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它有着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它从时间上讲，中国传统文化大致是指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文化，因为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中国文化开始大幅度的震荡、调整，这种变化一直持续至今。从地域范围看，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括传统的中国地理概念，还包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清晰的地域界限。她是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今天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仍在不自觉中深受其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生成的环境因素
影响一个民族文化及发展的因素包括：特定的地理环境、经济状况，以及社会政治结构。大陆，是中国传统文化生成的地理环境。不同的时代，“中国”所指的地理概念是不一样的，现在中国的基本版图是清乾隆时期奠定的。这个地理格局的基本特点是由大海、高山、沙漠组成一个相对独立，并与外界隔绝的自然环境。东边的大海，难以逾越，西边的沙漠和耸立的世界屋脊同样难以逾越。这样中国与外部世界保持隔绝，独立发展。从地理条件上看，以欧洲为代表的一些海洋民族，以岛为生存基地，向外扩展，商业贸易较发达，形成一种海洋民族文化心理，即相对外向、动态、开放的文化系统。而中国却属于境内高山阻隔、交通障碍造成各地区间联系不便，商业活动不频繁；大陆幅员辽阔，活动余地大，物产十分丰富，没有向外发展的动力，因此民族心理是自大、内向、稳定的状态。
农业，是中国文化生成的经济环境。中国文化大体根植于农耕和游牧两种经济土壤之中，主流是农耕文化，并且主要体现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传统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水，以年降水线400毫米线为界成为农耕和游牧的分界线。长城也是就成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隔绝线。中国大部分地区处在北温带，雨量充足，土地肥沃，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机会。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社会经济的主体是农耕自然经济，从而形成重实际求稳定的农业文化心态。农业文明对中国文化的延续性起了很大的作用。
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是中国文化生成的社会环境。中国进入定居的农业社会以后，原始社会组织的瓦解不彻底，宗法意识就传承下来了。一般说来，中国的农村一个自然村落都是一个家族繁衍而来，人们不同程度的拥有血亲关系，实际上家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基层组织。“国家”实际是“家族”的放大，形成“家国一体化”,在国家中，皇帝是全国最大的家长，帝位的继承与西方社会不同，是特定的家族嫡系继承。梁启超就说过，我们中国的社会组织，不以个人为单位，而是以家族为单位，齐了家，然后再治国。与宗法制度相联系的中国长期的专制政体。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正式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一直传承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
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管理智慧
没有文化底蕴的管理是没有灵魂的管理。对于中国传统的管理活动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更是不可小觑。中国传统文化决定了传统管理智慧的特点。
1.重义轻利--中国传统管理智慧的重要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伦理的文化，以是否合乎道德作为评价事物的最高尺度。对人有很清晰的好与坏的判断。中国传统文化以“重义轻利”为处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的最高准则。“重义轻利”“见利思义”是儒家所提倡的。义，宜也，应该的意思。利，功利，个人利益。儒家讲通过修“仁”达到道德上的圆满境界，“仁”的重要要求便是“爱人”,当他人利益受损时，应该以他人利益为准，是谓“义”.这种长期是占据统治地位的重义轻利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管理智慧的重要特征：重义轻利。
孔子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也有一段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耻辱、良心、道德、责任、诚信、气节这些字眼均有特别的意义。
这种重道德的特点在日常行为中表现为珍视荣誉、讲求廉耻、高度自尊。在传统管理行为中，表现为重视荣誉，诚实守信，讲求责任，有较高层次的精神要求等。对“义”的褒扬，导致了中国诚信文化的繁荣和提升了企业家的精神追求与责任担当。
2.以民为本--中国传统管理智慧的基础
以农耕经济为主的中华文明是一种主张和平自守的内敛型文化。这种农业文化心态构成了中国传统管理智慧的基础,以民为本。中国文化是一种人伦文化，历来讲究驭人之道，把人心向背作为事业成否的一个关键因素，把人才的得失作为管理是否成功的标尺。
“以人为本”强调“以民为贵”.中国人更强调人性的管理，讲究人道即商道，强调人际关系、资历、群体意识、忠诚、合作等的作用。即中国文化以情感为本。中国文化的这种重精神、重道德的倾向，不为物欲所惑，对培育高尚道德情操方面确实功不可没。
管理哲学家曾仕强先生认为中国人的管理哲学就是一个“安人”的管理。也就是说，管理是一个“修己安人”的过程，一切管理都以“修己”作为起点，达到“安人”的目标。正因为中国传统管理是一个立足于人的管理，所以特别讲究商道。
“人为邦本”:关于对象管理现代西方管理理论认为:人是管理对象中最能动、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事实上,这些现代管理思想在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就能找到源头活水。《尚书·盘庚》记载:“重我民”、“施实得于民”;孔子主张富民、教民（见《论语·子路》），重视“民、食、丧、祭”,“民”位列第一;孟子坚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基本观点,强调政在得民,失民必定亡国灭身。因而，在我国现代管理当中，应该充分重视人的管理，关心下属，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们才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去，促进事业的发展。
3.中庸之道--中国管理智慧的标准和规范
中，中庸，就是适度、有度的意思，“过犹不及”.中国传统文化是强调“和”的文化，追求天地人之间的和谐。和，就是强调“不同”基础上的和谐共处、合作共赢。“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中国古人强调个人的自我修养，“内圣外王”的根本目标，也认识到人与人之间在道德修养上有不同，以及如何处理这类不同人之间的关系。
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孔子说，中也者，天下之大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育焉，万物育焉。不偏不倚，天地之间各就其位，各得其所。
周而复始的农业生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成了中国人力求稳定、少走极端、和反对冒险的中庸精神。表现在管理上则力求使事物保持稳定、协调、平衡，这就构成了中国管理智慧的标准和规范。
4.天人合--中国传统管理智慧的整体观
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人合一”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看法和终极目标。人的行为能感应上天，上天也能干预人事，自然界的变化能反映人间的变化。
中国文化中这种天人合一的特点，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人类不能违背自然和社会的“道”,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协调一致。
以儒家为主的思想认为人源于自然，但又不同于自然中的禽兽与植物，人是万物之灵，应该通过“仁”的自我修养达到“德”的境界。“德”便是自然界万事万物运行的根本法则，人通过努力也要达到这一目标，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儒家的这种世界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今天科学发展观，讲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和谐并不是就要人丢弃改造自然和能动性，而是要站在“天人合一”的高度达到人与自然的相生相补，共存共生。这种“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至今对中国人有着根本的影响。
这种天人合一世界观导致管理上的整体观。中国人习惯于整体思维，而中国商人看问题倾向于一下解决所有的问题。这种整体观把管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和过程，以力求达到社会与自然、管理过程与外部环境、管理组织内各种组成和状态的最佳协调和谐为目标，把管理的各个要素和功能组成为一个统一的有序结构。
5.抑奢崇俭，经验管理--中国传统管理智慧的美德
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形式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家一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四季轮回。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必然重经验、重实际、重应用，重经验理性，重视日常实践经验基础上的领会和领悟。
中国传统管理是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日出日落、干旱水涝，完全靠的是经验。农业生产一分汗水，一分收获，不得有半点取巧。注重实际、注重应用。这种经验理性的管理方法从不依据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也不重视通过严格的逻辑判断来进行决策，而更多地是应用兵、医、农、艺等四大实用文化进行直观性的类比做出决策和计划。所以说中国传统管理是一种经验管理。
中国文化不是一个尚奢的文化，而是一个崇俭的文化。中国传统社会是农耕社会，一方面，耕田种地，以勤为本。另一方面，这个社会形态下，人们抵抗风险的能力非常差，所以从社会风气上有讲究节俭的习惯。
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孔子说，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在中国历史上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比如文景之治，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实行无为而治。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民生凋敝，终致天下大乱。比如秦始皇、隋炀帝等。
在日常生活方面，中国文化更是强调节俭。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一个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写进了《史记·货殖列传》。
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
6.外圆内方--柔性管理与刚性管理的统一
“取象于钱，外圆内方。”这是中国着名教育家黄炎培送给儿子的座右铭。它的意思是说为人处世应该像铜钱，外圆而内有方孔。外圆内方，不是虚伪圆滑，是中国几千年优良传统积淀而成的人文精粹，是中国最具有社会良知的人格体现。“圆”,代表着曲线，从视觉上就具有美感。圆可以减少阻力，代表着顺畅。我们在职场工作，同事间常会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处理意见不一致，如果无原则地争个你高我低，必然大伤和气；相反，如果我们待人和若春风，时常换位思考，用微笑去面对分歧，反而会赢得同事的尊重信任。
“方”,是人格的独立，“方”是情操的独守，“方”是自我价值的完善实现，“方”是对美好理想的不懈追求。棱角分明，代表着踏实稳重；坚定执着，应该成为我们的工作态度。
“方圆之间，天地之大”,如果在生活和工作中能做好这一点，你会觉得游刃有余，工作起来也会轻松自信。
外圆内方说白了就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问题。在制度上实行柔性管理与刚性管理的统一，要有制度，要有管理工具，当然也要有人性化管理。
总之，中国文化是一种人伦文化、专制文化和儒道合一的文化，中国传统管理是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形成的，自耕农业是中国文化生成的沃土，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化有先天的不足，中国传统文化对传统管理思想管理有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比如中国文化是一个以人为本的文化，历来讲究驭人之道，把人心向背作为事业成否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是却不重视个人的价值和独立的人格，导致个人的潜能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中国文化讲究天人合一，注重整体，导致中国文化成为一个群体文化，讲究团体的力量和价值，强调整体的同时又导致个体失去活力、没有个性，共性得到充分的放大。中国文化讲究和谐，追求天地人之间的和谐，但它的负面就是追求稳定、抵制变革、反对竞争、害怕冒险。中国文化讲究权变，但是它很容易形成“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万古不变的“经”就可能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
中国管理的现代化必须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汲取我们祖先的智慧、思想和人文精神，传承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哲学和人本主义的管理思想，吸收、借鉴、融合当代世界先进的管理科学，开创中国现代化管理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