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抗战前后广东粮食问题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21世纪以来，相关的成果较为丰硕，大体分为战前、战时与战后三个阶段。抗战前夕粤省粮食不能自足，须靠外运国米与洋米补充。这一时期，广东粮食问题研究成果较集中，主要涉及抗战前夕洋米征税和粮食政策问题等。抗战时期，面对日伪经济封锁，粤省府为解决粮荒问题出台了相关的政策与措施。战时的粮食问题研究较为全面，粮食政策、流通、民食与粮食救济问题等均有涉及。抗战胜利后内战纷起，面对饥荒与战争，粤省府效果微弱的粮食管制政策使国民党失去其在大陆统治的最后一个省份。战后的广东粮食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主要关注战后的粮荒和粮食救济问题，成果较少。总体而言，宏观性的研究较多，微观性的考察稍显不足。
关键词：抗战前后； 广东省政府； 粮食问题；
Abstract:Before and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the problem of grain in Guangdong was widely concerne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Since the 21 st century,relevan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fruitful. It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pre-war,wartime and post-war:before the Anti-Japanese War,the grain of Guangdong Province could not be self-sufficient,and it must be supplemented by the export of national rice and foreign rice. During this period,the research results on grain issue in Guangdong were relatively concentrated,mainly related to the taxation of foreign rice and grain policy before the Anti-Japanese war.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with the Japanese and puppet economic blockade,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issued relevant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food shortage. In wartime,the research on grain issue was comprehensive,involving grain policy,circulation,civil food and food relief.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the civil war broke out. In the face of famine and war,the weak grain control policy of Guangdo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made the Kuomintang lose its last province in the mainland. After the World War II,Guangdong's food research was relatively weak,mainly focusing on the food shortage and food relief after the war,with few achievements. Generally speaking,there are more macroscopic researches,but less microscopic ones.
Keyword:before and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Guangdo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food problem;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生活需要的基本物质资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同时，粮食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尤其是战乱时期，更是如此。明清以降，广东渐为富庶之地。广东粮食生产与贸易是研究广东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抗战前后的广东粮食问题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21世纪以来抗战前后广东粮食问题研究较为丰硕，研究不断深化。为此，有必要进行学术史的梳理，以期对抗战前后广东粮食问题有所拓进。
一、抗战前夕的广东粮食问题研究
广东的粮荒问题由来已久。据学者的考察，大约明万历以后，广东从一个余粮省份变成为一个缺粮省份1.明中叶以来，粤省商品经济发展迅速，经济作物种植也随着市场的需求增大而增加。此后清代的"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政策，使得人口激增，粤省也不例外。面对人多地少的矛盾，粤省米粮开始愈发依赖外来米，包括外省米和洋米。其中，洋米主要是安南米和暹罗米。为鼓励外运洋米，清政府曾一度免除洋米进口税。直至民国前期，洋米仍不征税。然而，长期的洋米免税，必然造成本国米粮生产落后和滞销，从而加大对洋米的依赖。为此，长江地区国米产区的米商等曾与粤米商进行了关于洋米征税与否的利益博弈，一直到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才开始征收洋米税2.民国前期的粤省米粮问题因资料欠缺，所见成果也较少。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抗战前夕的广东粮食问题研究较为集中。具体来讲，其研究多集中在抗战前夕的洋米征税、湘米运粤、战前广东的粮食政策等问题。
（一）抗战前夕广东的洋米征税问题
关于20世纪30年代广东的洋米征税与免税之争的研究，学界已经有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蔡胜、吴春梅在其《抗战前夕广东洋米免税风潮述论》中对洋米征税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梳理，他们试图对这一个案进行分析，来透析二三十年代粮食产销区间的矛盾，以及国民政府在协调冲突中的两难境遇[1]34-40.盛波在其《税制调适与利益博弈--以抗战前夕的粤省洋米免税之争为视点》中以抗战前夕的粤省洋米免税争论为中心，对其由来与始末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探讨其间中央与粤省、产米区与销米区、粤省政府与商会、粤省米商与六省市米商等利益主体之间围绕着洋米免税所进行的激烈博弈[2]17-22.田锡全探讨了1937年春洋米免税令在广东的实施及其波折。他认为"其中的曲折反复，实则折射出南京国民政府维持广东局势稳定的意图以及对该省的控制力显着增强的态势[3]11-17".张晓辉、徐霞辉从1933年洋米征税的视角切入，基于洋米进口贸易与洋米贸易行业的发展之间休戚与共的关系，强调这些洋米贸易行业的抗税行为虽然旨在维护行业利益，然其一再强调广东民食依赖洋米输入源于洋米相对国米的市场优势，亦是对市场的维护与尊重[4]51-59.
（二）抗战前夕广东的湘米运粤问题
湘米运粤是一个与洋米征税相关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为解决农村经济危机，国民政府加大对国米的支持。国民政府以粤汉铁路建成为契机，再加上长江流域各省力量的斡旋，促成湘米运粤以及粤省洋米征税。张群在其《20世纪30年代湘米销粤探析》中对湘米运粤这一历史事件做了大体的梳理。他认为30年代中期，以广东统一征收洋米进口税与粤汉铁路全线通车为契机，湘米大量销粤改变了广东米市进口米占绝对优势的格局，但湘米却不能从根本上取代洋米[5]60-64.张卫东在《粤汉铁路与湘米销粤》一文中探讨了粤汉铁路通车与湘米运粤的巨大联系。他认为"这次轰轰烈烈的湘米运粤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充分展示了粤汉铁路全线贯通后巨大的经济价值。但在湘米销粤的过程中也出现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存在着紧密的联系"[6]77-84.总体而言，专门针对湘米运粤研究的成果不多，且观点大体相似。
（三）抗战前夕广东的粮食政策问题
抗战前后，粮食问题始终是困扰广东民生的基础性问题。战前广东当局也颁布了不少的政策，以解决粤省粮食问题。李新春在《20世纪30年代广东的粮食调节政策》中认为广东当局除了采取诸多措施增产粮食外，在调节粮价和总量平衡方面也进行了一定的努力[7]12-17.李新春还在另一篇文章《陈济棠主粤时期的粮食问题及对策》中探讨了陈济棠主政时期的广东的粮食政策问题，如粮食增产与粮价统制政策等[8]18-24.霍新宾在其《抗战前夕广东的米粮市场及其管理》中，从市场配置和政府干预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抗战前夕广东的米粮市场。他认为"抗战前夕广东的米粮业已有较为完备的市场和交易制度""一个以民间商人自主经营自由竞争为特色，国家政府干预并不多见的开放型市场运行机制颇具常态"[9]79-85,然而1936年的米荒风潮态势的严峻，逼使政府以行政方式介入米粮贸易市场，由此可以窥视自由市场经济向战时统制经济转型的某些端倪。以上三篇文章都是讨论抗战前夕粤省府对粤省省内的粮食政策问题，包括调节粮食价格、总量平衡、以及粮食市场的管理等等。而周石峰则从战前粤省府对外粮食政策出发，他考察了1935年抵制暹米这一历史事件，进而从华侨经济和粤省民食两方面探讨抵制暹米的成效。他认为，"抵制暹米可能重创华侨经济，从而有悖于护侨初衷和本旨，同时受制于粤省对暹米的高度依赖，经济抵制难免流于空谈，沦为吓人政策[10]62-69".
（四）抗战前夕广东的粮食流通问题
粮食流通是一个从粮食生产到粮食消费的关键环节，粮食流通出现问题，就很有可能出现粮荒。印度粮食史学家阿玛蒂·森（Amartya Sen）在分析世界近现代着名的粮荒时认为，粮荒有可能发生在丰收的年代，而并非都发生在严重歉收之时。因为粮食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极大的鸿沟，在粮食流通环节出现问题的时候，极有可能出现粮荒3.因而，粮食流通问题值得重视。蔡胜认为"粮食流通问题是20世纪30年代的一大问题，此时中国成了明显的余粮区和缺粮区（广东、福建），粮食的流通调剂极其必要，但事实上国内的粮食流通困难，沿海地区（广东、福建）与外国粮食贸易却异常活跃，行成了畸形的流通状况。禁粮出省的流通政策和竞争力低下是主要原因，国民政府对此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使国米运闽粤，取得一定成效"[11]331-333.严跃平则运用"冰川成本"模型的角度通过实证分析研究1930年代中国市场大米的分割程度，并分析以广东为代表的缺粮地区进口洋米的重要原因。他认为"考察时期内的国内市场分割程度呈现出逐渐增强趋势、广东洋米进口等，其起原因在于高昂的运输成本以及产粮区省份的米禁政策壁垒"[12]96-105.高额的运输成本和米禁政策壁垒阻碍了国内粮食流通，造成粤省更大程度依靠洋米。该文新的研究范式，有助于拓展广东粮食问题研究的视野。杨俊丽的《20世纪20-30年代广东大米贸易研究》通过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视角考察了20世纪20-30年代广东的大米贸易。她认为，20世纪20-30年代的广东大米贸易的发展，在市场规律和政府干预下，有着鲜明的时代性，是研究近代广东粮食问题非常重要的一环[13].
二、战时广东的粮食问题研究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广东省府北迁韶关，李汉魂接任广东省主席。在此后不到一年时间里，广东省内的富庶地区相继沦陷。广东国民政府退守以粤北为主的贫困地区。粤省民食向来依赖外运米，而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沦陷后，运输阻滞，米粮愈显短缺。1941、1942、1943年，粤省先后发生三次大粮荒。其中，1943年尤为严重，甚至出现了"食人惨剧"4.广东省当局也为解决粮荒问题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因而，战时的广东粮食问题研究多集中在粮食政策上，对粮荒与民食救济等问题研究稍显不足。
（一）战时广东的粮食政策问题
霍新宾在其《市场机制与政府行为：抗战时期广东国统区粮食市场管理的个案考察》中延续了他对广东粮食管理政策的研究。他认为抗日战争时期，"粤省政府试图以行政力量和法律手段对国统区粮食的经营及运销实施统一管理与调控，这样战时经济中自由的市场机制与政府统制行为发生冲突与较量，黑市经济便是市场经济为维持自身延续在政府统制政策下而扭曲变形的真实写照。"因而他得出结论：倘若漠视市场机制规律，政府一味凭借威权，结果只能促使黑市经济泛行，腐败大规模滋生[14]150-172.他通过考察粮食市场与政府的互动，利用原始档案和报纸，阐述了粮食市场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下的成效与变形。张晓辉在《李汉魂与抗战时期广东粮食生产》一文充分肯定李汉魂主政广东期间的粮食政策，认为"李汉魂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将增加粮食产量作为施政重点，采取一系列较为得力的措施，取得一定成效。这种立足于自给的努力，实为针对敌伪经济封锁的最佳对策，也为后来广东军民持久作战奠定物质根基"[15]86-95.黄嘉良的《"统制"与"诉求"的矛盾--日占时期广州的民食问题及日伪应对》一文考察了1938-1945年日伪当局对广州民食问题政策的演变，论述了日占区暴力统治下社会秩序的殖民性与脆弱性5.关于战时广东的民食问题研究、沦陷区的粮食问题研究相对薄弱，该文进一步深化了战时广东的粮食问题研究。陈志国、倪根金不是着眼于全省，而是以县域为视角，认为抗战时期罗定县政府主要从增加粮食生产和加强粮食管理两个角度着手，积极实现粮食增产和粮食自给自足。这些措施收到一定的效果，但是在战后，国内战争爆发，致使抗战期间许多措施未能很好地得到贯彻和实施，大多流于形式[16]76-83.
（二）战时广东的粮食流通与粮食法规问题
抗战时期广东的粮食流通和粮食法规问题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二者均仅有一篇硕士论文。朱军的《抗战时期广东粮食流通探析》深入探讨了抗战时期广东粮食市场的生产、存储、运输及消费情况，分析参与流通领域的每一个群体对粮食流通的作用和战时广东当局采取的粮食政策及其效果[17].李萌子的《抗战时期广东国统区粮食安全保障法律探析》从粮食安全保障法律的角度出发，认为广东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是科学合理的，但由于立法理念和技术上的偏差，以及执法人员的腐败，使得粮食安全保障法律运作效果大打折扣[18].
（三）战时广东的粮荒与粮食救济问题
民国时期的灾荒史往往与粮食史结合在一起。因为灾荒或多或少会造成粮食危机。贾先茹的《1943年广东省大旱灾研究》通过分析探究了1943年广东省大旱灾的概况、行成原因以及政府救济（包括粮食救济）等，认为旱灾造成粮食减产等问题，而政府救济不力，造成人民的巨大损失[19].郑芷伦在《抗战时期广东国统区粮荒问题研究（1937-1945）》一文中考察了战时广东国统区的粮荒及政府、社会团体应对粮荒的举措（5）5.
三、战后广东粮食问题研究
抗日战争胜利后，广东粮荒问题并没有因为战争结束而得到解决。虽然当时广东省政府出台了不少措施来解决粮荒问题，如配售政策、鼓励洋米运粤、推广良种促生产、依靠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实行粮食救济、禁止偷运大米至港澳等等，但大部分效果微弱。而国民党政府却征收军粮以发动内战，国民党的吏治腐败问题，造成"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局面，所以战后广东的粮荒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战后的广东粮食问题研究多集中在战后的粮荒与民食救济上。仅见一篇涉及粮食政策研究。总体而言，战后广东粮食问题研究成果不多，且多与灾荒史、救济史结合。
（一）战后广东的粮食政策问题
战后的背景稍微复杂，战后国共和谈失败，内战纷起，此时的粮食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更多的是政治上的问题。国民政府企图通过政权的力量对粮食实行有效的管制，而不是通过市场运作来解决粮荒问题，广东地方政府也不例外。马军的《国民党政权在沪粮政的演变及后果（1945年8月至1949年5月）》和周丽丽的《战后广东国民政府对穗粮食管制探析（1945年8月-1949年10月）》两篇论着较有代表性。马军分析了战后上海的粮政演变，并回答了上海商人对这些粮食政策做出的相应的反应。其旨在说明，粮食市场的运作不能只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否则黑市就会为维持市场机制而顽强挣扎。但是在当时的内战的背景下，不对粮食进行统制，似乎也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了6.而周丽丽认为战后广东国民政府对广州施行的粮食政策，经历了短暂的粮食自由市场、首期配售到二期配售的演变。她认为战后广州没有发生抢米风潮，是因为战后广东国民政府对广州的粮食政策取得一定成效[20].
（二）战后广东的粮荒与粮食救济问题
林天乙分析了战后广东发生严重粮荒的社会原因与自然因素，认为国民党政府的独裁，内战方针、吏治腐败及其"三征"政策，加上粮食走私出口等，是造成广东粮荒的主因[21]108-112.王德森的《1946年广东的春旱研究》则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去分析灾荒形成的原因（如粮食救济不力）、灾荒下的社会危机（包括粮食危机），以及政府救灾措施（包括粮食救济）[22].直接论述战后粤省粮荒的文章很少，林天乙直接论述了战后粤省粮荒，而王德森则只是旁及论述战后粤省粮荒。
与粮荒问题相联系的是粮食救济问题。这一时期，国民政府救济总署广东分署在粮食救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周调运的《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研究（1945.10-1947.8）》阐述了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在广东的救济工作及其成效，包括急赈、工赈、散赈等等粮食救济[23].刘延辉的《战后广州市冬令救济委员会研究》则通过研究一个救济机构来表明战后广州市救济（包括粮食救济）的成效。他认为战后广州市冬令救济委员会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因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也使救济工作存在不少缺陷和不足[24].
四、抗战前后广东粮食问题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总体而言，抗战前后广东粮食问题研究取得的成果较为丰富，对很多问题都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如抗战前夕广东的洋米征税问题、抗战前后广东的粮食政策问题等等问题。但是也存在诸多不足。
第一，从研究视角和方法看，在已有的抗战前后广东粮食问题研究中，实证史学占据大部分。学者们大都运用传统的实证方法来进行研究。在21世纪信息化时代，实证史学虽然有其生存的道理，但是在今天多学科交叉的背景下，积极运用其他社会学科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是很有必要的。抗战前后广东粮食问题研究虽然成果不少，但是对其他学科的运用，相对较少。比如数理分析方法，陈春声就运用了此方法研究了18世纪广东的米价，笔者认为可以将其运用到抗战前后广东粮食问题的研究中。
第二，从研究时间段上看，战后的广东粮食问题研究是个薄弱的领域，缺乏应有的关注。目前笔者只看到两篇专门写战后广东粮食的文章。分别是《浅析战后广东的粮荒》和《战后广东国民政府对穗粮食管制探析（1945年8月-1949年10月）》。笔者走访广东省多个档案馆如广东省档案馆、广州市档案馆、潮州市档案馆等均发现不少战后与粮食相关的档案。周建树同样认为，"战后1945年到1949年期间的中国，经历了由抗战胜利很快又转到国共内战，国共两党为了争得这场战争的胜利，都非常重视军粮的供给及粮食的有效管控，而相关的国共两党的粮食管理档案史料，据笔者从地方档案馆查阅资料来看是非常丰富的，然而，目前学界对此一时段的粮食研究却是非常薄弱的7".战后广东粮食问题研究薄弱，有人认为，对台湾学界来说，1945-1949年是国民党失去大陆的"屈辱史",所以对1945-1949年的民国历史缺乏关注。大陆学界则更多将焦点聚集于国共两党斗争的历史，而欧美学者却更多关注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和抗日战争。因而对战后广东的粮食问题也缺乏关注[20].笔者以为，首先，认为其是"屈辱史"而不去研究是不可信的。简单来说，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屈辱史".但几十年来，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成果层出不穷。所以，"屈辱"并不是研究薄弱的理由。其次，战后的几年是国共两党的政权转换时期，对国共双方来说，其"以史为鉴"的研究价值并不亚于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和抗日战争。而对西方学者来讲，战后的国共内战，从一定程度上讲属于国际冷战史的一部分。二战后，国共两党成为冷战两极格局下两种意识形态对抗中的阵前卒，其研究价值也相当高。而其研究成果相对少的原因，笔者认为是战后的资料太过零散，收集起来相对麻烦，因而研究者对其关注不足，而更关注资料集中的黄金十年和抗战时期。
第三，从研究内容上看，学界对抗战前后广东粮食问题的研究多关注在粮食市场、粮食管理政策、洋米征税等问题上，但是对民食、粮食流通、军粮、田赋征实、粮食生产、粮食商人、粮食管制思想等问题不够重视，呈现出研究内容上的不平衡性。
第四，从研究区域来看，关注广东与其他省份的粮食经济互动，或者广东与东南亚的粮食经济互动较多，但是就广东省内各个区域之间的粮食经济互动相对较少，比如抗战时期，国土沦陷之下粤省内各地区之间的粮食运输问题，及至于粤省与外界的粮食运输问题等。
总而言之，要注重在抗战前后广东粮食问题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借助其他社会学科，从宏观的研究走向微观的研究，从大区域的研究走向小区域的研究，不断深化抗战前后广东粮食问题的研究，乃至于整个民国广东的粮食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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