论明星意在运用包括黑格尔的主体哲学，马克思主义的诸种理论，意识形态的分析框架，以及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在内的各式武器，对好莱坞通俗电影进行全方位的“合围”.他的解读功力着实惊世骇俗，所得出的结论也绝对出人意外，而这种解读和阐释所蕴含的无穷力量，使得那些原本熟悉的电影呈现出别样的面貌。这种意蕴的层级显然超越了电影本身所设定的框架，而落入阐释者自己的理论视域之中，这便是理论阐释的生产性和魅力所在。当然，像齐泽克那样巫师般的“学术戏法”,或是炼金术师一样的盖世神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娴熟运用，但他基本的理论倾向和文化研究的思维路径，却是值得人们认真总结的。
作为一位非电影专业的研究者，我对诸如镜头语言分析之类的技术操作一窍不通，更无法从容地“显摆”各类的电影术语，因而只能按照文学或者文化研究的方式，谨慎地触摸电影的叙事细节，并在文化政治的框架内予以阐释和说明。因此，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将电影作为一个文本来解读的。在我看来，电影文本并不是自足的，它的内部矛盾重重，充满断裂和张力，因此“阅读”一部电影便意味着一次阐释学的“历险”.无论是“细读”还是“解读”,其目的都在于敏锐地捕捉叙事细节所包含的裂隙和“症候”,因而并不是要以膜拜的姿态去欣赏电影，而是以“变态”的目光去发现它的问题，以及这个问题背后更为庞大的社会背景。“永远历史化”,这是《政治无意识》的作者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一句脍炙人口的宣言，却在不经意间道出了对待“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的方法论启示。因而本书所言及的文化政治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词汇，而是有着与文化研究的基本框架异曲同工的内涵，或者至多只增加了伊格尔顿意义上的“一切批评都是政治的”断语。当然，按照这样的方式去搜索“影像的踪迹”并非什么独创之举，因为文化研究本身就是政治性的。
或许是受此文化研究思路的影响，我的博士论文《1950至1970年代中国文学的城市叙述》（出版时题为《想像城市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也以此方式展开，试图将文学史研究引向一种“批评化”的框架。在这本论着中，我将城市表述与中国革命、中国现代性等问题结合起来，以“文学中的城市”为方法，探讨1950至1970年代这段社会主义时期文学中的城市叙述问题，并借此展开对“革命之后”社会主义文化危机及现代性困境的探索，也是想分析中国革命从乡村走向城市的过程及其后果。比如像《我们夫妇之间》这样的作品，便通过“堕落干部”的进城故事，展开了社会主义时代“进城”冲突与改造焦虑的问题，进而也呈现了“从乡村到城市”这个中国革命的基本命题，以及社会主义革命遭遇城市“市民社会”的理论难题。在我看来，通过考察“社会主义文学”与“城市”这个资本主义“场域”之间冲突、顺应、分野的意识形态聚合过程，可以探求一种“社会主义城市”的文学表达。尽管在这种表达背后，暗藏着“革命之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性和内在焦虑，但却是从中分析中国社会主义遗产和教训的绝佳视角。这种“以论带史”的形式，本意其实并非将冷静客观的“研究”叙述成观点偏颇的“批评”,而是要在枯燥繁冗的“历史”之外，展现“现实”鲜活的问题视域，在“历史”的“重读”之中，寻找一种“有思想的学术”,进而成全一种“有学术的思想”.
对我来说，真正意义上的当代文学批评，只是近些年才逐渐着手的工作。那些拉拉杂杂的文字，让我在不断的实践中，初步领悟有关批评的“常识”:就文学批评的责任而言，首先当然在于阐释。在此，批评并不是一项神秘的活动，它只是更为高明的阅读。批评者运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理论体系和文学话语，对文本的意义进行更充分，也更具有说服力的探究与解释，进行抵达作品内在的玄妙。在这个基础上，批评家将阐释的结论分享给所在的社群，进而获得知识或价值接受、检验乃至争鸣的契机，这便是对文学批评责任的初步描述。对于批评者来说，阅读的意义不仅在于获得一种个人意义上的“发现的愉悦”,更是对于群体的知识分享和意识形态统合。因而它需要警惕自身的“贵族化”,荡涤其不可一世的傲慢，不知所云的“文艺腔”,以及自我陶醉的唯美情调。
与批评的阐释责任相伴随的是它的甄别功能。批评在其阐释的背后，内在包含着评论与判断，即对于作品的缺点与错误提出意见。在此，批评家需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褒优贬劣、激浊扬清”,为此需要具有融通古今中外的文学眼光，熟知传统文学经验和世界文学经验，以及容纳文学多样性的情怀，进而发现作品的创新潜质。这也就像鲁迅所说的，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
当然，不同的人对于批评有着不同的价值诉求，或是基于某种自娱自乐的游戏，寻找乐趣；或是基于个人化的阅读感受，通过移情的方式体验一种他人的生活，进而讲述自我的生存经验和人生启示，但也有人更为关注文学批评作为文化整体的功能意义。因而在我看来，批评在其阐释与甄别之外，更为重要的责任在于通过发现新的文艺现象，推介新的文艺作品去重新定义文艺，进而定义文艺在其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批评家与文艺工作者所共同获得的新的生存感受。因而在什么标准的意义上来阐释、甄别和评判文艺作品，这背后便涉及到意识形态的重要问题。不错，文学批评是意识形态的，作品评价仅仅是它的一种形式，它“更在于以专业的方式达到一个意识形态的目的，通过夸大它的身份，或者故意隐秘身份，最终指向一种文化的培养和精神的养成”.因此，它也理应具有一个遥远的总体性，一个无论是具体的批评还是赞誉，无论何种方法的呈现，都理应包含的视野和背景，这也是新的文化塑造的题中之义。
归根结底，批评或许只是一种态度，它集中呈现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多数的批评者将李健吾“寻美的批评”奉为圭臬，这也难怪，“灵魂在杰作中的探险”固然让人心旷神怡，可这样的时代，纯粹的审美却多少显得有些廉价。批评不是抚慰，它更需要的是一种拆解的能力，一种阐释的方式，一种富有力量的表达，但这一切都要以审慎而令人信服的方式展开。批评是批评家认识这个世界，并经由身处的世界来反观自我的方式。通过文本来阐释世界，进而在实践的层面探寻一种新的历史可能。由此而言，理论的穿透力所带来的历史纵深感，其所囊括的社会宽广度，以及通过文本的细致阅读，精微的分析所达致的作品阐释力，都显得至关重要。批评远非是要判断或鉴赏某个作品，而是要进行细致入微的考察与分析，进而打开这个隐秘而荒谬的世界的一角。它面对的不仅仅是语言的纹路和肌理，虚构的世界里那些宽广博大的人物内心，抑或如深渊般无比幽暗的人性本身，更要面对整个丰富而驳杂的外部世界，在更高的意义上阅读历史和社会。
于我而言，批评就像是艰辛的跋涉，穿越语词的密林，只求不沦落为虚无的冒险。因而，无论是指向历史的学术研究，还是切近当下的文学（文化）批评，无论是厚重严实的文学史现象、小说文本，还是让人眼花缭乱的文化风潮、影像制品，对我来说都没什么不同，一切都是“细读”、“剖析”的对象。然而，“严谨求实”的学者好找，“荒腔走板”的批评家难寻，问题在于，如何在平实而诚恳的论述中，深入文本的内在肌理，同时力避“学院派”惯有的迂腐与呆滞，这是我努力追求的批评风格。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忍不住幻想一种批评，它紧紧扣住此在的世界，并将精微的分析与诚挚的热情，融入到对于历史可能性的冀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