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量植物意象的运用是李佩甫小说的一个较为明显的特征， 透过这些植物意象， 那些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平原人”形象跃然纸上。隐喻乡村女性的乡间最常见的“牛屎饼花”, 折射出平原人“败中求生， 小中求活”的生存本能的“小虫儿窝蛋”和“败节草”, 还有充满神秘色彩的“汗血石榴”“人面橘”等， 所有这些意象都无疑为我们洞悉作家是如何解读社会的提供了一个切入点， 从而成为理解李佩甫小说的关键。
关键词：李佩甫； 植物意象； 平原； 人格；
Writing “Plant” :the Carrier of National Criticism and Ideal Personality--an Analysis of the Plant Image of LI Peifu's Novels
Abstract:In LI Peifu's text, the applica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plant images becomes a more obvious feature in his novels.Through these plant images, the images of the “plain man” who lived on the same land were on paper.With the most common “ bull shit cake” metaphor in the country he depicted simple rural women, reflecting the survival instinct of the people in the plains--to survive in the failure, to live in the small, and mysterious “ blood pomegranate”, “face orange”, etc.All these images can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clearly the style the writer interprets the world, thus become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LI Peifu's novels.
Keyword:LI Peifu; Plant image; the plains; personality;
“平原”这个词时常出没于李佩甫作品的字里行间， 从《红蚂蚱绿蚂蚱》开始， 找到写作方向的他致力于充当一位“平原声音”的种植者[1].他在一次访谈中说：“我把人当植物来写， 就是要表现‘土壤与植物’的复杂关系及生命状态。”[2]李佩甫借作品中所建构的村庄书写乡土民间的生与存， 批判中原乡村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意识， 展示社会转型期人性的异化。可见， 平原不仅是作家李佩甫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更是他精神生活的滋养源。本文将以李佩甫小说中的植物意象体系为切入点， 探究这些意象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文化心态以及意象体系形成的原因， 以此来深入作家的乡村世界。
一、“草”:人性反思与国民性批判的载体
在李佩甫笔下这场关于“人与土地”的对话中， 平原上的植物因为本身的某些生命特征而成为一种符号， 与小说中的人物遥相呼应。李佩甫认为， 人就是活在平原上的植物。频繁地使用那些乡间最常见的草木等植物来作为意象， 除了这些植物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平原乡村民众的特征和精神之外， 作家也一直在试图解答这样一个问题：这些跟植物一样的人为什么离开土地之后就会变形， 这样的土地为什么生长这样的植物， 这块土地又为什么难以生长出栋梁之材？[1]
李佩甫有关豫中平原丰富的乡村地理经验的突出体现之一， 就是小说中有关土壤、花朵、草木的描写， 这也是他书写情感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满城荷花》里的荷花、最后老徐变成的人面橘；《城的灯》里会跑的桐树；《生命册》里充满神秘色彩的汗血石榴和充当引线的阿比西尼亚玫瑰；《平原客》中承载了花匠18年心血的古桩梅花；还有在《羊的门》中开篇就描绘了平原上最常见的二十四种草， 比如， “有一种细秆上带一些小黑点的草， 粗看虽瘦瘦弱弱也浑然一体， 细看又是分节的， 你用手一抓， 它就自动地解体了， 断成一节一节的， 这种草叫做败节草”[3]5.这些都是平原最低贱的植物， 它们渺小地存活在这块土地上， 任由他人践踏， 但是它们生生不息的求生欲又令人无法忽略它的存在。“在平原上， 阅过了这些草的名讳， 你就会发现， 平原上的草是在‘败’中求生， 在‘小’中求活的。它从来就没有高贵过， 它甚至没有稍稍鲜亮一点的称谓， 你看吧：小虫窝蛋、狗狗秧、败节草、灰灰菜、马屎菜、驴尾巴蒿……它的卑下和低劣， 它的渺小和贫贱， 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是显现在外的， 是经过时光浸染， 经过生命艺术包装的”[3]6.这些以软弱、卑微为特征的植物的生存状态也正是李佩甫笔下平原人的一种生存本能和缺乏独立健全的人格意识的真实写照。
从《败节草》到《羊的门》等一系列作品中， 我们可以看到， “败中求生， 小中求活”的生存本能在乡村百姓和基层当权者身上都有所体现， 但是他们显然是基于不同的生存环境， 分别为了达到生存和占据话语权中心两个不同层面的目的而做出的选择。
对于乡村最普通的百姓来说， 以一种“败”和“小”的姿态行走于世是他们承受苦难的方式， 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导致物质生活的极度匮乏使得他们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失去自尊。在《败节草》中， 有一段关于李金魁替爷爷向队长讨要欠款后的心理描写：“于是， 十三年的时光， 十三年的感觉在这一刹那串了起来， 串出了一种对人和对自然的再认识， 串出了一种生的顿悟。那时， 他一口气跑到田野里， 躺在草地上， 眼望蓝天， 满含热泪地高声喊道：‘草啊！那生生不灭的草啊！’”[4]54贫穷给李金魁的童年打上了屈辱和卑贱的烙印， 但是他却能够在村民的轻蔑和鄙视中维护自己的利益， 甚至在以后的仕途中， 他也能够“坚韧”地在升迁路上匍匐前进。这些人物在生存环境造就下潜移默化形成的“活小”“坚韧”的人格特质， 与平原上的植物十分相似， 它们习惯了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以较低的姿态下生活， 任由你践踏千次万次， 风吹雨打之后又生生不息地继续苟活于世， 在藏污纳垢的底层社会里所潜藏的那份生命活力令人咂舌。
这些客观因素是平原人性格形成的原因之一， 也就是说这块土壤的质地长久以来浸润着生长于此的植物的根茎， 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也自然没办法长出参天大树。李佩甫并没有简单地站在同情的立场上去呈现这些乡村底层民众， 而是去探究这种“活小”的生存本能更深层的原因， 以及这块土地之所以成为滋生专制统治的温床是否与它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系。
李佩甫就乡村底层民众的“败中求生， 小中求活”的生存本能展开了国民性批判这一主题模式的文学创作。通过小说，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生存本能逐渐演绎成一种投机行为， 他们无论在任何境况下都理所当然地将自己定位成弱势群体， 并以此为理由最大限度地争取个人利益， 甚至不惜牺牲集体利益、挤占损害他人利益。如在《生命册》中， 村口几乎就是虫嫂的“展览台”, 每次放工回来， 治保主任都能从虫嫂身上大大小小的口袋里搜到她偷的东西。虫嫂正是“败”和“小”的最好诠释， 她就像“小虫儿窝蛋”一样， 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逆来顺受并甘之如饴， 一方面我们指责她的低劣卑下的行径， 另一方面又无法不为她坚韧地扛起家庭重担所震撼。
同样的， “败中求生， 小中求活”的生存本能在以杨书印、呼天成为代表的基层当权者身上也有明显的体现。李佩甫在《羊的门》中塑造了一个近乎神的独裁领袖---呼天成。作为呼家堡的支书， 呼天成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和地位， 用40年的心血建构出一个从下至乡镇、上达首都， 兼顾政界、新闻界、金融界、商界的巨大人际关系网。“小处做人”的处事原则同样也在呼天成身上有所体现， 也是他能左右逢源、40年不倒的一个关键原因。需要注意的是， 他与普通百姓为了生存， 赚取蝇头小利的目的最大区别是， 呼天成在一个较高的位置上还能够“弯下腰”处事， 是因为他深谙如何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智慧去牢牢地执掌权力和驾驭村民。
首先， 从呼天成自身来看， “活小”可以将自己放在和普通百姓一样的位置， 一个年轻的支书与民同甘共苦， 设身处地地为村民谋福造利， 对于前期还未完全掌握话语中心权的呼天成来说， 这是收买人心的方式之一。后来， 当他已经成为呼家堡的“最高声音”时， 呼天成并没有变得颐指气使， 衣食住行一切从简， 甚至低于普通人家的水平， 对待达官权贵也处处以“玩泥蛋的”自称， 十分低调， 从不显山露水。在他处理车祸事件的态度中就可以看出来， 呼天成在去省城的路上出了事故， 村秘书根宝借用他的名义打了8个电话， 调用了6个县级干部的车来解决此事。根宝也因此受到了最严厉的批评：“咱是玩泥蛋的， 咱是个农民！啥时候都不能张狂。……我再告诉你一点， 在平原上， 你知道人是活什么的？人是活小的， 你越‘小', 就越容易。你要是硬撑出一个’大‘的架势， 那风就招来了……”[3]352一语道出， “活小”不仅是芸芸众生的生存术， 也是当权者的统治术， 因为呼天成敏锐地意识到自视甚高会给他招致麻烦， 这对他权力的巩固将会是致命的威胁。
其次， 再反观呼天成之所以能够在呼家堡成为神一般的存在， 能够在这里实现思想、行为、精神统一化， 除了他个人方面的原因之外， 平原人这种因为“活小”而趋于萎缩的人格特质以及由此导致的崇权惧权意识， 也为呼天成的专制统治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先天条件。对于这些处于最底层的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村民来说， 他们因为对自己弱势地位的身份定位已经根深蒂固， 他们从选择去活得很“小”慢慢变成他们一代代自出生以来就潜意识地认为自己本来就是处于“小”这样一个阶层， 所以他们自认为无力扭转生活轨迹， 也不曾想去改变命运， 即使他们遭遇到统治者不公平待遇时， 他们也鲜有反抗行为， 并认为之所以遭受这些是因为自己没有处于权力中心位置上。他们因为惧权所以更加向往、崇拜权力，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掌握权力显然是不太可能实现的事情， 所以他们开始“活气”, 也就是李佩甫所指出的“这块’绵羊地‘无骨， 但是有气”.因为他们看重“面子”, 一旦统治者略施恩惠， 把这些人稍稍“抬举”, 他们就好似得到某种特权而由衷地产生自豪感， 并心甘情愿地为施恩者所利用。
呼天成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顺利地在呼家堡筑起了自己的强权王国。在呼天成的威逼下， 想娶媳妇的光棍汉孙布袋把自己的“脸”借给了呼天成， 两人合演了一场双簧戏， 自轻自贱的孙布袋用自己的尊严帮助呼天成建立了自己在呼家堡的权威。此处， 并不是意味着孙布袋不活脸面， 而是因为他在强权面前根本不具备选择的权利， 他只能沦为呼天成的权力工具。孙布袋至死也没有明白权力何以将人扭曲至此。而呼天成这种杀鸡儆猴的做法， 正是因为他谙熟这块土地上的人都是活脸的， 没有人会冒着和孙布袋一样的下场去偷窃。在建新村的时候， 呼天成将王麦升不小心被砍断的手指挂在“英雄榜”上展览， 号召大家都向王麦升学习。无意中一次受伤， 被呼天成浓墨重彩地一番渲染和煽情之后， 受到“抬举”的王麦升竟然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作家通过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深刻批判了乡村民众为了这种“面子”遮掩下的虚荣而做出的一系列荒唐之事， 对他们身上所展现的愚昧和奴性感到悲哀。那些离开土地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 如冯家昌、呼国庆、吴志鹏。他们出生在这块土地上， 就算他们企图切断与这里的联系， 但是那些被土地浸润的童年岁月都是他们身上无法磨灭的印记。在他们追寻“城之灯”的路上， 或者朴实善良的养分， 或是投机取巧的毒素， 都是这块土地给予他们的特质。
李佩甫借“草”这个载体， 不仅向读者展现了平原底层民众虽生如草芥， 却在苦难的乡村生活中以坚韧无比的姿态进行抗争的一种生存状态， 同时也对“木秀于林， 风必摧之”的民间生存智慧进行了深度挖掘与诠释。李佩甫是一位具有深刻反省意识和批判精神的作家， 小说隐在地对乡土沉疴的思考， 在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的描画中蕴含着“国民性批判”, 这无疑使作品具有现实穿透力， 流露了作者内心对乡村记忆的感性认同和理性质疑[5].
二、“花”:作家理想人格的美好寄托
李佩甫小说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采用隐喻的手法， 把女性大多比作乡下最普通的花， 当然这里通常指的是农村女性。李佩甫笔下鲜有赞美城市女性的描写， 在《无边无际的早晨》中， 国的妻子爱慕虚荣、工于心计， 相比之下， 宽厚温柔的农村姑娘---梅姑更能让他感受到家的温暖。在《平原客》中， 高知家庭出身、体现城市价值观念的罗秋旖总是试图按照自己的设想去改造丈夫李德林， 而且始终同以李德林父亲为代表的乡村父老形成尖锐的文化冲突， 最后导致两人婚姻破裂。由此不难看出李佩甫对都市女性的态度。在《满城荷花》中的“竹竿小院”里， 李佩甫塑造了一位与世无争， 素净得犹如荷花的官太太形象。小说最后写道， 时隔数年当我重回昔日的小院， 发现那位官太太已经离开， “夜晚， 我独自一人走在顺河街的水泥路上， 望着静静的流水。河面上很空， 没有木桥， 也没有荷花”[6]177.荷花的消失表达了作者对于如荷花般高洁的小院女人的离去所流露出的失望之情。这是李佩甫极少数对城市女性表示赞美的篇目之一。
在大多数塑造女性形象的文本中， 李佩甫较多地使用了“牛屎饼花”这个意象。他用这个乡间最常见的花朵与众多平凡朴素的农村女性相对照。牛屎饼花不但没有玫瑰那样娇滴滴的名字， 而且花形、色泽都无法与名贵的鲜花相提并论。但是它却是平原上随处可见的风景， 旺盛的生命力、不张扬的香味， 就像平凡的农村女性一样散发着朴实的美丽。李佩甫笔下的乡村女性形象大多具有朴实、善良、勤劳等特征， 无论生活多么艰辛， 她们总是能够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一个家庭的重担， 她们不是摆在花瓶里仅供观赏的玫瑰， 她们是摇曳在平原大地上最朴实无华的牛屎饼花。在短篇小说《牛屎饼花》中， 作者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身患残疾的农村妻子知道自己的丈夫想要追寻心中的爱情， 非但没有声嘶力竭地去质问和指责丈夫， 甚至还努力赚钱让丈夫和情人见面， 就这样卑微地、无声地用自己的方式陪伴着丈夫， 最后情人选择了更好的生活， 而这位教书先生也终于读懂了这个善良的农村女人的爱， 在妻子去世后， 开始种植妻子生前最爱的牛屎饼花。李佩甫笔下的农村女性卑下、隐忍， 像牛屎饼花一样用一股韧劲扎根在平原大地上。
李佩甫在《平原客》中关于“古桩梅花”的描写更是充满神秘色彩。梅陵是一个特别适宜植物生长的地方。所以， 自古以来， 梅陵人几乎家家种花、养花、卖花， 成了个出花匠的地方。“这是一株古桩梅花。古桩是从四川大巴山深处挖出来的， 至少有三百年以上的历史， 种子是从浙江天目山采撷后优选的野生质源， 经东西杂交嫁接， 尔后精心培育。这期间死了三回， 又活了回来。那年冬天， 窗外寒风凛冽， 瑞雪纷纷， 它突然就开花了， 黄灿灿的， 蜡色如染， 晶莹别透， 似倒挂的金钟， 奇香无比。在这棵三百年的古桩上， 首开的这第一朵梅花， 着实惹人怜爱， 老刘眼里的老泪突噜就下来了。于是老刘给它起了个名字， 叫：’化蝶‘”[8]4.
刘全有倾注了18年心血的古桩梅花本来是打算为儿子刘金鼎的仕途助力的， 最后却沦落成锅炉里燃烧着的废柴了。在《城的灯》中关于“桐花”的描写很细腻， 喻义深远。刘汉香是一位集所有优良品质于一身的理想化形象， 她喜欢上一个高加林式的人物---冯家昌， 他几乎是踩着刘汉香的肩膀立足于城市之中的。本来作为上梁村最卑贱者是不可能与村支书的女儿有所交集的， 但是他不仅得到了刘汉香的一片真心， 还因为获得了一个特招机会参了军。刘汉香不顾村人异样的眼光， 毅然承担起了照顾冯家昌的父亲和四个弟弟的责任， 但是最后等到的却是冯家昌的背叛。在提干和刘汉香之间， 经过一番斗争和考量， 冯家昌选择了拥有政治背景的城市女性李冬冬。尽管如此， 刘汉香也不谋求报复， 她接替了父亲成为村支书， 开始种花， 带领整个上梁村的乡亲致富。最后种下的20棵礼节树似乎就是刘汉香的化身， 她就像一道光照亮了上梁村的致富之路， 也照亮了村民内心深处的灵魂。李佩甫将刘汉香塑造的近乎神性的地母形象， 她与呼天成一样有远见卓识， 又比呼天成更善良、无私。通过刘汉香， 作家李佩甫大致向我们展示了他心中较为理想的乡村女性形象。
三、“果”:充满神秘色彩的风物书写
李佩甫小说中还有一类充满神秘色彩的植物意象书写， 如汗血石榴、人面橘等。对于《生命册》中关于那盆用人头滋养的“汗血石榴”的描写画面非常令人震撼。从上访户梁五方口中， 吴志鹏得知蔡苇香割下了老姑夫的头， 用人血滋养着这盆汗血石榴。震惊之余， 按照梁五方的指引， 吴志鹏前往省城的盆景市场察看， 买回这盆汗血石榴。那是“一个带有花卉图案的橙红色的大盆， 花盆巨大， 就象一只半截缸那么大， 盆中的石榴的长势很好， 树干和枝条都是经过最高级的盆景师修饰过的 （上边有铁丝捆扎过的痕迹） , 虬虬髯髯地塑造成了迎客状， 它甚至还结出了两个大石榴”[8]73.小说开篇先交代了老姑夫这个特殊的“归宿”, 建构悬念， 在后续的叙事中再一步步地揭开真相的面纱。那李佩甫选择这样一个意象来试图展现人性恶的灵感又来自何处呢？对此， 作家是这样解释的， 他曾在盆景园参观过很多价值不菲的盆景， 它们被铁丝捆着、箍着、做出各种造型。这种经过人工修饰的美， 作者认为它是一种能引起人们不适的病态美， 并以此为灵感创作了“汗血石榴”这个意象。另外， 李佩甫还想通过这个意象传递一个信息：谣言是可以杀人的， 在民间， 口口相传未必都是真实的。比如：只要一个人说， 汗血石榴花盆下埋的是颗人头， 人们就都信了[1].作者运用内视角设置“汗血石榴”这样一个悬念， 在小说紧凑的情节推进过程中牵动着读者的情绪。
从最初得知这个消息的震惊， 到后来将这盆石榴请回办公室朝夕相处后的恐慌， 吴志鹏基本上完全相信花盆底下埋着就是老姑夫的头， 他透过这盆汗血石榴， 闻到了无梁的气味， 听到了老姑夫最常说的那句话“我想听听国家的声音”[7]73.李佩甫为埋下的这个悬念铺垫了一系列的信息， 使得吴志鹏的推测符合逻辑与常理。这个消息的传播者是梁五方， 无梁村最聪明的一个人， 吴志鹏深信他。而蔡苇香与老姑夫之间紧张的关系也是最有力的佐证， 老姑夫当年没有把唯一一个上学的机会给自己的女儿蔡苇香， 而给了吴志鹏。蔡苇香对此一直怀恨在心， 做出这种事情似乎也并不令人意外。无论传言是否被证实， 在小说中， 或者说对于吴志鹏而言“汗血石榴”就是老姑父的象征。他养育了吴志鹏， 不顾他人异样的眼神不求回报地给予吴志鹏关爱和温暖。在吴志鹏艰难的童年里， 老姑父是最重要的参与者。然而， 他又阻碍了吴志鹏在城里立足扎根的步伐， 老姑父的一张张“见字如面”的白条儿代表着无梁村还不完的人情， 使得吴志鹏始终没有办法轻松安稳地生活。不可否认， 这盆代表老姑夫的汗血石榴， 也时刻警醒着在商海中沉浮的吴志鹏不忘初心， 守住内心的道德底线。小说结尾处， 蔡苇香回去给父亲迁坟， 在吴志鹏的询问下道出真相：花盆下埋的是一颗狗头。全篇最大的一个悬念彻底揭开， 蔡苇香还回忆自己小时候含着父亲开会带回来的一个糖， 就这样甜了一年。时过境迁， 父女之间冰释前嫌， 却也阴阳两隔。汗血石榴这个贯穿始终的意象， 无疑极大地提升了小说的魅力。
追溯李佩甫的早期作品， 不难发现， 在《满城荷花》中那棵长在脸上的橘子树同样也是一个极具夸张效果的特殊意象。小说中的老徐是一名市文教局干事， 他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毫无缘由地毒打妻子， 直到后来老徐被纪委查实受贿的罪行， 被法院判刑7年。出狱之后的老徐也已瘫痪， 在随后只能伴床度日的时间里， 他遭到了妻子变本加厉的报复。妻子每天不仅用恶毒的语言羞辱老徐， 而且还要向老徐脸上吐一口吐沫。有一天， 妻子嘴里吃着橘子， 连核带梗一口气都吐到老徐脸上。“不料， 没几日， 老徐脸上长出一颗嫩芽儿。那嫩芽儿慢慢长， 慢慢长， 竟然长成了一棵小树， 那是一棵小桔树， 叶儿七八片， 绿油油的……半年后， 老徐脸上的桔树结了一个小金桔， 先绿， 渐渐鹅黄……老徐竟然不死， 依旧睁着两眼， 那棵桔树慢慢长着， 结下的小金桔红艳无比”[7]52.此时老徐的处境戏剧性地与妻子完成转换， 赤裸裸的讽刺意味令我们不禁反思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的如此冷漠与残忍吗？当人性中劣根性不断冲击着这对夫妻时， 亲密关系中的伦理秩序显得那么脆弱， 那么不堪一击。作者借“人面橘”这样一个新颖的意象表达了对人性的审视与思考。
此外， 李佩甫文本中还有许多充满传统文化神秘色彩的意象， 当然也不仅仅局限于植物意象。比如说， 在《羊的门》中， 由24种最普通的草编制而成的绳床竟具有超凡的疗养效果， 还有呼天成对着秀丫身体练了数年的极为怪异的《易筋经》， 还有《李氏家族》中族人皆死于82岁， 而且后代的脚趾盖都是分开的。这些关于民间特异的风物、家族中神秘的遗传基因的描写， 让我们不禁联想到寻根文学中诸如《小鲍庄》《爸爸爸》中同样关于民间风物的描写和表现。意象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传统文学创作的重要手法之一， 小说中这些具有传统文化中神秘色彩的风物， 似乎是作家写作时受到了“寻根”思潮影响的体现， 它们犹如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 向读者诉说着土地的厚重与深沉。同时， 也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独特而丰富的豫中农村传统文化图景。神秘意象蕴含着李佩甫对于中原文化精神的独特思考。
四、结语
当下这个急剧变革的时代， 它呼唤着每一位有着现实关怀的作家来关注、表现现代化进程下特殊的时代问题。从《金屋》到《生命册》， 不难看出李佩甫创作观念的变化， 从对物质、欲望的道德批判， 到以理性的姿态去审视社会文化图景中个体的生命状况。李佩甫作品在思想认知方面的突破上， 从未停歇脚步。李佩甫深刻地认识到平原底层民众的保守、愚昧与落后， 但是我们通过文本也可以感受到他对于乡村的眷恋之情， 正是因为他矛盾的态度， 所以在意象的选择上， 他选取了看似渺小、卑贱、毫无尊严可言， 但柔小的身体总能散发出倔强的生命力的“败节草”等一系列植物。
解读李佩甫的小说， 了解他独特的中原地理经验是一个关键的切入点， 而文本中重复出现的植物意象则是无法绕开的话题之一。对平原植物生长的观察、描写以及背后的隐喻都是李佩甫与众不同的创作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写作， 从中原文化腹地出发， 坚持对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人心、人性以及权力迷信所带来的苦难进行艰辛探索， 是新时期以来极富现实意义的文学书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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