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东京留学期间，周氏兄弟曾师从章太炎，并深受其思想的影响。章太炎的“文学复古”思想，不仅拓宽了周氏兄弟的文学视野，而且影响了他们的早期文学翻译风格和翻译方法的形成，这种影响在《域外小说集》中体现得最为明显。鲁迅在早期的文学翻译中追求文风古朴，周作人崇尚“名从主人”,周氏兄弟的文学翻译成就在一定程度上与章太炎的影响密不可分。
[关键词]章太炎；文学翻译；文学复古；《域外小说集》；名从主人
一、章太炎与周氏兄弟之师生交集
章炳麟（1869-1936），字枚叔，因倾慕顾炎武为人，曾更名绛，号太炎，国学大师，被誉为创建“中华民国”的革命功勋。
1903年，章太炎在《苏报》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又为邹容《革命军》作序，震动清政府，引发“苏报案”,被公共租界法庭判处三年监禁。出狱后，被孙中山专使迎至日本，后加入中国同盟会，并接任编辑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期间，章太炎还主持了国学讲习会，为当时的中国留日学生讲授经学、史学以及文学等课程。1908年初，为钱玄同、许寿裳、鲁迅、周作人等开设特别班，时间一年有余。故史界普遍认为章太炎与鲁迅、周作人有师生之谊。
周氏兄弟在民报社听课期间，与章太炎的交往十分密切。据周作人回忆，他在《民报》第21 号（1908年6月10日）上发表的译文斯蒂勃鄂克的《一文钱》（署名叶三译），曾“请太炎先生看过，改定好些地方”[1]168.
1908年夏秋之间，章太炎曾托龚未生请周作人翻译德国德意生的《吠檀多哲学论》英译本。周作人读后觉得“茫然不得要领”,遂建议直接译邬波尼沙陀，即奥义书本文，章太炎先生也很赞同。周作人曾“用心查过几章，想拿去口译，请太炎先生笔述，却终于迁延不曾实现，这实在是很可惜的事”[1]260-262.
1908年12月，《民报》被日本当局封禁并处罚金，章太炎拒付罚金，遂被东京警方拘留并罚做苦役，在龚保铨、许寿裳、鲁迅等人的援救下，方得以幸免。
1909年春的某日，章太炎派人带来一封亲笔信，邀请周氏兄弟一起前往学习梵文。周作人前去时发现“学生就只有太炎先生和我两个人。教师开始在洋纸上画出字母来，再教发音，我们都一个个照样描下来，一面念着，可是字形难记，字数又多，简直有点弄不清楚。”[1]260-262
东京的这一段学习生活令鲁迅终生难忘，甚至在28年后，当回忆起这段听讲情景，鲁迅仍有一种甜蜜感：“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2].
1915年，章太炎在被袁世凯幽禁期间，鲁迅曾三次前往探视。随后，章太炎托许寿裳带给鲁迅条幅一副，次年鲁迅又托周建人转给周作人[3].
新文化运动后，1926年，军阀孙传芳在南京举行“投壶”古礼，邀请章太炎主持（实际上，章太炎最终没有接受）。周作人在《语丝》上发表了着名的《谢本师》，在文中批评太炎先生“好做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动”“太轻学问而重经济，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等等[4]:“他谈政治的成绩最是不好，本来没有真正的政见，所以容易受人家的包围和利用，在民国十六年以浙绅资格与徐伯荪的兄弟联名推荐省长，当时我在《革命党之妻》这篇小文里稍为加以不敬，后来又看见论大局的电报，主张北方交给张振威，南方交给吴孚威，我就写了《谢本师》那篇东西，在《语丝》上发表，不免有点大不敬了。但在那文章中，不说振威孚威，却借了曾文正李文忠字样来责备他，与实在情形是不相符合的。”[1]619
1936年，章太炎逝世时，周作人与许寿裳、钱玄同等合送挽联，敬曰：“素王之功不在禹下，明德之后必有达人”.后来，周作人又写了《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以示纪念。
鲁迅也写了两篇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1936年10月9日）、《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1936年10月17日）来纪念章太炎先生。鲁迅在文章中对章太炎先生评价甚高：“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最大最久的业绩”.
作为师者，章太炎对周氏兄弟的文学创造产生过深刻影响。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曾说：“太炎先生早年的革命精神和治学态度，无疑是给了鲁迅先生以深厚的影响。”[5]鲁迅在《坟·题记》中提到自己写《摩罗诗力说》等文时说：“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的《民报》的影响。”鲁迅回忆道：“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论',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尽管周作人曾在1926年8月公开发表批评章太炎的文章《谢本师》，但对于师生之谊还是承认的：“真是授过业，启发过我的思想，可以称作我的师者，实在只有先生一人。”
下面以《域外小说集》为例，具体讨论章太炎对周氏兄弟早期文学翻译的影响。
二、章太炎对鲁迅早期文学翻译文风的影响
留日之前，鲁迅在国内接受过极为完整、严格且优良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又长期专研古文字学，浸沁于校勘金石之学，对于传统典籍包括先秦语体理应是熟悉的，运用随心所欲。留日后期，经章太炎《说文》的点拨和章氏文风的直接影响，加上对自己前期翻译文风的反思，鲁迅开始有意识地采用先秦的句法和词法遣词造句，这一特点在《域外小说集》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在《域外小说集-序言》中，鲁迅对自己的翻译风格追求明确表示：“《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呐，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6]
鲁迅意在提倡“朴质”的文风，反对使用华丽空洞的辞藻，并且以“呐涩”为追求风格，目的在于使译者刻意延缓语流，以达到从容迂缓的文体效果，不似真正的古文那般音韵铿锵，舒畅流利[7].
关于《域外小说集》的翻译方法，周作人在《谈翻译》一文中解释得非常明确：“第一可谈的是翻译的文字。这是可以分为两面，一是所译的中国文，二是原来的外国文。本国译文自然只是一种汉文，可是他又可以有文言与白话之分。据我看来，翻译当然应该用白话文，但是用文言文更容易讨好。……我们于一九零九年译出《域外小说集》二卷，其方法即是如此……文言译书不很费力而容易讨好，所以于译者有利，称曰为自己的翻译……”[8]
《域外小说集》一、二册自1909年先后在日本东京出版，分别在东京和上海销售。但发行结果令周氏兄弟大为失望：在东京第一册只卖出21本，第二册卖出20本；上海也只卖了20本上下[6].
其实，《域外小说集》译文使用的前秦语体比严复的译文还古奥，还要保守复古，极端欧化的句子加上朴呐的翻译风格也是致其销路不佳乃至失败的主要原因。
对于作品销路不佳的原因，鲁迅在《域外小说集》重印版（1920年）的序言里，分析解释道：“《域外小说集》初出的时候，见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那时候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现在已不是那时候，不必虑了。”
而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对于《域外小说集》失败原因的分析则更加切中肯綮：“周氏兄弟的古文功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们译的《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是高得多。……用古文译小说，固然也可以做到’信，达，雅‘三个字，……如周氏兄弟的小说，但所得究竟不偿所失，究竟免不了最后的失败。”
三、章太炎对周作人翻译的影响
遵从章太炎的“文学复古”思想，周氏兄弟极大地拓宽了文学视野，翻译了反映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文学集《域外小说集》，这本身就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因为当时的文学翻译主要聚焦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国。同时，他们并不满足于单纯学习现代的西方思想，转而追溯西方文明的本源，比如翻译古希腊神话以及儿童文学。其实，周作人在东京留学期间，就开始学习希腊文，且希腊童话和儿童文学的翻译几乎持续其终生。其中《希腊拟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希腊神话》（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希腊的神与英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50）、《希腊女诗人萨波》（上海出版公司，1951）、《俄罗斯民间故事》（香港大公书局，1953）、《乌克兰民间故事》（香港大公书局，1955）、《伊索寓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等译本至今在译界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自翻译《域外小说集》开始，周作人就明确了人名地名的翻译原则。1927年11月6日，周氏发表《希腊人名译音》，提出人名翻译的原则：1.音译；2.用汉字译音时不能译成中国名字的样子，不故意采取华丽或古怪的字，不把百家姓分给外国人；3.实行“名从主人”.新中国成立以后，周作人在1950年1月11日《亦报》上发表《名从主人》一文，后又在《翻译通报》2卷2期上发表《名从主人的音译》，1952年在《翻译通报》6期上发表《英语本位的译音》等文章，均坚持这一原则。至今“名从主人”还是均专有名词翻译须遵循的最主要原则，也是周作人对翻译理论的重大贡献之一。其实，“名从主人”也是章太炎的一贯主张，太炎先生早在《文学概论》（1906年）中论及文辞法度时就强调“举地称官，皆从时制，虽当异族秉政，而亦无可诡更，所谓名从主人也”[9].可见“名从主人”是章氏在语言译述上的一项基本主张，而作为学生的周作人，则通过自己的亲身翻译实践将之发扬光大。
四、结语
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迁，鲁迅在其后期的文学翻译与创作中，逐渐放弃了章太炎先生所倡导的先秦语体，转而追求白话文；而周作人亦由追随章师而反目，甚至创作《谢本师》对之批评。但二人始终承认章师的教诲情谊，可见章师对周氏兄弟在翻译与创作上的影响是客观实际，是不容忽视的。所以今人应当理性、客观、历史地探究章太炎对周氏兄弟文学翻译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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