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舟山群岛凭借自身的地理优势，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明代以前，舟山群岛是中国与东亚地区进行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中转站。在明代随着海商集团的崛起和西欧殖民者介入东亚海上贸易，舟山群岛成为了传统海上丝绸之路与资本主义全球贸易网的交汇点。而随着海上贸易活动的兴衰变化和不同历史时期统治者对海外贸易的态度变化，舟山的城市发展也经历了独特的变迁过程，在城市规模和城墙构造以及坊巷设置等方面均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舟山群岛；城市
舟山群岛由于地处浙江东部沿海，因而成为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在中外经济文化交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舟山群岛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随着国内外海上经贸文化往来的日益密切而逐渐提高，其内涵也随着海上贸易参与者身份的变换而显得愈加丰富。随着海上经济活动的发展，城市得以在舟山出现并有所发展。随着国家对外政策的转变和中外交往方式的变化，舟山的城市也几经兴废，其功能定位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由于舟山群岛孤悬海外，加之历史上的战乱及统治者强行迁出居民等缘故，导致记录舟山群岛的历史资料相对匮乏，给研究工作带来一定困难。本文试就从研究舟山古代城市着手，在梳理舟山城市发展过程的同时，对历史上舟山城市的兴衰与海上丝绸之路之间的关系略作探讨。
一、唐代至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勃兴与舟山城市的发展
（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舟山设县筑城
舟山群岛地处浙江东部沿海，既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出海门户，又是南北海上交通枢纽。由于地理位置优越，舟山群岛很早就有人类从事航海和其他生产活动。春秋时期舟山群岛属于越国，被统称为“甬东”.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舟山群岛为当时的会稽郡�县东境地。在2006年，舟山市朱家尖镇蜈蚣峙曾经出土一批古代钱币，专家鉴定后认为，其中最早的钱币应为西汉吕后二年的“八铢八两”钱，而最晚的应为南朝时期梁朝的“对文五铢”钱，并且这些出土钱币可能是往来商旅所埋藏的。[1]这表明在唐代以前，海上贸易活动已经影响到了舟山群岛。不过在唐代以前，中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均在北方。今天的山东沿海在秦汉时代是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开展海上交往的主要地区，而舟山群岛更多的是充当国内南北海上交通的中间站。由于舟山群岛远离政治中心并且当时岛上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因而中央政府长期没有在岛上正式设立县治，所以总体而言，唐以前的海上贸易活动对促进舟山的发展作用有限。
到了唐朝时期，由于唐帝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对外交往的日渐繁荣，海上丝绸之路终于形成。在公元7世纪时，浙江明州（今宁波）已经成为了唐王朝与日本和朝鲜等国家和地区经贸交往的重要门户。舟山群岛因为是进出明州港的必经之地，成了使节和商旅出入中国的中转站和避风港。从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等资料的记载来看，高丽、新罗、日本、渤海诸国船只都曾在昌国县梅岑山（今普陀山）一带候风航行。唐玄宗统治前期的开元盛世，正直唐王朝兴盛的顶点，中外经济文化交往异常频繁，舟山群岛的地位日益重要，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唐王朝在舟山群岛设置了翁山县，县治最初设置在义页河，后又移到镇鳌山旁，筑周长5里的城池。该城从建立伊始就凸显了行政中心职能，既有助于增强唐王朝对海疆的管理能力，又有助于促进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无奈好景不长，在经历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国力衰颓，中外经贸文化交往也深受影响，于是在唐代宗大历六年（771年）废翁山县，其辖地归属�县管辖。这段设县筑城时期虽然短暂，却拉开了舟山建立城市的大幕，并将舟山城市的命运与海上丝绸之路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二）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与舟山城市的发展
在宋元时期，国内经济重心南移，浙东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发展较快，与此同时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宋元时期在海外贸易中对外输出了大量丝绸、瓷器和棉纺织品等商品。从《诸番志》等古代文献来看，当时人们认知世界的范围不但包括了东北亚和南海，甚至远达非洲东北部地区。宋元两朝与日本和朝鲜半岛以及其他东北亚政权之间的交往以明州港为主。此外，从明州出发的商船还活跃于南海，与今天的越南、泰国、印尼和菲律宾等地商人以及印度洋上的阿拉伯商人进行贸易。舟山群岛因为位于明州与上述地区进行海上贸易的必经之地，受益于浙东经济的发展与海上贸易的繁荣，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地位都得到了较大提高。舟山当地与海有关的制盐业、造船业和渔业在这一时期较为兴盛。例如制盐业，宋代昌国县有芦花、岱山、东江、正监、高南亭五大盐场；在造船业方面，在公元1259年昌国县（今舟山定海）达到3324艘。
为了加强对舟山群岛的管理，到了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7月，宋神宗准许在旧的翁山县地重建县治，县名被定为“昌国”,县治在今天定海城区的镇鳌山旁。从宋代开始，定海城池的位置和范围趋于稳定，定海城成为了舟山群岛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宋代城池在前代基础上扩建为周长8里，面积为0.8平方千米，并建有城垣。城中有三处坊巷，分别为惠应坊、旌孝坊、联桂坊。南宋以后的城市保持了坊巷的基本格局并发展壮大，街坊内部的功能和街巷的空间也愈发丰富起来。宋朝时建有三座桥，其中在城东南的状元桥据传是由北宋县令王阮所建，在建造时挖掘出大片旧石，其上刊镌有“人从石上行，状元此时生。”该桥故此得名。到了元代，舟山作为海上贸易的重镇，其地位进一步提高。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升昌国县为昌国州，并扩大了城市的规模。元代在整修城垣的过程中修建了东江门、西门、南门、上荣门、舟山门和艮门这六座城门。坊巷已经增加到二十一处，至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时将其合并为十八坊。元代在城中已有东江桥和东新桥等十一座桥梁。
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人口的增长。舟山群岛从宋代开始有了详细的人口记录。根据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的记录，当时共有11475户，35186人，主要居住在舟山岛和附近的大岛上。随着海上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南宋时期舟山的经济和文化都较以前更加繁荣，人口加速增长，到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时，共有13541户，41502人。其中本籍人口和客籍人口的数量均有明显增长。元朝时期，在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年），有22640户，126005人。元仁宗延佑年间（1314-1320年）有15390户，44071人。元惠宗至正年间（1341-1368年）有13799户，43625人。在宋元时期，舟山群岛行政建制的提升和城池扩建以及人口增长显示出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为舟山带来巨大的进步。
二、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转型与舟山城市功能的转换
（一）明代海禁政策对舟山城市建设的影响
在舟山的城市历史变迁中，明代的变化十分明显，这种变化体现在岛上人口、城市规模、城池建造和坊巷设置等方面，反映出在海禁政策下城市功能定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明代，政治因素和军事需求是舟山城市建设的主要推动力，而人口因素和经济需求已不再是推动城市发展的原因，因此明代舟山城市建设格外侧重加强军事防御功能。明太祖洪武十九年（1386年），朝廷实行海禁政策，直接导致了明代初期舟山群岛人口剧降，直至明朝灭亡，岛上人口数量也远远少于宋元时期。由于厉行海禁政策，明初昌国四十六岛居民1.3万余户，共计3.4万余人被迁徙到浙东和浙西各州县以及安徽凤阳县，仅有547户，8805人获准留在舟山岛。以后随着明朝廷海禁政策的变化和陆续有人回到岛上，舟山群岛人口慢慢又有所增加，到明宪宗时期，成化八年（1472年）有3490户，11800人，到明世宗时期，嘉靖年间（1522-1566年）有6005户，13653人。
虽然岛上人口减少，但是城市建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突出了军事防御功能。在明太祖洪武十二年（1379年），昌国州被改为昌国县，并设立卫所。在明成祖永乐十五年（1417年）、明英宗正统八年（1443年）、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和明神宗万历十三年（1585年）等时期，由于军事斗争和政策转变等原因，城池经历了多次损毁、重修、缩减和增添。在逐步对城池进行改建的过程中，城门恢复旧制，将六座城门改作四座城门，在城的东南西北四方分别有丰阜、永安、文明、太和四座城门，在城外凿有濠，濠上置有吊桥。城中有二十六处坊巷，桥梁则增加至三十八座。其中，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由于倭寇入据曾导致部分城池被毁，在平定倭寇后，定海都督卢镗和海道谭纶曾经修筑了二十处敌台，以后又先后倾圯。到万历十三年（1585年），副总镇张可大对城池进行增修，包括城身九十八丈九尺、女墙一千四百十丈三尺、四门大城楼四座、兵马司房四座、箭楼五座、敌楼八座、铁木门十八扇、吊桥二座、石提四十一丈。又新增南门月城一座二十丈，水门一座九丈，总台铺一座，兵马司房二座，箭楼四座，敌楼五座，窝铺三十八座。[2]明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城内分为二十六坊，有新旧大小桥梁三十八座。
明代舟山这种人口下降后城市建设突出军事功能的现象是与明代中央政府的海禁政策紧密相联的。明代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大发展时期，统治者为了加强对沿海地区的控制，长期实行海禁政策。中央政府一方面规范官方主导下的海外贸易，强化朝贡体系，另一方面限制民间对外交往，不允许私人从事海外贸易。在洪武四年（1370年）至洪武三十年（1397年）多次严令禁止民间从事海外贸易。[3]在洪武初年明政府在宁波设立了市舶司及其所属的市舶库、宾馆、码头等机构，负责管理与日本和琉球等国之间的贸易。[4]明朝政府对周边国家实行“勘合贸易”（也称“贡舶贸易”），由政府限额发给贸易凭证，商人凭证来到中国从事贸易活动。这种官方贸易形式既不能满足国外官私商人的需求，又使国内民间无从获利。明代社会经济水平发展程度较高，在江南一些地区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当地的丝绸和瓷器等产品在海外市场很受欢迎，民间有着从事海外贸易的生产能力和主观意愿，而官方的朝贡贸易无法满足民间的经济诉求，在此情况下，出现了私商突破官方禁令从事对外贸易活动的现象。此外，许多因海禁政策被从海岛迁出的民众由于生活方式的不适应和明朝的土地兼并等社会问题，重又从事渔业生产或是与海上贸易相关的活动。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出现了掌握有武装力量的海商集团。海商和海匪以及倭寇等势力利用明王朝对数量众多的岛屿控制能力有限的客观情况，往往以舟山群岛为根据地与明朝官方周旋，在沿海地区从事亦商亦盗的各类活动。对此明朝政府的主要应对方式是厉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以军事手段来解决倭寇和海商集团。于是嘉靖年间明军在舟山与海上武装走私和劫掠集团之间曾爆发了榭浦和岑港等大战，平倭名将俞大猷和戚继光等人都曾参战。明军虽然取胜，但是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而舟山群岛岛屿众多，海商和倭寇短期内难以完全铲除，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明朝政府只得一再修缮城池，强化城市的军事功能，以求增强对舟山群岛的控制能力。
（二）海上丝绸之路的转型与双屿港的兴衰
明代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由兴盛走向衰落的开端，也是西方开始反超东方的重要转折时期。15世纪和16世纪资本主义在西欧萌芽并逐步发展壮大，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以地中海为主要舞台的贸易活动扩展到大西洋沿岸地区，之后西欧国家先后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殖民侵略与贸易活动，日益成熟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和经营方式也随之被带到世界各地。随着历史的发展，东亚地区传统的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贸易体系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势力越来越强的冲击。当东西方世界的交往因新航路的开辟而变得愈发密切时，围绕舟山群岛所进行的海上经贸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西方新兴力量对于传统海上丝绸之路的冲击与改造。明代的舟山群岛不再仅仅只是明州的外延，而是成为了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与新兴国际贸易网络的交汇点。
作为近代欧洲最早崛起的航海大国，葡萄牙和西班牙最先走上了航海探险与殖民扩张的道路。葡萄牙在绕航过非洲好望角以后，通过暴力手段建立起殖民据点并控制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西段。西班牙继发现美洲后完成了环球航行，并逐步在菲律宾建立起殖民统治。葡萄牙和西班牙以和平手段与暴力手段并用的方式挤入了东亚传统贸易网络，其所开辟的新航路拓展了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外延。虽然这些西方势力的加入在短时期内并不能立即瓦解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但是却开启了这一地区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化贸易网络的进程。由于明朝官方对私人海外贸易的抑制和西方世界对于东方商品的巨大需求，结果促成了带有武装性质的中外海商在舟山群岛的接触与合作。
舟山群岛的双屿港因其适于居住和便于航行与锚泊等有利条件，成为了中外海商与盗匪的聚集地。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将双屿港称为“十六世纪之上海”.可以说，双屿港是一座为满足东西方海上贸易需要而兴起的城市。从朱纨的《海洋贼船出没事疏》等文献来看，在双屿港长期活动的势力中不但有浙江商人和由闽商徽商构成的海商集团，还有来自日本、佛郎机（葡萄牙）以及暹罗等东南亚地区的人物。在16世纪由品托写成的《远游记》以及其他西方文献中，双屿港不仅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海上走私贸易基地，还被描绘成一处富裕的殖民贸易城市。按照这些文献的记载，双屿港可以容纳数以百计的船只，有三千多居民，其中包括上千葡萄牙人，除了住宅外还建有医院、教堂、仁慈堂，设有市政官、法官、镇长和政府官员等管理职务。不过一些现代学者经过研究指出当时西方人的这种描述可能言过其实，认为长期活动于双屿港的葡萄牙应该只有数百人，其余为中国人和其他国家人士。因为对于双屿港的遗址所在地仍有争论，考古方面尚未有所突破，所以本文不对双屿港的城市构造作具体描述。尽管对城市的细节问题仍有争论，但是从朱纨和品托等人留下的中西文献来看，双屿港确曾存在过是无可置疑的。
双屿港汇聚了中西众多商业势力集团，依托双屿港所进行的中西贸易规模也较大。当浙江巡抚朱纨率军摧毁双屿港后，仍有1294艘商船往来外洋之间，不得已只能前往其他港口停靠，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双屿港往来人员数量众多和贸易兴盛。[5]公元16世纪，以双屿港为基地的商人既可以将来自国外的货物通过浙东的运河渗透进中国南北经济大动脉京杭运河，以此从国内市场谋利，又可以从国内采集货物销往海外。当时的船只从明州出发经舟山群岛既可以航行至朝鲜和日本；又可以前往东南亚，穿过马六甲海峡航行至印度洋沿岸，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以后，还逐渐产生了从明州经舟山群岛南下广州进而到达存在西班牙势力的菲律宾，与西属美洲联接起来的贸易航线。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不仅以贸易船队的方式将货物从亚洲运回欧洲，而且在势力所及范围内也会进行短程居间贸易。16世纪葡萄牙人与中国海商共同从满刺加等地贩来东南亚的胡椒和香料，在中国东南沿海与当地商人交换棉布和丝绸等货物，然后把这些货物销往日本，从日本换得金银等贵金属。品托在《远游记》中记载当时葡萄牙人在双屿港的贸易总额的一半是源于对日贸易所得。在这种贸易中所获得的回报往往相当于其投资的三四倍。如果说葡萄牙和西班牙从开辟新航路所赚得的财富有力地推动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那么这些财富中的相当一部分就缘于舟山群岛。
依托双屿港进行的非官方贸易影响了明王朝的朝贡贸易体系，与海商集团有着一定联系的倭寇和海盗也给沿海地区人民的正常生产生活造成了危害，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危及到了明王朝在东部沿海地区的统治。注重中央集权的明王朝无法容忍在舟山群岛这样的近海要冲长期存在独立于其统治之外的化外之地。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明王朝任命朱纨为浙江巡抚，提督浙、闽海防军务。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朱纨率军摧毁了双屿港。这座在16世纪上半期一度非常繁荣的海上贸易城市就此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从明代海上贸易情况来看，无论是海外国家争相来华朝贡过程中的官方贸易，还是海商集团从事的私人贸易，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东亚各国之间经济文化交往的巨大需求。与此同时，西方殖民者和商人在利益的驱动下，有组织的来到东亚地区，以舟山群岛为踏板介入东亚诸国的海上经贸联系，并尝试在经济领域之外从政治和精神生活等方面对东方各国施加影响，开启了东亚由中国主导的传统政治经济秩序逐步被西方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秩序瓦解的进程。尽管明王朝的海禁政策取得了诸如消灭双屿港这样的“胜利”,但是东亚海上经济秩序发生改变的大趋势已经不可能从根本上被扭转。伴随着舟山县城的军事化和双屿港的毁灭，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也越发失去活力走向没落。
结语
舟山群岛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沟通国内外的海上经济文化中转站。唐朝时，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舟山群岛开始设县筑城，由此开始了舟山城市发展的历史。可以说，舟山的城市从诞生之初就与海上丝绸之路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至宋元时，中国古代的海外贸易和文化交往达到巅峰。与此同时，舟山在城市规模、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也都获得了极大发展，达到了城市本身在古代的一个发展高峰。明代执行的海禁政策，极大地妨碍了中外海上经贸文化往来，舟山县城的军事化和海岛居民的内迁集中体现了海禁政策对传统海上丝绸之路的破坏作用。
当古代中国从明王朝开始限制海上贸易时，西欧人却开始探索通往东方的新航线。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西方人的东来，一方面传统海上丝绸之路因为与新航路对接得以延伸其影响，例如围绕着双屿港所发生的海上商贸活动，一度使舟山群岛从传统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一点变成了全球贸易网络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另一方面随着西方殖民者对中国周边地区控制力的增强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东亚地区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政治经济秩序开始逐渐被破坏，传统的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根基开始被瓦解，舟山群岛在传统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命运也由此走向终结。今天，当我们回顾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衰和古代中国由领先世界到被西方赶超的历史转折时，舟山群岛体现出的东亚海上经济秩序的转变仍是值得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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