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军事技术是用于军事领域的技术科学和应用技术的统称,在当代新军事革命的推动下发生了功能异化,表现为军事技术的存续会削弱其经济基础,并用暴力方式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军事技术从实战工具向威慑符号的转变或致其失控;军事技术对使用主体和客体同时支配并产生错位。资本增殖逻辑、战争形态演变和技术理性膨胀是引发上述异化的主要原因。从推动国际和平机制融合创新、完善军事技术国际治理规则和促成全球军控体系改革三个方面可寻求消解军事技术异化的途径。
关键词： 军事技术; 异化; 消解; 技术批判; 军备控制;
Abstract： Military technology is a collective name of technological science and applicative technology used in military domain. It has been functionally alienated in contemporary military revolution, namely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technology has to weaken its economic base and impede furt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military technology goes out of control when turning from war tool to strategical symbol; military technology domains both the subjects and objects. The logic of capital, the transition of war pattern and the expansion of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are the main causes of the alienation. The alienation could be eliminated in these ways: innovation and combination of international peace mechanism, improvement of international rule of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reformation of global arms control system.
Keyword： military technology; alienation; elimination; technological criticism; arms control;
马克思主义将异化视为人的生产实践及产品反过来对人进行支配和束缚的社会现象,是劳动对人本质的背离。[1]技术异化是指在人利用技术创造财富的过程中,技术未能按照人的意愿实现其价值,变成了抵抗和控制人的外在力量。军事技术是直接用于军事领域的技术科学和应用技术的统称,[2]584具有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功能,[3]40-50其异化可理解为军事技术在研制、使用和发展过程中与人的目的相悖,渐变为一种反制人类的力量。目前学者对军事技术异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产生的原因和造成的后果上,[4,5,6]对其实践层面的表现关注不多,对其消解出路的探索有待进一步深入。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结合军事技术的新进展来系统研究其异化表现、原因和消解出路,就显得更为必要。
一、当代军事技术异化的表现
从军事技术与经济、政治和人的互动关系角度观察,当代军事技术异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显着的表现。
1.异己:经济目的与暴力方式的矛盾
军事技术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解决用其他手段无法解决的矛盾。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角度理解矛盾产生的根源,要透过阶级矛盾的暴力表现看到背后的经济矛盾。军事技术是解决经济矛盾的工具,但为了实现经济目的,军事技术的存续却要削弱经济基础,进而破坏和平状态,造成新的矛盾。这种经济目的与暴力方式之间的矛盾,自军事技术产生以来就埋藏在其发展的逻辑之中,在当代的经济和军事实践中呈现出新的异己形式。
军事技术的存续发展与经济基础相矛盾的表现,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下体现得最为显着,从美国军事工业复合体的运行逻辑中就可见一斑。参与到军事工业生产的大量美国民间企业,为了维持产量不稳定的军工生产线,需要不断从民用产品中分配利润来保证其军工生产能力。为了提高企业支持国防事业的积极性,政府需要不断增加军品的需求,来降低企业维护军工生产线的成本。而更多军工产品的订单就需要用更多军费来支付,而军费还是来源于企业和人民的税费。冷战期间,美国联邦政府75%以上的研发支出都与国防有关。[7]3当过量的社会资本被投入到军事开支中用于军事技术研发,提供给整个社会的却是人民并不需要的“超额安全”。[8]垄断资本在军事技术领域的深入导致社会成本上升,相当比重的社会财富最终集中到军工及相关产业上,固化成利益共同体。艾森豪威尔在其卸任演说中曾指出:“这种庞大军队势力与大规模军工产业相连接的实践在美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政府层面,我们必须警惕军事-工业复合体带来的不必要的影响,无论那是否是我们真正追求的。一种畸形权力灾难性上升的可能性现已存在,并将长期存在下去。”[9]15-16从表面上看,军事技术的无限制发展似乎可以在短期内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但长远来看却会使国民经济陷入逐渐军事化的循环,削弱军事技术发展的真正基础。
按此种路径发展的军事技术,必然会引发更多战争,对经济建设所需的和平环境带来实际上的威胁。资产阶级政府支持军工企业的方式就是多打仗,多消费军工产品。这会导致国家陷入长期的战争中,走上霸权主义的好战道路,即小布什总统所说的“这个国家必须继续进攻,保持进攻”[10]11。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至少有11位总统在其任期内发动或扩大过战争;自本土遭遇外来恐怖袭击开始,美国寻找各种理由挑起了至少四场中等规模战争,在阿富汗和叙利亚的军事行动至今尚未结束;截至2016年,这几场战争的开支及善后费用就已达4.79万亿美元。[11]经过多年的讨论与批判,这种“以战养军”的逻辑已经越来越多地遭到美国国内外爱好和平人士的反对。但业已形成的利益格局和发展模式已经固化,已经开始的战争也并非朝夕就能从中抽身。可见,美式军事技术发展逻辑的最终指向是无休止的战争;而从其经济发展来看,这些战争并未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
资本增殖逻辑下的军事技术发展代价十分高昂,而且这些代价正是摧毁其本身存在基础、否定其存在目的的异己因素。这种经济目的与暴力方式之间的矛盾成为军事技术自产生以来最显着的异化表现。自核武器出现开始,军事技术的异化进入到了新的阶段。
2.失控:实战工具向威慑符号的转变
军事技术的实战工具属性是其区别于其他技术的关键。而随着武器装备威力到达极致,其实战属性却逐渐退居幕后,威慑的功能逐渐凸显。军事技术之所以能产生威慑作用,来源于对技术符号的社会建构,遵循的是“理性行为人”逻辑。早在冷战时期,美国就遵循这一逻辑来预测实施军事挑衅后苏联的政策反应,为美国未来的威慑行为提供决策辅助。[12]3当代,美国常态化、全球化军事存在的实现更多依靠其全球部署的航空母舰编队。由于航母编队在力量配置和机动能力上的灵活性,这种运用军事技术装备辅助达成政治目的的策略,已成为美国进行全球威慑的惯用手段。
然而,战略符号的运用看似“安全”,实则正在逐渐走向失控。除航母外,美国还利用其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进行前沿部署,借助先进战斗机、新型反导系统等持续塑造假想敌、制造地区紧张局势。随着美国于2019年8月正式宣布退出《中导条约》,对其使用威慑的限制机制已寥寥无几;美俄间有关核军备仅存的限制性条约也将于2021年到期,目前尚未达成续约共识。在这种情况下,随冷战结束的军备竞赛将面临重启。原本用于降低战争风险、减少实际伤亡的军事技术威慑,已越来越接近实际使用的边缘。军事技术作为战略符号的失控现象,如今已成为威胁世界和平的最大不确定因素之一。
3.支配:技术主体与技术客体的错位
伤害属性内嵌于军事技术的设计理念中,在现实中体现最明显的是其对客体的伤害,包括杀伤战斗员、伤及无辜平民、破坏自然环境和文明成果等,但军事技术对使用主体的伤害同样不可忽视。对主体而言,使用军事技术需要付出的代价与使用其他技术类似,如驾驶船舶有晕船的风险、使用机床有被割伤的风险等。但专门军事技术的不同在于,其设计目的就是为了杀伤人(或在这一过程中保存自己);并且,在对客体造成伤害的过程中,军事技术更容易对使用主体造成附带和意外伤害,后果也更严重。沿着技术发展的生命周期,这种异化效应重点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军事技术的研发存在一定危险。这方面着名的案例之一就是诺贝尔家族研制和改进炸药的过程。1864年9月,诺贝尔的弟弟在指导工人操作时未按规程严格监督,导致车间爆炸,埃米尔当场死亡,另有4人因此丧命;[13]72在不成熟的黄色炸药技术推广过程中,类似的爆炸事故更是数不胜数,多人付出了生命代价。
其次,军事技术的训练过程更可能造成使用者伤亡。2000年,俄罗斯着名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在一次演习中沉没,原因是艇上计划在演习中发射的一枚鱼雷发生了意外爆炸,最终炸沉了潜艇,艇上官兵全部未能幸免。类似的训练事故在各国都时有发生。随着现代大型军事装备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对使用者操作精准度和系统完好性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在接近实战的高强度训练中,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悲剧。
再次,在实战使用过程中,军事技术也可能给使用者带来伤害。据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报告指出,士兵在发射重型武器时会暴露在高压气浪下,即便按规程操作,也可能造成暂时性认知缺陷和创伤性脑损伤。美国防部也调查发现,在患脑震荡及相关综合征的士兵中,有很高比例有长期使用突击式武器和肩扛式火炮的经历。[14]相关研究已证明,脑震荡综合征与长期暴露在这种低烈度爆炸冲击中有直接关系。[15]
如前所述,本来用于杀伤客体的军事技术,对使用主体也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可见,军事技术目的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建立在人的自由牺牲之上,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这种同时对主客体的严重支配是军事技术特有的异化现象。
二、当代军事技术异化的产生原因
军事技术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审视军事技术异化的根源,应回归技术的主体——人,即以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来剖析军事技术的本质属性,才能为消解军事技术提供正确导向。
1.资本增殖逻辑作用于军事技术的必然结果
在马克思来看,军事投入是资产阶级用于缓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一种权宜之计。遵循资本增殖的逻辑,军事技术已成为增加预算、消耗过剩资源的重要投向,不可避免地畸形发展,带来经济和军事上的双重异己效应。
增殖是资本存活的动力,其逻辑在军事领域体现为:军事技术投入需要作为社会生产的一种调节手段存在于资本社会中。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无限增殖直接导致生产过剩,而工人日益贫穷则带来有效需求不足,这两种现象伴随着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而资本主义军事技术的生产能暂时延缓这一矛盾的过度激化。一方面,军事技术能系统性地消化大量产能。由于当代尖端军事技术高度复杂化、集成化,生产军事装备所需的资金、装备、人才等投入越来越大。而且,军事技术部门生产出的商品多是纯消费品,不进入再生产链条中,也无法直接用于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解放劳动力,因此能在消化产能的同时不产生新产能。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有国家信誉保证收益,企业获得更多订单,失业问题得以缓解,资本主义制度得以获得喘息的机会。另一方面,军事技术能持续创造可观的产品需求。首先,大多数军事技术产品属于易耗品,不仅消耗量大、折旧快,而且维护保养成本高;其次,军事技术产品更新迭代周期短,对外部刺激因素十分敏感,一旦竞争对手在关键领域形成优势,更新换代的需求就更为迫切;再次,军事技术需求的确定受社会购买力影响较小,在特殊时期甚至能逆经济形势拉动需求增长。
如上所述,资产阶级掌握的军事技术的发展逻辑已经与民生基础紧紧捆绑,其限度已远超出维护和平发展环境的需要,变成无限增殖的单一向度,军事技术异己效应的产生就不可避免。
2.战争形态从物理战转向心理战的策略选择
纵观人类战争史,虽然战争手段不断翻新、战争指导理论迭代进化,但大多停留在物理战范畴内。[16]55战争的目的是使敌人屈服,在过去的大部分历史中都是通过物理手段实际制服敌人后才能达成。而当代核武器和洲际导弹的出现使这种通过直接打击达成目的的战争形态越来越难以承受,人类不得不思考“不战而屈人之兵”能否实现,心理战由此具备了出场的物质条件。心理战是指“根据战略意图和作战任务,为促进政治、军事斗争目标实现,运用特定的信息和媒介,对目标对象的心理及行为施加影响的作战行动”[2]456。在现代战争中,军事技术从实战工具向威慑符号的转向,就成为战争形态进化的必然。[17]
核武器和洲际弹道导弹是人类武器在物理杀伤力和投送距离两个向度上的极致。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掌握着远超过实际需要当量的核武器,核大战一触即发,人类面临着结束政治纷争同时消灭自身的灭顶风险。[18]116而此类极限军事技术一旦开始使用,则将直接打破相互威慑带来的平衡状态,导致最坏的结果发生。这种失控的极端后果直接导致另一个极端的产生——军事技术从实战工具变成威慑符号。与极端军事技术不同,以航空母舰等为代表的军事技术集合体具有高度可控性,在不同类型任务中皆可以游刃有余,并且有影视文艺作品的烘托造势,传播力更强。因此,以核武器为核心、尖端常规武器装备为主力的军事技术,已成为当代大国展示意志、彰显实力的常用工具。[19]
这种转向是战争形态从热战走向威慑、实际战争走向意象战争的表现,在形式上对世界和平的维护有积极意义。但战略符号的塑造和展示是以武装力量的现实增长为基础的,本质上并未走出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其失控的发展趋势与热战中暴力的无限使用没有根本区别。
3.技术理性在军事领域的过度膨胀
从表面上看,军事技术对使用主体与客体的同时支配,直接来源于军事技术的设计者对使用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权衡,即付出相对较小的代价获得相对较大的收益,如用己方受伤换取敌方被消灭。而从其生成逻辑层面分析,则可以看到人在技术理性中被支配的命运。
造成军事技术支配效应的深层次原因,是技术理性在军事领域无限膨胀的结果。“军事技术决定论”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依然存在的一种意识形态,是商品拜物教在军事技术领域的体现,即所谓“技术制胜”思想。这种把军事技术置于核心位置的战略制定思路,如美军的三次“抵消战略”,本质上是将作为政治问题的战争行为简单化、技术化,[20]将技术指标的优势等同于战略目标的合理,将战争结果的失败归咎于技术投入的不足,进而陷入了军事技术愈发达、战争实践愈受挫的恶性循环。被“技术制胜”思维模式禁锢的美军,如今常遇到难以靠技术取胜的窘境。有学者在回顾西方参加的几场中东地区战争时指出:“由于战争目标太过模糊或贪婪,导致一支联合了超过9亿人和消耗世界80%军费的军队未能消灭仅装备AK47突击步枪(1947年产)和RPG-7火箭筒(1961年产)的千百万战士。西方军队的技术财富——他们的核心资产——此时似乎已成为一种负担。”[21]477而在此过程中,操纵武器装备、投入战场实践的始终是人,军事技术对人的支配作用随着技术投入的增加、战争实践的深入而走向最大化,无论作为主体还是客体,都深陷其中难以脱身,这种境况是过分张扬的技术理性作用于军事领域的直接后果。
诚然,随着军事技术的不断进步,武器装备对使用者的“友好”程度已大大提升。例如,中国自主研制的99A型主战坦克就配备了空调系统,战斗员可以相对舒适地驾驶坦克。即便如此,战场依然是多种恶劣条件的集合,只要身处其中,作战人员仍要承受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压力。从这一意义上讲,当代军事技术只要仍在使用,依然会对主客体双方造成身心的支配。
三、当代军事技术异化的消解路径
虽然,异化现象一时还无法根除,但十分有必要思考消解它们的可能途径。特别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之下,人类更有信心与能力来创造消解军事技术异化的条件,推动军事技术为实现人类和平与发展的目标服务。
1.推动国际和平机制融合创新
消解军事技术在经济目的与暴力方式之间的异己矛盾,需要从根源上遏制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军事力量在全球范围内的无限扩张,使军事技术回归保卫和平、遏止战争的正确轨道。在当代世界持续无统一政府的形势下,可探索加强对军事技术应用和发展的制度性规约,特别要在国际法统摄下,对国际和平机制进行融合创新。
在当代国际和平治理实践中,机制碎片化是一大特征。由于参与国际和平机制的主体更加多元,虽然在小范围的国际争端解决中能够发挥多渠道的灵活沟通作用,但当涉及覆盖范围更广、更具长期效力的原则性问题时,基于个别利益的碎片机制反而会对国际合作的一致性带来挑战。[22]在关乎各国和平发展和安全利益的问题上,更加需要以国家为基本参与单位进行多方利益的权衡,拿出既符合整体利益,又体现机制权威性的治理策略。
目前,对破坏和平行为进行判定和实施制裁的主体为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和国际刑事法院。但由于机制融合不足,二者的法律与政治关系过于复杂,导致在实际治理中存在制度性冲突,无法有效规制战争行为。[23]在当前国际和平机制碎片化难以短期内扭转的情况下,为了减少类似情况的发生,国际社会应合力完善联合国和平机制实施细则,对可能用于非正义用途的军事技术进行监控、识别,并在共同认可的国际规则下实施联合限制措施,以避免军事技术用于加剧冲突烈度,造成更严重的人道危机。
2.完善军事技术国际治理规则
目前,国际社会对于那些将武力威慑常态化的行为仅能在道义上谴责,难有实质上的规范机制,导致军事技术符号被滥用得愈发猖狂。在联合国框架内,对使用武力相威慑已有定性表述,却没有更加具体的评判标准和具有强制力的制裁措施。虽然美、法等15国早在1928年就签订条约禁止武力威慑行为,但随着这一条约被法西斯国家公然破坏,其核心思想已经被一些好战国家抛弃。[24]114-115在和平愈发珍贵的当代,应制定更加明确的武力威胁评判标准,并在安理会之下设置专门委员会对全球范围内的武力威慑行为进行监督。一旦查证,则对威慑主体进行警告,削弱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并在必要时进行集体制裁,使其为破坏和平的行为付出相应代价,从而将军事技术在目的与方式层面的异己降到最低。
从认知角度看,军事技术符号是一种意象,使用这些符号的国家通常会用很多外在的媒介去塑造、强化、丰富这些意象。只有对这些意象进行解构,才能在认知层面降低威慑的效果。例如,针对美国持续多年以“航行自由”为借口进行的军事挑衅,中国已经形成一套“查证-识别-警告-驱离”的完整处理程序,并及时对其挑衅行为的真实意图进行揭露和批判,指出其行动实为“航行霸权行动”,使美破坏南海和平稳定、干扰中国繁荣发展的图谋屡屡破产。在言论上揭露其真实意图的同时,中国在也做好了止战应战的准备。用这种方式,中国成功解构美军的战略意图,使其难以得逞。实践证明,军事技术的威慑效果可以被抵消,使其符号作用难以产生影响,从而在根源上降低了威慑行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与之相对应,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力量也要坚持建构和平符号。无论军事技术被谁滥用成战争之源,中国对和平的坚守和维护决心不变,在核战略和战争观上,都为国际社会做出了表率,并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积极贡献力量。用和平力量对抗战争力量,用和平符号消解战争符号,是对军事技术用于威慑的最有力回击,也是世界走向真正和平的大势所趋。
3.促成全球军控体系改革重塑
消解军事技术对使用主体和客体的双重支配,根本在于减少军事技术的使用频率。在无法彻底解散军队的当代,可通过军备控制使人逐渐远离军事技术的应用场景,达到最大限度摆脱控制的目的。全球军控体系的核心由条约和公约组成。在此基础上,二战以来的冷战格局中,美苏(及后来的俄罗斯)两大阵营签署了主要的双边军控条约,但目前这些双边条约或被美单方面撕毁,或即将到期。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美俄双方还是国际社会都需要新的军控条约来阻止愈发升级的军备竞赛。同时,军事技术本身的进步也要求对已有军控条约内容进行补充和创新,才能在实践层面减轻军事技术支配人的异化效应。
首先,应实施更加严格的核军控。削减核武库一直是国际军控的核心议题。在国际社会的持续努力下,可怕的核战争未全面爆发。然而,在全球安全问题不断的今天,仍需要加大对核军控的重视,在减存量、扼增量、防扩散等方面实施更加严格的国际规制,同时加强对涉核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关切,为核军控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其次,维持常规武器军控力度。由于美国奉行单边主义,于2019年4月宣布取消签署《武器贸易条约》,放松了对常规武器国际控制的限制。对军火大国的出口限制是常规武器军控的重要一环,当前亟需进行体系重整。同年9月,我国针对加入《武器贸易条约》的法律程序已经启动,以实际行动维护了国际军控体系。最后,加紧建立新概念武器军控体系。各军事大国为了获得技术上的比较优势,都在加紧发展颠覆性军事技术,包括,高超声速武器、网络武器、太空武器、无人化武器系统、新型生物武器等都已初见端倪。然而,对这些武器的法律和伦理制约才刚刚起步,远落后于实际应用的步伐。国际社会需要更加重视这些军事技术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在军控谈判中尽快取得更具操作性的成果,为新概念武器可能引发的新革命未雨绸缪。
军事技术异化在人类历史中具有辩证的革命意义,需要一分为二地理性看待。一方面,为减少军事技术异化的消极影响,无产阶级需要不断探索,在适度发展军事技术的同时确保自身安全发展;另一方面,军事技术在部分主体手中异化程度的加深,则会帮助那些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力量加速消亡,从而为军事技术的自我消解创造条件,有助于人类清除迈向更高阶段生产关系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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