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史学发展的历程中，学界不断推陈出新，“新史学”对史学界有着重大影响。在中国，“新史学”产生于20世纪初，由梁启超等人率先倡导。迄今，新史学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对其发展脉络进行系统梳理，不仅有助于把握史学的发展方向、破解其中的固化问题，同时也对社会诸多领域进行深层次研究有着重大意义。
关键词：新史学；史学研究方法；发展历程与趋势
相较于传统史学，“新史学”指的是一种新的研究历史的理念、方法与视角。传统史学眼光往往向上，关注的是帝王将相史，即比较单向度地反映一个国家的政治变迁；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研究领域相对闭塞。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注重社会底层研究，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不是单纯的政治史；提倡跨学科研究，多层次、宽领域、多角度地认识社会问题与现象。总之，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均有较大提升。
一、中国新史学的诞生
20世纪初，梁启超举起“新史学”这面大旗。原因比较复杂，主要受当时国内国际环境影响。一方面，中国内忧外患，封建官僚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但当时更多的人对于国家现状表现出的是一种冷漠，缺乏保家卫国的意识。面对此种境况，梁启超等富有思想的爱国人士开始把眼光转向与政治学密切相关的史学，企图从学理上启迪中国国民，唤醒群众的爱国意识。当时占据我国史学界的是传统考据学派，这一学派的研究的对象是位列上层社会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供上层阶级诵读的政治史，这些内容对于底层群众而言是敝鼓丧豚，毫无意义。梁启超意识到要想激发群众，那么历史的研究对象就需要一种新的视角，那就是眼光向下，投身群众，只有对象关乎群众本身，才有可能使他们受到启发。
另一方面，单纯就史学研究来讲，我国传统史学以考据学派为代表，出现于乾隆、嘉庆年间，是学术领域中出现的以文字音韵、名物训诂、校勘辑佚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一个学派，从事经书古义的考证。这一学派重考据而少理论，以朴实简洁为贵，因而又称“汉学”或“朴学”.考据学派注重实际，训诂考订，他们纠正了古书中的许多错误，引注的材料也为后人提供了方便。但考据学拘于文字、忽略现实，传统的考据学派往往重材料轻思想，厚古薄今，忽视历史对于今人的借鉴意义，志在对于历史的求真，而不求致用。他们思想闭塞，缺乏历史透视的眼光，埋头于繁琐的考据之中，罗列多而具体解决问题和深入研究少，浪费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就学术界的史学研究而言，此类方法也已经大大落后。梁启超了解了一些国外的史学新动态，深刻认识到我国传统史学的种种弊端，加之与我国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相联系，他开始向中国传统史学发起挑战。
二、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历程
（一）应运而生
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的发表，标志着中国新史学的初步形成。中国当时内忧外患，戊戌变法的失败以及逃亡日本的经历给予梁启超新的启示。他在《新史学》中正式打出“史学革命”的旗号。他首先批评了旧史学的“四弊”、“二病”---“四弊：”一日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日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日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日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1]他认为传统史学以帝王政治为中心，以朝代记录历史，服务于统治阶层，对后人缺乏借鉴意义。他以进化史观代替循环史观，把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研究进化之现象；强调历史学应将群体作为研究对象；认为历史要“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说明史家的责任是写出人类进化的历程，并分析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以供今人资鉴。
随着历史的演进，具有进化史观、重视社会底层的新史学日益得到人们的认可，国内国外均是如此。法国兴起于1929年的年鉴学派提倡总体史学，认为历史总体是人类群体，历史“不是个别的人，重复一遍，决不是个别的人，而是人类社会，是组织起来的人类群体。”[2]其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所倡导的是一种整体史观，他提出的关于长时段理论冲击了狭隘的传统政治史观。可见，随着社会发展，新史学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无论国内外，史家所关注的重点越来越倾向于人类群体，关注社会生活，而不再是以朝代为主线的政治、军事的帝王史。梁启超高举新史学大旗的根本目标是激发爱国思想，提高民众掌握民族命运的责任感，为国家救亡而觉醒。不可否认，梁启超的“新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二）穿荆度棘
在梁启超的影响下，许多学者开始致力于新史学的学习与研究。但五四运动以后，以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为代表的“新汉学”异军突起，阻碍了新史学的发展。在他的宣扬下，“拿证据来”一时风靡全国，新史学提倡的“修史”被冷落，“考史”再次活泛起来。新汉学的出现再次抬高了史料的地位，他们过分重视史料与考证，而忽视了对历史的分析，只求真，不致用，阻碍了史学的发展。同一时期还有许多其他学者对史学研究的不同观点给中国新史学不断带来新的冲击。
直到1920年9月，《新青年》第8卷第1号发表了陶孟和的文章《新历史》，该文指出，新历史的目的是得历史的新眼光，知研究历史的方法，明研究历史的用处。与法国年鉴学派不约而同，他指出了研究新历史的重要性，并分析了史学和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综合运用，提出了科学方法，并且把史学研究的触角伸入到人类历史的方方面面，把经济、文化、地理、气候、婚姻等凡是与人有关的因素都看作是其研究的对象，大大拓宽了史学的研究范围。注重史学与其他学科的综合运用，是史学发展新的突破口，给史学界带来新的生命力。
（三）东山再起
直到20世纪末30年代初，唯物史观的出现给“新史学”注入了新鲜血液，终于使梁启超开启的“新史学”东山再起。它从社会、经济等多个角度解析历史现象和问题，关注基层社会和普通人物。范文澜先生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他在1943年写成的《中国通史简编》，是第一部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通史着作，他将劳动人民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相联系，肯定了劳动人民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翦伯赞先生宣传并坚决�I卫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他着有《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中国史论集》等着作以及陆续收入《中国论文集》和《史料与史学》的多篇论文，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自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我国史学家研究的重中之重，不仅史学，在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1949年4月，王亚南在《新中华半月刊》发表《政治经济学史与新史学》，谈到：“新史学原来是无产阶级求真理求解放的一种学问。19世纪中叶前后，这种学问虽然已由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明确而系统地向人类贡献出来，成为此后人类社会研究历史科学的锁钥，但在阶级利害障碍之前，资产阶级的学者，愈来愈不敢接近它，愈来愈需要回避它，所以到结局，这学问，这锁钥，便愈来愈成为社会主义学者的专用品。在这种限度内，一切有科学性的学说史，就只能期之于社会主义史学了。”[3]这年7月，汇聚北平的史学界学人要求组织中国新史学会，在发起人会议上，郭沫若、范文澜、邓初民等“一致表示全国历史工作者应团结起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4]后来通过的《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暂行简章》规定，该会的宗旨是：“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并养成史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作风，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5]新史学会成立后，组织北大、清华、师大等校的教师编辑大型资料丛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这部资料等于建立起一套体系框架，对后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自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我国成为新史学的急先锋，它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析社会，无论是从方法上，还是从内容上，都大大拓展了我国史学发展的前景。
总的来看，新史学自1902年梁启超先生发起，打破了传统史学停滞于上层阶级的封建壁垒，眼光开始转向下层社会，关心群众疾苦，重视社会生活，政治史开始受到排斥；与此同时，史学家们在引进西方史学的基础上，援用多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时至今日，我国史学研究愈加关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无论政治、经济抑或是下层社会的细微生活，都成为史学研究的重点；同时还结合心理学、政治学、计量史学等多种方法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我国新史学的发展，在理论与实际的完美结合下，创造出了一条独特的中国史学道路，呈现出五光十色，生机勃勃的发展态势。
三、中国新史学发展趋势展望
新史学伴随着我国由衰败到兴盛的整个历程，从梁启超为了激发群众爱国热情而高举新史学的旗帜起，至今都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通过对我国新史学发展历程的梳理，并经过古今中外对比，笔者认为新史学发展趋势有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一）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史学中的跨学科综合研究是当代科学整体化的发展趋势在史学中的反映，它既包括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史学中的运用，也包括史学以外其他社会人文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史学中的运用。这种研究在台港地区称为“科际整合”.跨学科研究是当代西方史学研究的一个潮流，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史学界也出现了跨学科研究的趋势，而且越来越多的学者预言，21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将是跨学科研究的流行[6].我们提倡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一方面指的是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拓宽我国史学研究的范围，以增强其整体性和综合性；另一方面指的是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历史，拓展对史学研究的深度，增强其学术性和科学性。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假使把历史学的新同盟军好好利用，那么，不仅历史研究的范围可以大大加强和深化，而且在史学园地里将会取得比自古以来更有价值的成果。”[7]
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无论在宽度还是深度上，对于史学研究都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通过对史学和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其他不同学科的综合应用与分析，能够给我们带来许多新奇的发现，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所导致的历史学主体性地位受到威胁的问题。过分强调跨学科，会使得史学工作者在研究中把各学科放在同样的地位，那样，史学将成为各学科的杂糅，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会受到影响。杨念群等人就曾担忧地指出，“史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导致历史学科丧失主体地位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正是当前学界的困惑。”[8]我们提倡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旨在从其他学科中运用新的方法、理论于史学研究中，使得史学研究更加深入、全面、客观、综合。通过这样的研究，得到新的启发，探索出新的研究方法、视角，进一步创造出新的理论。正确处理好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做到既不闭塞，也不盲从，是史学界所面临的一个挑战。
（二）跨国界的史学借鉴
宋学勤指出：“吸收有价值的外来观念、方法，批判地继承传统史学的有益成分，并使二者有机结合而形成新的体系，是梁启超新史学的特色。”[9]梁启超新史学的这一特色，在今天看来仍不过时。中国新史学固然有着我国学者对于国家的认知以及对于史学的独立研究，但是在我国新史学的发展进程中，西方史学有意无意地都在影响着我国史学的发展。
梁启超最初对新史学的提倡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日本影响的。在流亡日本时，他对史学有了新的的认识，面对国家危亡的艰难时刻，他毅然对传统史学发起挑战。不只是史学研究，任何一门学科，都会面临它的瓶颈期，想要取得新的突破，就要不断拓宽研究的领域和方法。一方面，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从横纵两个方面都可以大大深化对史学的研究，那么另一方面，对于国外的史学研究方法的学习与借鉴，同样有此功效。正如法国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在许多方面都和我国的新史学不谋而合，认真学习其中的异同，取其精华运用于我国史学研究，对于史学界的取得重大突破有一定的意义。
时至今日，我国新史学已经发展到一定高度，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但面对史学发展存在的种种困境，必须深入研究西方史学，取其精华，将西方史学的研究方法中国化，突破我国旧有史学方法与理念，为解决我国史学所面临的瓶颈问题作出贡献。但是我们同样要防止中国优秀的传统理念与文化被外国文化所侵蚀，分清主次，以我国史学的基本研究理论为基础，吸收新的理念与视角，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发展道路。
（三）主观与客观相结合
历史学是否是客观这一问题，在学界一直存在很大争议。多年来，史学一直被学界其他学科学者诟病，认为史学研究具有人为的主观性而否认史学这一学科的地位与价值，认为史学研究永远不可能客观、真实地还原历史。
史学本身研究的就是人类的历史。杨念群指出，中国史学需要一种“感觉主义”[10].我们一直力证史学是一门科学，致力于在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但我们常常忽略了史学独有的特点，它不同于其他自然科学、哲学等学科。历史是客观的，但我们对历史研究的主观性是不可避免的，相反，这种主观的合理推敲与客观的科学方法结合使用，往往能再现真实鲜活的历史，并供后人资鉴。历史“如果没有丰富的感觉素材做支撑，同样就像是一架支离破碎的白骨，而非血肉丰满的人体”.[10]而且部分史学工作者发现，在应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时，往往发生教条化的倾向，故发出危机的呼吁，希望能解决历史研究的相关问题，包括如何引进与借鉴外国史学方法、如何调整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如何结合史料和理论等[8].
历史的主体是人民，而人民所创造的历史必定伴随着他们的情感活动而产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抛开内心活动而冰冷的存在于这个世界。史学研究所要做的就是，认真了解并理解在这样或那样的历史环境下，人民群众的心理是如何活动的，并结合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等等诸方面的情况，对历史产生一种立体的认知，避免将历史平面化、碎片化。史学既是科学的，也是艺术的。因此，史学研究要在科学与艺术，或说科学与“感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不能浮躁地刻意追求所谓纯粹“科学”的历史，避免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出现僵化、教条的问题。
（四）深入研究社会史
在新史学走向成熟的今天，广大学者更加倾向于把注意力转向社会史研究。所谓“社会史”,就是把目光着眼于当代社会各个层面，多视角地去分析和研究人类历史。多年前，李大钊曾指出：“凡是社会生活所表现的各体相，均为历史的内容所涵括。”[11]无论中国还是他国，新史学始终强调历史的研究主体是社会底层的普通群众。社会史涉及普通群众的方方面面，具有深厚的可挖据性与可探讨性。
当今的史学发展走向无疑是向社会史靠拢的。社会安定，政权稳固，人民的经济水平不断得到提升，文化及生活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历史学家及普通群众更加关注的也都是社会生活。对于社会史的深入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抛开过去大而化之的政治史，对社会细微之处进行深入观察、分析的社会史研究方法，更加容易获得新的突破，并有可能从不同视角认识到历史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当今的史学家纷纷对政治史嗤之以鼻，但我们要正确认识到，虽然过去政治史垄断了整个历史，但如今的历史绝不能一刀切的剔除政治史，它在历史进程中依旧有它的价值。如同法国第三代年鉴学派的观点，政治史应该也作为史学中的一部分内容而存在，他们既不极端排斥政治史，也不同意专注于几乎静止的长时段因素的观念。虽有人指责他们所倡导的历史“被解构为局部性实践，放弃了任何总体目标”[12],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有机结合，避免了两个极端所带来的弊端，于史学发展更有裨益。这也应该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倡导的研究方向。
总的来看，社会史必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史学研究的焦点，用更加中性、温和的态度对待政治史，同时把目光投向整个社会，深入研究社会史，以小见大，对普通群众的普通生活进行研究，力争从细微之处获得这样或那样的新发现，是我国史学正确的前进方向。
（五）口述历史的兴起
可以说，口述历史的兴起是历史眼光向下的必然。过去的政治史很少记录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而如今眼光向下，不可否认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史料的缺乏，对于人民群众史料大量空白这一问题，给我国史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因而口述历史的兴起就不得不说是一种应运而生的研究方法了。
普通群众有着丰富的阅历，但是他们不能够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写成书供后人分享，历史学家需要做的是，对他们进行各种调查访问，通过他们口中的历史，与现存的部分史料互相印证，从而得出对历史的分析。口述历史存在两大功效，一方面它可以克服史料缺乏，阻碍历史研究进程这一问题；另一方面，它又可以与史料相结合，这也可以说是王国维曾经所提倡的“二重证据法”,更好的印证我们对历史的认知。
口述历史作为独立不久的一个新兴学科，在诸多方面还有待深入的研究与探讨，但口述历史无疑为史学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与途径，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口述历史必将成为史学研究新的突破口而大放异彩。
四、小结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速，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国际上有着越来越大的竞争力。能够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发展成为如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历了各种艰辛与曲折。我们必须认真回顾过去，才能更好的放眼未来，史学研究无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政治领域甚至对其他学科的发展都有着重大意义。当下中国的时代课题无疑是通过现代化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研究主题应该围绕这一时代问题而展开，探索中华民族复兴之路，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价值所在，历史科学的发展必须体现这种价值要求、价值理想和价值标准。在当今世界发展潮流下，中华民族复兴是中国参与和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史学研究必须在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方法不断更新，建立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新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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