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俄国； 工人运动； 资本； 权力；
Abstract:From the end of 19 th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20 th century,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Russia propelle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and also promoted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labour, capital and power.The conflicts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were constant.Both sides were engaged in economic struggles based on their respective economic interests and to some extent formed a path of adjusting or suppressing conflicts.However, the Tsarist government, which represented state power, failed to meet the new demand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t relations of production.Instead of fundamentally promoting the economic interests of both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it adopted a third-party mediation stance on the labor-capital conflict.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fficulties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the Tsarist government became unable to maintain the basic social and economic order in the country and eventually caus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bor-capital conflict into the common resistance of both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against the political reality.
Keyword:Russia; labour movement; capital; power;
工业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 也最终推动了俄国的政治变革。工业化进程的重要结果之一， 就是作为雇佣劳动力的工厂工人的出现。俄国工人群体随着工业的发展而逐渐壮大， 并在激烈演进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中与工厂主和沙皇政府不断斗争， 斗争的目标也从保障基本的物质生活发展为建立新的国家政权。
一、工业化进程与俄国工人运动
彼得一世时期， 俄国开始出现不同于工场手工业的大工业。到18世纪末， 俄国工业有所发展， 工厂数量增加， 但这一阶段的发展在极大程度上是由国家政权本身所主导的。首先， 国家是大部分主要产品的需求者， 尤其是在采矿、冶铁和制铜等行业。其次， 很多大企业直接隶属于国家， 大部分私人企业也十分依赖国家的现金贷款、政策扶持以及各种优惠特权。最重要的， 就是强制劳动的普遍存在：重要的工业部门中大部分是国有工厂， 而国有工厂的主要劳动力是农奴， 在劳动力极端短缺时甚至以士兵进行补充。以俄国传统的重要工业部门采矿业为例， 采矿业在1861年前完全以强制劳动为基础。俄国传统的铸铁中心乌拉尔-彼尔姆采矿区的铁产量在1861年以前约占全俄产量的八成， 而该地区工厂的工人主要为农奴。1847年该地区采矿工厂共有37家， 这些工厂所拥有的农奴总数接近18万①。
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对俄国工业产生了巨大冲击。一方面， 无法继续依赖强制劳动的国有工厂难以为继， 工人总体数量在改革之初出现大规模波动；另一方面， 逐渐开放和资本主义化的俄国工厂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地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 而19世纪下半叶世界经济的数次波动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俄国工业的周期性萧条， 很多新兴工业部门的规模因此一直难以扩大， 其生产经营活动也难以保持稳定。直到19世纪90年代后， 大改革的各项成果已见成效， 世界经济又渐回暖， 国内外环境都为俄国的加速工业化进程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和经济动力。尤其是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国际贸易萧条导致西欧的银行业积累汇聚了大量自由信贷资本， 而维特的货币改革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俄国， 这是1895年后俄国工业高涨的重要原因之一。1897年， 俄国共引进外资超过2.23亿卢布， 其中引入冶金和采煤行业的资金超过1.67亿卢布；到1899年， 仅比利时一国在俄投资就已超过3.39亿法郎①。冶金等重工业部门是外国资本投资的重要内容， 例如南俄的冶金业几乎完全由外国资本建立和掌控， 俄国政府同样对重工业部门进行大规模投资。冶金、采矿、铁路、交通运输等工业部门的规模和资本主义程度都大幅增加。在20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段时期， 尽管俄国工业经历了周期性的低潮， 但在总体上继续保持了发展。首先是工厂数量持续增长， 1913年的工厂数量较1900年增加了13%②；其次是工厂的产能和工人的数量明显增长。但20世纪初俄国工业最重要的特征是生产和劳动的集约化， 正是这一特征加速了俄国工人运动从经济斗争走向政治斗争。
俄国工业长期落后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 在加速工业化浪潮后又经历了激进的发展， 这一进程导致俄国工业呈现出一个较为独特的发展路径。首先， 在19世纪90年代大规模工业增长的条件下， 工业发展的整体水平明显提高， 尤其是大规模生产体现出了明显的优势， 各领域工业生产的集中程度逐渐加强。到20世纪初， 在生产集中趋势加强的基础上， 大型企业的作用明显增强， 在某些重要的工业部门， 部分为数不多的大企业往往集中了俄国工人中的大部分。1906年， 工人超过1 000人的超大型企业集中了欧俄地区所有工人中的41.5%, 工人为500~1 000人的大型企业集中了欧俄地区所有工人的15.3%, ③也就是说， 欧俄地区超过一半的工人集中在大型和超大型企业中。这一趋势在一战前的8年间一直不断加剧， 各个领域的工业生产规模都在扩大， 所有类型的工厂生产集中都在加强。1914年， 工人超过2 000人的企业共集中了俄国工业46.3%的工人、43.2%的产值和67.07%的动力功率；其中， 在冶金行业， 工人超过2 000人的企业占领了86%的工人、82.7%的产值和92.8%的动力功率④。与此同时， 俄国还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地域性工业中心， 如圣彼得堡工业区、中部工业区、南部工业区、波兰和乌拉尔工业区等。重要的工业区集中了俄国大部分的工业潜力， 圣彼得堡工业区和中部工业区的企业占俄国工厂总数的16.2%, 集中了全国19.4%的工人和35.4%的产值⑤。生产集中、劳动集中、地域集中三者叠加的结果就是，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工业中， 最集中的工人群体正在经历最激烈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变革， 工人运动的组织化和政治化因此得到了不断加强， 从而开始主动地参与变革。
二、资本：劳资矛盾与冲突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工人运动首先是经济性质的， 劳资双方矛盾的本质是经济利益的矛盾， 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工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以及生产过程中工人的地位等问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工业化经历了三个不同时期。1895-1899年和1909-1913年为经济高涨期， 1900-1904年为经济萧条期， 在这些阶段里工人的物质生活和与工厂主的劳动冲突主要受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在1905-1909年 （即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 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工人生活和工人运动状况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很大。在1895-1899年、1900-1904年以及1909-1913年每个时期内， 提高工资水平都是工人罢工的首要目标。1895-1904年间， 工人在罢工中提出工作时间方面要求的次数仅次于提出工资要求的次数， 而提出工人与工厂管理机关关系要求的次数居于第三位。在1909-1913年间， 提出工人与工厂管理机关关系要求的次数则升至第二位， 工人要求工厂主遵守雇佣合同条款， 抗议工厂主变更工厂内部规章， 要求提交工人工资核算报告等， 很多工人要求工厂管理人员对待工人应该客气， 力求将对工人态度粗鲁、甚至动手打人的工厂管理人员解雇。在1900-1904年间的罢工中， 工人提出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明显增多， 主要要求包括提高原料质量， 保障安全生产， 为工人发放工作服和必要的劳动工具， 在很多时候还包含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要求， 如疾病、妊娠和养老等问题。1900-1904年提出这些问题与萧条时期企业主极力减少相关支出有关， 同时也是因为工人在萧条时期对于安全生产和维持基本物质生活的要求更加迫切。到20世纪初， 无论经济形势如何， 工人在罢工中的要求都越来越多地与改善日常生活条件直接相关， 典型的包括降低工厂内部商店所售卖食品的价格， 工厂应提供工人住宅并定期改善居住条件， 取消各种日常生活设施 （比如澡堂） 的费用， 设立的免费学校、图书馆和医疗机构等。工人提出这些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20世纪初俄国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持续上涨， 工人越来越难以凭借工资维持生活。
自1895年俄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后， 俄国工人运动持续高涨。以罢工为代表的经济斗争是俄国工人运动最重要的斗争形式。1895-1899年间工厂主最终完全或者部分满足工人要求的罢工占罢工总数的比例占32.1%, 1900-1904年间获得积极结果的罢工占罢工总数比例的32.5%, 1909-1913年间这一比例为30.1%①。从数字来看， 工人运动对于工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或者维持是有一定帮助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 俄国工人的工资因地域、行业、性别和年龄等因素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水平。
就地域而言， 劳动力充足但生产集中程度较低的中部工业区工资较低， 生产集中但劳动力相对缺乏的波罗的海沿岸和波兰地区则工资较高， 而劳动和生产都高度集中的首都地区则因工业的整体繁荣而保持了较高的工资水平。事实上， 从1900年到1904年， 虽然发生了经济危机， 但是工人的工资还是实现了一定幅度的增长， 尤其是圣彼得堡、波兰各省份和下诺夫哥罗德地区的工人工资水平有明显提高。1900年， 圣彼得堡工人年工资约为299卢布， 1904年则为366卢布；1900年华沙工人年工资约为238卢布， 1904年则为320卢布；1900年下诺夫哥罗德工人年工资约为169卢布， 1904年则为318卢布， 增长幅度为全俄之首②。1901年、1904年、1908年和1913年全俄年均工资分别为203卢布、214卢布、245卢布和264卢布。各地工人的年均工资水平相差很大。1913年， 圣彼得堡工人的年均工资是全俄平均数字的132%~141%;华沙地区为全俄年均数字的110%~122%;基辅、伏尔加河流域、莫斯科地区低于全俄平均工资， 分别是其63%~75%、82%~92%和83%~86%;哈尔科夫地区则与全俄平均工资水平基本持平， 为其94%~109%③。不同工业部门之间工资水平的差距更加显着。1900年金属加工行业工人的年均工资为341卢布， 而纺织行业只有170卢布；1911年， 工资水平最高的电工年工资达到了484卢布， 机械制造工为418卢布， 印刷工为390卢布， 石油工人为367卢布， 而纺织行业工人年工资则远低于这些数字④。女性工人和未成年工人的工资水平又远低于成年男性工人。1908年莫斯科成年男性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为23卢布， 成年女工接近15卢布， 而未成年男性工人仅为8.87卢布， 未成年女工只有7.63卢布⑤。
然而， 为了确定工资水平的提高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了工人们的生活状况， 我们还需要了解工人们的实际工资， 这就需要参考价格指数。商品实际价格的波动受到国家政策、农业收成、工业发展和社会问题等诸多复杂因素的共同影响。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种类商品的具体价格， 可以计算出不同地区乃至全俄的平均物价指数， 再结合工人的名义工资， 就可以得出代表工人工资实际购买能力的实际工资。С。Г。斯特鲁米林的研究结果显示， 1897年、1900-1904年、1905-1909年和1910-1914年工人的年名义工资分别为187卢布、198.2卢布、223.9卢布、249.7卢布， 实际工资分别为259卢布、253.6卢布、233.5卢布和250.6卢布⑥。也就是说， 自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 俄国工人的名义工资有较为显着的增长， 但实际工资水平却总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大部分工人的生活是极端贫困的。工人饮食的数量不够， 质量也达不到健康标准。他们的日常饮食主要是面包、菜汤、粥、马铃薯或通心粉， 偶尔佐以肉汤或灌肠， 微薄的工资使其无力购买足够的肉、蛋、奶等食品， 因此其蛋白质和脂肪的摄入严重不足。更严重的是住宅问题。俄国工人主要通过私人住宅、工厂宿舍和租赁房三种方式解决住房问题， 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整体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和工人的实际工资都决定了他们大多数人不可能拥有自己的独立住房， 只有极少数的工人才拥有私人住宅。工厂主从19世纪末逐渐开始建设工人宿舍， 这种宿舍主要以通铺为主， 房间里摆满了上下铺的木床， 每人平均大约能够拥有0.5立方俄丈的活动空间；即使有少数的单间， 往往也要同时容纳几个家庭。有少数工厂主在这一方面表现较为突出， 普罗霍洛夫家族是其中的典范。普罗霍洛夫家族四代人都致力于改善工人生活水平， 其位于莫斯科河沿岸的三山纺织厂至1917年约有7 000名工人。他们在附近区域为工人和技术工程师建设了多层住宅， 为已婚工人建设了集体宿舍， 工人住房的基础设施也逐渐完善， 开始有取暖设备和排水系统， 这里还建设了保育院、医院、教堂、剧院和图书馆， 给工人提供养老金和饮食优惠， 甚至还有专门的疗养院①。但这只是极为个别的事例， 大部分工厂宿舍不仅客观条件恶劣， 而且还严格限制工人的生活， 比如禁止把亲戚领进宿舍， 禁止在晚上读书以节省照明开支等；而且很多工厂宿舍也并不是完全免费的， 比如在新科斯特罗马的亚麻厂， 大多数工人每个月要花费1~2卢布以得到一张床位， 或者要花费5~6卢布来换取一个房间②。到20世纪初， 居住在租赁房中的工人越来越多， 尤其是在工业发展较为繁荣的地区， 这也导致住房问题逐渐成为很多大型工业城市的社会性问题。到1912年， 仍有34%的莫斯科住房内没有电， 48%的住房没有水， 39%的住房没有下水道， 13%的居民不能享受集中供暖。直至1917年前夕， 莫斯科90%以上工人的居住情况都亟待改善③。
总的来说， 俄国工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很低。绝大部分工人的实际工资都不足以维持正常的劳动力再生产以及家庭生活。一般单身工人勉强可以维持收支平衡， 但是也没有能力成家；一般的已婚工人则入不敷出。根据С。Н。普罗科波维奇的计算，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工人只有在年收入达到四五百卢布时才能供养家庭， 而当时工人的平均年工资只有240~250卢布④， 至少一半以上的工人无力养家。这一情况直接导致俄国工人家庭中， 平均15.6%的幼童 （在中部工业区的科斯特罗马和梁赞， 这一比例达到40%） 和85.2%的少年都必须放弃受教育的机会⑤， 提前开始工作以补贴家用。
19世纪末20世纪初， 俄国工厂中管理人员、技术专家与工人的关系十分复杂。当时工人问题十分尖锐， 如果管理人员、工程师、机械师、工长等职务由外国人担任， 那么其状况则更加敏感。自19世纪中期开始， 俄国工厂主雇用外国人作为行政和技术人员的现象十分普遍。对于俄国工厂主而言， 这是因为俄国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的经验和技术不足。但是， 这些外国人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与俄国工人的隔阂， 还有双方在经济收入和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差异， 极易引起工人的不满并引发冲突。
工厂主对于雇用外国管理和技术人员的态度是不同的。一部分工厂主在生产过程中雇用外国专家， 主要是为了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另一部分工厂主只是迫于技术压力才雇用外国技术专家， 认为管理权还是要由俄国人负责。外国技术专家的工资一般远高于俄国专家， 工厂经理及其助理均可获得业务提成， 因此工厂管理人员和外国技术专家的收入远远高于低级职员和工人。1899年丹尼洛夫纺纱工厂的瑞典籍经理伊比利·纽威勒和丹尼洛夫印花布手巾厂的德国籍经理弗雷德里克·韦伯斯特的年薪均为3 000卢布， 丹尼洛夫纺织工厂的英国籍技师菲利普·劳斯的年薪为3 360卢布。而到1905-1906年， 伊比利·纽威勒的年薪为16 400卢布， 此外还有7 000卢布的奖金和1 800卢布的旅费支出， 也就是说， 工厂每年要为其支付25 200卢布；同样， 1905-1906年弗雷德里克·韦伯斯特的年薪为15 000卢布， 奖金达到20 505卢布， 旅费1 800卢布， 共计37 305卢布；菲利普·劳斯的年薪为4 800卢布， 奖金1 200卢布， 旅费360卢布， 总额为6 360卢布⑥。管理人员和外国技术专家与工人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加剧了双方在生产关系中的不对等地位。在纺织、冶金和金属加工等俄国主要工业部门， 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大城市， 在弗拉基米尔、萨拉托夫、下诺夫哥罗德、梁赞、科斯特罗马、雅罗斯拉夫、塔夫里、叶卡捷琳斯拉夫、赫尔松和拉脱维亚等省份， 在华沙、里加和哈尔科夫等城市和居民点， 工人与管理人员和外国专家之间的矛盾都是劳动冲突的普遍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俄国工人与外国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间的冲突经常公开化， 并涉及暴力手段。1895年5月5-10日， 卡列特尼科夫公司的棉织-纺纱厂爆发工人罢工， 共有三千多名工人参与此次罢工。罢工原因是新上任的英国经理科里森制定了更加严格的工作规章， 而工人要求辞退经理。罢工开始后工厂主并未满足工人要求， 工人和工厂管理机构发生直接冲突。在冲突过程中科里森用手枪打死一名工人， 他也被困在其住宅中， 他的房屋和周围建筑都遭到破坏。在军队到达工厂并逮捕闹事工人后， 事件才被平息①。
随着俄国工业化进程的发展， 俄国工厂主逐渐开始不再雇用外国技师和管理人员， 而尽可能雇用具有相应的理论经验、并长期在国外实习的俄国人进入工厂工作， 工人在罢工中提出的相关要求也越来越多地得到了满足。1900年3月17日罢工后， 俄法公司螺栓工厂按工人们的要求辞退了比利时机械师， 1900年7月罢工后顿涅茨克轧铁厂的比利时技师也被辞退。在其他俄国工厂也出现类似状况， 纺织企业尤为突出。1903年在南俄工人运动高涨时， 比利时和法国工作人员甚至主动离开了工厂②。
20世纪初俄国工厂中外国人数量迅速减少。1913年在股份公司的经理中外国人的比例为15%, 而在俄国工厂中其比例仅为8%③。20世纪初诞生了大量俄国经理和工程师， 工人运动中体现出的外国专家与俄国工人间的激烈矛盾极大地推动了这一进程。20世纪初在俄国工厂中仍有部分外国人， 但他们主要是懂俄语的经理和机械专家， 而且他们开始学会理解俄国工人并加强与后者的联系。
俄国工人运动的经济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罢工等经济斗争在很多时候避免了工人生活的进一步恶化。但在20世纪初日益复杂的俄国社会生活中， 劳资双方都无力解决自身的经济困境。工人生活日益贫困， 而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食物供给和住房保障在本质上是社会问题。面对这些社会性问题， 沙皇政府几乎完全持第三方立场， 或者在一部分劳资冲突中调解劳资关系， 鼓励工厂主提供食宿保障；或者在另一部分劳资冲突中完全忽视工人的要求， 甚至对其进行暴力镇压。1905年革命前， 罢工已经逐渐成为了俄国社会生活中一个普遍发生的现象。经济危机导致了大规模的失业， 工厂主因此经常使用大规模解雇工人的手段来应对工人罢工， 1903年有150~160次大型罢工， 几乎每次都会有100~400名工人因此被解雇。调集警察和军队镇压罢工也逐渐成为常态， 仅在1903年的夏天， 就有1 300多名罢工工人在未经任何审判的情况下被送入监狱或发配流放④。俄国的劳资矛盾已经失去了自我调节的可能， 劳资冲突也日益突破了经济斗争的范畴。
三、权力：工厂检查机关的建立和一战期间劳资矛盾的激化
在19、20世纪之交担任俄国财政大臣并主导加速工业化进程的帝俄末期着名国务活动家С。Ю。维特坚信， 在俄国工业中， “工厂主和工人之间的关系还保持着那种父权制的模式”, 这表现在工厂主关心自己工厂里工人职员的需求， 照顾他们、同他们保持和睦及默契， 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公平公正的⑤。因此， 俄国工业中的劳资关系不需要通过司法调节， 不需要制度化管理， 更不需要政策和资金投入支持。这种观点实际上放弃了对社会经济均衡发展的主动参与， 是对国家政权政治力量的巨大削弱。
面对劳资矛盾， 工人们以各种形式进行反抗， 部分工厂主试图通过进行低价食物补贴或住房建设缓解冲突， 而沙皇政府却并未真正参与其中。随着工人运动规模的不断扩大， 相关劳动法律也在不断地完善， 但沙皇政府自始至终并未真正为法律的有效执行付出过努力。沙皇政府唯一有效的举措是建立了工厂检查机关， 负责监督和调解， 以稳定工厂的生产秩序， 从而稳定社会秩序。
工厂检查机关的建立和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重要时期： （1） 1882-1893年是工厂检查机关的形成时期。在这个时期， 工厂检查员逐渐开始熟悉自己所监督地区的工业发展情况， 并在执行劳资关系监督条令方面形成初步经验。1882年， 沙皇政府任命了工厂总检察官和4名工厂检查员， 建立了莫斯科和弗拉基尔两个工厂监督区。 （2） 1894-1904年是工厂检查机关的改革时期。在这个时期， 沙皇政府扩大了对于劳资关系的干预， 并建立了监督劳资双方的固定机制。1884年工厂检查机关的编制扩大为1名工厂总检察官、9名工厂检查员以及9名助理工厂检查员， 监督区域扩展到莫斯科区、弗拉基米尔区、圣彼得堡区、哈尔科夫区、基辅区、喀山区、沃格涅日区、维尔诺区和华沙区。1894年工厂检查机关经改组直接受财政部贸易和工场手工业司的管理， 其监督劳资关系的职责被推行到18个省份， 人员编制也扩充为18名高级工厂检查官和125名工厂检查员①。1897年， 工厂检查机关的监督职责推广至全俄。1899年沙皇政府组建工厂和矿业事务管理总署， 工厂检查机关随之改组。1903年沙皇政府出台决议， 将工厂检查机关地方官员转归省权力机关管辖。 （3） 1905-1914年是工厂检查机关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 随着革命高涨和工业繁荣发展， 工厂检查员成为劳资相关法律的宣传者和解释者， 其调解劳动冲突的职能日益淡化， 工作内容也取决于新成立的工商业部， 成为推行沙皇政府工商业政策的重要机关。
现存于莫斯科中央历史档案馆中涉及调解工作的材料证明， 工厂检查机关各地区工厂检查员对待工人呈递的申诉和请求书的调查都十分认真负责， 并尽其个人最大努力争取通过双方协商的途径来解决劳资冲突， 而且确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调解劳资矛盾贡献了积极的力量。这一机构在调解劳资矛盾方面的成绩主要应当归功于工厂检查员这一群体， 他们具有丰富的工厂生活经验和系统的法律知识， 与工厂主和工人的长期接触使他们能够切实理解劳资双方的困境和要求， 这是他们调解工作卓有成效的原因。但作为一个官方机构， 尽管工厂检查机关在俄国官僚体系中的地位日益稳固， 但其对于解决劳资矛盾来说并不具有真正的建设性意义， 因为沙皇政府在提升工人物质生活水平或推动资本主义工厂生产力革新等根本性举措上的物质投入和政策支持都极其有限。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俄国工业和工人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一方面， 正常的工业生产秩序被彻底打乱， 一切工业活动都被纳入战时国家动员体系之下；另一方面， 俄国的工业潜力得到了释放， 生产集中和劳动集中的趋势都得到了加强。组织俄国战时动员的国防特殊会议控制了全俄12个地区的超过5 000家的企业， 到1917年前这些企业共拥有工人超过244万名， 其中有近104万名工人属于冶金及金属加工行业②。仅在圣彼得堡及其周边地区， 受国防特殊会议直接管辖的工人就从1914年的近28万增加到1917年的43万， 其中包括近15万名冶金及金属加工工业工人。1915年国防特殊会议决定让具有熟练技术的工人从部队返回工厂， 俄国在整体上成功地保存了战前的工人骨干③。
在战争期间， 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加剧。根据1897年6月2日的法令， 工人的日工作时长不应超过11.5小时， 但在1917年前， 工人的日工作时长通常是12小时， 而且很多工人一般会同意每周有三四次加班工作至14~16小时， 因为这样可以增加工资收入。与此同时， 战时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也持续恶化， 危险性的技术作业、机器的磨损、不卫生的环境等使得战争时期工厂中工人患病的情况普遍增多， 在采矿工业区还会突然爆发瘟疫以及其他一些流行病。1915年， 工厂主们甚至开始讨论在俄国实行劳动军事化的可能性。1914年7月24日， 沙皇政府颁布了对罢工工人处以刑事处罚的条例。1916年， 沙皇政府建立了罢工工人的“黑名单”, 并剥夺罢工工人的工作岗位。
战争也加剧了俄国的社会经济危机。1915年到1917年2月， 不断出现食品和商品短缺的现象， 由此在国内引发了三百多次以工人为主要力量的群众运动。许多城市的抗议活动都遭到警察和军队的镇压， 在类似的冲突中军队和警察打死、打伤以及逮捕工人的情况时有发生。但沙皇政府在粮食供应和稳定市场方面始终显得无能为力。1914-1916年间沙皇政府准备了14亿普特的粮食， 但在1916年秋天之前国内的粮食储备只有4亿普特。食品短缺和物价上涨使城市里的抗议情绪高涨， 1916年参加抗议运动的人数较上一年增长了14倍①。直至1917年2月初， 沙皇政府才开始建立新的粮食体系， 但此时已经是二月革命的前夕。
战争时期卢布的实际购买力严重下降， 这极大地伤害了城市工人。战争时期卢布的购买力逐年下降2倍以上， 而城市的商品零售价格更是远超国内的平均水平②。1916年食品、鞋和衣服的价格同1914年相比上涨了三四倍。战争时期工人平均名义工资从1913年的257卢布增加到了1914年的272卢布、1915年的322卢布和1916年的478卢布， 但1915年时仍然有43%的工人要求提高工资， 1916年时这个数字更是达到了54%③。1917年工人实际工资相比战争之前下降了75.8%.1917年1月时首都薪水较高的金属加工工业工人的实际月工资是战前平均水平的84% （到2月初时只有55%） , 而在1914-1917年间莫斯科工业区工人的整体平均实际工资更是缩减了35%~40%④。
恶劣的社会经济环境使俄国工人运动迅速形成席卷全俄的政治浪潮。从1914年7月19日到1917年2月28日， 俄国各工业部门共发生5 794次罢工， 共有近324万名工人参加。圣彼得堡1915年的罢工人数较1914年增加了29%, 1916年增加了56%;中部工业区增加了46.5%, 黑土区增加了96%⑤。战争期间中部工业区参加罢工的人数是1 250 500人、乌克兰是283 400人、乌拉尔地区是205 900人、黑土区是96 700人、伏尔加河下游和中游地区是50 100人、高加索和外高加索地区是43 500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是39 700人、西伯利亚地区是30 700人、北高加索地区是26 000人。1915-1916年间俄国1/3的罢工和从1/3~1/2的罢工工人都集中在圣彼得堡⑥。
战争期间俄国工人运动的壮大不仅体现在次数和人数的增多， 而且也表现在社团和党派组织的发展。从1915年夏天开始， 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工厂就出现了统一的跨党派社团， 在这些社团里有孟什维克的护国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布尔什维克、区际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⑦。其实， 各政治社团和党派在工人群体中进行宣传引导的情况由来已久， 但直到在战争带来的物质生活恶劣、劳动剥削加剧、政治压力骤增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工人才开始主动地、群体性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并以令任何社团或党派都意想不到的规模和速度成长为对首都政治进程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力量， 推动着俄国走过二月， 奔向十月。
四、历史视角下的俄国工人运动
关于俄国历史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所发生的重大转折， 长期以来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自1861年废除农奴制开始， 帝俄时代晚期的大改革日益广泛和深入， 开启了俄国的现代化进程， 尤其是1905年革命后， 俄国的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开始脱离沙皇的独裁， 并向自由主义和民主制度演进；虽然生产力的发展和大众物质生活的改善落后于政治的发展进程， 但工业化和深入的土地改革 （即斯托雷平土地改革） 正在有效地改变这种不平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突然爆发结束了和平的发展时间， 这使得1917年两次革命事件的爆发及其成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几代沙皇主导的、进步倾向和保守倾向交替的俄国政治演进实际上落后于工业化带来的经济发展， 经济的现代化促使工人和农民提出了解决自身贫困问题的要求， 这些要求同时带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和政治上的合法性；然而， 已经处于危机之中的尼古拉二世政府并未真正接受这些政治现实， 而是通过高度不平等的竞选体系产生的杜马等机构营造了一个并不具有宪政实质的宪政民主进程， 并且持续敌视底层民众和各种社团的政治参与；这种落后于经济发展并且背离社会发展进程的政治举动最终导致了其政权的垮台。这个过程中最突出的力量就是工人为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环境而进行的群体性运动， 工人的这些经济性要求还经常与政治变革的要求相联系， 在产业工人最为集中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城市， 激进社会主义者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支持， 阶级矛盾和民主自由话语的影响力也不断扩散， 最终演变为一直延续到1917年11月的政治两极化。也正是由于工人的坚定支持和驱动， 十月革命的发生和成功都成为了可能。
这两种观点各有其学术研究作为支持， 在更深的层面上也各有其意识形态底色， 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工人运动的研究在长期以来也受制于此。作为从帝俄时代到苏维埃时代这一历史转折的最终实践者， 俄国工人的生活、愿景和行动当然是重要的历史研究对象， 而这一研究对象的性质， 即俄国工人运动的本质是经济性的还是政治性的这一问题， 成为了前述两种俄国现代化话语在冷战期间争论的焦点之一。这些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后逐渐融合并共同转向对史料学和历史编纂学的探索与整合①， 这使得科学全面地重新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工人运动成为可能。
俄国工人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具有高度独立性的单一历史事件， 而是19、20世纪之交俄国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一部分， 工人群体产生于工业化带来的工厂工业生产活动之中， 又在与资本和权力的斗争中成长为具有阶级意义的生产力代表和政治力量。可以说， 俄国工人运动发生发展的基本线索正是工人群体与资本和权力的互动关系。正是工人、资本和权力三者间动态发展的结构关系， 决定了工人运动的性质并不是单一的， 而是经济与政治兼具， 甚至在社会史领域还具有相当的精神文化性质。工人运动首先起源于劳资矛盾并表现为劳动冲突， 但劳资矛盾并不仅仅关系到劳资双方， 而是关系到生产关系背后的社会经济整体发展， 这是政府所代表的国家政治权力应当参与调节劳资矛盾、甚至投入物质和政策支持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新动力得以形成的原因。尤其在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 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不平衡发展促使国家生活中的诸多矛盾都会转化为经济矛盾， 不断分化重组的俄国社会各阶层都承担着巨大的经济压力，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是这些矛盾聚集的焦点之一， 劳资双方不仅难以真正独自解决劳资冲突， 甚至无法维持较长时间的协商谈判。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沙皇政府却将劳资冲突视为工业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零和游戏， 试图通过引导工业资本家承担工人工作报酬和生活负担， 并压制工人经济需求的方式将劳资矛盾控制在劳资双方之间， 这种选择是无法长时间持续的。正是权力在劳资矛盾中的缺席和逃避， 加剧了劳资双方对现实政治的强烈不满。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正是三者之间关系的终点， 无力解决诸多社会矛盾的沙皇政府首先退出了历史， 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过于自由主义的立场同样低估了俄国社会矛盾的紧迫性， 而俄国工人最终通过十月革命推动了最根本性的政治变革。
注释
1 М。图甘-巴拉诺夫斯基着， 张广翔、邓沛勇译：《19世纪俄国工厂发展史》，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第17页。
2 М。图甘-巴拉诺夫斯基：《19世纪俄国工厂发展史》， 第202~203页。
3 （3） （4） （5） С。В。沃龙科娃着， 王学礼译：《20世纪初俄国工业简史》，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第31、54、100、101页。
4 И。В。希尔尼科娃：《俄国革命前工业中的劳动冲突：从统计资料到微观分析》 （Шильникова И。В。， Трудовые конфликты в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д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России：от стастикикми к роанализу） , 莫斯科：马克传媒出版社2014年版， 第25页。
5 И。М。普什卡列娃等着：《19-20世纪之交俄国的劳动冲突与工人运动》 （Пушкарева И。М。， Трудовые конфликты и рабочее движениевРоссии на рубежеⅩⅨ-ⅩⅩвв И。М。Пушкарева。и。др。Отв。ред。） , 圣彼得堡；真理出版社2011年版， 第290页。
6 （4） （5） （6） 张广翔：《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工人的生活水平》， 《史学集刊》2014年第5期， 第93、93、93~94、95页。
7 （3） 伊·帕·库拉科娃着， 张广翔、张文华译：《莫斯科住宅史》，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第105、96~97页。
8 （4） （5） И。М。普什卡列娃：《19-20世纪之交俄国的劳动冲突与工人运动》， 第294~295、302、305~306页。
9 И。В。希尔尼科娃：《俄国革命前工业中的劳动冲突：从统计资料到微观分析》， 第95页。
10 （3） И。В。希尔尼科娃：《俄国革命前工业中的劳动冲突：从统计资料到微观分析》， 第105、109页。
11 J.P.米凯：《利润先驱：1885-1913年间外国创业者与俄国工业化》 （Pioneers for Profit:Foreign Entrepreneurship and Russian Industialization.1885-1913） ,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 第194页。
12 （5） И。М。普什卡列娃等：《19-20世纪之交俄国的劳动冲突与工人运动》， 第81~82、57页。
13 安·尤瓦洛金着， 梁红刚译：《1882-1914俄国工厂监察机关史》，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第51页。
14 И。П。列别罗夫：《对专制制度的致命一击》 （Лейберов И。П。， На штурм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 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79年版， 第18 ~19页。
15 Б。Б。格拉别：《帝国主义战争期间的阶级斗争史：1914年7月至1917年2月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ГрабеБ。Б。， К истории классовой борьбы в годы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войны。Июль1914-февраль1917 г。Пролетариат и буржуазия） , 莫斯科：国家出版社1926年版。第 50~52页。
16 （5） Ю。И。基里亚诺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工人的社会-政治抗议 （1914年7月至1917年2月） 》 （КирьяновЮ。И。，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ротест рабочих России в годы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войны （июль1914-февраль1917гг。） , 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所2005年版， 第139、18页。
17 Л。М。伊万诺夫主编：《1910-1914年俄国革命高涨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出版与工人阶级》 （ИвановЛ。М。，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ая печать и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России в годы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подъема1910-1914） , 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 第261~268页。
18 С。Г。斯图卢米林：《1913-1922年俄国工业的工资与劳动生产率》 （Струмилин С。Г。， Заработная плата и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ость труда в рус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за1913-1922гг。） , 莫斯科：劳动问题出版社1923年版， 第49~74页。
19 З。И。明德林：“1914-1918年莫斯科地区企业的工作时间与工资” （Миндлин З。И。， “Рабочее время и заработная платанапредприятия х Моск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иза1914-1918гг。”） 《劳动统计》 （Статистикатруда） 1919年第8~10期， 第9页；С。Г。斯图卢米林：《劳动经济问题》 （СтрумилинС。Г。， Проблемыэкономикитруда） , 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第480页；С。Г。斯图卢米林：《1913-1922年俄国工业的工资与劳动生产率》， 第17~18页；М。П。科赫恩：《俄国价格指数》 （КохнМ。П。， Русскиеиндексыцен） , 莫斯科：经济生活出版社1926年版， 第160页。
20 И。М。普什卡列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俄国工人运动” （ПушкареваИ。М。， “Рабочее движение вРоссии в годы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俄罗斯历史》 （Российскаяистория） 2015年第3期， 第99页。
21 С。В。久久金：《1914-1917年间的战争、和平与革命：工人运动中的思想斗争》 （ТютюкинС。В。， Война， мир， революция。Идейная борьба в рабочем движении России。1914-1917гг。） , 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72年版， 第199、225页。
22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92-2008年期间， 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在俄罗斯联邦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等110家档案馆、俄罗斯科学院历史分部等机构的支持和参与下， 根据大量新的、综合性的工人运动史第一手资料和文献， 编写并出版10卷本的《1895-1904年俄国工人运动编年史》， 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