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一次鸦片战争溃败， 清政府被迫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得中国的关税主权遭到严重破坏， 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给中国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伤害。这一现状促使晚清士绅开始关注和思考关税自主权问题， 从洋务派官员到维新派思想家， 再到革命派领袖和民族资产阶级无不强调关税自主权的重要性。他们从自身视角出发， 积极发表对于争取关税自主的主张， 并为收回关税主权进行了激烈的抗争。
关键词：关税自主权； 晚清士绅； 看法与主张； 实践；
Proposition of Reclaiming Autonomy of Customs Duties by the Gentr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bstract: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first Opium War, a series of unequal treaties signed by the Qing government with imperialist powers seriously damaged China's customs duty sovereignty and hindered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process, causing serious harm to Chinese society's development.This situation urged the gentr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start paying attention to and pondering the autonomy problem of customs duty.Westernization officials, reformist thinkers, revolutionary leaders as well as national bourgeoisie all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customs autonomy.They actively declared propositions of customs duty autonomy from their own angle of view, and carried out an intense fight for the reclamation of customs duty sovereignty.
Keyword:customs duty autonomy; late Qing dynasty gentry; view and proposition; practice;
近代中国因关税自主权被完全剥夺所受的弊害不胜枚举， 对中国人民的生活造成了极其负面的影响和严重的经济危机。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应纳进口， 出口货税、饷费， 均宜秉公议定则例”[1]32, 中国被迫进入协定关税时期。中美《望厦条约》规定：“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 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2]86.这些不平等税则对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其负面的影响。一方面， 帝国主义通过协定关税特权使中国的海关大门向帝国主义敞开， 甚至以此为基础干涉清政府的政治、外交等领域， 公然侵犯中国内政主权。另一方面， 协定关税使国内经济受到严重打击， 民族工业举步维艰， 中国经济半殖民地化加速。为扭转此种局势， 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展开了收回关税自主权的外交斗争。其过程之艰辛， 影响之深远， 学术界做了诸多丰硕翔实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史和政治史的角度研究近代关税自主权的丧失过程、造成的严重危害及收回的过程与影响， 其中侧重政府行为及经济政策， 如北洋政府时期的关税特别会议、南京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运动”“国定税则”等等， 但对时人对于关税自主权问题的认识尚缺乏思想史、社会史角度的系统研究。本文从晚清进步人士入手， 系统梳理洋务派官员、维新派思想家、革命派领袖及民族资产阶级商团由主张修改税则、提高税率到要求收回总税务司的部分权利再到最终要求完全收回海关管理权的认识与主张， 对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近代海关关税自主权问题具有参考价值。
一、洋务派官员
清政府内部部分洋务派官员一方面在与外人交往过程中了解到国外的关税制度， 另一方面在创办洋务企业时逐渐意识到中国关税制度存在着巨大问题。为改变现状， 李鸿章多次就中国关税问题与西方进行谈判。李鸿章在与赫德协商停减厘捐时， 就曾表示“中国仅抽百分之五， 税数太轻， 应加以各处厘捐”, “应照各国通例将海关税则加重……始为公允”[3]2975.但是， 李鸿章的这一要求遭到了西方国家的拒绝。帝国主义国家的强硬态度并未使李鸿章放弃对关税自主权的争取。此后， 为增加关税税率， 李鸿章在与英国使臣威妥玛商议洋货免厘加税时再次提出：“本较泰西各国税则为轻， 今欲内地普免洋货厘， 须加至13%, 中国方可合算。”[3]3122在被回绝后， 李鸿章又复函德国使臣巴兰德， 坚持表示至少应加十分[3]3122.虽然由于种种原因， 李鸿章的建议都未能达成， 但不可否认李鸿章始终为增加海关关税而努力。
曾纪泽也一直为修改和废除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努力， 他建议， “改约之事， 宜从弱小之国办起……至英、德、法、美诸大国修约之年， 彼亦迫于公论， 不能夺我自主之权利”[4]982.1887年初， 曾纪泽作《中国先睡后醒论》， 呼吁修改不平等条约。他以俄国修改《巴黎和约》为例， 主张“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 以免遭受像埃及那样沦为殖民地的厄运”[5]309.不平等条约中的关税问题一直是曾纪泽十分重视的， 在中英签订《烟台条约》讨论洋药厘税并征一案时， 他明确指出“洋药为害之烈， 我华之重税困之， 本属名正言顺”.他犀利地指出“查西洋税则……非民生所必不可少者， 莫不倍征其税”[4]117.出使英法后， 曾纪泽通过进一步了解西方各国的海关关税税则， 更加坚定了争取关税自主权的决心。不仅如此， 曾纪泽还主张收回海关管理权。赫德就曾写道：“他 （曾纪泽） 表面上与我们友好， 而骨子里却处心积虑地要把海关大权攫取到手！”[6]619
除李鸿章、曾纪泽外， 当时清政府的一批驻外使节也意识到当时中国的关税存在很大问题， 如时任驻美公使的陈兰彬就曾指出， 中美条约中只规定了美国船只抵达中国所享有的特权， 而忽视了中国船只到美国后应享受的待遇， 这绝对是极不公平的。对此， 他建议总理衙门就船税问题与美国进行谈判。陈兰彬对关税主权问题虽没有明确的表示， 但我们不难看出他已意识到中国和美国之间关税待遇的不平等， 并为争取关税平等而努力了。
此外， 洋务派官员们还采取了一些削弱总税务司权力的有效措施， 如：成立于1906年的邮传部接管了原由海关代办的邮政事务；管辖海关总税务司署和各地海关税务处的权力移交给了税务处[7]179.这些措施对于削弱长期由外人控制的海关权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早期维新派
早期维新派极力主张民族工商业的大力发展， 以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商战”, 抵抗外国资本主义对我国经济的侵略和掠夺， 因而他们都深刻地认识到拥有关税自主权的重要性：经济上可以“庶千万巨款权自我操”, 政治上“而于中华政体所保全者为尤大也”[8]247.
马建忠在其着作中指出， 提高海关关税是主权国家应有的权利， 对于单方面有利于洋商利益的税则应“痛加改订……故重其课征”[9]189-190.他对于中国轻征进口货而加重出口货税率的情形异常愤慨， 坚决要求修订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这种不合理税率。他建议按照进口货物的性质制定不同的征税税则。对于中国缺乏开采的天然矿产类征税最低， 鼓励进口以利国民；对于洋布等中国也能生产的工业产品， 税率予以提高， 保护民族工业发展；对于富豪才购买的起的奢侈品， 可征高税以济国用；对于鸦片， 应制定苛征以限制进口。马建忠主张清政府利用与英美等国修约之机， “更定中国增税之章”[9]180, 加重外来货物进口税。他指出如果清政府能实现他所提出的相关建议， 海关税收必将大增， “商民可富， 饷源可充”[9]18.总之， 中国想要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就必须收回关税自主权。
从商多年、感同身受的郑观应对于中国的关税制度感触极深， 他曾多次感叹道：中国向别国货物征收的税收极低， 而各国向中国货物征收的税收却是极高的， “何出纳之吝也？公于何有？法于何有？”“天下有此理乎！”[8]60-63在比较了西方各国的税率情况后， 他深感中国商人的负担沉重， 西方各国的税率， “从未有值百抽五者”[8]253-258, 而中国， “值百者仅抽其五， 甚有不及五者”[8]591.郑观应还指出， 根据《国际公法》的规定， 制定关税的权力属于本国主权的一部分， “其定税之权操诸本国”, 此为“通行之公法使然也”[8]246, 因而中国也理应按照《国际公法》享有自主制定关税的权力， 帝国主义国家再强大， 都无权干涉中国内政：“客虽强悍， 不得侵主权而擅断之。”[8]60他认为清政府被迫签订的《南京条约》中的协定关税条款违反了国际公法的原则， 应予以废除， 并希望西方国家能够按照《国际公法》尊重中国的正当权益， 他声明“交涉事件， 折之以和约之经， 公法之理”[8]65.
三、资产阶级维新派
随着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逐渐壮大， 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开始重视关税自主权的重要性。康有为在给光绪帝的上书中提到：“吾民内地则有厘捐， 出口则有重税， 彼皆无之。”[10]91针对此种情况， 他建议清政府取消厘金， 减轻出口税， 以保护国内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维新变法失败后， 康、梁二人重新审视关税问题， 他们把清政府和西方列强的关税作了比较， 认为清政府的关税不仅税率过低， “所定税率论， 畴昔抽百分之五， ……我所受之损失， 可以类推矣”, 而且是片面的协定关税， 即清政府完全没有自主权。梁启超感叹道：“夫关税问题， 乃我国将来与世界竞争的生存问题也。”[11]1680
此外， 梁启超多次呼吁收回海关关税保管权， 因为当时国家的海关关税收入几乎占国库收入的三分之一， “此权若不收复， 则其支绌其危险， 皆不可思议”[11]1681.但与此同时， 梁启超还意识到关税主权的收回非一朝一夕之事， 如果急于求成遭到帝国主义强邻的猜忌， 进而导致他们严加防范， 反会弄巧成拙增加收回的难度。为此， 他主张先削减总税务司的权力， 如将邮政、验疫等与关税无关却由总税务司支配的领域逐渐收为自管， 最终达到收回关税主权的目标。
四、资产阶级革命派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很早就对关税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孙中山强调， 帝国主义强行把持中国海关的暴行使中国每年“所受之损失不下十二万万元”, “专就这一种压迫比用几百万兵来杀我们还要厉害”[12]614.
早在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就指出：“泰西各国体恤商情， 只抽海口之税， 只设入国之关， ……入口抽税之外， 则全国运行， 无所阻滞”, [13]13而中国恰恰相反。此外他还提出， 外国人把持中国海关， 我们“不能够自由增减税率， 没有方法令洋布的价贵， 土布的价贱”[12]876-877.因此， 为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我们应当收回海关主权， “视中国之利益为本位”[13]560.1911年， 孙中山在解决庚款问题时对西蒙提出， “我们想要重新掌握海关及其税收”[13]564.当然， 这只是他的一种强烈企盼， 在当时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 之后在与巴黎《政治星期报》记者谈话时， 孙中山表示， 新政府应先修订海关税则， “务使中国有益， 不能徒使西商独受其利”[12]561.
一战期间， 由于银价上涨， 中国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 关余数目激增。总税务司只将关余提供给所谓的“合法”北洋政府， 对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政府， 帝国主义以各种借口拒绝拨付。面对这种情形， 孙中山在广州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收回“关余”运动。他任命罗桂英为海关都督， 率领士兵强行接管了广东海关， 无畏于帝国主义的炮舰威胁， 充分表明了孙中山先生在关税问题上毫不退让的革命态度。
五、民族资产阶级
张謇作为一名有着多年实践经验的实业家， 亲身感受了到这种不平等的关税准则对民族工商业发展的严重阻碍， 因此始终致力于推动关税制度改革。张謇认为， 中国关税的最大问题在于税率过低， 海关税和子口半税加起来也仅有7.5%.而且从海关历年的统计数据来看， 子口半税的征收还在不断下降， 甚至达不到海关税的一半， 如此“则外商货物、成本皆轻， ……我国商货无一足与外商竞争， 则外人通商之大欲遂矣 （《拟请提议照约速定裁厘加税请秘密会议文》） .”[14]157为扶持本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张謇总结了三点建议。1.税率浮动。即对输入物品以其性质为差别制定不同的征收税率。这点看法与梁启超一致。2.从价税当把握好价格尺度。即以当时的市场价格为课税基础， 并随时注意调整， 这既符合经济的发展变化， 也会相应地增加税额。3.出口免税。张謇在《实业政见宣言书》中说：“各国通例， 出口皆多无税……抑制输出， 是为自敝政策。”[14]163这三点完全切中了当时中国关税制度的要害， 充分体现了张謇对于关税自主问题的远见卓识。
张謇始终积极践行上述主张， 以改变当时关税制度的弊病， 他在国民政府担任农商总长期间， 多次呈文以减免国产商品的厘金和关税。此外， 他还注意减免国内企业的产品税， 如减收矿产税便是其中一项。对公司注册费税收的减轻， 也有利于新式公司企业的创立和发展。张謇始终坚持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收回关税自主权的信心与决心。
从上文的论述中不难看出， 晚清各阶层人士对“关税自主”一词的认识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和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而不断深化。这种认识的深化， 一方面体现在争取关税自主权范围的不断扩大。从洋务派官员提出自定税则、提高税率等要求， 到主张对海关行政权和关款保管权等权力的收回， 充分体现了晚清各阶层人士主权意识和现代民族意识的进步。另一方面， 通过对西方国家关税税则等知识的学习， 他们开始意识到关税自主权是国家主权不可侵犯的一部分， 绝不可以用其他条件来交换。因此， 他们建议统治者以《万国公法》为依据， 争取收回本国海关关税自主权的合法权益。时人对关税问题的讨论和主张特别注重从中国国情出发， 都是针对当时关税问题的弊病提出的， 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借鉴。他们以最大的爱国热情参与到对关税问题的讨论当中， 并产生了许多有价值、有特色的见解与主张， 这些言论强化了国人的关税自主观念， 促进了国人对关税问题认识的深化， 有力推动了关税自主权问题的最终解决。探究这一问题， 对于我们研究关税自主权的收回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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