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聊斋?阿宝》故事写到阿宝和孙子楚突破封建礼教、终成眷属已经完整。后续加入孙子楚起死回生，科举夺魁等情节是否蛇足？学界对这一问题一直存有争议。本文试从《聊斋?阿宝》的文本细节出发，结合作者的创作主旨与创作理论，探究其结局设置的合理性。
关键词：蒲松龄《聊斋?阿宝》；赘尾；殉情；幻由人生
对《阿宝》结局的合理性质疑无非是在两个方面，一是阿宝为夫“殉节”，二是孙子楚阴差阳错中科举。章可敦先生在《论阿宝情感变化的合理性逻辑及蛇足》一文中说道：“这故事后的故事宣扬的是一种生死有命，痴人天佑的封建意识??冲淡了反封建礼教的主题。若没有这两段文字，文章更显紧凑，阿宝的形象也更加鲜活亮丽。”笔者认为这一论断，有拿蒲学研究的普适性观点给作品“帖标签”之嫌，不应轻易否定其结局的合理性。王兴文《表层叙事圈套与深层主题悖论》一文中，也从隐喻角度指出《阿宝》结局并非“赘尾”。下面将从阿宝形象、小说主旨、“幻由人生”的创作理论等方面对其结局合理性进行论证。
一、 从阿宝形象而论
郭红雅《浅析<阿宝>中的男权意识》中说：“阿宝是封建男权制度下以男性视角塑造出来的一个完美女性，同时又是一个封建烈妇形象。”这里将阿宝与“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礼教思想培养出的“节妇”“烈妇”划上等号，有失偏颇。其根本原因是将阿宝“绝眠食”的行为看作殉节而非殉情。如果从后者的角度来看待阿宝之举，结论就会有所不同。殉情在我国古代叙事文学中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就有舜妃投湘水的传说，以及后世的《孔雀东南飞》《韩凭夫妇》等文学作品中也有体现。这一浪漫而悲壮的文化传统，体现的是男女之间符合人性要求的崇高至爱。同样地，阿宝的过激行为也完全是由于对孙子楚的痴情和失去爱人的悲恸，是出于真情而非节义。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阿宝自身个性特征与封建节妇之间的矛盾
一个人的个性特征与家庭环境密不可分。首先，阿宝出生在粤西（今广东省西部）一个“与王侯埒富”的富商家庭。如果将这个故事嵌入明末清初的现实生活中去，如屈大均《广东新语》中所描述：“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1的景象。此时广东一带商品经济繁荣发展，西方民主启蒙思想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冲击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本末观念被打破。《金瓶梅》《三言二拍》等明清小说中多有印证。明清时期这种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传统家教观的更新，导致以“商贾家训”为代表的严宽相济的新型家教观出现。如：“人生贵自立耳，不能习举业以扬名，亦当效陶朱以致富”等相对宽松民主的家庭环境在《聊斋?阿宝》中也有所体现。
如：孙子楚家人往素不相识的阿宝家招魂，翁笑曰：“平昔不相往还，何由遗魂吾家？”家人固哀之，翁始允。”虽然经过一番哀求，但足以体现其父通情达理，不同于专制的封建家长。又如：阿宝“故使婢泄其情于母”，其母没有对女儿的私情恼羞成怒，肯定了孙子楚其人的才名，只是略微地担忧“恐将为显者笑”，并最终同意了女儿的婚事。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长成的阿宝，聪慧绝色、个性张扬、叛逆胆大、不固守封建礼教。如文中刻画的：她碰见媒媪将出，主动询问情况，还以“去其枝指”“去其痴”两次戏孙子楚。浴佛节见到孙子楚则“凝睇不转”“忽命青衣来诘姓字。”阿宝张扬、叛逆的性格，以及不顾门楣差异，执意下嫁孙子楚的决心，已经充分体现了对封建礼教及传统婚恋观反叛。这些细节不仅在暗中丰富了她的形象，也从家庭环境和自身性格特征的主客观方面，证明了阿宝不存在以死殉节的动机，其所以为只因一个“情”字。
（二）阿宝殉情是其成长变化的必然结果
“情”从何而来，又如何一往而深成为“痴情”？阿宝在其自身性格特征的“潜力”基础上，受到孙子楚两次离魂感召，对他的感情由戏弄逐步成长为痴情。
孙子楚第一次离魂，两人梦中交欢，此时已经产生了感情。因此在巫师招魂时，阿宝才会为一个看似不相干的孙子楚做出“女诘得其故，骇极，不听他往，直导入室，任招呼而去。”的反应。正如《牡丹亭》中，与柳梦梅的梦中云雨，是杜丽娘青春觉醒的重要转折点，由此相思绝命、慕色还魂，从而达到“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至情境界。由于封建社会的婚姻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原则，男女双方在洞房花烛夜才初次见面，所以古人的婚恋观中普遍存在着由性而爱的传统。此外，心理学研究也表明：性与爱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对于封建社会的女性，性一方面点醒了其对于情爱的无知与麻木，一方面让她们在身体的交付中获得爱的归属感。由此可以推知，阿宝爱的觉醒和对孙子楚感情的深化也离不开这一原因。
孙子楚第二次离魂，附身鹦鹉，朝夕相伴。此时，阿宝不再是单方面受到孙子楚的情感冲击，而是作为交互的另一方热情地回应，“君能复为人，当誓死相从。”两人成为共历生死的伴侣。最后。这些构成了人物成长和情感变化的完整的过程，为情而死是阿宝感情升华到极致的最好证明，如果整段删去，效果则不然。
（三）关于“王顾谓：‘感汝妻节义，姑赐再生。’”一句的疑问
冥王所谓的“感其节义赐再生”反映的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惯常使用的鼓励风化的措施，并不能看成主人公意志的体现。之所以这么写，也有一定的隐含意蕴。透过已有研究，我们知道，作者刻画出类似于这样有情有义的幽冥是对现实社会的寄托。人间的统治者只能赐一座牌坊，而冥间的统治者可以赐再生。
另外，尽管作者蒲松龄的思想有保守矛盾之处，但他不是一个封建卫道士的形象，且其在创作中揭露黑暗现实、肯定反抗、宣扬真情的意图十分明显。所以对作为寒士理想型伴侣的阿宝，蒲松龄无意耗损笔墨将其塑造成一个封建烈妇形象，而是化用《牡丹亭》“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至情观来塑造阿宝，完成其痴情的最终蜕变，使之形象与成长过程更趋于完整。只是读者往往容易抓住“节义”二字，进行主观臆断。
二、 从小说主旨而论
在《阿宝》故事的最后有一段点明题旨的阐述：“性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以是知慧黠而过，乃是真痴，彼孙子何痴乎！”“痴”不是痴傻呆讷。就孙子楚而言，“性迂讷，人诳之辄信为真。”但是面对阿宝的第二次戏弄，他能“转念阿宝未必美如天人，何遂高自位置如此？由是曩念顿冷。”魂附鹦鹉，闻阿宝誓言时，又担心“诳我”，遂衔其鞋以为信物，可谓人情练达。这里的“痴”是一种对待事物极其专一以至忘我的品质和境界。那么这一题旨与结局设计之间又有何深层联系呢？
首先，“痴”的品质不仅仅局限在情感方面，对学问、对技艺亦是如此。故事讲到有情人终成眷属为止，只突出了孙子楚情痴的一面，相对单一。因此为了升华主旨，就需要再增加一段文字来表现孙子楚在其他方面的痴，以点明“性痴志凝”。最后，这个“才名不坏”的士子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就，实至名归，也有效举证了作者想传达的“痴性有福报”的观点。
至于为什么一定要考取功名？这一现象与我国古代通俗文学的喜剧性传统分不开。有情人终成眷属已是大团圆，再中科举可谓是团圆中的团圆。既满足了民众的心理需求，也体现了作者宣扬美善的主观思想。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这一结局设置背后还有其特殊性和及深层蕴含——与当时社会士子靠考取功名来获得社会认同的人生价值观分不开，也体现了作者蒲松龄对待科举的矛盾态度。
蒲松龄一方面在屡战屡败中看清了科场的黑暗与腐败，对此大力讽刺、揭露，一方面又出于乡村知识分子身份的局限性，难以割舍对科考功名的追求，对科举制度本身的弊端缺乏深刻的认识。如在《阿宝》结局中安排孙子楚以荒谬的方式夺魁，颇有讥讽意味，又足以显现作者自身与科举的爱恨交织。王兴文《表层叙事圈套与深层主题悖论》中说道：“从这个角度看《阿宝》，整个文本是一个隐喻，孙子楚对阿宝这一“娟丽无双”的绝色女子的追求暗示着作为读书人的作者对其美好理想、功名的渴求??”文学是作家意志情感的体现，所以这一推论有其合理性，也使得创作主旨与整个故事情节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作者在结局安排“孙子楚科举夺魁”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从“幻由人生”的创作原则而论
马瑞芳先生认为，蒲松龄在《画壁》一文中提出的“幻由人生” 的观点可以看作其小说创作的理论基础。“幻”在于蒲松龄肯定了虚幻题材的价值，并加以广泛运用。“由人生”则在于其充分发挥了文学对生活进行提炼加工的功能。冯镇峦也曾有评价：“聊斋说鬼狐，即以人事之伦次，百物之性情说之。说得极圆，不出情理之外，说来极巧，恰在人人意还之中。” 即一切虚幻的故事来源于生活，归结于生活，是现实人生的寄托又不与之割裂。这一手法被普遍运用在《聊斋志异》中，体现了现实生活和虚幻笔法之间的辩证关系，也提升了《聊斋》故事的文学价值。在“幻由人生”的观念指导下，《聊斋》中许多浪漫离奇的爱情故事，最终都趋向于回归平淡真实的生活。如《聂小倩》《婴宁》《青凤》等篇目中也都有所体现。《阿宝》主人公的原型，就是现实生活中勇于反抗礼教、追求婚恋自由的青年男女，只是被作者赋予了理想主义色彩。那么故事的结尾，阿宝由一个个性张扬的少女，逐步成长为一个相夫持家的妇人，而孙子楚痴于经学、考取功名的设置，正是遵循了“幻由人生”的创作原则，也使得这段传奇的爱情故事终于有了人间的气息和暖意，充满了人生哲学的况味。从这一角度而言，《聊斋?阿宝》的结局也存在其合理性。
世人笑孙子楚痴，又何尝不笑蒲松龄发愤着书之痴？然而作者坚信“性痴志凝”，毕生心血写作出的一部《聊斋》，在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聊斋》中的故事从开端到结局，皆有其精心的设计，是人物塑造、情节发展的需要，也是作者蒲松龄在寄托美好愿景抑或长抒孤愤之感。蒲学研究任重道远，更不应脱离文本轻易否定其中的合理性。
参考文献：
[1]马瑞芳 .《蒲松龄评传》[M].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2]王兴文.《表层叙事圈套与深层主题悖论——蒲松龄<聊斋志异?阿宝>意蕴再解读》[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1年2月第32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