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激扬到幻灭的现代人性洗礼之路――评浮石的小说

　　从《青瓷》到《新青瓷》，浮石的创作获得了较大的成功，在这个过程中，作者的创作心态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和实质性的提升，这使得他的作品逐渐趋于成熟。与湖南同时期的作家如王跃文、阎真、肖仁福等，浮石的作品也被纳入了“官场小说”的范畴。事实上，所谓“官场小说”难以概括上述作家创作的价值内涵。对于浮石来说，他的作品并不回避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反思和批判，他关注官场，但也超越了官场这个单一的视角，他通过权力、财富和情爱这三个主题取向，将自己的思考延展至政治文化生态环境乃至整个现实社会。阅读浮石的小说，我们会发现，在他对政治文化生态制约下的名利场内人生百态进行揭露的表象下，包含的是对现代人价值危机和精神困境的观照，从而将文本的意义指向有关人的永恒性话题———人性、人的价值意义和人的精神救赎。

 

　　一

 

　　“在人类无限的欲望中，居首位的是权力欲和荣誉欲”。=［1］不可置否，自人类开始族群生活，权力便成为人有意识去追逐的对象，它一方面以自身的统摄力维系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为人类划分了等级。

 

　　自秦至清，这期间的两千多年，专制集权的政治体系几乎是一以贯之并臻于完备，在中国社会形成了以“为官者贵”为代表的传统社会等级观念。虽然当下的社会体制早已变更，平等意识也逐渐抚平了等级秩序带来的伤痕，但这种传统的对权力顶礼膜拜的文化心理却构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生态秩序的核心，以一种集体无意识占据在人们的心中。

 

　　而且，与西方的差异在于，中国是一个关系社会。梁漱溟先生曾说“中国是——— ‘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2］这其中的微妙性和复杂性是很令人深思的，浮石也曾作《中国式关系》来分析中国这一独特的社会现象。权力和“官”，作为社会关系中的上层建筑，理所当然成为中国式关系观念中的最高目标，一旦当权者失去原则，那么各种权力交易现象就很容易产生了。权力的腐败是当下一个相当严峻的社会问题，受到了当代作家的普遍关注。

 

　　浮石的作品惟妙惟肖地描绘了一幅幅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生态图景。《青瓷》中的张仲平凭借自己的专业法律知识，想方设法钻法律的空子，处心积虑使自己的行贿做到表面上的“合法”，使受贿者获得“安全感”而乐于与他合作。《红袖》中的柳絮，为争取到更多的商业机会，利用美色在几个与自己利益直接相关的当权者之前来回奔波。《皂香》中的洪均，虽然身处权力机关，但为了升副局长的职位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即使是《新青瓷》中想独善其身的张仲平，也在背地里和颜若水进行着不可告人的、极为隐蔽的交易。并且，经济与权力的相互勾结，不仅是经济向权力的臣服，更有权力向经济的妥协，如鲁冰为了升职，不惜越出职权，向徐艺许诺香水河国营物资公司土地的拍卖项目，让徐艺告其竞争对手丛林的黑状。

 

　　从另一个层面上，我们也可以将权力的腐败归因于理性的缺失。

 

　　在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中，理性是其文化体系中的标识之一。在一定意义上，理性成全了人权，同时也促成了现代社会秩序的定型，因此成为现代伦理中的重要价值因素。而在中国以关系为本位的社会中，感性因素往往居于主导地位，陈独秀曾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对比中西文化之差异: “西洋民族以法制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 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3］。因此，在既往的中国传统社会中，法律的效力是有限的，真正发挥实际作用的是那些不成文的纲常礼教，“礼”既是道德伦理的核心，又“以礼入法”，使“礼”成为国家统治的法律规范。这种特殊的社会管理方式几乎使明文法律成为一纸空文，规章制度没有一个明确的实施标准，容易被人情所左右，并不具备如西方法律那般强有力的约束性。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推进，这种传统的法律观念并没有得到彻底的纠正，继而与现代化发生了激烈的摩擦，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因此，理性的复归是当下中国管理社会、实现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浮石也意识到了当下权力运行中理性的缺乏，并对此进行了无情揭露。但我们从浮石的作品中看到的不尽然是权力腐化的“灰色”和绝望，还能从中看到人性的觉醒，以及健康的具有现代理性的权力观念。在浮石描绘的官场世界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侯昌平和张仲平好友丛林可以被视为浮石对理想权力主体的美好设想。侯昌平作为法院拍卖工作的承办法官，从不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谋取私利，徐艺三番两次上门送礼都被他拒之门外，张仲平为了拉拢他可谓是费尽心思，但是侯昌平始终公私分明，坚持按规矩办事。法官丛林虽然身处官场，却没有强烈的功利心，他始终保持着初入社会的赤子之心，当收到群众对副市长周运年的举报，他义无反顾只身展开调查，被人追杀几乎命丧黄泉。

 

　　侯昌平和丛林在浑浊的权力社会宛如一股清流，或许很多人会用传统的“清官”理念去解读这两个人物。时至今日，不管是作家还是读者，依旧对清官寄与了很大的期望，希望他们能够运用自己的权力来管制权力的滥用，并解决由此带来的腐败等社会问题，但是侯昌平和丛林显然不符合这种设想，他们仅仅是官场中的边缘人物，做到独善其身已是十分困难，并且经常处于有心无力的尴尬境地。从浮石作品整个权力叙事的语境去理解，他们代表的或许是一种普通人的理性苏醒，也可以说是一种现代性人格的显现。因此，浮石没有一味沉浸于对官场黑暗的批判，而是在批判之后表达了一份希冀和祝愿。浮石没有选择平铺直叙地描绘官场中的勾心斗角、硝烟弥漫，他笔下的权力世界藏匿在社会平静表象之下，却又能让人感受到其中的暗潮汹涌。

 

　　浮石既发现了现代社会中来自过去的权力崇拜的遗魂，又发觉了现代理性的缺失阻碍了当下中国政治文化秩序的正常化。批判的同时，他也对未来理想的权力主体做出设想，热切呼唤理性的复归，也许这正是浮石小说中权力叙事的意义所在。

 

　　二

 

　　财富和权力关系一直是人类面临的一个复杂而又意义重大的问题。在中国社会，它更直接而明确地体现在官商关系上。在传统的封建社会，虽然在不同时期推行不同的政策，但不论是重农抑商还是鼓励商贾，都体现了特定的政治文化生态对商业发展的强大的控制力和干预功能，商依附于权力的基本关系也因此而逐步确定。时至今日，小农经济的发展模式早已一去不复返，改革开放给中国市场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但传统官商关系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依旧绵延至今。浮石的小说充分描绘了现代官商关系的现实状况，同时也展现了处于这种关系中的现代经济人的精神状态。

 

　　从《青瓷》开始，浮石的创作便闪烁着一种鎏金之色，这在之后的系列作品中愈加明晰。在浮石笔下，尔虞我诈的商业竞争总是与权力牵扯在一起，无论是《红袖》中与多名男性保持不正当关系的女老板柳絮，还是《新青瓷》中罔顾亲情、不择手段的徐艺和儒商张仲平，受利益和金钱驱使，他们都不得不借助权力的力量来实现自己事业的发展。

 

　　浮石笔下这些经济人所从事的经济活动，阐明了中国社会中经济与权力某种意义上的“联姻”关系，有的学者甚至将中国的经济形态称之为“权力经济”，“权力经济就是一种权力( 国家权力、政治权利或政府权力) 构成了一个社会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并且左右着经济运行方式，经济发展及其动力机制的一种经济形式和经济形态。”［4］这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并非能以偶然性予以解释，它是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结构关系和特殊的社会文化心理等多重合力下的结果。同时，“权力经济”的产生和延续必定有其合理性，对其完全否定未免有失偏颇。权力约束了经济，但往积极的方面考虑，它也为经济的发展指明了道路，使经济不至于陷入无序的状态，资本主义国家早期频发的经济危机正是因为整个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因此，经济发展中的权力运作实际上是人类在管理国家和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智慧和经验，也是在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的文明产物。

 

　　在我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经济发展的显着成就离不开权力这只无形之手，但是，在对公平和规则提出更高要求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这把“双刃剑”的负面影响在经济转型阶段也被充分地暴露出来了。经济飞速发展，尚未健全的法律规范对权力的规约还存在着一定的空白，这为钱权交易、“潜规则”等留下了较大的操作空间。但同时，也正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一种现代性的、高品质的经济理性也逐渐在社会中出现，它包含了现代经济发展对社会环境的要求，如诚实的信用观念、高效率的时间利用、公平的社会平台等等。因此，那些一味追寻权力庇佑的现代经济人，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权力不能如往昔那般提供给他们特权和保障，他们经常陷入在权力和市场规则前双向碰壁的尴尬境地，如《青瓷》中的龚大鹏和徐艺，他们极度信任权力的威力，以至于视市场规则为无物，最终两头都落空。

 

　　除了揭露商人与官场之间难以言说的隐晦关系之外，浮石还着重考量了现代权力经济中人的异化。

 

　　较《青瓷》，《新青瓷》不仅拥有全新的故事构架，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也做出了较大改动，在这种前后的对比中，最令人震惊的当属徐艺。如果说《青瓷》对徐艺的勃勃野心讳莫如深的话，那么《新青瓷》则将他的不择手段、蔑视法律等代表了现代经济人的普遍特性暴露在阳光下大书特书。徐艺自诩看透了社会的一切关系，他极端的个人功利主义使他可以背弃亲情与姐夫为敌，可以利用周欣然的爱情来替自己的事业铺平道路、打通关系，同时他也视道德与法律为无物，用尽一切手段。曾真最初拒绝徐艺的追求就是因为他身上透着一股子“邪性”，这种“邪性”最终将他引向了一条罪恶的覆灭之路。

 

　　与其停留在对徐艺的道德批判，毋宁深究人物悲剧背后现代权力经济对人性的腐蚀和异化。权力原本是为了实现阶级利益和建立一定的社会秩序所必须的一种支配力，但是在社会生活的演变中，权力逐渐拥有了一种异己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异己性’渗透于商业社会实践，又经失范的社会价值观念的扭曲性释义后，充分搅动并释放了沉浸于人们心灵深处的原始欲求。”［5］其中一种原始欲求便是人性的贪婪，在经济活动中则表现为丧失原则的财富追求。

 

　　在现代经济活动中，当人们对金钱的贪婪和极端追逐，使金钱僭越价值成为最终目的时，精神道德的地位被颠倒，那么社会中伴随着金钱和利益的罪恶便源源不断的产生了。“把赚钱纯粹当作目的本身，从个人幸福或对个人的效用的观点来看，显然是全然超然和绝对不合理的。”［6］金钱原本是获得生活享受，实现自我价值的手段，而现代人已然将金钱与货币这一手段上升为最终的目的，在很多人那里，量化的金钱与货币是可以进行抽象的，进而与幸福、满足感画上等号。人们在追求金钱的道路上义无反顾地狂奔，曾经能够制约金钱的道德、价值被狠狠地打倒在地，健全美好的人性逐渐被淡忘。诚然，不少人在这条路途上享受到了纯粹金钱带来的美妙滋味，随后便是无可自拔、深陷其中，很少有人能意识到这条路的尽头必定是彻底的绝望和覆灭的深渊，正如徐艺在自杀前的自白: “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就像有个人从一百米的楼上往下跳，前九十九米，都以为自己是在飞，只剩下最后一米了，你说他怎么办? 他又能怎么办?”［7］

 

　　三

 

　　文学因情而生，人生中最为炽烈、最为动人的情感莫过于爱情。自《诗经》至今，男女情爱一直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在男性主导的政治文化生态语境中，情爱书写无疑为过于阳刚的权力叙事注入了一丝柔情。诚如之前所述，当今社会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转型阶段，权力运行的监督机制尚未健全，公共权力被私人操纵之后，其强大力量能给利益相关者带来无限的好处，很多时候，不管是身处政治中心的掌权者，还是置身事外的普通人，都难以拒绝权力力量的诱惑。为了尽快地实现自己的目的，权力作为一种捷径让人们趋之若鹜，甚至为其赴汤蹈火。

 

　　在浮石的小说中，我们看到这样一群女人，她们不是官场中人却与政治、权力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们虽社会地位不一，但都年轻貌美，并与官场中的当权者保持着隐秘的性关系，她们以自己的肉体为筹码去换取丰厚的现实利益，成为政治文化中一种典型的“寄生物”。这些女人与男性的关系已然不是传统婚恋意义中的“灵肉结合”，而是一种权力主导下的钱色交易，她们所谓的“爱情”失去了爱情应有的甜蜜，只剩下肉欲的放纵和情感的异化。

 

　　在政治文化生态小说中，情爱叙事往往揭露了现代社会中权力对爱情和性的绑架。米歇尔·福柯在对西方性史进行全面考察后，基于政治、性和话语等因素，对权力和性的关系作出了全新的阐释，并提出了“权力压抑”的假设，“性的动机———性自由的动机，还有人们获得性知识和有权讨论性的动机———其正当性是与政治动机的正当性联系在一起的”［8］13 －14，因此他认为，“说性没有被压抑，或者说性与权力的关系不是压抑关系，可能只是一种贫乏的悖论”［8］16。福柯提出的“权力压抑”，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现代人的情爱在权力之下受到的挤压。

 

　　再来看浮石笔下的那些男性群体，在权力的主宰下，他们的情与欲何尝又不是受到了思而不得的煎熬折磨。如洪均，他深爱着黄缨儿，但是当他得知他的上司也在追求黄缨儿时，他虽然愤怒，但是他更怕跟上司撕破脸皮后会影响自己的仕途; 再如徐艺，他原本深爱着自己的大学同学曾真，遭到曾真拒绝后，他碰到了暗恋着自己的周欣然，周欣然的父亲是副市长，徐艺进行了一番考量后，觉得周欣然的背景对自己的事业有帮助，便接受她了。

 

　　在这种情形下，围绕着权力的情爱便会产生一种变异，这种变异便是情与欲的分离，其后果通常是欲望的最终胜利，造成现代人的“爱无能”。

 

　　《皂香》中的于乐正是一名典型的“爱无能”者。于乐是一名律师，他与官场的工作来往密切，也十分懂得利用这层关系为自己谋利，他事业成功，家庭美满，但他又是一个享乐主义者，对男女关系十分随意，“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在他看来是最理想的生活方式。于乐同时包养了一对姐妹花，他甚至将外出嫖妓的费用与包养姐姐妹妹的费用进行过一番比较，认为十分划算，然而，当姐妹俩的琐事完全超出了他的心理承受范围时，他便千方百计想摆脱她们。诚如浮石所说，作为游戏社会的如于乐这一类人，“他们算是知识分子，但古代文人士大夫修身养性治国安邦的责任感使命感在他们那儿早已荡然无存，他们在现实世界里活得很好，在女人堆里左右逢源，但内心世界则一片荒芜，他们不太愿意去思考未来。”［9］关注和批判政治文化渗透下的现代都市人的情爱世界，这一主题在当下的政治文化生态小说中并不少见，但是作家在其文本的表现中应当多一些理性的思考。我们可以发现，浮石没有在这种批判之中走向偏激的绝对化，他仍然在令人失望的情欲世界中发现了一丝人性的闪光。

 

　　浮石的情爱叙述有一个重要的特征: 其对深陷情感漩涡之中男女的心理刻画十分打动人心，对这些人物进行简单的道德评判是十分困难的，或者说是不适用的。如曾真与张仲平，张仲平最初对曾真产生好感，或许仅是因为曾真酷似他的初恋，但是两人在相处中确实产生了爱情，而不只是简单的肉欲，同时他们对唐雯深怀愧疚，在明知道是错误却又无可自拔的泥淖中痛苦、忏悔，令人不忍苛责。

 

　　再如黄缨儿，她与姨父洪均之间的不伦之恋令她一直无颜面对姨母虞可人，她对洪均的感情十分单纯，并处处为洪均着想，着实不是一名一般意义上的第三者形象。

 

　　至此，不得不说，浮石的情爱叙事中存在着一种对立。一方面，他嘲讽权力场中现代人“情”与“欲”的分离; 另一方面，他又在那些道德视角定义下的肮脏男女关系中书写人性的美好，来使人相信爱情是真正存在的。诚然，在政治文化的影响下，曾经一些美好的东西让位于权力、利益和欲望，现代人的结合不再以爱情为中心和前提，而是经过各种利弊权衡后的结果，但是不能否认，美好的人性并没有在现代性中终结，仍然在闪烁着光芒。从这一点来看，浮石作品中的这种对立也就不难被理解了。

 

　　浮石笔下人物的情感纠葛和情欲挣扎都笼罩在权力压迫的阴翳之下，他们命运的坎坷性和人生的无奈感都被极大地加深了，使文本延伸出一种深沉的悲剧感，同时，在他的情爱叙事中，都市男女情感世界的丰富内容得到了多重意义的阐释，不论是安静祥和的婚姻家庭还是另类反叛的爱情故事，我们都能从中看到现代人如此不同而又如此相同的困惑和苦闷，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才使他的小说具有了时代性的深度。

 

　　四

 

　　浮石的政治文化生态小说在现实镜像中注以文学之思，向世人了展示了以权利为中心的、充斥着现代人各色欲望的“政治失乐园”，人们在权力欲望中沉沦，继而将人性的罪恶和贪婪引向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和各个角落，人们义无反顾地奔赴在追逐欲望的路途上———从权力到金钱、情欲———最终无可满足，又回到对权力无止境的谋取，如此，便形成了一个恶性的人生循环过程，也造成了特定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

 

　　对权力场和现代政治文化的批判，目的不在于“揭出病苦”，而是要“引起疗救的注意”，在对权力质疑的同时，更要关注在政治文化负面影响下的人的精神沉沦，寻求救赎的可能。

 

　　在西方，一直存在着精神救赎这一论题。面对由现代性造成的生存困境，西方哲人在经历了对上帝与宗教的失望后，转而将目光投向艺术之美，希望能在艺术的审美体验中使灵魂得到救赎。马克斯·韦伯曾提出了“审美救赎”的方案，并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得到了更为激进的回应; 另外，西美尔提出以“距离”来抵御异化文明，实现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和审美超越，海德格尔则倡导“诗意地栖居”，通过诗与思的对话，引导技术时代无家可归的现代人回归人类的精神家园。西方哲人为拯救现代人提出了形而上的、审美的解决方案，然而，他们所谈论的救赎都脱离了现实的实践，仅存在于乌托邦世界，换言之，此意义上的审美救赎也是现实意义上的审美逃避，因而无法上升到对现实生活的否定和改造，仅仅是消融在了一种审美想象之中。

 

　　“审美救赎”如同空中楼阁，难以兑现到现实中，为给精神救赎寻找一条实际可行的道路，我们或许可以回顾本民族的悠远历史，从中寻找生存智慧，而在此过程中，我们不得不提到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核心是讲成人之道的‘为己之学’，不是从一种知识论的立场来解释此在的世界”［10］，相对于“审美救赎”的虚幻性，儒家思想中“道德自律”所具有的现实约束力则在根本上弥补了这一缺陷，作为一种“道德个人主义”，儒家把“成圣成仁”的理想道德人格作为精神支撑和目标，通过个人的道德自律来达到自我生命的满足［11］。因此，这种道德自律会落实到人伦交往中，从而发挥现实的效用。

 

　　回到浮石的小说，无论是《青瓷》《红袖》《皂香》，还是《新青瓷》，浮石认为“其实书中所要表达的就是一种自我救赎的主题，我希望和读者一起思考，我们生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怎样才能使善良的力量在阳光下更好地发展。”［12］在他的小说中，几乎都出现了一人或者多人的自我救赎。

 

　　《红袖》中，柳絮对婚姻失望之后，为了发展自己的事业，干脆将肉体出卖给当权者贺桐、曹洪波等人，以换取现实的利益，而黄逸飞的意外坠楼使柳絮幡然悔悟，她意识到自己仍然爱着黄逸飞，并决定放下两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在《皂香》中，吴书记突然插入洪均和黄缨儿之间，恰巧吴书记也是影响洪均仕途的关键人物，这令洪均气愤却也无计可施，而这时，妻子虞可人突遭车祸，这使得洪均从升迁和婚外恋的旋涡中逐渐清醒。

 

　　如果说《红袖》和《皂香》只是显现出忏悔色彩的端倪，那么在《新青瓷》，这种人物的自我救赎就开始呈现出某种仪式的意味了。小说以左达的跳楼为开始，以徐艺从胜利大厦的纵身一跃结束，《新青瓷》完成了一场漫长的多人的自我救赎仪式。小说中，在经过激烈的心理斗争之后，张仲平打算向唐雯坦白自己与曾真的关系，但当他得知唐雯患癌之后，他的冲动和激情统统消失了，他发现自己是深爱着唐雯的，并决定终止婚外恋情，回归家庭; 同时，颜若水一步步诱导徐艺走上犯罪的道路，这令张仲平怒不可遏，他一反平日的卑躬屈膝，与颜若水撕破脸皮，甚至想以自认罪行的方式来悔过自新。可以说，张仲平站在了自我悔过的精神至高点，也是这场自我救赎仪式的祭司。除了张仲平，还有曾经受贿1 200 万的副市长周运年赴灾区抗震救灾，以生命为代价来将功抵过; 在与张仲平婚外恋中饱受痛苦的曾真也选择远离伤心之地，将自己的爱心奉献给灾区的人们。

 

　　虽然，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变故唤醒了这些人物的沉睡已久的美好人性，但深究其原因，他们的道德完善并非是客观力量作用的结果，而是因为他们的良知尚未完全泯灭，并且一直怀有发自内心的道德需求。因而，浮石小说中所体现的自我救赎精神不是来自于哲人式的对形而上问题的思辨，而是源于个体内心的道德自省和自律，这正是受儒家“内省克己”的道德自律精神长久影响的结果，在这种影响下，对道德的需求已经转化为社会个体确证自身价值的内在需要，并融入到了个体的意识、情感和实践中。

 

　　实际上，现代政治文化影响下的人的异化，仅仅是现代人的孤独和异化所反映在具体环境中的一种表现，西方提出的“审美救赎”或许能为此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但难以真正承担拯救的使命。通过浮石的小说，我们发现，他在这个全球性、时代性的问题与中国古老智慧之间找到了一种契合性，并尝试证实这种道德救赎的可能，在自己的小说中演绎出了一条基于中国特定政治文化的精神救赎之路。

 

　　浮石的小说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见自己和一些熟识的人的影子，可以认为，浮石的意图不仅仅是描绘政治文化生态景观，而是通过这个纽带来透视整个俗世浮生的丑恶和美好。从《青瓷》到《新青瓷》，浮石描绘了一条现代人从内心的激扬至幻影破灭之后的自我救赎之路，不管是对未知的五光十色的新生活跃跃欲试的人，还是已经卷入危险复杂的社会博弈中的人，浮石的小说都能给他们一些劝诫和启示，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一场自我救赎的仪式，但是每个人心中都应多一些敬畏、多一些信仰、多一些善良。

 

　　参考文献:

 

　　［1］罗 素． 权力论［M］． 北京: 东方出版社，1988:3．

　　［2］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M］． 北京: 学林出版社，1987:79，93．

　　［3］ 陈独秀． 独秀文存［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28．

　　［4］伍 装． 权力经济的发展逻辑［M］．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5．

　　［5］杨 虹． 商界小说的权力欲望叙事［J］． 湖南商学院学报，2014( 3) :78．

　　［6］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黄晓京，彭 强，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26．

　　［7］浮 石． 新青瓷之窑变［M］．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2012: 433．

　　［8］米歇尔·福柯． 性经验史［M］． 余碧平，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9］浮 石． 关于《皂香》创作答读者问［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4) :2．

　　［10］戴兆国． 心性与德性: 孟子伦理思想的现代阐释［M］．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37．

　　［11］赵文力． 在救赎与生存之间: 从儒家思想中为西方哲人的精神救赎寻求通道［J］． 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4) :36．

　　［12］浮 石． 这是非常有戏的时代［N］． 湘声报，2011 － 12－ 30( 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