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吕家河民歌村位于着名的道教圣地武当山南麓的古神道上， 以其歌手众多、民歌数量庞大、曲调各异、内容丰富等因素被誉为“中国汉民族民歌第一村”.在民间艺术每天都在消失的今天， 吕家河民歌不仅没有消亡， 僵死， 而且成为一种文化生态保存在这个相对闭塞的村落中。吕家河民歌不仅展现了富有地方特色的风俗文化， 还反映了人们的情感诉求和蕴藏的人文精神内涵， 民歌的存在有着多方面的社会文化意义。
关键词：吕家河民歌； 民俗； 民间文化； 人文精神；
吕家河民歌村位于着名的道教圣地武当山南麓的古神道上。它于1999年由民间文艺搜集者、六里坪文化站站长李征康先生发现， 以其歌手众多、民歌数量庞大、曲调各异、内容丰富等因素被誉为“中国汉民族民歌第一村”.在民间艺术每天都在消失的今天， 吕家河民歌没有消亡、僵死， 依然生机勃勃的传唱至今。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都需要这种歌唱活动， 它成为一种文化生态保存在这个相对闭塞的村落中。吕家河民歌不仅是娱乐， 更具有实用性质， 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存在。阳歌用于婚恋；阴歌用于丧事；“锣鼓号子”用于生产；“翻田埂”用于逗趣比赛……每种歌谣都与人们的生活相关， 是当地世俗文化的表现， 也是民间的情感诉求和人文精神的体现。在当今的中国民间文化的传统研究中， 民歌研究通常都指向为少数民族民歌， 但是作为汉民族民歌代表的吕家河民歌却打破了汉族特别是中原地区的汉族缺少民歌传统的认知。因此我们对吕家河民歌的研究就更具有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
一、民歌记录了当地的风俗文化
民俗是养育民歌的土壤， 民歌是当地风俗文化的展现。在民间艺术不断衰落和消失今天， 吕家河民歌却生机勃勃， 传唱至今。“聚众而歌”, “无事不歌”是吕家河民歌充满活力的原因， 也是人们习以为常的生产生活习俗。唱歌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本领， 也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佐料。用歌王姚启华的话来说它是实用的， 是生活里无可替代的部分。在这里民歌不仅是表情达意， 不仅是娱乐， 更是陪伴一个人从生到死的伙伴。儿时有儿歌陪伴， 成长时要唱“牧童战歌”, 劳动时唱“山锣鼓”, 恋爱了要唱情歌， 遇上喜事唱庆歌， 遇上大事唱仪式歌， 一直到死还有“阴歌”.人们的大事小事、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可以用民歌这个“第二语言”唱出来。正如华中师范大学刘守华教授所说：“吕家河民歌是一种古朴的文化生态， 村民们爱唱歌， 歌声已经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习俗， 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生态， 也成为村民欢庆娱乐的一种惯常方式， 一种喜爱的文化享受， 从而乐此不倦， 于是代有传人， 沿习成风。”[1]
民俗给民歌的存在提供了歌唱的条件和环境， 养育和激发了歌手们的歌唱才华， 而民歌也记录着当地的风俗和民间文化。首先民歌展现了当地的劳动生产风俗。吕家河民歌中有大量的劳动号子、田歌、牧童战歌、行业歌等， 细致地记录了村民们的耕作习俗、劳作方式和行业分工， 歌里唱的都是具有地方特色的生产活动、农作物、劳动习惯等， 展现了当地独特的劳动生产风俗和人们在劳动中寻求愉悦态度。其次， 民歌还记录了人们“衣食住行， 婚丧嫁娶”的生活习俗。人们日常的穿衣吃饭、出生洗礼、盖房立户、节令游戏、红白喜事等等都伴随着民歌的参与。比如吕家河民歌中百分之七十的歌谣都是“阴歌”, 最能体现当地与众不同的丧俗文化。因为在丧事中都是在夜里唱“阴歌”陪伴亡灵， 所以当地人将唱阴歌称作“打待尸”, 也叫作“待尸歌”“夜锣鼓”等等。吕家河村保留的阴歌种类齐全， 歌本丰富， 还有数量多、职业化的歌师进行传承。而这一切都与当地独特的丧俗密切相关。吕家河地区的的丧俗很古老， 程序多， 讲排场， 特别隆重。办丧事一般都持续三天， 一套完整的阴歌主要包括：歌头、劝善歌、翻田埂、还阳歌四大块。连续两个晚上打“待尸”就会变成赛歌会， 每天都通宵达旦， 一唱一整夜。丧礼结束后并不算完， 到周年祭和三年孝满“换孝”也都还要请歌师唱歌。所以， 一个丧事办完， 前前后后要唱将近六夜的时间， 吕家河民歌中阴歌数量如此之多就可以想象了。这既是歌会， 也是民歌的擂台赛， 歌手们便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 民俗也是在这种文化生态中保持了它永远兴旺发达的活力。[2]
二、民歌表达了人们的情感诉求
民歌诞生于民间， 也成长于民间， 是民众表达自我、传情达意、娱乐自身、教化民风的工具。“无事不歌”的吕家河民歌蕴含着人们的情感诉求。
情歌表现了人们的婚恋观。在吕家河民歌中， 情歌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悠久的歌唱传统让青年男女也喜爱用歌曲来表达彼此的情意。这些情歌表现了青年男女自由的恋爱观， 内容很大胆。直抒对爱情的向往， 对情人的思念， 敢于突破旧式婚恋观的束缚， 更有表达婚恋独立自主的意愿。像《绣香袋》《送郎十里亭》《十二月小唱》等情歌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美好， 相思的痛苦， 内心的矛盾……情感真切动人。他们对待爱情是热烈的、大胆的， 但是面对婚姻时， 人们的观念还是保守和郑重的。就像当地人称当年妓院聚集的地方为“混账坡”一样， 他们也在歌里表达了对出轨的批评：“家花不红常常开， 野花倒红不常在。丢了野花不要紧， 丢了家花难回来。”[3]歌唱对爱情和婚姻的忠诚。
民歌表达了惩恶扬善的心愿。吕家河民歌中会出现很多的历史典故、传说故事， 这些歌有短歌也有长篇的叙事诗歌。在这些诗歌里往往叙事劝诫或借古言理表现的都是普通民众最朴素的意愿。这些意愿中最多便是对英雄人物的赞美和善恶有报的心愿。
吕家河的民歌所咏唱的故事、人物多是出自野史杂谈、传奇小说。最受欢迎的是三国的忠义关公、智者诸葛亮；隋唐传奇里的勇武罗成、征西薛平贵；宋朝话本里的忠烈杨家将和精忠岳飞；当然富有当地文化氛围的真武大帝和白莲教也是人们喜闻乐见的题材。在这些歌谣中， 人们歌颂英雄， 歌颂他们的英勇、智慧、忠义……更赞赏他们为百姓除暴安良、惩恶扬善的德行。如《杨家将》从杨业一直唱到杨家七郎和八妹， 称赞杨家满门忠烈， 热血卫国， 更劝导大家爱国忠义；也有如《十三月歌》细数从三皇五帝开始， 历朝历代的圣贤忠良；鼓励孩童励志向学， 见贤思齐。《清官谣》称颂那些清正廉洁、惩恶扬善的清官为民造福等。人们如此热心地来传唱英雄故事就是因为英雄身上有着我们渴望的品质， 能满足人们希望能有强大而正义的力量来维系平衡， 约束人性。
民歌表现了和谐的人伦关系。受武当山道家文化和传统中国重人伦文化的影响， 武当山地区保存着传统的和谐的人伦关系。这种对家庭和睦， 与人为善的期盼遍及吕家河民歌的各个类别。如《陪十姊妹歌》里就劝新嫁娘：“公婆面前要孝顺， 夫妻面前多商量， 妯娌之间要和气， 姑子小叔要待量。家务事情争着做， 勤快俭慎过日光。”而系列歌《送郎十里亭》送十里唱十遍， 劝远行之人“多多结交朋友们”, “千个朋友还嫌少， 一个冤家多三分”.到了“劝善歌”不仅劝子女孝敬， 媳妇贤良；也规劝父母“当家要公平”.很多长篇的叙事歌也多有借故事劝夫妻互信， 婆媳互谅， 强调“全家和气要向心”.吕家河民歌如此不厌其烦， 事无巨细地来阐述人与人相处之道造就了吕家河村淳朴的民风。在村里若是有人不孝敬老人或者家庭不和， 就有人唱歌提醒， 碰到邻里矛盾的， 只要一方唱歌道歉就能化解。民歌以春风化雨的方式影响着当地人， 构建了和谐的人伦关系。
三、民歌蕴含着博大的人文精神
民歌显示了人们的智慧和乐观、幽默的心态。吕家河民歌数量多， 内容庞杂， 它来源于人们的生活， 是人们生活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民歌里包含着睿智的哲理箴言， 也诉说那些朴实的生活感悟；民歌唱出了理想期盼， 也唱出了世间百态。它把人们祖祖辈辈积累的经验用灵动的歌谣记载下来， 是宝贵的财富。
民歌还是歌师们才华和智慧的展现。大大小小的歌会， 歌师们相互切磋， 既考验歌师的水平又激发歌师的灵感。比如“翻田埂”时的“装葫芦”“招驸马”“夫妻赞”等等， 歌师不仅要储备大量的歌谣， 还极考验歌师随机应变临场发挥的能力。见招拆招， 步步为营， 那场面你来我往如同高手过招， 又如战场厮杀， 既热闹又紧张。虽然斗歌看似充满了硝烟味， 实际却是打趣逗乐。歌师们斗歌没有面红耳赤的的对峙， 而是骂的非常巧妙， 幽默风趣， 无伤大雅。这种大气谦和的氛围是一种乐观、幽默心态的反映。这种心态能化腐朽为神奇， 将原本平凡的、贫苦的生活唱的富有诗意， 也能将尖锐的矛盾冲突巧妙地转化消融为一笑泯恩仇。因为有民歌， 所以即使如此穷乡僻壤的吕家河依然能保有它的活力， 能在闭塞的一角维持着它的生机。
民歌表现了人们强烈的生命活力和不屈的奋斗精神。听吕家河民歌就像在看武当山地区奋斗历程。虽然这里地处深山， 偏僻闭塞， 贫困落后， 但是人们不悲观， 不丧气， 在这贫瘠的土地上世代生存， 悠然自得。他们用自己的勤劳的双手创造生活， 用自己的智慧改造生活， 用自己的歌声歌唱生活。他们有冲天的豪气敢把“黑暗混沌劈干净”, 也强调团结一致“手拉手掌成天地”.就连本来应该是悲悲切切的丧歌， 他们也唱出了突破生死， 改变命运的生命强音。比如丧歌里的“还阳歌”唱道：“还了阳， 还了阳。阴歌改成阳歌唱。改了修， 改了修， 改了黄河水倒流。”[3]362将原本面对死者的伤心唱成了重新面对新生活， 改造新世界的豪情。让人们从悲凉中振奋精神， 从绝望中寻找希望。这种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融入在民歌当中。
民歌还展现了当地兼收并蓄， 包容开放的精神。吕家河的民歌包容南北， 兼收雅俗， 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碰撞交汇产生的艺术之花， 也是武当道教文化和世俗文化融汇的产物。它以一种博大的胸怀接受外来的一切， 再消化融合成自己的特色。吕家河民歌从内容上来说纵贯古今， 包罗万象。民歌里唱着上至“混沌初开”, “三皇五帝”, 下至抗战开国的历史；民歌里既唱文人骚客的名篇佳作， 也唱乡野俗口打油诗；既唱“真武大帝恋武当”, 也唱“佛祖法台来传教”……它不拘泥于形式， 不怠慢于来源， 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包容一切。以民歌村公认的“歌王”姚启华为例， 他唱的民歌达千余首， 据说能唱“十二夜”不重复。说到他的歌， 他自豪的说“全是偷听来的”.从小放牛学唱歌；遇到婚丧嫁娶、上梁祭祀就去凑热闹；成年后走南闯北， 四处“剽学”.就是这种兼收并蓄的态度让他这样一个从未上学的“文盲”成了人人敬佩的“歌王”.
吕家河民歌的曲调也包容南北。中国音乐学院的李月红教授考查后发现：吕家河民歌中的《送郎》《十杯酒》等用的是江南小曲“孟姜女调”;《张生跳粉墙》用的是“鲜花调”;《姑娘闹五更》类似“无锡景调”;而一些小曲含有河北“剪靛花调”、北方的“对花调”、河南的“补缸调”、陕西的“秧歌调”等等。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地域上居然出现如此多的曲调风格， 也说明了当地民歌风格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吕家河民歌历史悠久， 传唱至今，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不仅仅是一种民间文学形式， 更是一种民间文化的传承。它是对世俗生活的歌唱， 也是乡土情怀的诉说；是对美好理想的描摹， 也是对质朴情感的咏叹；既是地方文化的记录， 也是民间智慧的传播， 更满足了普通民众的审美诉求。吕家河民歌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独特性和艺术性， 更在于它对风俗文化的展示， 以及在这些背后所表现的人文内涵。
参考文献
[1] 刘守华。武当山下“民歌村”[J]民俗研究， 2000, （3） .
[2] 李征康。武当山丧俗研究--中国汉族民歌第一村吕家河丧俗调查[J]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4, （1） .
[3] 李征康， 屈崇丽。武当山吕家河民歌集[M],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