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现代性”概念源于并反映14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与事物的性质和状态。20世纪末，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社会从传统跨入现代的思想标志。在救亡图存与信仰危机的社会背景下，中医界面对现代医学强大压力的反弹，形成了“激进-保守”“抗拒-调适”“传统的发明”三种基本研究范式，与同时期中医学发展的“废止中医”“中医科学化”“保存中医”“中西医汇通”思潮对应。中欧医疗史上的现代性是将外部知识与体制转化为自身文化的过程，以回溯性创新的形式，表现出类似现代社会的医疗理性、创新与策略。
[关键词] 欧洲；文艺复兴；新文化运动；医疗史；现代性
“医疗”不仅是一种技术行为，更是一种社会活动[1]2.“医疗”较“医学”,更强调“人”的主观性作用，并与当时、当地文化背景息息相关。Christopher Cellarius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三个时期，现代时期（1475~1875年）指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二战后，D.Somervell采用“后现代”（1875年至今）表达与现代时期的断裂并补充了人类历史阶段的划分。1863年，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对“现代性”一词作出界定：“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与不变”[2]2.其后有关现代性的定义层出不穷，甚至互相冲突，但在理解上的共通之处体现了对现代性与现代生活各领域中人们思想观念相互反映的认可。由此可以将现代性看作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2]10.
狭义的“现代性”概念源于并反映文艺复兴以来人与事物具有的性质和状态。欧洲从中世纪文化过渡到现代文化的时期，其特征被普遍定义为“欧洲国家进入一个富于活力的崭新时代”（锡蒙兹语）[3]408.欧洲文艺复兴将科学威信从教会威信中解放出来，证实系统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的重要结论，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实验原则明显影响了现代医学的风格和趋势。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社会从传统跨入现代的思想标志。20世纪救亡图存的背景下，在对现代医学强大的压力进行反弹时，中医界以复杂的双向交流改造了之前的发展道路。中欧医疗史上的现代性，是将外部知识与体制转化为自身文化的过程，以回溯性创新的形式，表现出类似现代社会的医疗理性、创新与策略。
1 欧洲文艺复兴中的现代医学元素
Jürgen Habermas指出：“人的现代观随着信念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道德改良无限发展”[4]10.Michel Foucault关于现代性的“态度”和“气质”界定，反映了该观念的反宗教色彩，并将现代科学知识与现代社会的统治与控制联系起来。科学威信的上升，伴随教会威信的衰落，是现代时期的思想见解与中古时期的最重要不同[5]511.理论科学试图了解世界，实用科学[5]512则致力于改造世界。科学的成功体现于实际功用，便倾向于成为技术。中世纪后，自然科学家继承了古代唯物主义的传统，开始由朴素唯物主义向机械唯物主义过渡，对身体的描述和解释偏向以还原论为指导的机械、工具式概念。Hieronymus Fabricius《论静脉中的瓣膜》[6]31（1603年出版），通过水力学原理类比解释静脉瓣膜防止血液从心脏倒流回周围血管的作用；Thomas Stoltz Harvey受到启发，将机械原理和数学方法应用于血液循环的探索性研究。17世纪50年代，Antony Van Leeuwenhock自制显微镜观察到血液循环的过程。这些研究成果让人接受身体是可以被外力控制、引导，被各种技术控制而加以调治的[7]6.
欧洲医疗史的发展受政治宣传与文化启蒙的影响，参与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性围绕着都市资产阶级兴起、基督宗教没落、公私领域分化、市民与公民概念的形成与加强等[8]17.相对贵族阶级的虚荣奢华，新兴资产阶级强调内在价值和环境清洁，注重个人卫生与体格强壮。整洁自律的生活方式直接影响了公共卫生的发展方向，配合了19世纪后期渐成为医学主流的细菌论：净化、消毒、杀菌被认为是预防疾病的标准生活习惯[7]6.1854年，伦敦爆发霍乱。John Snow用标点地图法发现当地水井分布和霍乱患者分布的关系，被认为是流行病学的开端。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医学体系是建立于流行病学（理念）基础上[8]4.
2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医现代性思潮
中国自古就有“变”的智慧。“周虽旧邦，其命维新”[9]339.王朝更迭，上下几千年，“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10]54.鸦片战争已降，西方现代军事、经济、科技和文化力量就一直是中国学习和效仿的榜样。中华民族在朝向现代道路上的艰难探索，是一个迂回反复的漫长过程。以“传统与现代”视角研究“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现代性思潮，形成了三种基本的研究范式或研究结论[11]176,与同时期中医学发展的四种思潮对应（图1）。
20世纪初，近代中国面临亡国危险和信仰危机的社会背景下，新文化运动对科学理性的借重利用，将激进跟保守的对峙，由政治推向文化层面。“科玄论战”中，中医药学被当作旧传统、旧文化一并否定。当时最有影响的学者如陈独秀、胡适、鲁迅、梁启超等都公开发表反对中医的言论。1916年，余云岫以《灵素商兑》提出“废医存药”;1925年，教育部拒绝将中医学纳入大学学制。废止中医案的抗争，迫使中医界通过批判《内经》等中医典籍的理论价值，废除阴阳五行、藏象、五运六气等学说，以西医理论代替中医理论的激进主张达到“中医科学化”的目的。在这里，传统与现代是二元、对立、脱节的。现代性建立在对既定秩序、价值和制度的反思和批判上，要求立足新的生活实践，在全新基点上的重新感受、阐释和表达。
通西学且致力新文化志业的一批学人，主张立足中国本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去批判、转化和吸收西方文化，即调适传统以适应和融合现代性。以恽铁樵为代表人物的“保存中医”派，可看作该思潮在医界的投射。因中西医学的文化背景不同、医学基础各异，“东方医学自有其立脚点”而主张保留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性。恽铁樵所着《群经见智录》：“《内经》之五藏，非血肉之五藏，乃四时之五藏。”认为中医学之脏腑不同于现代解剖学之脏腑，强调脏腑功能活动、病理变化之间的整体联系，为后来的中医家脱开“脏腑解剖是否有误”的纠缠。“保存中医”派包含“改进中医”的观点，保留中医有价值的部分并吸取西医的先进知识。如整理中医典籍，“诠释明白，使尽人可喻”,以便普及；引入实验方法等。“保存中医”派立足于争取自身的生存发展、与“废止中医”之风斗争，同时反对以“中医科学化”为名的中医西化之举。坚持现代性的主体性特征，即传统与现代是连续的、一体的，现代化过程是主体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既抗拒又调适的过程[11]176.
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提出历史学家从“发明传统”视角理解近现代史的独特重要性，特别是“发明传统”对于民族国家建构和认同的重要意义[12]16-17.明末清初至近代以来的中西汇通思想认为，现代性是于中国有益的追求目标，但将产生于西方的现代性完全移植于中国是行不通的。通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现西方现代性元素，寻找到中西文化“点对点”的契合汇通之处，减少现代性建构的排异反应，增强本土适应性。如在道家思想中发现“自由主义”“革命思想”,在儒、农、墨家思想中发现“社会主义”[11]178-181.张锡纯（1860~1933年）为中西医汇通学派的代表人物，其着作《医学衷中参西录》，涉及中西医的概念、生理、病理、药理和治疗各方面。书中列有专篇《论中医之理多包括西医之理原非难事》：“大厥之证，即由于气血相并上走，必至脑充血可知，此非中西医理相同乎？至谓气反则生，气不反则死，盖气反则血随气下行，所以可生；若其气上走不反，血必愈随之上行，其脑中血管可至破裂，出血不止，犹可望其生乎？”张锡纯的中西医汇通观点，通过寻求中西医概念上的互相印证，揭示两者在学理上的逻辑相通。新文化运动的“重估旧文明”“再造新文明”,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性的原点、支点、生长点，以“发现传统”的基本形式，实现“发明传统”的基本诉求。
3 中欧医疗史上的现代性遭遇
“现代性”除了指涉“当前”“现在”等时间概念，还意味着当前、现在的事物或状况“比过去更新、更好、更优越、更进步”.广义上，现代性是永远不断消失又不断再生的。每个“现代”都会成为过去。“它的内涵始终在变，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或者说，它的内涵就是‘新':新事物、新风格，真正绝对的新，独一无二的新，前所未有的新”[13]23.现代性是一种始终处于“过渡”的状态，而与现代性相对的“古代性”不再是一种需要效仿才可恢复的模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医学发展的回望传统与经验重新表达诠释了“现代性”意涵的“二重性”.“现代”不断向“过去”转变同时又不断再生，具有与古代性息息相关的时代意识，同时体现了先锋主义精神。就中国医疗史的近代性而言，无论是医学知识本身还是医疗卫生制度，均引发自外部知识与制度，进入本土以后，就不再是简单的接受过程，而是积极创造了基于自身传统的“现代性”.
不同的医疗文化、身体疾病观相遇之下产生了各具特点的医学文明。与文艺复兴的思想启蒙性质不同，救亡的功利性与迫切性更强。救亡论的支配之下，付出任何代价的社会重组都是允许的。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一宏伟叙事中，救亡的过程是意志、情感、欲望的解放，同时也是思想文化不断激进化的过程。清末新小说多有直接涉及“病”与治疗的文本，所治疗的并非单纯的身体疾患，更是指向体质的改造及指精神气质方面的改造--“国民性”.鲁迅的《药》以“夏”的满腔热血无法治愈“华”的陈年肺疾，隐含着对于“革命”与“牺牲”的质疑，指出国民的肢体孱弱与精神萎靡需同时改造[14]271,30.“中国人的”身体“自近代以来一直被视为病弱不堪，”中医“似乎对此无能为力。西医却能够通过独有的切技术使身体从损毁状态得到复原这种治疗方式总被比喻成整个中国社会就像一个病弱的肌体，经历了一个由弱变强的近代蜕变的过程[15]1”.“中医”与“西医”成为不同救国方案的隐喻。已经充分认识到落后的中国人，从个体到国家的疗救都向西方寻求，这种心理是面对现代性的应激反应。现代性同时包含否定和自我否定（也被称为“摧毁和自我摧毁”,“批判和自我批判”）两个特征[16]24.追求“现代”意味着永无止境地追求和创造属于自己时代的“现代”,不断地批判和否定既存的“现代”,用新的“现代”取代已经或即将成为“过去”的旧的“现代”.硬币的反面，现代性又制造了新的风险和冲突，急剧变革的社会瓦解了传统意义的世界并构成对人类基本安全的挑战。“风险最大之地，正是命运重现之时”.中欧医疗史的现代性进程，指向社会现代性的基因性构成，塑造了当代医学文明的基本形态，也为时代精神与哲学反思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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