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营造风清气正、诚实守信的招标采购氛围，时下，很多招标采购项目，都要求提交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记录。对当下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做好“加减法”.
一方面，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应做好“加法”工作。
笔者认为，这里的“加法”一指制度建设的加法，二指查询架构设置的加法。
2015 年，为了健全招标投标失信行为联合惩戒机制，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全面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通知》，对有行贿犯罪记录的单位和个人参与招标投标活动进行限制。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虽然全面铺开了，但在制度设置上，却存有不少瑕疵。比如，检察机关出具的无行贿犯罪记录证明，是由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开具，还是由投标人自己开具。目前，这二者做法在行业里兼而有之。说实话，这两种做法，都有各自的利弊。由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开具，投标人少的项目还好说，有时一个项目有数十个、甚至上百个投标人，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一一去核实，工作体量不可谓不大，恐怕还需要设置专职的行贿犯罪档案核实人员。由投标人自己开具证明，多少有点“自证清白”的嫌疑，如果证明中途经投标人“洗礼”,其效力也就大打折扣了。
关于行贿犯罪记录证明的出具机构，目前的相关规定中也没有具体明确。如，行贿犯罪记录证明到底应该由投标人公司注册地的检察院出具，还是由业务开展地的检察院出具，实践中，不少投标单位对此很忐忑，生怕自己一个“没注意”,找错了检察院，弄得个废标的下场。
从上述两点来说，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还需要在制度化建设上更加全面。
此外，随着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的大面积铺开，对检察院自身的办事能力、录入节点、机构设置等也提出了要求。众所周知，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只是检察院众多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很多地区都为查询工作设置了特点的时间，如，每周一、每周五开通查询通道。一旦投标人较晚获知采购项目，很可能因为开不出来证明而与采购失之交臂。当然，检查院行贿犯罪事件的录入节点也对查询工作影响深远。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的规定》，检察院收集、整理、存储经检察院立案侦查并由法院生效判决、裁定认定的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等犯罪信息，建立行贿犯罪档案库，检察院自法院判决、裁定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将行贿犯罪等信息录入行贿犯罪档案库。实践中，有投标单位利用时间差，在生效裁判结果尚未录入行贿犯罪档案库之前，向检察机关进行查询，从而获得没有相应行贿犯罪记录的证明，影响了招投标的公正性。
另外，笔者认为，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也应适时做好“减法”.
是不是所有的项目都需要做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推开后，无论大项目、小项目，都喜欢加上一条“投标人需要提供无行贿犯罪记录证明”.这条规定让不少投标人“跑断了腿”,尤其是一些招标文件中要求必须由业务开展地检察院出具，更让人生地不熟的投标人“历经波折”.
笔者认为，不少采购金额不大、技术成熟的通用类采购项目，如果双方履行合同的难度不大，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并不十分必要。
此外，笔者看过不少“歌颂”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的文章，说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为“竞标人带病入场设置了安全阀”.此比喻很形象，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不过笔者认为，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在证明“污点”的同时，也该给人改过自新的机会。现在的查询工作动辄追溯 8 年、5 年的历史污迹，有些不妥。
笔者认为，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追溯期以 3 年为宜，不应无限制的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