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民族史学科是民族学二级学科之一，也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传统优势学科。“十三五”期间，我国民族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科优势进一步加强，人才梯队受到重视，研究条件日益改善，民族史研究呈现出值得关注的一些新变化和新气象，主要表现为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中华民族史、汉民族史、民族关系史、民族文化史研究领域继续得到拓展和深化；重大项目成果迭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新疆项目”“北疆项目”等工程项目凝聚了大批民族史专家，陆续推出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文献史料整理研究成果突出，特别是域外文献整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俄藏黑水城文献》《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蒙古文文献丛编》《欧洲所藏蒙古文古籍文献总目提要》等相继问世；理论探索进一步加强，在“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凝聚力”等理论范式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范式。与此同时，我国民族史研究存在理论研究相对薄弱、标志性成果产出乏力、国际话语权和学术影响力有限等问题，也面临着学科进一步交叉融合、研究重心调整、理论范式创新、研究方法多元化等新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民族史; 研究领域; 理论范式; 研究方法;
Abstract： Ethnic history as a subject of is one of the second-level subjects of ethnology and the traditional dominant subject with extensive influence. During the 13 th Five-Year Plan period,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study of ethnic history. The subject advantage has been strengthened and the professional team of the subject has been paid more attention while the research conditions have been improved. The study of this subject shows some new changes that deserve attention, which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further expansion of the research field, the emergence of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major projects, the organization and arrangement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the further strengthening of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Meanwhile,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ethnic history in China, such as relatively weak theoretical research, weak output of iconic achievements, limited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and academic influence. Additionally, the research of ethnic history in China is facing new development trends, such as further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shift of research focus, transformation of theoretical model, and updating of research methods.
Keyword： ethnic history; research field; theoretical paradigm; research methods;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1]自此，书写“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就是我国民族史研究的根本任务。本文尝试系统梳理“十三五”期间我国民族史研究状况，认真总结取得的成就，分析存在的问题，并就今后我国民族史研究的主要任务、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民族史学科的发展现状
民族史学科是民族学二级学科之一，也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传统优势学科。在“十三五”期间，民族史学科发展较快，取得一些重要进展。与此同时，民族史学科也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需要在不断改进学科规划和加强学科建设中逐步加以解决和应对。
(一)学科设置与分布格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族史被列为历史学一级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授予历史学学位。在1994年学科调整中，中国民族史被并入历史学一级学科下的专门史。1998年在民族学一级学科下设立中国少数民族史二级学科，授法学学位。自此，中国民族史的学科属性发生较大变化，由历史学门类变为法学门类，学科名称也由中国民族史变为中国少数民族史[2]。2017年学科名称又由中国少数民族史变为中国民族史，仍是民族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
这种根据学科发展方向不断调整而形成的学科分类格局给民族史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民族史在民族学一级学科中获得二级学科地位，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民族史学科的作用日渐突出。在中央民族大学、兰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云南大学、内蒙古大学、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等全国重点大学和民族高等学校都设有民族学一级学科下的民族史二级学科，并不断加强学科建设，取得了显着成绩。目前，全国民族高校普遍设立了民族学一级学科下的民族史二级学科，一些全国和地方的重点高校也设有民族学一级学科下的民族史二级学科，在中国历史一级学科下专门史二级学科设有民族史学科。“十三五”期间，我国民族史学科集中于民族高校和民族地方高校，还有一部分分散于全国其他相关各高校，从而形成了民族史学科与专门史学科相互交叉分布的格局。值得一提的是，民族学学科传统悠久、学科实力雄厚的中央民族大学和云南大学在第四轮全国学科评估中获得佳绩，引领着全国民族学及民族史学科的发展。
(二)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
2017年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和新一轮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促进了民族史学科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陕西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北方民族大学、青海民族大学成功获批为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涵盖民族史二级学科。大连民族大学、东北大学等高校相继获批为民族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上述高校都以此为契机，加强学科整合，设立民族学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学院等二级学院，并普遍设立民族史专业和学科，招收博士、硕士研究生。各相关高校为了加强民族史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不断整合师资队伍，将相关学院民族史专业教师并入民族学学院，充实民族史学科师资队伍。目前，设有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点高校的民族史师资力量主要集中在民族学学院，长期以来民族史师资力量分散状况得到改善，民族史研究力量主体分布在民族高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民族学学院，其余力量分布于全国相关高校历史学院并基本满足人才培养需要。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民族史学科设置呈现出地域性特点，基本与所处地区的民族状况相适应，充分发挥各地文献积累和人才优势，同时更好地服务于地方。
(三)学术研究有重大进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并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指明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方向和路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积极开展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项目”“新疆项目”“北疆项目”等工程项目凝聚了大批民族史专家，陆续推出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例如，截至2018年6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团队累计发表学术论文900余篇。其中，以外文或发表在国外学术期刊上的论文近400篇，出版专着80余部，培养博硕士研究生及博士后200余人[3]。据悉，“清史工程”完成编纂，共100卷，3500万字，将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其中《清史·典志·民族志》是清代少数民族史的最新研究成果。“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全10册)撰写完成。该成果清晰勾勒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足迹[4]。长期以来，我国民族史研究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加强民族团结及维护祖国统一的原则，注意探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形成了“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凝聚力”“中华民族共同体”等理论范式。与此同时，中国民族史学界以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写出了很多反对“藏独”“疆独”的有分量、有说服力的论着，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证了西藏、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做出了重要贡献[5]。
(四)学术交流十分活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民族史学会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时代主题，瞄准学术前沿，多次组织专家学者讨论当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主要任务、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特别是近年来，中国民族史学会相继召开年会和专题会议，重点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理论与实践，激发广大民族史研究者的时代责任感和学术使命感。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时代命题。2015年在武汉举行的中国民族史学会学术年会的主题即为“交融与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2016年在成都举行的中国民族史学会学术年会的主题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与发展”,持续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在2017年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2018年在兰州举行的中国民族史学会学术年会的主题为“新时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创新与发展”,重点研讨新时代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问题。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着优势”[6],随后在南宁举行的中国民族史学会2020年工作会议暨新时代民族史学科建设高层论坛即突出了“中国民族史研究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新时代民族史学科发展与三大体系建设”两大主题。与此同时，中国蒙古史学会、中国百越民族史学会、中国朝鲜民族史学会等全国性民族史学术团体纷纷举行学术会议，讨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历史，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
(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对民族史研究的支持情况
“十三五”期间，国家社科基金持续加大包括民族史在内民族学一级学科项目的支持力度，有力推动了民族史的学术研究。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民族学立项182项(重点12项，一般127项，青年43项),其中民族史26项(重点2项，一般14项，青年10项)[7]。2017国家社科基金民族学立项202项(重点16项，一般137项，青年49项),其中民族史37项(重点4项，一般23项，青年10项)[8]。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民族学立项共208项(重点16项，一般150项，青年42项),其中民族史36项(重点6项，一般20项，青年10项)[9]。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民族学立项218项(重点16项，一般154项，青年48项),其中民族史44项(重点4项，一般30项，青年10项)[10]。从上述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民族史重点立项率很高，上述4个年度民族学重点立项60项，其中民族史重点立项16项，占整个民族学重点项目的27%。民族史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立项率与民族学其他学科基本相当。与此同时，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对民族史课题的立项支持力度很大，在2016—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立项中，有关民族史项目达40项，其中民族史文献资料整理研究类有23项，基础类研究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几率更高。
(六)民族史学科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
主要问题是民族史研究学科边界模糊，学科归属不清。在历史学看来，民族史属于民族问题研究的范畴；在民族学看来，民族史又是历史学的范畴。这种在学科分类和管理中的交叉格局，对于民族史研究难免有一定的不利影响[2]。虽然民族史在民族学学科中地位很高，但研究力量和水平却不如专门史中的民族史，这是民族学学科分布格局造成的，因为我国民族学一级学科几乎都分布于民族高校和民族地区高校，全国重点大学鲜有民族学一级学科，而在这些重点大学中民族史学科又主要集中于中国历史一级学科下的专门史二级学科，民族史研究主力军也都集中在专门史学科。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史学科发展的难题，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在继续调整和完善现有布局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在部分全国重点大学增设若干个民族学一级科学，着力加强民族学学科实力。
二、民族史研究的进展与成就
“十三五”期间，民族史研究呈现出值得关注的一些新变化和新气象。据初步统计，截至目前，公开出版的民族史着作达500部以上。截至2020年4月16日，中国知网显示的中国民族史志方面的论文达1719篇，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论文307篇，其余为教育部、各省市及各高校科研项目资助论文。
(一)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中华民族史、汉民族史、民族关系史、民族文化史领域研究继续得到拓展和深化。葛兆光、徐文堪、汪荣祖、姚大力等着《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一书，体现了中国历史研究从王朝史、民族史向中华民族史扩展的特点[11]。徐杰舜主编《汉民族史记》(全9卷),从发展史、区域史、族群史、文化史、风俗史和海外移民史6个方面对汉民族进行记述[11]。姚大力撰《“华夏边缘”是怎样被蛮夷化的》,吴玉贵着《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阎步克撰《族群互动与“南北朝”现象：一个体制问题的政治学思考》,范恩实着《地域与族群：辽代以前蒙古草原与东北地区族群发展与互动研究》,石硕等着《西藏古文明中的中原文化因素》,沈卫荣着《文本与历史：藏传佛教历史叙事的形成和汉藏佛学研究的建构》,陆离着《吐蕃统治河陇西域与汉藏文化交流研究》等，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进行了深层次讨论。乌丙安、郝苏民、葛剑雄主编《中华民族文化大系》,石硕着《康藏历史与文明》,王禹浪着《东北流域文明研究》,陈岗龙着《草尖上的文明》,栾凡着《东北游牧文化》,范立君着《东北移民文化》,梁惠娥着《汉族民间服饰文化》等民族文化史新成果相继问世。
(二)族别史和区域民族史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拉巴平措、陈庆英主编《西藏通史》(全13册),黄灏、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吐蕃史)》,沈卫荣着《藏传佛教在西域和中原的传播：〈大乘要道密集〉研究初编》,陈庆英着《西藏历史图说》,朱悦梅着《吐蕃王朝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等，是西藏及藏族历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在蒙古及北方民族史领域，沈卫荣着《大元史与新清史》,用宏观视野讨论元史和清史研究。乌云毕力格着《青册金�N——蒙古部族与文化史研究》《丝路沿线的民族交融：占星家与乌珠穆沁部》,是有关蒙古部族史研究的新成果。白玉冬利用突厥文、回鹘文及蒙古文碑刻资料，考释成吉思汗称号的音义[12]。李大龙、李元晖着《游牧行国体制与王朝藩属互动研究》,白玉冬着《九姓鞑靼游牧王国史研究(8—11世纪)》,钟焓着《重释内亚史》,杨瑾着《唐代墓葬胡人形象研究》等北方民族史研究成果填补了多项学术空白。孙文良着《满族崛起与明清兴亡论稿》,刘金德着《满洲瓜尔佳氏索尔果家族研究》,常越男着《家国之间：清初满洲八“着姓”研究》,程妮娜着《古代东北民族朝贡制度史》,孙建权着《守本纳新：辽金赦宥制度研究》,都兴智着《东丹史》等，是满族及东北民族史研究方面最新成果，受到广泛关注。在南方民族史方面，覃彩銮着《壮族简史》,成臻铭着《土司制度与西南边疆治理研究》,和绍全主编《中国摩梭人》,吴建民主编《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文化史》等成果值得关注。
(三)文献整理和研究取得新的进展
一是域外文献整理和研究。主要有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已出29册),蒙古学研究文献集成编委会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蒙古文文献丛编》(全63册),厉声、毕奥南、乌兰巴根等编《清代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档册汇编》(全20册),德力格尔着《欧洲所藏蒙古文古籍文献总目提要》,魏曙光着《域外文献与蒙古史研究》等域外民族史志大型文献整理与研究成果。此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美英涉藏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北欧收藏有关中国新疆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文献史料整理与研究”“13—14世纪波斯文蒙古史史料搜集与研究”等都是正在开展的大型域外民族史文献史料整理研究课题，将陆续推出系列成果。二是国内民族史文献资料整理和研究。主要有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云南少数民族古籍珍本集成》(全80册),福建省少数民族古籍丛书编委会编《福建省少数民族古籍丛书》(全24册),乌兰编《〈元朝秘史〉版本丛刊》(全24册),国家图书馆编《清代边疆史料抄稿本汇编》(全50册)等。三是民族史档案史料的整理和研究。《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全12册)、《杭锦旗札萨克衙门档案》(全41册)、《阿拉善和硕特旗蒙古文历史档案》(全40册)、《清代阿拉善和硕特旗满文档案选编》(全10册)、乌力吉陶格套整理校注《民国〈政府公报〉蒙古资料辑录》等相关整理研究成果受到人们的重视。
(四)民族史理论研究得到重视
陈育宁长期从事民族史理论研究，2015年出版《中国民族史理论新探索》,阐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理论。史金波出版《中国民族史学史纲要》,叙述学科的发展历程，突出了中国民族史学史的特色及中国专门史学史的个性。之后，民族史学界开始重点讨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历史、理论范式及话语体系，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理论研究成果。孙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及意义》一文指出：“一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特征[13]。乌小花《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与深化》一文认为：自觉的中华民族意识虽然是在近代形成的，但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却发轫于古代“华夷一统”思想[14]。新时代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形势，要求学术界必须有理论创新。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来源是1902年梁启超首次提出的“中华民族”概念，他用这一概念涵盖国内各民族，认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从而超越了传统的种族和地域的藩篱，体现了“中国各民族是一家”的新的民族理念，是孕育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思想资源，对近代中国政治、社会乃至学术思想，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深远影响。民国时期的学术精英在此基础上进行“国族建构”的努力，抗战中顾颉刚主张“中华民族是一个”[15]。中国共产党接受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并赋予更加深刻的时代内涵，强调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主张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一律平等。新中国成立后，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区域自治实践，相继形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凝聚力”等理论范式都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创举。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并多次进行精辟论述，形成了习近平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理论。这一理论范式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范式，达到了更高的境界。
三、民族史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弱点
“十三五”期间，民族史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对我国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完善和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不可否认，我国民族史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面临着比较严峻的挑战。
(一)理论研究相对薄弱
越来越多的人致力于史实细节的考证与文献史料的整理，这方面产出大量的成果，然而专治民族史理论研究者为数甚少，成果寥寥无几。长期以来，历史学理论研究更多关注国家历史，虽涉及民族史，但非其重点。民族理论更多关心现实民族问题，较少涉及历史问题。因此，唯有建构我国民族史理论体系，才能深刻揭示历史上的民族问题。然而，我国民族史理论也存在研究范式单一、研究视野狭隘、研究视角偏颇、理论创新滞后等问题，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需要。我国民族史学界在回应“新清史”“内亚史”等西方史学研究方式与理论观点时，显得力不从心，部分学者甚至盲目追捧，缺乏坚定的国家历史观、民族观和价值观。有些研究者躲进象牙塔里做学问，缺乏开阔的现代视野与国际格局，没有将新方法、新理论运用到民族史研究实践中。有些研究者不愿意长期坐“冷板凳”,理论修养和知识储备不足，对民族问题疏于理性思考和深刻认知，造成学术内涵严重缺失。更有一部分人学术观念陈旧，研究方法单一，以堆积文献和拼凑剪切等低劣方式来替代严肃的学术研究，缺乏最基本的学术追求和担当。
(二)有分量的标志性成果不多，低水平重复研究突出
总体来看，国家越来越重视民族史学科的建设，学术研究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经费充足。然而，在产出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的同时，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学术评价体系等原因，学术风气浮躁，片面强调论着的数量，学术不端及品味低俗化倾向严重，极大地影响着民族史研究的严肃性、科学性。选题重复，生搬硬套各种理论，降低学术要求，出现了不少学术垃圾。这些情况都值得我们今后认真反思。“十三五”期间，民族史的基础研究水平有所提高，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成果丰硕。遗憾的是，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中观研究仍显不足，难以为社会提供前瞻性、实用性研究成果。近年来，大量的考古文物资料与海量的档案文献史料相继面世，有待于研究者的深入探索。但有些学者热衷于以求新求变思维研究民族问题，同时忽视了对一些传统基础领域的研究，如制度史和思想史的相关研究就受到冷落，成果寥寥无几。上述现象反映了我国民族史学术队伍、学术传统、研究规划都有待加强。
(三)国际话语权和学术影响力有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16]民族史学科也不例外。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史学科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有所发展，但仍有很多不足。特别是我国民族史学科的国际学术交流呈现明显的“单向输入”“被动呼应”的特征，即国际学术成果输入中国的情况较多，而中国民族史学者向国际学术界输出成果的情况较少，国际学术交流的片面性、被动性相当突出。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民族史研究发轫于中国历史，具有很强的“内向”学术取向，研究视角、研究目的专注于国内，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族史学界对国际学术状况的重视。长期以来中国学术向外“输出”意识不足，这也是导致国际学术交流带有片面性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增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也越来越密切。在这种新形势下，片面的、被动的“输入”模式的国际学术交流，显然不能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因此，中国民族史研究者需要通过扎实的研究工作，努力提升国际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在学术的“输入”与“输出”上达到科学的平衡[17]。与此同时，中国民族史学界需要及时掌握国际上相关领域的研究动态，充分利用国内外第一手文献史料开展扎实的科学研究，使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始终保持前沿性和权威性，从而显着加强我国国际学术话语权。
四、民族史研究的发展趋势与展望
(一)学科交叉与融合状态长期存在
尽管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说，民族史与专门史的交叉有些不利于民族史的学科建设，但是从学术研究角度来说，这种交叉合作又有利于民族史的学术研究。国家虽然可以通过改进学科设置与分布来逐步解决民族史学科的发展问题，但这是比较漫长的过程，短期之内不会得到根本改观。因此，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民族史与专门史的交叉合作会依然延续，这也是民族史研究得以发展的一个有利条件，因为民族史作为历史学传统领域中的一个分支，一直受到重视，无论在课题立项、论文发表还是学术交流中，民族史从不缺场，而且颇得支持。以课题立项为例，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历史学科立项242项，其中民族史40项，占比16.5%;当年民族学立项218项，其中民族史44项，占比20%[10],两者比例几乎相当，可见民族史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今后民族史研究在中国史研究中的比重将会进一步得到加强，无论是课题立项还是成果发表都将呈增加趋势。
(二)研究领域的重心将会有所调整
族别史和民族关系史一直是我国民族史研究的重点领域，这是我国民族史研究的传统，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奋斗，取得了可喜的成就。随着党中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国民族史要担负的时代责任和学术使命更加明确，即从传统研究领域走向“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的研究，揭示自秦汉以后“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和近代以来“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的轨迹，为解决当今中国民族问题提供历史借鉴，为维护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和国家繁荣发展，奠定学术理论基础，从而实现民族史学科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高度统一。因此，首先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共同体历史”的研究将是民族史研究的中心任务。由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中国56个民族、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组成的，所以“共同体历史”研究比以往的民族史研究范畴要大得多，而且更要突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形成，从而正确认识我国历史与现实国情。其次是近现代和当代中华民族史研究。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和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近代以来形成和凝聚的，因此民族史学科要克服一些学术藩篱，大力开展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史研究，为“共同体”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三)理论范式有待创新
新时代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新形势，要求学术界必须有理论创新。新中国成立后相继形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凝聚力”等理论范式都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创举，并指导我国民族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为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如今上述理论范式还不足以阐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的丰富内涵，由此新的理论范式应运而生，这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范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等重要论述，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历史的理论总结，是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涵盖了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向度，即近代中国各民族共同的历史命运、新中国建立以来各族人民共建社会主义事业和新时代实现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理想[18]。“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今后指导我国民族史研究的基本理论范式，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新发展。
(四)研究方法和手段更趋先进
多学科交叉研究越来越成为民族史研究的重要取径。学术界普遍认为，民族史研究涉及各个方面，单靠某一学科的知识体系进行研究，越来越受到诸多制约。掌握人类学、考古学、地理学、政治学、语言学等方面知识，加强民族史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是民族史研究发展的一个趋势。使用新的科技手段占有研究资料，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最大限度地获取和运用新的资料，深度整合各种数据库，有效进行文献检索和数据分析，日益成为民族史研究不可或缺的手段。积极走向田野，借鉴考古学、人类学和口述史访谈等方式，推动民族史研究更上新台阶。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可以提高文献资料的检索、统计、分析和信息处理能力，也可以帮助人们查证学术不端行为和遏制浮躁学风。在今后民族史研究实践中以下研究方法将得到重视：一是文献释读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献、习近平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进行深入解读，正确掌握经典文献的核心内容。二是历史考查方法。通过对各类历史文献的梳理和解读，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进行纵向研究。这些历史文献包括史籍、档案、民间文书、口述史料、影像资料、遗址遗迹、考古发现等。三是社会调查方法。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并非抽象的理论，更与实际的事务密不可分，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应重视包括问卷调查、访谈、座谈会等社会调查方法的运用。田野工作特别是参与式观察是其中的重要方法。四是比较分析方法。这是对不同时期的民族关系及不同国别的民族政策等进行比较的研究方法。与民族学、人类学中的跨文化比较方法不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的比较研究不仅要看到“异”,更应着眼于“同”。随着我国民族史研究领域和理论范式的变化，民族史研究方法将会更加多元、更加开放、更加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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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立项结果公布[R/OL].(2018-06-21)[2020-12-02]http://www.nopss.gov.cn/nl/2018/0621/c219469-30073610.html.
[10] 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立项结果公布[R/OL].(2019-07-12)[2020-12-02]http://www.nopss.gov.cn/nl/2019/0712/c219469-312314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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