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闽南传统聚落内多保留着大量的洋楼建筑。对于这些与传统古厝艺术风格迥异的洋楼，本文基于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基础，以石狮永宁古卫城为例，从自然地理、社会功能、文化意识方面剖析永宁洋楼的形成与发展，通过对其建筑文化空间的解读，揭示出洋楼建筑产生于家族制度的需求、地域社会价值观与群体精神的需求等因素，而这一切来源于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关键词：文化生态学；闽南洋楼；生成机理；永宁古卫城
一、引论
闽南洋楼建筑，是指具有欧洲住宅与热带建筑特色的“殖民地外廊样式”风格建筑，从其外柱式特征而言，可将其划分为新古典式、新巴洛克式、券廊式、仿哥特式教堂四种类型[1].而闽南洋楼建筑作为我国多元地域性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它的形成和发展与我国闽南近代社会、经济和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均是传统地域文化与外来文化冲突与交融的结果，故而孕育出中西合璧而又独树一帜的新建筑类型。其中，闽南的洋楼建筑在福建永宁古卫城[2]中留存极为丰富，其门窗、外廊是该类建筑装饰的重点，例如典型西式的巴洛克山花，彩色玻璃拼花等纹样；但建筑装饰又有富有中式元素，中式红砖、古厝式屋顶、传统书卷、堂号匾额、对联、吉祥元素符号等，这种中式与西式的混搭，极大彰显了闽南作为侨乡的地域文化特征（图1）。
那么，这类具有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建筑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呢？推动其发展演变的文化因子又是什么？本文试图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以永宁洋楼为例，解析其文化变迁的脉络及其空间表征形式。
二、文化生态学理论概况及启发
上世纪50年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最先把研究自然生态环境多样性、系统性、动态平衡性的生态学理论延伸到社会科学有关政治、哲学、艺术等价值观念形态的人文科学领域，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理论，并创立了“文化生态学”.[3]
文化生态学的关键在于把握文化生成与文化环境的内在联系，其中对于社会与环境的关系，文化生态学认为社会是人对周围环境适应的产物，并且社会与环境之间是双向的互动关系，社会固然要适应环境，但也影响乃至最后能改造环境。而对于文化，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在结构上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次，而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是其主要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4]
由此不难发现，聚落空间中物质环境的变化与其他社会环境的变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性。其中建筑空间作为人类聚居形态的一种客观表现，在其生产和拓展的过程中，受到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的多重影响，其通过与外界的互动，发展出新的“文化特性”,甚至某种程度上会产生全新的“亚文化”个体。因而，通过文化生态学的思维角度，我们可以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闽南洋楼民居的形成机理、作用机制、嬗变脉络等形成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与解读，从中挖掘与汲取现代地域性建筑设计所需的养分。
三、永宁洋楼民居多元化特征的文化生态学结构
民居建筑形式的形成是由其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变迁所决定的，永宁作为传统的闽南聚落，又是着名的侨乡，拥有悠久的海外商贸历史，其多元的文化背景为其洋楼建筑的形成提供了必然条件。从文化生态学这一层级探析永宁民居建筑文化，可将其视作融合了自然、社会等因子的复合型生态系统，依据文化生态学的结构层次论，该系统内涵可分为三个层次：自然地理层次、社会功能层次和文化意识层次。
（一）自然地理层次--海外贸易的文化交流
永宁所在的地理环境--闽南，处于我国东南沿海，东临台湾海峡，形成了大量天然良港，如泉州港就是一个集群海港，素有“三湾十二港”之称，永宁古卫城便位于深沪湾之滨，故而其海上交通运输发达。因此，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相对发达的海外贸易联系使其较为容易受到南洋、甚至西方文化的影响，由此促进了永宁多元文化的形成。
永宁作为闽南地区着名的侨乡，自明朝时便有军户移民东南亚地区，到清末时更是出现了海外移民的高峰，而随着海外华侨经济的发展，带回大量侨汇经济的同时，更是带来了西方的建筑样式以及建筑材料。在永宁通德楼内记录有华侨郑周安南洋的打拼经历，其中写道：“夫身在海外，困苦难化解。吾实为浮名，不是负义情。求名名不成，求利利不荣。今恧自不贤，有苦确难言。此情连此景，两处相似冷。吁嗟苦绵绵，夫复何所言。”从中反映出的华侨创业异邦，艰辛非比寻常，出类拔萃者极少，毕竟“劳动者多，富翁者少”.此文是海外华侨艰难生活的一个缩影，生活的不易更激发其思乡之情，由此促使了永宁侨汇经济的发展。华侨与国内家庭之间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加上传统的宗族观念，一旦华侨在海外致富后，往往以返回故里为荣，因而有“买田、起厝、讨亲、造坟、修祠”一说。与此同时，华侨归国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建筑形式，由此为当地建筑的建造带来了新的革新。如永宁旅菲同乡会长陈植鱼在20世纪初于永宁观音亭境建立一座典型欧陆风格的洋楼宁东楼，便是一座典型的归国华侨所建的洋楼建筑。
因而，从自然地理层次上而言，永宁近海的地理优势使得海外文化能够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形成特定的文化交流，从而开启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进而从更深层次使得建筑文化的变异产生了可能。
（二）社会功能层次--生产生活的文化变迁
作为近代侨乡，永宁的社会风尚可谓新旧并存，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相互冲突、交替，不断地交融，整个社会处于一个动荡、复杂、多变的时期。虽然整个近代社会基本处于趋洋、趋新的潮流，但社会发展有其历史的延续性[5].其洋楼建筑的演变方式正是近代侨乡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
从永宁传统官式大厝的生活空间看，核心部分的“主厝”作为主要功能用房，以深井这一露天空间为中心内向围合；与附属用房的护厝部分用边门分隔，护厝大多作为厨房、餐厅，储藏空间以及佣人居住。主厝、护厝与外部的前埕更是严格分隔，而“塌岫”式入口是内外之间的过渡空间，是保证内部空间秘密性的极佳方式。同时，为了适应家族制度的需要，民居宅院会刻意突出厅堂的地位，厅堂不仅是家族及家庭敬神祭祖、接待宾客、举行婚丧礼仪的场所，也是家族及家庭进行内部管理的中心，因而闽南传统大厝的布局方式体现了一种“内向围合，外部封闭”的生活伦理图式。
而在永宁洋楼的平面布局中，其空间特征仍留有传统社会功能的印记。对于洋楼的建造者--华侨而言，一方面是家乡传统的“内向围合、外部封闭”的生活伦理空间，另一方面是侨居地长期生活、已经是习惯了的西式生活方式，也是对外向开敞式建筑布局合理性的认同。因而，两种异质建筑空间在洋楼建筑内外的并存反映出近代华侨独特的生活方式与复杂的情感需求，也是华侨作为关键核心在洋楼建造中所体现的中外双重身份的真实写照。并且随着洋楼在永宁的大量建造，外来的生活方式也逐渐地被当地非华侨的富裕阶层所接受，由此，厅堂从一层移至二层，增加了底层的日常起居空间，而开敞式的外廊则由此作为永宁居民日常起居非常重要的生活空间，但传统核心空间仍予以保留。
（三）文化意识层次--风水意识的空间表征
从洋楼建筑的形成与发展看，是以传统古厝为基础添加西式元素的洋化过程，是将传统民居的局部“置换”成洋楼，西式建筑移植到永宁当地的过程一直都受到传统风水观念与营建禁忌的制约，如“断根”、“见白”以及“见梁”等忌讳。与租界或南洋殖民地建筑相比，永宁洋楼的空间意义与形式表征在风水营建影响下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而从另一个角度看，风水营建方式除了作为制约因素外，也体观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认同方式。某种意义上而言，若洋楼的建造遵循传统规范，便会较容易地被社会所接受，特别是传统大厝合院中局部洋楼的大量出现，体现了侨乡社会对异质建筑元素的排斥到认同和融合的过程。
因而，在近代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候，传统观念仍然深深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民间性的各种风水实践活动无疑是传统观念的近代延续，这也说明了风水理论作为一种文化解释系统，是民众在近代本土文化面临危机的时候对于秩序的认同，也是人们意识深处为生命找寻的一种暂时安顿。
四、文化交流下洋楼建筑空间的解析
永宁洋楼的发展因其特殊的地缘、血缘关系而产生了独特的建筑造型，若从平面布局与建筑造型的类型区分，可将其分为独立式洋楼和局部门面洋化的“番仔厝”.与传统古厝民居相比而言，洋楼的主要特点为空间上的楼化和形式表征的洋化；而番仔厝则保持有传统民居样式的平铺直叙，但局部出现了洋楼的楼化以及装饰上的洋化。
（一）独立式洋楼
将永宁所存的独立式洋楼平面与传统大厝相比较，其相互关系可大致分为：①传统大厝平面整体楼化型；②传统大厝局部平面发展型等类型。洋楼的平面布局大多都保留了传统民居的核心空间--厅堂，并且衍生为“四房一厅”的格局，即以厅堂为中心，往四周延展，两侧为四间房，房间门朝厅堂的格局。
永宁的近代独立式洋楼是在传统民居的平面空间布局的基础上进行了垂直扩增，也就是立面的楼化，并且以殖民地样式的外廊及装饰语汇作为建筑的门面，而竖向楼化与外部洋化这两个因素也成为近代洋楼发展的主要特征。然而，闽南洋楼的平面布局、群体关系等方面除了延续传统民居的空间形制外，也受到了南洋殖民建筑的影响，针对不同的外部环境，对平面布局合理性、通风采光要求等均有相应的调整。
而这些特性的背后所蕴含的则是多元文化的交融，永宁的多雨与强光气候，以及居民喜外出的天性与偏好，使得外廊式的建筑形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古厝在社会近代化过程中的缺陷；而当地的需求也使得洋楼外廊式成为了本土建筑变化的参考对象，这也为多元化洋楼民居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条件。
（二）大厝合院中的洋楼
近代华侨在建造大量传统大厝的同时，也将外来的建筑形式引入到传统合院中，这种局部洋楼化的建造方式被称为“叠楼”,可以认为是传统大厝在近代的局部楼化与洋化。如位于古卫城西门下营的高氏古厝，其始建于民国年间，其中一侧的护厝部分建为二层楼房，与传统大厝相比较，屋顶形式高低错落，空间层次显得更丰富（图2）。
“叠楼”的高氏大厝在形式上还是采用闽南传统式的楼房，其建筑风格与其他部分完全融合的，表现出向上发展、楼化的趋向，但洋化的设计意图并没有真正表露出来，只是在建筑内部少量使用，如局部地面采用色彩艳丽的南洋水泥印花地砖等，但外廊空间以及西式的装饰构件还没有侵入到传统大厝的主体中。而后来的传统大厝局部洋楼依然延续着与主体大厝相谐调的做法，如采用与传统大厝相同的红砖墙身等，但大多引入了近代洋楼的标志部件一外廊，并以二楼部分的西式山花、窗楣、彩釉磁砖、葫芦栏杆等西式装饰构件显露出西化的形式表征。
护厝洋楼是传统合院中洋楼配置的另一种方式，在永宁古卫城中其建造数量较多，如白刃故居是传统大厝护厝头“叠楼”的典型实例。
现存大厝坐北朝南，其正前方为以弧形水池，大厝平面格局为两落“五间张”传统大厝，带单护厝，主厝采用“双塌寿”入口做法，平面格局与传统五间张大厝相同，由榉头两侧的巷廊通向护厝；护厝为普通侧向布置方式，由中间的过水间分为前后两段，各有一个狭长的扩厝天井，而洋楼就建于护厝头位置。
护厝洋楼为正面单侧砖拱外廊，二楼拱券处为绿色葫芦栏杆压顶；墙身与传统大厝一样均采用传统红砖封壁，使洋楼与大厝显得和谐统一。其榉头处建有“半楼”,所谓半楼就如同夹层，通常不作为居住空间，只作为堆置杂物使用，半楼处为一晒台，大厝主体建筑格局上仍体现出“前低后高”的风水格局；而榉头部分的二层空间则表现出传统“内向围合”的主厝空间中也具有一定的外向性。
在发展时序上而言，传统大厝局部洋楼的出现时间应略晚于单栋式洋楼，表现为外来建筑从移植到融入的发展过程。在社会功能层次上，洋楼在传统大厝中的局部建造是将外来建筑融入到固有的空间秩序中，其形式是将传统民居的局部“置换”成了西式洋楼；在文化意识层次上，洋楼的建造仍受到传统民居型制的严格制约，局部洋楼的形式由于是藏于传统大厝的合院布局之中，故西化的象征意义表现得较为含蓄。
（三）洋楼建筑的形式表征
永宁洋楼的形式表征，主要表现在建筑材料的使用及立面装饰艺术上。除了钢筋与水泥等洋材料外，永宁洋楼的建设使得闽南固有的地域材料有了新的用武之地。洋楼的各个立面，一方面反映了洋楼的空间形态，如高低起伏、凹凸进退与错落曲折等；另一方面，则由众多的构件样式、细部装饰等集聚而成，如外廊、栏杆、护栏（女儿墙）、山花、檐口等。所有这些，都是洋楼的形式或样式，而塑造这些形式与样式的是洋楼的建造材料，水泥等新材料展现了传统材料无法企及的可能性，也体现了建筑文化的多元性。
五、结语
永宁侨乡的洋楼并不是“西式建筑”直接的异地移殖，而是在传统民居平面格局的基础上，加上了西式建筑的外墙装饰，这种布局方式从洋楼在永宁开始建造以来一直不断地延续着。这种传统民居在现代化过程中，仍然保持原有空间的形制，是多元化地域文化特色生成的内在契机。从文化根性上而言，闽南的近代洋楼无论如何演化，均以宽敞明亮厅堂作为平面布局的核心，这个奉祀祖先、神明的场所无疑是维系海外华侨与国内家族关系的“根”,并不会因为西式生活方式的引入而轻易地改变，这是文化的内在性所决定的。
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强调，一个文化想要生存发展就要不断随周围不断变化环境进行优化，与周边的差异文化产生有效的互动。传统民居空间布局在侨乡洋楼中的普遍采用，说明这并不是少数华侨的选择，而是整个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可以说是映射出了近代侨乡社会文化环境下的群体心态。注释永宁古卫城坐落于福建省石狮市，古称“水沃”,唐时称“高亭”,宋时称“凉恩亭”.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为防外患，与此建水澳寨，称“永宁寨”,寓意永得安宁。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为抵御倭寇，朝廷在此设立卫城，以作泉南屏障，称“永宁卫”,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历来为闽东南的重要港口及海防重地。
参考文献
[1]陈志宏着。闽南近代建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16
[2]戢斗勇着。文化生态学论纲[J].佛山科学技术学报，2004（5）。1
[3]冯天瑜着。文化生态学论纲[J].知识工程。1990（4）：13-14
[4]郑园园。尊重文化多样性[N].人民日报。2005.10.23.（3）
[5]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