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的心》中的生态危机及其东方式救赎

发布时间:2016-02-01 13:52:39
   摘要:英国小说家康拉德的代表作《黑暗的心》不仅是一部经典后殖民小说, 更是一部生态文学的典范之作。通过对马洛刚果之行的所见所闻的叙述, 康拉德指出欧洲殖民者受利润驱使, 疯狂地开发和破坏非洲的殖民行为是引发当地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危机的根源, 同时还暗示只有借用东方生态智慧, 敬畏自然、关爱同类和克制欲望, 才能为化解西方殖民危机找到救赎的途径。
  
   关键词:生态危机; 东方式救赎; 《黑暗的心》;
 
  
  约瑟夫·康拉德 (1857-1924年) 是现代英国着名作家。16岁时, 来到法国马塞, 开始了漫长的海员生涯, 足迹遍及非洲、南美、东南亚及澳大利亚等地。他所擅长写作的小说的内容便与他这种长期的海员生涯和复杂的跨文化经历有关[1]2-3, 被称为“海洋小说大师”.其中, 《黑暗的心》是康拉德描写非洲经历的代表作。
  
  近几十年来, 随着生态危机的愈演愈烈, 旨在通过文学批判来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局限性的文学生态学研究热正在形成。我国生态文艺学领域的开拓者鲁枢元曾将“生态”观念植入文艺学研究之中, 将“诗意”注入现代生态学系统, 把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三者结合当作一个有机完整的系统进行综合性研究, 为文学生态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英国现代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的代表作《黑暗的心》不仅是一部经典后殖民小说, 更是一部经典生态文学文本。通过展现欧洲殖民者疯狂地开发和破坏非洲引发的自然生态危机、社会生态危机与精神生态危机, 康拉德不仅揭露了欧洲殖民非洲的暴行, 而且力图为化解殖民危机寻求精神救赎途径。本文将从生态学研究中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三个方面, 对《黑暗的心》中的生态危机描写进行分析, 并进一步尝试借助东方生态思想资源来探讨作家寻求化解西方殖民危机的途径, 力图为东方生态思想与西方生态学对话做一次尝试性研究。
  
  一、自然生态危机
  
  欧洲殖民者给非洲自然环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在《黑暗的心》中, 以丛林、河流、荒野代表的非洲大陆古老、伟大而又深邃神秘, 但是, 随着欧洲殖民者的到来, 非洲原生态环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为获取财富、地位或名声, 欧洲白人殖民者来到非洲丛林中, 不仅肆无忌惮地攫取这块土地上的黄金和象牙, 还利用现代科技手段随心所欲地开山挖洞、乱修乱建。为了给所谓的犯人找点儿事干, 他们在山坡上挖出人工洞穴。为了所谓的修建铁路, 他们在并不构成妨碍的山崖上爆炸, 结果只留下朝天躺在那儿的小型火车箱子和一堆堆生锈的铁轨、机器零件。而更让马洛迷惑的是他碰见一艘在岸外抛锚的军舰对着丛林开炮, 而那儿甚至连个茅棚也没有。
  
  殖民者企图将自己的行为凌驾于自然之上, 结果造成了当地环境污染、村舍凋敝、饿殍遍野。马洛乘船而行, 发现河里河外, 到处弥漫着死亡的气息。“它们的河岸烂成一摊泥, 河水都是稠稠的泥浆, 侵蚀着水中歪歪斜斜的红树丛, 这些树仿佛处于极度的无能为力的绝望中”[1]500.行在路上, 马洛发现曾经浓密的绿草被烧成一片枯黄, 荒野变成了一张由人踩出的小道织成的网, 覆盖在荒凉的大地之上。村庄被遗弃, 只剩下一堵堵草墙的残垣和原始粗陋的悲凉。“一片荒凉, 一片荒凉, 没有一个人, 也没有一间茅草房”[1]508.而在欧洲殖民者的血腥压榨下, “时而会有一个搬运夫背着他的负载物倒地而死, 在小道边高高的草丛中安息了, 身边留下一只空的盛水的葫芦和他那根长棍”[1]508.由于饥饿、疾病与劳累, 许多黑人躺在树林里奄奄待毙, 他们“有着各种各样不成形的瘫痪姿势, 恰像一张描绘大屠杀或是大瘟疫的图片上所画的那样”[1]505.欧洲殖民者以野蛮的方式试图征服非洲荒野, 把原本平静和谐的非洲变成人间地狱。欧洲白人以统治者的身份征服非洲, 但他们并没有成为这里的主人, 相反, 对非洲自然资源的穷凶极恶的掠夺和对自然环境人为蓄意的破坏导致了自然对他们的报复。面对西方殖民者的入侵行为, 它让“他们得到的唯一的收获是生病”[1]515.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要么死在路上、要么永远消失在丛林中。例如, 在非洲长期从事象牙掠夺的库尔兹由于对象牙无止境的攫取欲望, 使得他经常一人深入丛林内部, 一连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不与外界联系, 最终病魔缠身, 死在荒野中。
  
  二、社会生态危机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指出, 人类企图征服自然的后果之一就是他们“不仅仅为人与其支配对象相异化付出了代价, 而且随着灵魂的对象化, 人与人的关系本身也被异化了”[2]25.殖民者对非洲自然环境的任意支配与破坏不仅使自己遭受自然的报复和疾病、死亡的威胁, 也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生态危机。
  
  当手握现代科技, 满怀发财梦想的殖民者来到非洲时, 他们不仅残酷地压榨剥削当地黑人, 而且不时地毫无缘由地鞭打黑人, 从而引发种族冲突。马洛的前任弗雷斯勒文先生, 据说是“一个两条腿走路的生物中最文雅、最娴熟的一个”[1]492, 因为几只母鸡的缘故, 与当地黑人发生争吵。为了显示自己作为白人殖民者的尊严与权威, 他毫不留情地抽打一位老黑人, 结局被村长的儿子戳中了心脏。不仅弗雷斯勒文丢掉了性命, 整个村子也因村民的逃离而荒废掉了。为神圣化自己的主宰地位, 以满足无止境的权力欲, 库尔兹把自己“看成好象是一种超自然的存在物”[1]555, 带着雷击电闪出现在土着人面前, 用一种类乎神灵的威力去蛊惑、恫吓他们。他下令将被处死的所谓的敌人、犯人、工人的头颅悬挂在柱子上, 面孔对着自己所住的房子;让土着人把营地设在贸易站的四周, “头儿们每天都要来拜见他, 他们每次都是趴着走”[1]567.
  
  欧洲白人之间的关系也同样紧张。他们不仅生性冷漠、轻视生命, 还鼓动仇恨、制造敌对情绪。对于是否是淹死在浪涛里的士兵, 他们“似乎根本没人去关心。只须把他们往那儿一扔, 我们再继续前行”[1]498.马洛经过一家贸易站, 发现那个会计主任对生病的同行不仅毫无恻隐之心, 反而埋怨病人的呻吟分散了自己做账时的注意力。贸易站里到处充满着阴谋诡计, 非洲有限的象牙以及财富的不均使他们的心理失衡了。他们嫉妒、仇恨“送来的象牙跟所有其他人送来的加在一起一样多”[1]507的库尔兹, 还经常为了眼前的功名利禄明争暗斗、尔虞我诈, 陷入一种冲突不断、动荡不安且令人惶恐的人际关系危机之中。他们以一种愚蠢的方式钩心斗角和彼此中伤, 借以消磨时间。库尔兹对荣誉与金钱的欲望也一样是无止境的。他一心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完成一番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 幻想自己返回欧洲时“会有许多皇帝在火车站恭候他驾临”[1]583.为此, 他抢劫那些村子, 用枪威逼那个曾经两度救助过自己的俄国朋友, 使尽一切花招来掠取更多的象牙。西方文明所谓的“温情”在这里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欺诈、嫉妒与冷漠。
  
  三、精神生态危机
  
  鲁枢元在《生态文艺学》中指出:“生态危机不仅发生在自然领域、社会领域, 同时也发生在精神领域。”[3]7当打着人类文明传播者旗号的欧洲白人在非洲任意践踏自然、欺压黑人的时候, 他们遭受的不仅仅是自然生态危机与社会生态危机, 还有一种更严重的自我异化危机即精神生态危机。
  
  对许多欧洲白人殖民者来说, 踏上非洲, 也就走上了不归路。炎热的天气、神秘的荒野让这些企图侵入非洲原始生活的外来者在心理上陷入恐惧、孤独与焦虑之中, 备受煎熬与折磨。很多人因无法适应非洲环境而感染热带病死去, 更有人因承受不了丛林的孤独而上吊自杀。一路上经历的各种苦难让马洛深陷孤独与寂寞之中, 使他情不自禁地转向库尔兹以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当他历尽千辛万苦, 最终来到内陆贸易站, 却从俄国人的讲述中得知, 库尔兹已经完全被攫取更多象牙的欲望所吞噬, 堕落到杀戮成性的地步时, 马洛顿时感觉到:“我似乎觉得仿佛我也被埋葬在一座巨大的、充满说不出的奥秘的坟墓里。我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重量压在我的胸间, 潮湿泥土的气息, 无形中存在着的压倒一切的腐败, 一个无法穿透的夜的黑暗。”[1]574
  
  库尔兹原本是个优秀的人才, 善于绘画、写文章, 更具有演讲家的口才。但由于经济上穷困, 他的婚事遭到了未婚妻家人的反对。为了实现改变穷困、发财致富的梦想, 和其他白人一样, 他前往非洲丛林内部以获取象牙。尽管他送到公司总部的象牙比所有其他代理人加在一起的总数还要多, 但对财富贪得无厌的本能, 让他“逃开安逸, 逃开对家乡的思念”[1]527, 经常一人深入丛林内部, 一连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不与外界联系, 用恐吓、暴力从当地黑人手里强取豪夺, 枪杀任何一个他想杀的人, 哪怕是对他忠实的崇拜者。象牙成了库尔兹最高的追求目标和生活的全部, 也最终葬送他的灵魂与肉体。当马洛见到库尔兹时, 发现尽管他已被疾病折磨得瘦骨嶙峋, 但他那裂开的大嘴“显得不可思议地贪婪, 好像他要吞掉整个天空, 整个大地, 和所有他面前的人”[1]570.库尔兹弥留之际对着黑暗喊出的“可怕呀, 可怕”, 不仅是他对自己深陷欲望泥潭无力自拔的绝望呐喊, 更是欧洲殖民者在非洲殖民地经历精神煎熬的真实写照。
  
  四、东方式救赎
  
  在《黑暗的心》中, 马洛既是故事的讲述人, 又是作者康拉德的代言人。马洛描写非洲黑人的真实生活状态、憎恶欧洲殖民者野蛮行径、叙述欧洲白人的孤独与幻灭, 传达出的则是康拉德对殖民暴行的强烈控诉。但康拉德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控诉的层面上, 而是将自己力图化解危机的出路通过代言人马洛传达给读者。在小说开头、中间及结尾, 康拉德三次把马洛塑造成东方打坐者形象:“他两颊深陷, 黄面孔, 背脊挺直, 一副苦行僧的模样, 两只胳膊垂下来, 掌心向外翻, 活像一尊菩萨。”[1]484“他重又开始说, 把一只胳膊从肘部抬起, 掌心向外, 于是, 加上他盘在身前的两条腿, 他的姿势就活像一个穿着西装讲经的菩萨, 只是缺少一座莲台。”[1]488“马洛停止了, 模模糊糊、一声不响地坐到一边去了, 姿态像个跌坐默思菩萨”[1]596.马洛气定神闲的佛者风范源于西方殖民者狂躁和贪欲之后的感悟, 代表着一种人皆向往的、充满宁静与祥和的精神境界。康拉德以马洛东方打坐者形象统领全文, 是他在直接向西方表示, 只有转向东方智慧才能找到精神救赎的途径。
  
  康拉德的东方救赎观还通过马洛敬畏东方自然生态观传达出来。在东方文化中, 人类的生命是天地自然所给予的, 人对自然界应有崇敬之心。如儒家思想主张的“仁”, 不仅要爱人, 而且要由爱人推广到爱天地万物;道家主张“道法自然”;释家认为人与自然是一种“天地与我同根, 万物与我一体”的关系。自然不是作为人类“外在的”他者而存在, 而是和人类互为因缘、互为一体、唇亡齿寒、息息相关的。在《黑暗的心》中, 以非洲荒野为代表的自然既深邃神秘、令人神往又凶残暴虐, 它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 拒绝接受任何来自人类的支配与操控。当马洛乘船驶进刚果内地, 发现伴随着殖民者对生态环境破坏程度的加深, 荒野对外来入侵者进行疯狂报复且手法多端。有时它会突然爆发起一团烈火, 用复仇的火焰把殖民者从这块土地上攫取的财物化为灰烬;或者以神秘的宁静注视着耍着猴把戏的外来入侵者, 令他们困惑不已, 不知“它表面上的这种寂静是意味着一种呼吁呢, 还是意味着一种威胁”[1]519;有时它以突如其来的尖叫, 让他们毛骨悚然、失魂落魄, “一个个呆呆地愣在那里, 表演出各种各样愚蠢的姿势来, 同时仍旧在固执地朝那几乎是同样吓人、同样过分的寂静仔细倾听”[1]539;有时它也会突降大雾, 让他们“愕然凝望, 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变聋了”[1]538;但在更多情况下它以无法穿透的黑暗切断殖民者对四周环境窥视的通道、切断回归的路途, 使他们陷入恐惧与绝望之中, 备受煎熬与折磨。难怪马洛最后感叹道:“这片土地、这条大河、这片丛林、这烈日炎炎的苍穹本身, 从来、从来没有让我觉得是如此地绝望、如此地黑暗、如此地令人无法参透、对人类的弱点是如此地毫无怜悯。”[1]563
  
  马洛对欧洲白人与非洲黑人的关爱也具有明显的东方式特征。东方文化不仅强调个人内在的修行, 更强调给予他人关怀和爱护的仁爱精神, 如儒家强调人人都要以宽厚为怀、珍爱生命、关爱他人。其实马洛与库尔兹素�t平生, 只是在航程中有几次听说过他的名字。然而库尔兹没有复原的羸弱身体与孤独寂寞的精神状态, 经理对他才能的嫉妒与憎恨, 以及非洲丛林的深不可测, 所有这些让马洛对库尔兹产生了深切的同情, 并开始为他的生命安全担忧起来。在马洛看来, 库尔兹已身陷困境与危险之中, “就好像他是一个被魔法迷住沉睡在神话城堡中的公主一样”[1]543, 急需骑士的拯救。当最终见到瘦骨嶙峋、病入膏肓的库尔兹时, 马洛悉心照顾他, 给他精神上的慰藉, 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马洛的仁爱精神还体现在对非洲黑人的认识与态度上。马洛不仅认为白人与非洲黑人有一种遥远的血缘关系, 更对他们的痛苦给予深切的同情。在他乘船驶向刚果内地的途中, 他发现, 与想得到升迁而惶惶不可终日、被欲望、虚伪、疾病甚至死亡所包围的欧洲白人相比, 非洲黑人是最自由、最快乐、活得最真实的一类。“他们有骨骼, 有筋骨, 有野性的生气, 有强烈的运动活力, 这些都像那沿岸的波涛般自然而真实”[1]499.“他们嚎叫、跳跃、旋转, 装出各种各样吓人的鬼脸;然而会使你不寒而栗, 毛骨悚然的, 恰恰是你认为他们是人---像你一样是人---认为如此野蛮而狂热地吼叫着的他们正是你的远缘亲属的想法”[1]533.然而, 在西方殖民列强的压榨下, 这些最富有生命活力的远缘亲属却被冠以“食人生番”“敌人”“罪犯”之名, 成为被奴役的对象, 成为“一些黑颜色的疾病和饥饿的影子”[1]504.马洛怀揣一颗悲悯之心, 描绘了处于被奴役之中非洲黑人的凄惨遭遇, 颠覆了白人优于“野蛮的”黑人的神话, 体现了对属于自己同类的黑人的深切同情。
  
  康拉德的东方救赎观还通过马洛的欲望观体现出来。东方价值观的理想境界是清心寡欲, 主张克制欲望。如老子认为“罪莫大于甚欲, 咎莫潜于欲得, 祸莫大于不知足。故知足之为足, 常足矣”.马洛刚果之行最大的收获莫过于让他懂得跌进欲望漩涡的危害性及遏制贪欲的重要性。其实马洛所崇拜的并不是未曾谋面的库尔兹这个人, 而是他所代表的名声与地位。库尔兹对名、利、权的追求正是马洛本能欲望的无意识体现, 库尔兹就是马洛的另一个自我。但不同的是, 库尔兹最终被自己的欲望所吞噬, 而马洛却因目睹了贪欲的沉重代价而学会了克制。正如马洛所坦白的那样:“ (库尔兹) 他跨出了那最后一大步, 他越过了那个边缘, 而那时我却被允许缩回了我犹豫的脚步。或许全部的差别就在这当中。”[1]586
  
  五、结语
  
  伴随着人类对生态问题的共同关注, 通过文学创作促使人们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局限性的文学创作层出不穷。但这些经典作品由于无法走出西方思维模式中非此即彼、主客分离的二元论误区, 自然依旧被看作一种“外在的”的他者, 从而陷入了只破不立的困境。而康拉德的伟大之处在于, 他不仅指出人类受利润驱使, 疯狂地开发和破坏环境是引发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危机的根源, 而且超越了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限制, 指出只有转向东方文化并汲取其丰富生态智慧, 才能找回被物欲横流破坏了的人与自然间的依存关系, 进而缓解无止境物欲观支配下的神经紧张与精神焦躁, 为化解西方殖民危机找到救赎的途径。也许正如有学者所评价的那样, “康拉德只是朦胧地认识到了东方哲学中的某种价值观之于那个充满掠夺、杀戮、血腥的殖民现实的意义, 虽然还达不到超脱的境界, 但毕竟比同时代西方中心主义认识论甚至近一个世纪后的新西方中心主义要高超得多”[4]104-107.康拉德是个认真执着、浪漫内敛, 又极其敏锐复杂的人, “他的特殊的个人阅历也造就了他的特殊的视野, 而他那掺杂印象主义与象征主义的复杂技巧则显现出它从浸淫的传统里寻找创新”[5].
  
  参考文献
  
  [1]赵启光。康拉德小说选[C].袁家骅, 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2]霍克海默, 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曹卫东,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3]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
  [4]殷耀。从《黑暗之心》看康拉德的双重性[J].外语学刊, 2009 (3) :104-107.  
  [5]韩霞。《黑暗的心》的象征性[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3, 23 (3) :8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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