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时与潮》是一本涉及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政治性综合类半月刊，专注于翻译高质量的国际政论。抗战期间，其政论涉及二战诸多面向，广阔的国际视野是现代知识分子尝试寻求民族共同体之国际认同的体现。本文将以其重点关注的欧战相关政论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有系统地整理各阶段对欧战议题设置的重点，对照当时国际形势，凸显《时与潮》试图将民族共同体置于反法西斯想象之下的倾向；一方面则从文本内容切入，探讨《时与潮》如何具体引导读者构建反法西斯共同体的多重想象。而这种想象的发生，既有社会环境的影响，又与社长齐世英及编辑们的经验直接相关。
关键词：《时与潮》；反法西斯共同体；想象；欧战政论
一、绪论
在中华民族对日进行艰苦卓绝抗战的八年中，从上海到桂林，从武汉到香港，以救亡图存为号召的政治性报刊层出不穷，以重庆为例，在抗战期间发行过报刊的报社、通讯社便达200家以上。[1]然而，这些政治报刊大多仅限于报道国内国际新闻、登载国人的时事评论，像《时与潮》这样专注于翻译国外评论家专业政论的期刊可谓凤毛麟角。《时与潮》通过译介，使战时大后方人民了解国际上对时局的观点，极受读者欢迎；由此将中华民族置于世界反法西斯共同体想象下的努力，对于战时文化构建的特殊意义自不待言。
但多年来学界对《时与潮》的研究相当不足，仅有一篇分析该刊抗日政论的硕士学位论文。事实上，与抗日话题无涉的政论反而更能体现《时与潮》的独特之处。在此基础上检视《时与潮》抗战期间的国际政论可发现涵盖了欧洲战场、太平洋问题、中外关系、世界局势等题材，其中分量最重、从战争开始到结束始终予以重点关注的是欧洲战场。本文即以欧战题材政论为研究对象，结合时事背景探讨《时与潮》如何在议题设置中构建反法西斯共同体想象，进而透过文本分析总结这种想象蕴含的几个深层面向，最后试图返回过往时空，就《时与潮》在何种情境下与读者展开如此互动作出一点推测。
二、议程设置提供想象空间
议程设置理论最早由麦库姆斯和肖在1972年《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中提出，他们认为，面对纷繁复杂的时事议题，媒介会根据自身宗旨及受众喜好分配不同议题的曝光率，在与受众的相互作用中形成自己特定的“议事日程”.就《时与潮》而言，在战时信息闭塞、极端紧张的环境下，编辑部希望让受众对整个时局有客观全面的认识，刊物引导读者的因素显然占据相对更重要的地位。因此，分析《时与潮》随欧战时局变迁所设置的议题类型以及由此体现出的对共同体想象的追求便成为考察其传播效果的一个重要视角。
（一）欧战爆发前
《时与潮》创刊于1938年4月25日，其时抗日战争形势殊为不利，欧战尚未打响，而编辑部仍敏锐地把握到欧陆上涌动的暗流。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德国并吞奥地利，西班牙内战，慕尼黑协议，乃至于捷克问题、阿尔巴尼亚问题，《时与潮》对这些重要事件皆刊载了国外评论，既有对德意法西斯侵略扩张意图的揭露，也有对被侵略国家何去何从的探讨。这些关于同样处于抗争中的弱国的讨论，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读者对法西斯暴行的想象，无形中将中国与这些具有相似命运的国家推向了同一空间，鼓舞人民在不利情势下坚定抗战信念。而面对德意越来越嚣张的行为，英法却并没有作出什么反应，故《时与潮》先后译介了《英国纵容法西斯的政策》《英国彷徨在十字街头》《法国人民阵线的总检讨》等一系列文章以提供对绥靖政策错误的反思。
（二）欧战初期
1939年9月1日，德国对波兰发动闪电战，欧战序幕正式拉开。从此后的第四卷第五期开始，《时与潮》开始着重于登载对列强国情、军情的分析，在政治、经济之外，战略、战术讨论所占比重愈来愈多，尤其是对德、英、苏三国。具体关注重点则随时局不断变化，例如后来德对英进攻陷入僵局，德国开辟对苏联的东线战场，则苏德局势自更受瞩目。而关于欧洲总体局势发展变化的剖析预测，也开始成为杂志的另一关键议题，如第八卷第二期即设置了欧战局势展望专栏。这个阶段，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正式形成，《时与潮》通过对英、苏、美诸强的介绍，更进一步告诉读者，我们并不是孤立无援。对于在漫长相持阶段备受煎熬的人民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撑。
（三）欧战中后期及战后
随着斯大林格勒战役与阿拉曼战役的进行，1942年底德意的进攻优势逐渐消解，战争转入相持阶段。虽然此时距盟军最后反攻奠定胜局仍有一段时间，但《时与潮》已开始刊发如何取得欧战胜利的文章，如第十五卷第二期上已刊有《一九四三年打败德国计划》。1943年盟军攻占西西里岛并迫使意大利投降后，战争形势更加逆转；1944年8月诺曼底登陆成功标志盟军进入最后反攻阶段，杂志将对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展望全面纳入议事日程，包括各国外交政策、国际地位转变、战后经济调整、如何处理意大利、如何审讯战犯等话题。相比之下，直到1943年底中国抗战仍极为艰苦，1944年国军还遭遇豫湘桂大溃败，但欧战胜利在望所带来的对整个反法西斯共同体胜利的期待，某种程度上的确构成了民众对未来中国在世界地图上的想象基础。
三、多层面的共同体想象建构
纵观《时与潮》在欧战方面的议程设置，不难发现其几乎覆盖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所有可能的议题。然而透过驳杂的表象，深入文本内部肌理，我们仍可抽离出杂志编辑们在构建反法西斯想象时所依据的，或有意或无意的四重理念。
（一）相似命运：同情与反思
在中国人民奋勇进行抗战的同时，欧陆许多国家也遭受着同样甚至更为悲惨的命运。从捷克到波兰，从战前到战后，《时与潮》从未停止过对受到法西斯迫害的弱国的注目。第一卷第六期上沈默译、亨利·沃尔夫（Henry Wolfe）所着的《捷克究将谁属》一文，大半部分皆在以客观角度分析捷克目前所遭遇的内外种种政治危机，文章末段却出现如下文字：“假使巴黎和莫斯科能在捷克背后主持正义，则总统贝奈士绝不会屈服的。”[2]本来仅仅是就国家利益的角度探讨，这里则明显是在与读者进行情感沟通，通过共感使国人增强对被侵略国家的认同。而欧战开启后反映波兰、保加利亚等国斗争情况的评论于这一点就更为明显了。在情感趋近的基础上，反思这些国家的悲剧命运实可予读者更多启发。
（二）共同敌人：伟大的战斗
《时与潮》的抗日政论不乏国外专家对日本侵略暴行的批判，而对远离中国战场的德意，杂志在编译时其实也采取了类似态度，尤其是1940年德意日结成法西斯轴心之后。第九卷第一期刊佟哲晖与张素合译的文章《纳粹铁蹄下的各国惨状》这样描写当时的维也纳：“朋友不敢到此地（注：指咖啡店）谈话，因为秘密警察遍地都是。”[3]其后的第九卷第三期中，更设置了“照妖镜下的希特勒”专栏，译介了《希特勒战略的剖视》《希特勒心理的分析》等多篇政论。《时与潮》对德意法西斯负面形象的不断强化，使读者形成关于法西斯恶行的固定印象，由此将中国的抗日战争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宏大框架下，从而赋予国人抗战以更崇高的意义。
（三）寻求支持：信心与底气
中国人民的抗战，从初期至末段，其实都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虽然报刊宣传在不断鼓舞民众，同命运、共敌人激励我们坚持斗争，但是如此建立起来的想象其实仍是脆弱的。敌强我弱，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究竟依靠什么可以取得最终的胜利？战时后方的民众需要更多理由来不时坚定胜利的信心。欧战前关于英法绥靖政策的持续讨论即明显反映了编辑部对诸强面对法西斯态度的重视。战争打响后关于法西斯必败而盟军必胜的论述文章刊载益多，如二十卷第一期黄竞春译介的政论《苏联军事胜利的秘诀》：“证明在苏联的德军正濒于战略上的精疲力竭，那就是说无力完成守势战的迫切任务。”[4]揭露德国内外陷入困境、形势转衰，盟军斗争英勇、实力强大，让反法西斯想象更加坚固，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理想。
（四）大国理想：民族的振兴
近现代以来贯穿国人办报的一个隐藏的核心精神，是民族主义。无论何种类型的报人，在民族危机的时空背景下，与读者之间一定共享着同一感受：追求民族振兴。交织在《时与潮》文字间的脉络所闪现出来的，同样是这样的大国理想。且看第二卷第二期苏联十月革命廿一周年纪念特辑所刊《苏联怎样完成革命期间的抗战任务》一文前译者王一之的一段论述：“关于苏联在革命期间怎样冲破敌人的包围和封锁，怎样完成革命过程中反抗帝国主义战争的任务，是我们最好的参考数据……是怎样值得效法的事！”[5]编者译介这篇政论的目的由此显而易见，即以苏联在困境中建立国际地位的经历点燃人们心中希冀民族复兴的火焰。
四、想象的发生
《时与潮》所尝试完善的反法西斯共同体想象，在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主线之外，应当有更为具体而复杂的发源。一方面，《时与潮》社长齐世英及编辑部诸同仁的个体经验是此种想象的根源；另一方面，想象的最终完成一定需要读者的参与，对时代大背景的共同感受构成了读者与杂志持续互动的基础。
（一）齐世英及编辑们的关怀
理解一份报刊的办刊理想，不能不进入报人的个体生命历程。就《时与潮》而言，影响最大的人物无疑是社长齐世英。齐世英，辽宁铁岭人，十八岁时负笈东瀛，后留学德国，研读哲学和经济学。为了以自己所学更好地报效国家，齐世英归国不久便参与了郭松龄反张作霖的兵谏。虽兵谏终告失败，但齐世英在此过程中更坚定了建设东北、振兴民族的理想抱负。无论是加入国民党并负责东北党务工作，还是九一八事变后积极组织东北抗战，都是在践行这一理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此后长期周旋于中日之间的宝贵经验。回溯齐世英办《时与潮》前的经历，留学日德赋予了他深厚的学识积累与开阔的国际视野，而投身政治，包括与日本政界的许多交涉，更使他对国际政治比一般人有更多深入的体认。当然，这些皆服务于其收复东北、振兴国家的追求。
《时与潮》的创办其实并非齐世英发起，而是一批东北青年找到齐世英，希望齐世英支持他们办刊。杂志最初的编辑多是外文系高材生，对于外文书刊多所接触，颇有对世界局势的关怀。迁至重庆后，齐世英还聘请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的教授们兼任编译，选稿、翻译水平更高。[6]齐世英与编辑们的国际观念、知识素养与共同希冀，组成了《时与潮》通过翻译国际评论构建反法西斯共同体想象的坚实基础。
（二）时代环境中感受相通的读者
《时与潮》1938年创刊于汉口，其时日本侵略者正步步进逼，在武汉会战战事不利的情况下，《时与潮》被迫迁往重庆。当时，全国多所高校及大批知识分子转入西南大后方，重庆一跃成为战时文化中心，各种报刊随之兴起，一些外国通讯社亦驻于重庆。然而战时重庆的新闻传播事业虽办得如火如荼，但受限于通讯条件、人员结构与舆论环境，主要媒体在国际报道上始终力有未逮，很难提供深入思考的空间。在国内形势日趋危殆时，后方民众迫切渴望能对国际情况有更多了解，他们希望在国际上寻求到支持以减轻关于自己未来命运的不确定感。换句话说，他们有想象的需要，却不知如何去想。此时《时与潮》正是为读者搭起了一个框架，而读者则在与刊物的持续对话中不断填充起反法西斯共同体想象的建筑细节。共同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对大国理想的追求，正是这种对话得以进行的结构保证。
五、结语
抗战期间，《时与潮》凭借其译介国际政论的特色广受欢迎，每期销量常达两万余册。如第三卷第二期刊登的读者来信所说，“我非常注意而爱好这个刊物……在出版物蓬勃异常的今天，只有它而且仅仅只有它是一个意识正确内容丰富的纯翻译刊物……以着重传递国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客观言论的姿态出现在出版界”.[7]而《时与潮》之所以在战时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正与其对反法西斯共同体想象全面而持续的塑造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
[1]薛新力。抗战期间重庆的新闻出版事业[J].渝州大学学报，1998（1）：106-108.
[2]亨利·沃尔夫。捷克究将谁属[J].沈默，译。时与潮，1938,1（6）：16.
[3]纳粹铁蹄下的各国惨状[J].佟哲晖，张素，译。时与潮，1941,9（1）：20.
[4]沃罗宁。苏联军事胜利的秘诀[J].黄竞春，译。时与潮，1944,20（1）：31.
[5]王一之。译者前言：苏联怎样完成革命期间的抗战任务[J].时与潮，1938,2（2）：10.
[6]刘宇。《时与潮》在渝期间（1938-1946）抗日政论研究[D].四川外国语大学，2014:41.
[7]王暮云。读者通讯：“译名统一”的要求[J].时与潮，1939,3（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