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历史论文是研究研究历史上战争和军队发生、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论文，本篇文章就向大家介绍几篇军事历史论文，来一起探讨一下军事历史论文的写作技巧和方法，对现实军事活动和人类社会生活以历史的借鉴和启迪。
军事历史论文研究热点范文10篇之第一篇：论李鸿章的军事后勤思想及其实践
摘要：晚清重臣李鸿章作为淮军统帅和北洋海军的实际首脑， 在40余载的军事生涯中， 十分注重淮军、北洋海军的后勤建设， 有着丰富的军事后勤思想及实践活动。他强调罗致筹饷人才与控制饷源之地；注重发展西式武器装备；建立完善长夫制与培养后勤专业人才；还重视后勤机构建设；将先进交通通讯手段运用于军事。李鸿章的军事后勤思想先后被应用于淮军和北洋海军的建设实践中， 推动了这两支军队的后勤建设从传统向近代之转变。对李鸿章军事后勤思想及其实践之研究， 有助于揭示近代中国军事后勤发展变化的规律， 吸取相关经验教训。
关键词：李鸿章； 军事后勤思想； 近代化；
Abstract:
Li Hongzhang, the high-ranking official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as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Huai Army and the actual head of the Beiyang Navy, and h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logistics construction of the Huai Army and the Beiyang Navy during his military career lasting over 40 years. He was rich in military logistics ideas and practice. He stressed recruitment of specialized personnel to raise money for military members and emphasized the control of the regions to provide the money; he focu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style weapons and equipment; he improved the system of factotum personnel and trained logistics professionals; he paid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logistics institutions;and he applied advanced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o military use. Li's military logistics thought was put into practi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uai Army and the Beiyang Navy, which led to the evolution of the logistics construc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to the modern mode. The study on Li's military logistics thought and its practice reveals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logistics in modern China and can help us draw relevant lessons.
Keyword:
Li Hongzhang; military logistics; modernization;
军事后勤是军队后方勤务的简称，"是通过筹划和运用人力、物力、财力从物质和技术方面保障军事需要的工作和组织"1,是军事活动的重要环节。晚清重臣李鸿章在其40余年2的军事生涯中，形成了丰富的军事后勤思想，这些思想既典型又重要，被运用于其创建发展淮军、北洋海军以及指挥这些军队作战的具体实践中，又直接影响着清末袁世凯北洋新军的后勤改革，为中国军队后勤的全面近代化奠定了基础。当前学术界研究李鸿章思想的论著颇多，成果丰硕，但对李鸿章军事后勤思想及其实践缺乏专门研究3,本文尝试为之，以期丰富中国近代军事后勤理论、深化李鸿章军事思想研究并为当前中国军队后勤建设提供历史镜鉴。
一、欲筹饷必先得人与地：罗致筹饷人才与控制饷源之地
古往今来，凡带兵打仗之将领，皆知筹饷对于军队的重要性，作为淮军统帅的李鸿章亦是如此，他充分认识到"饷需为军士命脉"4,认为"有饷则到处兵勇皆可用，无饷则已成劲旅亦无用",进而提出"凡欲灭贼必先治兵，欲强兵必先足饷"5.他多次在上奏朝廷的奏折中、与亲信大员的信函中提及"足饷"之重要性。例如，他在向清廷要饷的奏折中强调，"将帅无银支发，亦不足以驭众，较运解兵械尤急"6;在给朝廷大员的信函中也多次强调，"无饷何以养兵"7,"饷需必以时解济"8.然而，晚清时期，战争频繁，军费开支浩大，清廷财政难以支撑，因此，李鸿章不得不千方百计自筹淮军军饷，其饷源主要依靠各省协饷、各地厘金、海关洋税、收捐四项。9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李鸿章就极为重视淮军筹饷工作，他还通过"关厘分途""截留关税"10等举措，有效把持饷源。此外，李鸿章也非常重视北洋海军军饷的筹措，说，"海防事体重大，非有的饷到手，不能兴办一事。内地军需，或可布置于临时，补救于事后；海上设防，船须预订，机须预购，人须训练，且邻衅一开，各国军火均不能购运，全在绸缪于未事之先"11,认为海防经费事关大局，必须优先筹措。
对于如何有效的筹措饷需，他进一步强调"欲筹饷必先得人与地"12,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空言筹饷是达不到目的的，必须有筹饷之人与筹饷之地盘。
李鸿章重视罗致擅长筹饷之人，他将这方面的人才大量网罗到其幕府中。帮助他办理军队筹饷事宜的郭柏荫、薛书常、王大经、王凯泰、陈其元等幕僚，都曾主持过江苏牙厘局和淞沪厘局。淮军的筹饷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多有赖于这些筹饷专才。如同治元年 （1862年） 李鸿章调幕僚郭柏荫襄办江苏牙厘，为淮军筹措饷项，此后，郭柏荫升任江苏按察使、布政使，一直积极配合淮军的后方筹饷工作。李鸿章兄长李翰章也是他筹饷的得力帮手，例如，同治元年 （1862年） ,淮军急需添置洋枪与太平军抗衡，正在广东办理厘务的李瀚章，便从香港购买天字号洋枪3000杆支援淮军；此外，他还将本应协济苏、浙、皖三地的10万饷银，接济"铜帽、洋药需费颇重"的李鸿章。同治六年 （1867年） ,李翰章署理湖广总督，后实授并任职长达7年之久，"其筹济军饷，亦如鸿章个人亲在其事"13.
李鸿章还重视对饷源地的控制与经营。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厘金是淮军最重要的饷项来源，"而厘金之所出，则为苏沪厘捐，及两淮盐厘，饷地实限于江苏一省","两江总督为其实际之主人"14.为此，李鸿章格外重视对两江饷源地的控制。他率领淮军进兵上海，正是看重其为富庶之地，避免这个江南财源落入太平军之手。同治元年 （1862年） ,李鸿章被任命为江苏巡抚，集军、政、财权于一身，牢牢掌控"饷源重地".此后，江海、江汉两关洋税逐渐成为淮军大宗饷源。两关洋税所出，"以两江湖广两总督为地方主人，李鸿章均曾坐镇其地，继之者又多与他有良好关系"15,为筹饷带来便利条件。李鸿章移督直隶之初，两江总督为其恩师曾国藩，两江自是淮军最可依恃的饷源重地。曾国藩病故后，先后出任两江总督的何�Z、张树声、李宗羲均和李鸿章关系密切，他们实际成为淮军后路饷源的"镇守者".此后，李鸿章还给当时主政的军机大臣文祥写信，极力举荐与自己关系密切的沈葆桢出任江督，称赞其为"光明俊伟之君子"16.在清廷任命沈葆桢为江督之前，李鸿章已得到消息并向沈吹风通气："南洋数省，提挈纲领，舍我公其谁与归。"17或凭借私人关系或关注两江人事，使得李鸿章在移督直隶兼任北洋大臣后，仍能获得两江饷源地主政官员的支持，确保军饷源源不断。
二、军实以简器为先：以西式武器装备军队
鸦片战争之后，一些开明士大夫如林则徐、魏源等倡议购买西方舰船火炮以增强清军实力。李鸿章承袭了他们的思想，认为"有兵而无器与无兵同","军实以简器为先"18.他在奏折中说："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弓、矛、小枪、土炮，不敌彼后门进子来福枪炮，向用之帆蓬舟楫、艇船炮划，不敌彼轮机兵船，是以受制于西人。"19深刻认识到武器装备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看到了武器装备优劣对军队战斗力的巨大影响，所以，他一方面提出"多增无益之军，不如多置有用之器"20,主张将武器装备建设放在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位置；另一方面主张取法西洋、购买与自造西式武器以提高清军武器装备水平。
同治元年 （1862年） 二月，太平军围攻上海，情势危机，曾国藩命李鸿章自皖援沪，与洋人并肩作战。李鸿章此行亲见西洋船炮火器之精利，大为钦羡，致函曾国藩："连日由南翔进嘉定，夷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21钦羡之余，他也付诸行动，在此后短短一年时间内，购买了大量西式枪炮来装备淮军，原有的刀矛、鸟枪等武器多被淘汰，至同治七年 （1868年） ,淮军已全部装备洋枪。此后，淮军所装备的西式武器又不断得到升级换代。19世纪70年代，淮军逐渐淘汰前膛枪，改用后膛枪，主要有林明敦、士乃得、马梯尼步枪等，每分钟可发子弹6-7发，有效射程达300米。到了80年代，又改用每分钟可发子弹10-12发的哈乞开司、毛瑟枪等22.此外，李鸿章还陆续从英、德等国购入一些小型炮船和军舰，但他认为这些远远不够，"欲求自强，仍非破除成见，定购铁甲不可"23.在其倡议下，清廷开始购买铁甲舰，北洋海军实力得到明显提升，特别是其舰只装备的现代化程度在当时的亚洲是一流的。24
李鸿章认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25即不仅要购买和使用西方先进武器，更重要的是学习掌握其制造技术。因此，他提出积极仿造西式武器之要求，并于同治元年 （1862年） 在上海招募通晓军械制造的西洋兵弁，教导中国工匠制器之法。随后，他又创建各类机器局 （兵工厂） ,仿造西洋武器。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表明了设局办厂的目的："西洋诸国以火器为长技，欲求制驭之方，必须尽其所长，方足夺其所恃。臣设局仿制，原为军需紧急起见，亦欲中国官弁匠役相互传习，久而愈精"26.同治四年 （1865年） ,他和曾国藩筹建江南制造局和金陵机器局，同治九年 （1870年） 又接管并扩建天津机器局。李鸿章认识到武器装备的自给自足对于国家防务的重要性，他说，"各省防江防海需用洋枪炮之子药，均宜设局在内地仿造，否则事事购自洋商，殊无以备缓急"27,因而主张国内各局以生产子弹和火药为主。他认为，"惟子弹一项，实枪炮之命脉，无子弹则枪炮虚设。后门子弹工繁费巨，遇有战事，十年之蓄尚恐不敷数月之需。现查津沪两机器局所制子弹数非不多，而以之应操则有馀，以之备战则尚少。亟应及时设法添制，以防未然。"28为此，他扩大了天津机器局的弹药生产规模，以适应军事训练与战备需要。除生产子弹、火药外，当时各局还从事枪、炮、水雷等武器装备的制造，有的还能制造轮船。
鉴于西式枪炮、战舰日新月异，李鸿章进而提出，在制器方面也要与时俱进，洋人有枪炮、轮船，"亦不过创制于百数十年间，而浸被于中国已如是之速，若我果深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安见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耶。"29在这种不甘落后的思想驱动下，李鸿章命令各局在生产上推陈出新，不断缩小与外国武器装备性能的差距。江南制造局初期生产的前膛枪性能落后，至同治六年 （1867年） 便能仿制美式林明敦后膛单发步枪。此后，西方各国先后制成连发枪，李鸿章遂令江南制造局精心研制，于光绪十六年 （1890年） 仿制成5连发步枪。他还让天津机器局、江南制造局生产黑色火药的同时，积极研制无烟火药，追赶西方先进水平。光绪二十年 （1894年） ,江南制造局建成无烟火药工厂，次年正式投产，使中国火药生产技术跻身世界先进行列。30诚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军工企业生产的武器装备多逊于西方，但李鸿章这种不甘落后、追求先进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
三、设长夫、选学生：完善长夫制与培养后勤专业人才
李鸿章还重视后勤人员在军队中的作用，一是于淮军中设立长夫，负责各项后勤杂役工作；二是通过派学生出洋学习以及创办各类学堂，培养后勤专业人才以服务北洋海军。
在传统绿营军中，士兵除了训练和作战之外，还要负担相关的后勤杂役，这不利于军队战斗力的提高。为此，咸丰四年 （1854年） ,曾国藩创立长夫制，在军营中专门设置长夫，负责军队杂役、运输等后勤事务。李鸿章认为："设长夫分执粗重之役，不使勇力过劳也。"31建立淮军后，他继续招募长夫，负责淮军后勤事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战斗人员与后勤人员分开，有利于提高军队战斗力与确保后勤保障的及时高效。"湘、淮各军营制每五百人一营，于伙夫之外均另有长夫一百八十名，诚以营中挖濠筑墙等事虽责成兵勇，亦须兼资夫力，而挑运军装子药、转解粮料器械以及喂养马匹、析薪担水一切杂差，非有长夫无可分任"32.光绪十三年 （1887年） ,户部建议裁撤长夫，李鸿章强烈反对，上奏清廷，阐明长夫在军事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臣等所部各军皆分扎滨江沿海要地，各有修筑洋式炮台营垒及疏河垫道工程防所，距城市或数十里，或百数十里，且多孤悬海外，所需木石料物、薪粮、子药均须隔海搬运，动资长夫之力。昔年行队坐营皆用土枪炮，尚须多夫帮运，近年因备外患，所操枪炮全系西洋精利之器，即如臣鸿章所部淮军，现领用后门枪二万馀枝，后门大小炮共三百七十馀尊……各炮台大炮每尊重者至数万斤，开花子母实心各弹重者至五六百磅，非数百人不能运一炮，非十数人不能举一弹，较从前所用增至数十倍。凡操后门炮，自炮目至勇丁皆有应管之物、应做之事，缺一不可。弁勇既须亲操畚锸帮做土工，而练习枪炮口令准头又不能一日间断，实与征兵旁苦无异。其间粗重杂役甚多，若长夫太少，运用不敷，必致有器与无器等。西洋营制，每军另有做工运物之人名曰工兵队，工兵即长夫也，用以筑台、浚濠、修路及一切力作，而使正兵专练枪炮。各国若欲强兵，断无用兵而不用夫之理。33
他在建议保留长夫的同时，又逐步完善长夫制。湘军设长夫，主要承担搬运弹药、军装，抬枪、劈山炮等杂役，而"随着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的改变，淮军的长夫则主要担负修筑洋式炮台、营垒和疏河、修路等工程任务，与西方早期的工程兵相似。"34
李鸿章认为，"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35,他十分重视海军后勤人才的选拔与培养，提出"分遣学生赴英、法学习造船驶船之法"36,将轮船的制造与驾驶等技术作为留学生学习的重点。清廷即根据李鸿章的建议，陆续选派学生赴英、法学习，这些学生回国后，多数服务于北洋海军，对于提升其军事后勤水平成效显著，为此，李鸿章曾上奏朝廷对这些留学生予以嘉奖：
该学生等童年应募，远涉重洋，学成回华，分派各处当差，均能始终勤奋，日进有功，迭经面加校试，考其所学。其习水师者，内如鱼雷一种，理法最为精奥，洋师每有不传之秘，该学生等讲习有年，苦心研究，于拆合、演放、修整诸事皆能得法。此外水雷、旱雷施放灵捷，驾驶、测量讲求精细。其分赴各营教习者，于外洋操法、阵法、口令均臻娴熟，所教弁勇颇有成效。其派值电报者，传递紧要军报，昕夕从公，密速无误。他如步算、制造、医学诸大端，均能深明�U要，质诸西洋教习及泰西各国水师兵官，咸谓该学生等造诣有得，足供任使。该学生等现有派充营哨各官及管驾、教习、官医各项差使者，亟应量其技能，酌保官阶，给予顶戴，以式戎行而资策励。37
李鸿章说："水师为海防急务，人材为水师根本，而学堂又为人材之所自出。臣于天津创设水师学堂，将以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38他还认为："中国自创办师船以来，实惟此为攻坚御敌之利器。惟有器尤须有人……若以驾驶之任委之生手，实不放心。除酌留德国雇来员弁分派教练外，所有管驾暨大、二、三副，管轮、锅炉、升火人等，均挑选素在兵船之学生及船厂当差之熟手，以资得力。"39为此，他陆续创办水师学堂、水雷学堂、管轮学堂、鱼雷驾驶学堂等，强调学习驾驶、管轮等军事技术，并开设军事后勤方面的课程，以培养后勤专业人才。如，光绪六年 （1880年） 设立的北洋水师学堂，开设驾驶、管理等课程；光绪十一年 （1885年） 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设置有"军器学""辎重"等军事后勤的课程。此外，李鸿章还创办电报学堂、西医学堂，这些学堂更是直接为军队输送电报通讯员、军医等后勤专业人才。
四、设粮台、建基地：推进后勤机构建设
李鸿章也重视军队后勤组织机构建设。淮军在成立初期，其"后勤组织，可分钱粮军械两大要项，钱粮的总站为厘捐局和报销局。军械的总站为炸弹局或机器局。但自淮军北上剿捻，军队远离饷械总站，于是又须增设后路粮台，转运总局分局，和各地支应所。"40李鸿章为做好淮军后勤保障，仿照湘军建立粮台。在淮军剿捻时，粮台发挥了重要的后勤保障作用。"粮台以亲信大员为总理，下分八个所，计为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各所均派委员管理之"41,是战时淮军最重要的军需物资补给机构。随着淮军留防，粮台的职能进一步扩大，淮军驻防各部都设有粮台，这些粮台由战时临时设立的后勤保障机构变成军队常设的后勤机构。 （李鸿章亲自校阅的《军制》一书，将西方军队的后勤机构均译为粮台。42可见，粮台已成为当时军队后勤机构的统称） .此外，李鸿章还主张在淮军驻地与饷械供应地之间设立若干转运局，他说，"淮军饷械，跨越数省，道路遥远，设局递送，辘轳周转，为军士命脉所关".43李鸿章认为，转运局在战时可以保障"数千里粮饷军火转输不绝，前敌乃无掣肘"44,平时亦可将各省拨解的淮饷，随时分别通过水路和陆路进行转运，及时转输到淮军各部。
北洋海军成立后，李鸿章设立总理水师营务处，相当于北洋海军的总后勤部，与北洋水师提督共同负责军需物资的运输、供应等后勤事宜。李鸿章说，"北洋创练水师，兵船渐增，指日铁舰来华，更应择定要隘，以为停泊归宿之处，庶出可截剿敌船，退可扼险自守。"45他认为，北洋海军需要功能完备的后勤基地，用于保证舰队驻泊并为舰队提供物资供应、军舰维修及救护伤兵等后勤保障。李鸿章认为建立舰船修理基地迫在眉睫，"至铁舰收泊之区，必须有大石坞预备修理，西报所讥有鸟无笼即是有船无坞之说，故修坞为至急至要之事。"46他强调，"中国无可修之坞，非借英之香港大石坞、日本之长崎大石坞不能修理。铁船易积海蠹，或偶损坏，无坞可修，便成废物，此为至要至急之举"47,并进一步分析指出应将之设在旅顺，"西国水师泊船建坞之地，其要有六：水深不冻，往来无间，一也；山列屏嶂，以避飓风，二也；路连腹地，便运糗粮，三也；土无厚淤，可浚坞澳，四也；口接大洋，以勤操作，五也；地出海中，控制要害，六也。北洋海滨欲觅如此地势，甚不易得。胶州澳形势甚阔，但僻在山东之南，嫌其太远；大连湾口门过宽，难于布置。惟威海卫、旅顺口两处较宜，与以上六层相合；而为保守畿疆计，尤宜先从旅顺下手。"48在李鸿章的建议与支持下，旅顺建成北洋海军舰船修理基地，为北洋海军舰队补给和维修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李鸿章对此深感快慰，称旅顺基地为"海军归宿根本"49,"此后南、北洋无论再添铁快舰若干，皆可就旅坞修理，不致为英、日所窃笑，有警时亦不受制于人。"50此外，威海卫作为进入渤海湾与防护京畿的前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李鸿章派员勘察此地后，决定将其建成北洋海军的另一个重要基地，设鱼雷局、机器厂和屯煤所。51他还将北洋海军的提督府设在威海卫的刘公岛上，威海卫遂成为北洋海军舰队主力驻泊基地，与旅顺基地一起"出可截剿敌船，退可扼险自守",构成控扼渤海门户的"锁钥".52
李鸿章说："凡筹饷练将修船制器，铸造军火，置设电线，以及储备械具煤斤，无一而非急务。且其中仿用西法者，十居七八，尤为艺精理奥……是以地方则有清讼、发审、保甲、水利、筹赈、车船、厘金、征信等局，海防则有练饷、支应、军械、机器、制造、电报、船坞、工程等局，并分设营务处，建立水师、武备各学堂及医院、煤厂，俾专责成而免贻误。"53强调建设专门的后勤机构，为海军提供后勤保障的重要性。在此思想指导下，他按照粮饷、军火、船政、医药卫生分门别类，在北洋海军设置局、厂、院、堂等机构并委任大员管理。如，统筹北洋海军经费的天津海防支应局，专修船上零件的威海行营机器厂，旅顺、威海的水师养病院与天津储药施医总医院 （即北洋海军总医院） 等。这些后勤机构分工明确，确保了沿海基地拥有供、修、救等综合保障能力。
五、利师行、速调度：将先进交通通讯手段运用于军事
李鸿章较早注意到交通、通讯与军事的关系，认识到铁路、轮船、电报等近代化后勤保障手段的重要性，主张将铁路、轮船、电报等西式后勤保障手段应用于军队。他说："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以此用兵飞行绝迹，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于是和则以玉帛相亲，战则以兵戎相见，海国如户庭焉。"54
19世纪60年代，李鸿章和其他官员一样，反对修建铁路。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移督直隶后的李鸿章对铁路建设逐渐有了新认识。同治十一年 （1872年） ,他在给丁日昌的信中说，"俄人坚拒伊犁，我军万难远役，非开铁路则新疆、甘陇无转运之法，即无战守之方。俄窥西陲，英未必不垂涎滇、蜀。但自开煤铁矿与火车路，则万国缩伏，三军必皆踊跃"55.此时，他已经认识到铁路之于军事的重要性，开始支持筹建铁路。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李鸿章为加强京畿地区防务与巩固自己的北洋地盘，又多次向清廷建议修建铁路，说："中国与俄接壤万数千里，向使早得铁路数条，则就现有兵力尽敷调遣；如无铁路，则虽增兵增饷，实属防不胜防。盖处今日各国皆有铁路之时，而中国独无，譬犹居中古以后而屏弃舟车，其动辄后于人也必矣。""中国边防、海防万馀里，若处处设备，非特无此饷力，亦且无此办法。苟有铁路以利师行，则虽滇、黔、甘、陇之远，不过十日可达。十八省防守之旅，皆可为游击之师。将来裁兵节饷，并成劲旅，一呼可集，声势联络，一兵能抵十兵之用".56但他的建议最初未引起清廷重视，直到中法战争后，国家海防形势日益严峻，李鸿章终力排众议，使铁路归入国家"海防要工"57.
光绪七年 （1881年） ,为了把开平煤运到天津以供北洋军舰之用，李鸿章主持建成唐山至胥各庄之间的铁路，即唐胥铁路。光绪十四年 （1888年） ,津沽铁路 （天津至大沽） 建成通车后，在他的建议下，海军衙门奏准继续修筑由天津到北京通州的铁路，即津通铁路，但遭到守旧官员强烈反对。清廷就"筹议铁路事宜"发起一场激烈讨论，除谕令海军衙门会同军机大臣妥议具奏外，还令沿江沿海将军督抚各抒己见。李鸿章上奏清廷，明确表示"津通之路非为富国，亦非利商，外助海路之需，内备征兵入卫之用，一举两益",同时针对反对者指责修铁路有助"资敌"的说法予以辩驳："窃维敌乘我路，必须用车运载，将夺我车欤，分布既齐，车已收回，无可夺也。将用彼车欤，少则无济于用，多则船不胜装，且海口既塞，拦沙水浅，万馀斤之车不能达岸，即使听其所为，亦须安设起重木驾始能挽运，岂有如此从容摒挡，我军尚作壁上观乎。议者又虑及炮车，是于轮车之轨若何窄，炮车之制若何宽，全不知悉，以意揣测耳。"58此外，李鸿章对筹办铁路的要旨、于军事的益处及全国铁路线路布局规划都有明确认识："臣等创兴铁路，本意不在效外洋之到处皆设，而专主利于用兵；不仅修津通之路，而志期应援全局。诚能于江南、赵北、关东、陇西各设重兵，各安铁路，则军行万里无胼胝之劳，粮运千仓有瞬息之效，缓急相助，声气相通；而且零星队伍可撤可并，浮滥饷干或裁或节，此专指陆战而言也……沿海设防固须有精练之水师而后能战，尤赖有精练之陆师而后能守。圣朝幅员广大，超越前古，如欲令沿海各省逐处皆屯重兵，即使财赋所入足资供给，设敌以偏师相扰，我即须全力因应，长年不休，何以堪此。有铁路则运兵神速，畛域无分，粮饷煤械，不虞缺乏，主灵而客钝，易守而攻难。"59但由于阻力重重，直到甲午战前，中国所建铁路中最长者仅300多公里60,其军事运输价值有限。尽管如此，他对于铁路与强兵关系的认识，远超出当时一般士大夫的认知水平。除铁路外，他还主张发展航运，由轮船取代帆船作为主要的水上运输工具。同治元年 （1862年） ,李鸿章率淮军十三营，"乘坐由上海士绅出资雇佣的外国轮船抵达上海。"61此行使他深刻认识到轮船在军事运输上的价值，遂积极主张购买、建造轮船。同治十一年 （1872年） ,创办轮船招商局被提上议事日程，由李鸿章一手主持相关事宜。此后，轮船招商局及诸多轮船公司成立，航运成为清军军事运输的重要方式。比如，轮船招商局长期为淮军提供免费运输62.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军队后勤运输中均出现铁路与轮船的身影。
李鸿章认为电报能"声息灵通"63,"于军国要务裨益实多",应"与轮船铁路相辅并行，其功用亦复相等"64,因而提倡兴办电报事业，解决军事情报收发迟缓的问题，在军事上达到"速调度而赴戎机"65.光绪五年 （1879年） ,为了巩固北洋海防，保护北京安全，李鸿章首先在大沽口、北塘海口间架设陆路电报线，并延伸到天津，是为津沽线。津沽电报线设立后，效果很好，"号令各营顷刻响应。"66于是，在第二年，李鸿章在给清廷的专片中强调电报通讯的迅捷对海防的重要，"兵船在海洋日行千馀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度，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援，是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因而又奏请"设南北洋电报",即在北洋至南洋间架设电报线。67其具体方案是：架设天津和上海间的电报线，由天津陆路沿运河到达长江北岸，越长江由镇江达上海。光绪七年 （1881年） 天津、上海两地同时铺设，年底完成，是为津沪线。光绪九年 （1883年） 设立津京线，此线先铺设到通州，外地致清廷的电报到达通州后，由专人递送至京，约半个时辰可到，比从天津递送更为迅速。李鸿章上奏朝廷称："电报呼应捷速，虽隔万里，若在户庭，有裨军国要政，为目前当务之急，成效已昭然可见。"68事实上，电报确实在军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中法战争中，很多军情军令都是通过电报来迅速传达的。如，光绪十年 （1884年） 三月，李鸿章电报总理衙门，"顷据沪局电称：侦知有法铁甲二、快船二、兵轮一，于四月初一二可泊吴淞，孤拔所领各舰继至云。"69仅隔一日，江苏巡抚卫荣光的来电也证实了这一情报70.如果用驿递传达，消息恐怕要数日之后才能到达。
余论
李鸿章作为淮军统帅和北洋海军的实际首脑，其军事后勤思想及其实践具有其历史影响与现实借鉴意义。他的军事后勤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近代军事后勤理论，而相关实践又推动了淮军和北洋海军的后勤建设从传统向近代之转变。李鸿章的军事后勤思想及其实践经验教训，也为后来袁世凯北洋新军后勤改革提供了有效借鉴。甲午战后，袁世凯等人在创建新军的过程中，一方面学习李鸿章军事后勤思想、吸取有益经验，如重视武器装备的近代化、继续沿用长夫制等；另一方面反思李鸿章军事后勤实践中的问题，如武器装备的口径、型号不统一等，要求北洋新军统一武器口径与型号规格，给军队后勤补给带来极大便利。李鸿章的军事后勤思想及其实践为中国军事后勤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但这一思想也有其时代局限性，在被运用于实践的过程中遇到诸多阻力，特别是来自落后的封建体制之挑战。如李鸿章所说："人才之难得、经费之难筹、畛域之难化、故习之难除，循是不改，虽日事设防犹画饼也。然则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71他意识到应改变祖宗成法，"若事事必拘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72,但实际上无能为力。近代军事后勤被绑在了落后的封建体制之上，从而无法发挥其应有之功效。
注释
1 孙秀德：《军事后勤学》， 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0年， 第3页。
2 李鸿章曾组建淮军， 转战安徽、江苏等地， 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及捻军起义；后又创办北洋海军。
3 《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 （陈崇桥等主编， 北京：金盾出版社， 1993年） 、《中国军事制度·后勤卷》 （郑州：大象出版社， 1997年） 等通史性著作在论述晚清军事后勤体制与实践时， 对李鸿章的军事后勤思想有所涉及。此外， 郜耿豪的《晚清军事后勤近代化的酝酿与初步发展》 （《军事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 和《试论清末军事后勤近代化建设》 （《军事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 , 认为李鸿章所办淮军与北洋海军是晚清军队后勤近代化的代表；陆方的《淮军的后勤制度及其保障》 （《安徽史学》1992年第4期） 论述了李鸿章淮军的粮台、武器装备的情况；罗绪安的《甲午战争前后军事后勤体制的变革》 （硕士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 2002年） 、王冷一的《北洋海军后勤建设述论》 （《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 、苏小东和陈美慧的《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后路保障》 （《军事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 等对李鸿章建设北洋海军后勤的情况有所提及。
4 李鸿章：《津海关边饷请缓筹解折》， 《李鸿章全集》第9册，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年， 第149页。本文所引《李鸿章全集》均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下文不再一一标注。
5 李鸿章：《复陈奉旨督军河洛折》， 《李鸿章全集》第2册， 第303页。
6 李鸿章：《接济台防要饷片》， 《李鸿章全集》第10册， 第608页。
7 李鸿章：《致荣中堂》， 《李鸿章全集》第36册， 第262页。
8 李鸿章：《致曾沅帅》， 《李鸿章全集》第29册， 第562页。
9 王尔敏：《淮军志》， 北京：中华书局， 1987年， 第239-240页。
10 王尔敏：《淮军志》， 第241-243页。
11 李鸿章：《请拨海防军费折》， 《李鸿章全集》第9册， 第32-33页。
12 李鸿章：《复陈奉旨督军河洛折》， 《李鸿章全集》第2册， 第303页。
13 王尔敏：《淮军志》， 第335页。
14 王尔敏：《淮军志》， 第278页。
15 王尔敏：《淮军志》， 第279页。
16 李鸿章：《复文中堂》， 《李鸿章全集》第31册， 第141页。
17 李鸿章：《复沈幼丹节帅》， 《李鸿章全集》第31册， 第171页。
18 李鸿章：《复张幼樵侍讲》， 《李鸿章全集》第32册， 第595页。"简器"意为采用新式武器、改善军队装备， 即李鸿章所说， "废弃弓箭， 专精火器".见李鸿章：《复陈察院》， 《李鸿章全集》第29册， 第339页。
19 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李鸿章全集》第5册， 第107页。
20 李鸿章：《借款购备枪炮折》， 《李鸿章全集》第10册， 第374页。
21 李鸿章：《上曾制帅》， 《李鸿章全集》第29册， 第83页。
22 参见施桥渡：《晚清军事变革研究》，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3年， 第43页。
23 李鸿章：《筹议购船选将折》， 《李鸿章全集》第8册， 第511页。
24 [德]乔伟、李喜所、刘晓琴：《德国克虏伯与晚清军事的近代化》， 《南开学报》1999年第3期。
25 《筹办夷务始末》 （同治朝） 卷25, 台北：文海出版社， 中华民国十九年故宫博物馆抄本影印， 第10页。
26 李鸿章：《京营官弁习制西洋火器渐有成效折》， 《李鸿章全集》第1册， 第630-631页。
27 李鸿章：《附议复条陈》， 《李鸿章全集》第6册， 第162页。
28 李鸿章：《军火画一办法并报销口令事宜折》， 《李鸿章全集》第8册， 第127页。
29 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李鸿章全集》第5册， 第107页。
30 施渡桥：《论洋务派经营军工企业的主导思想与御侮主旨》， 《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
31 李鸿章：《湘淮各军少裁长夫折》， 《李鸿章全集》第12册， 第263页。
32 李鸿章：《议复练军长夫片》， 《李鸿章全集》第4册， 第121页。
33 李鸿章：《湘淮各军少裁长夫折》， 《李鸿章全集》第12册， 第263页。
34 冀满红：《淮军近代化浅论》， 《军事历史》1989年第4期。
35 李鸿章：《附议复条陈》， 《李鸿章全集》第6册， 第166页。
36 李鸿章：《复船政大臣沈幼丹中丞》， 《李鸿章全集》第30册， 第625页。
37 李鸿章：《肆习西学请奖折》， 《李鸿章全集》第11册， 第53页。
38 李鸿章：《水师学堂请奖折》， 《李鸿章全集》第10册， 第649页。
39 李鸿章：《验收铁甲快船折》， 《李鸿章全集》第11册， 第232页。
40 王尔敏：《淮军志》， 第312页。
41 王尔敏：《淮军志》， 第86页。
42 杨晏平主编：《军制》， 《清代军政资料选粹》 （四） , 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2年， 第113、114页。
43 李鸿章：《转运局无可删减片》， 《李鸿章全集》第13册， 第342页。
44 李鸿章：《遵旨援黔筹陈大略折》， 《李鸿章全集》第4册， 第6页。
45 李鸿章：《旅顺筹防费难预估片》， 《李鸿章全集》第10册， 第160页。
46 李鸿章：《致总署论旅顺布置》， 《李鸿章全集》第34册， 第11页。
47 李鸿章：《致醇邸复陈海军规模筹办船坞》， 《李鸿章全集》第33册， 第592页。
48 李鸿章：《致总署论旅顺布置》， 《李鸿章全集》第34册， 第11页。
49 李鸿章：《出洋巡阅折》， 《李鸿章全集》第14册， 第85页。
50 李鸿章：《致醇邸复陈海军规模筹办船坞》， 《李鸿章全集》第33册， 第592-593页。
51 游战洪：《德国军事技术对北洋海军的影响》， 《中国科技史料》1998年第4期。
52 施渡桥：《论洋务派经营军工企业的主导思想与御侮主旨》， 《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
53 李鸿章：《分别撤留各局折》， 《李鸿章全集》第13册， 第340页。
54 李鸿章：《请设南北洋电报片》， 《李鸿章全集》第9册， 第158页。
55 李鸿章：《复丁雨生中丞》， 《李鸿章全集》第30册， 第474页。
56 李鸿章：《妥议铁路事宜折》， 《李鸿章全集》第9册， 第254-255页。
57 李鸿章：《船坞工费请改拨片》， 《李鸿章全集》第12册， 第202页。
58 李鸿章：《附海军衙门军机处会奏底》， 《李鸿章全集》第34册， 第494页。
59 李鸿章：《附海军衙门军机处会奏底》， 《李鸿章全集》第34册， 第496页。
60 截止甲午战前， 关东铁路与从唐山到天津的路段连接起来， 合成总长348公里， 此路在当时中国已有铁路中是最长、最典型的。参见董丛林、徐建平等著：《清季北洋势力崛起与直隶社会变动》，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1年， 第92页。
61 关伟：《论洋务运动时期淮军的改进和建设》， 硕士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 2013年， 第16页。
62 董丛林、徐建平等：《清季北洋势力崛起与直隶社会变动》， 第83页。
63 李鸿章：《保定设电线片》， 《李鸿章全集》第11册， 第311页。
64 李鸿章：《接设津通电线折》， 《李鸿章全集》第10册， 第195页。
65 李鸿章：《旅顺电线片》， 《李鸿章全集》第11册， 第590页。
66 李鸿章：《请设南北洋电报片》， 《李鸿章全集》第9册， 第158页。
67 李鸿章：《请设南北洋电报片》， 《李鸿章全集》第9册， 第158页。
68 李鸿章：《添设山海关电线折》， 《李鸿章全集》第10册， 第444页。
69 李鸿章：《寄译署》， 《李鸿章全集》第21册， 第141页。
70 田露汶：《电报进入晚清朝廷》， 《紫禁城》2004年第6期。
71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 《李鸿章全集》第6册， 第159-160页。
72 李鸿章：《复议张家骧争止铁路折》， 《李鸿章全集》第9册， 第258页。
军事历史论文研究热点范文10篇之第二篇：论中国军事电影中毛泽东的历史书写
摘要：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杰出领袖，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创始人， 有关他的影视作品和人物传记数不胜数， 分析不同历史语境下我国军事电影中对于毛泽东的典型塑造问题对于中国军事电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军事电影； 毛泽东； 典型塑造；
在西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中， 将帅被认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原因， 作为军队的主宰， 将帅的指挥才能和统战意识来源于将帅那天赐的头脑和神机妙算的智慧。英国的劳埃德就曾表明："无论是历史， 无论是多么顽强的科学研究， 也无论是多么丰富的经验， 都不能使我们了解军事学术的这一部分。它只是天才的产物， 而天才是自然赐予的。"不可否认的是， 将帅确实是军队的核心， 是战争制胜的保障， 是影响战争性质和路线的重要因素。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杰出领袖，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 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创始人， 有关他的影视作品和人物传记数不胜数。新中国成立后，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由于政治要求， 毛泽东的形象并未出现在电影荧幕中。据著名剧作家夏衍同志叙述， 周恩来总理曾经通过他传达过一个中央的决议："经过中央讨论， 中央的领导同志， 凡是活着的， 不能上银幕， 不能上舞台。"1因此， 在当时的影视作品中， 更多的是肯定和歌颂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毛主席的形象， 仅仅是通过传达精神、口号标语、宣传画册等形式间接出现在电影中。
1976年， 毛泽东同志溘然长逝， 举国上下无不缅怀毛主席。1978年， 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大河奔流》中， 毛泽东 （于是之饰） 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电影中， 尽管只是在黄河大堤上接见农民大娘的短短一幕， 却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尝试。同年， 出于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和拍摄重大历史题材影片的需要， 国务院文化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下达通知， 要求在全军范围内举荐挑选外型、气质相似， 具有表演功底的适合扮演国家领导人的特型演员。昆明军区文化部干部古月由于外型神似青年时代的毛泽东， 被叶剑英元帅亲自圈定选中扮演毛泽东。往后的27年间， 古月同志在87部影视作品中出色饰演了毛泽东主席。文革结束后， 中国军事电影再创高峰， 在中央的鼓励下，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呈现井喷式发展态势， 对于最高领袖人物的描写比重和方式也在悄然变化。1981年， 电影《西安事变》中， 古月扮演的毛泽东虽然对比之后的作品稍显生涩， 比较平面化， 但由于形象和气质的高度神似， 在群众中引起了热烈反响。《西安事变》获1982年第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 评委会对导演成荫的评语是："成荫同志在《西安事变》的创作中， 把广阔的历史规模和生动的人物刻画结合起来， 再现了重大的历史事件， 在某些历史人物的塑造上有可喜的突破， 显示了导演的功力， 特授予最佳导演奖。"2
相较于"文革"前军事电影中的军政领袖书写模式而言， 80年代对于伟人的刻画更为直接， 特别是对于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形象塑造更是史无前例的， 为日后的电影创作积累了丰富素材和经验。但受到长久以来军事电影"不求艺术有功， 但求政治无过"的一贯思想影响， 80年代电影中的领袖形象塑造明显表现出了人物性格单薄、平面化、过度拔高人物形象等缺点。"如色彩光源和人物造型的超常规假定性、表演的程式化、叙事层面大于人物形象、过程多于表意、叙事手法相对传统和拘谨等， 在一些影片中仍然不同程度的显现着。"3并且， 整个文艺界、电影界在刚刚经历过"文革""整风运动"后， 可谓如履薄冰， 小心翼翼。军事电影由于与党政的密切关系， 更是不能很好的放开手脚、大胆创作。
80年代后期， 随着"主旋律"口号的提出和关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诸多政治引导， 军事电影的创作有了各项政策、资金的扶持保障， 对于领袖描写的电影作品也丰富了起来。《开国大典》《杨开慧》《库尔班大叔上北京》《毛泽东的故事》《井冈山》《长征》《重庆谈判》《毛泽东的亲家张文秋》《毛泽东与斯诺》《毛泽东在一九二五》《古田会议》《亲情毛泽东》《血战湘江》《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等一系列电影作品从不同角度诠释了不一样的伟人毛泽东。这些电影有描写毛主席的不同时期的精神面貌的， 有描写他的丰功伟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 有描写他的日常生活的， 也有描写毛主席作为一个平凡人的感情生活的……通过不同角度、不同方式的电影阐释， 毛主席的形象从神坛上逐渐走入了民间， 变得血肉丰满， 富有个人特色和独特魅力。
1999年拍摄的电影《毛泽东与斯诺》 （长春电影制片厂， 导演：宋江波、王学新， 编剧：李超） 以著名美国记者斯诺的口吻称讲述了1936年至1972年毛泽东与其长达36年的真挚友谊。片中出现了毛主席的两度落泪：一次是在讲到长征途中妻子贺子珍由于条件艰苦， 无奈之下忍痛将刚诞生的孩子送予沿途的老乡抚养， 甚至没有留下日后联系的方式之时；一次是看到彭德怀部下一个不满十五岁的少年战士为国捐躯， 手握着一枚炮弹片， 在看到毛主席之后闭上了双眼， 毛主席也痛心的握着他的手留下了眼泪之时。这两次落泪， 让观众看到了毛主席苦涩、脆弱、痛苦的一面， 同时也体会到了抗战的艰辛与残酷。影片更难能可贵的涉及到了党内矛盾和伟人的错误决策导致的社会问题：红军队伍中的一名官兵由于文化水平低， 性格鲁莽， 强娶民女不成便杀人灭口。斯诺得知了这件事后十分震惊， 质问毛泽东。尽管该官兵在战斗中屡立战功， 毛主席依旧秉公执法将他交予军事法庭依法枪毙。建国后， 斯诺于1960年到访中国， 看到了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错误决策下的中国千疮百孔， 一片狼藉， 他对中国的现状以及毛泽东的领导产生了怀疑。毛主席在看完他的书信以及详细报道后， 也反思了自己不遵循客观发展规律、急于求成、赶超英美的想法不正确， 指令河南省开仓放粮， 救济灾民。尽管这两个片段并没有深入表现矛盾根源和人物缺陷， 但却是为数不多的敢于将毛泽东高、大、全的人物形象予以颠覆， 打破禁忌的一次尝试。
进入21世纪， 商业娱乐片大潮冲击下， 主旋律题材、伟人传记类电影逐渐受到冷落， 有关毛泽东的电影进入了一个创作低潮。在此背景下， 军事电影创作者们不断寻求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与娱乐片的结合点， 试图创造出新时期适合观众审美取向的毛泽东形象。其中， 201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拍摄的献礼影片《建党伟业》、2017年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拍摄的献礼影片《建军大业》吸引了观众的眼球。片中一改往常拍摄重大历史题材影片过分歌功颂德、拔高伟人形象的创作惯性， 致力将更多惊险元素、戏剧冲突、情感渲染加入叙事中， 以求使影片更加具有娱乐性和观赏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在人物塑造方面， 作为"建国三部曲"的后两部作品， 片中的历史人物清一色放弃了以往常用的特型演员饰演， 而启用了众多流量明星， 仅《建军大业》一部片子中就出现了近百位当红影星， 可谓群星荟萃。该片的导演刘伟强是香港著名商业娱乐片导演， 此前并没有拍摄过任何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 片中青年毛泽东的扮演者刘烨， 也被观众称为了"史上最不像的毛泽东".对此， 演员刘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拍摄的目的之一就是能够让像九零后、零零后的年轻观众愿意去电影院里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导演把商业可视性的成功经验带到了这部电影里。对于年轻观众来说， 电影的可视性也是比较有吸引力的一个方面。商业片的功底体现在这部电影里， 但是从节奏上来讲这部电影更快一些。"4在《建军伟业》和《建党大业》中对于毛泽东形象的商业化阐释， 摒弃了过去电影中毛泽东方言、外型、肢体语言、动作习惯等固有的鲜明特色， 力求神似而非形似， 将熟悉的角色陌生化， 又反过来将陌生的形象熟悉化。尽管这种由明星扮演的商业化阐释方法富有争议， 打破了常规的同时被一些观众批评为不伦不类， 却也不失为一次有益的尝试， 显示出了新时期影视作品中的毛泽东具有别样的生命力和可塑性。
注释
1 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历史·战争·电影美》，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88年版， 第87页。
2 载《电影艺术》， 1984年第4期。
3 边国立：《中国军事电影史 （1905-2001》，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2年版， 第183页。
4 张淳：《刘烨再演毛泽东：表现大情怀需要大智慧》， 《新华网》， 2017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