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渝东南传统村落因自然地理环境、家族血缘关系等条件形成了不同的村落类型，具有依山傍水、山地特色显着，空间布局大分散、小集中，生计以农业为主，经济发展总体滞后，文化资源丰富、民族特色鲜明等特征，蕴涵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科学价值。在保护的前提下，与旅游相结合，合理开发利用传统村落的资源，是实现渝东南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 渝东南; 传统村落; 山地特色; 历史文化价值;
Abstract：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outheast Chongqing have formed different types of villages due to the natur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family blood relationship and other conditions. They are surrounded by mountains and rivers, with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mountainous areas. The living pattern is largely scattered and concentrated. The livelihood is mainly agricul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generally lagging behi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ich cultural resources and distinctiv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contain hig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 social value, economic value, and scientific value. Under the premise of protection, combining tourism and rational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he resource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s the only way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southeast Chongqing.
Keyword： southeast Chongqing; traditional villages; rural characteristic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
传统村落是指那些发展历史悠久、文化遗存丰厚的村落，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大的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鲜明的地域民族特色[1]。自颁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08）、《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试行）》（2012）以来，学界对传统村落及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等展开了深入研究。其中，涉及渝东南传统村落的研究成果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空间及聚落形态方面，周铁军、董文静阐述了渝东南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规律[2]，刘有于、冯维波分析了渝东南传统村落的地域均衡性[3]，刘坤探讨了城镇化背景下渝东南传统村落社会空间的变迁[4]，吴冰鑫、邓宏则梳理了渝东南传统村落的聚居形态及山水格局[5]；传统村落保护方面，陈兆东、相欣奕等强调在村落开发的同时，应尊重村民的选择、听取村民的意见，保持村落生活方式和风俗传统的原真性[6]。相较于上述成果关注传统村落的空间特质、聚居形态及保护开发的研究，从整体的角度，分析渝东南传统村落的类型、特征及价值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拟在梳理渝东南传统村落类型的基础上，总结其特征，分析其价值，既有助于深化渝东南传统村落研究，也有利于保护与开发渝东南传统村落。
一、渝东南传统村落的类型
传统村落在长期的中华文明积淀过程中形成，是具备历史文化传承、人文艺术景观的生活空间。渝东南传统村落的形成与村落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生成背景、农业生产和安全交通条件等息息相关，同时也深受村民的宗教信仰、思想观念、选址标准等的影响，其类型比较多元。基于村落自然地理环境可分为山地村、临水村，基于村落姓氏构成可分为单姓村、多姓村，基于村落产业可分为农耕村、商贸村等。
（一）山地村与临水村：基于村落自然地理环境的分类
自然条件、地理环境是村落形成的基础。渝东南传统村落因其地形地貌和自然气候的差异，可分为山地村和临水村。
1．山地村
山地村是指依托渝东南山地、丘陵地形而形成的村落。根据这些村落选址的差异，又可细分为山麓村、山腰村、山顶村。但不论位于山之何处，大都散落于不同高度的山坡上，最大可能地不占用农业耕种土地，与周围的植被相融合，实现村落自给自足的持续发展。山麓村一般建于山坡与周围平地相接的部分[7]110。较为典型的有酉阳大河口村石泉古苗寨、秀山大寨村、武隆浩口村田家寨等。山腰村一般建于比较平整的半山腰台地处[7]110，是渝东南传统村落的“主力”。典型的村落有酉阳山羊村山羊古寨、石柱银杏村等。山顶村位于海拔较高处，古时为便于防御，将房屋建于接近山顶处[7]111。彭水田湾村何家盖苗寨建于阿依河峡谷右侧的高山上，整个村寨像一条龙坐落在长崖壁上，房屋建筑依势往两头延伸，有斜坡屋顶房、传统四合院两种房型，共两百多间。村寨设计既节省土地、环保实用，又可于高处眺望，起到防御作用。这些村落的选址、布局、设计都无可避免地接受了大自然赋予的优势和局限，保持着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稳定。
2．临水村
临水村是依托渝东南水域环境而形成的村落。该类村落一般位于山地区域中地势较为平坦的平坝河谷地带，河流两岸的宽阔空间可用来建设房屋。房屋沿河岸线布局，建于一侧或建于两侧。江河两岸交通便利，水源充足。同时，在河流下游形成的冲积平原，土壤肥沃，适于农事生产，是定居安家的良选之地。例如，黔江新建村的土家十三寨沿板夹溪逆流而上，呈带状依次分布于板夹溪两岸，始于学堂寨、止于谈家寨，长达六公里多。秀山民族村内一条南北走向的小河贯穿全寨，以金珠苗寨为代表的四个村寨皆沿水而居。但是，因山地、丘陵地形的存在，坡度较大，河水常倾泻而下，河谷易受侵蚀而形成狭窄的阶地面。一些村落便将房屋建于河流阶地之上，呈现出山地河谷特色[7]113。如秀山边城村位于渝、黔、湘三省市的交界地带，整条老街建于河流两岸阶地，两条河流环绕老街穿镇而过，吊脚楼房屋、旧式商铺一字排开而立。酉阳河湾村河湾山寨坐落于酉水河岸的缓坡地带，村寨沿河流横向延伸，顺山坡地势纵向发展，山环水绕、层层叠叠。类似的村落还有酉阳龚滩小银村、石柱新城村等。
（二）单姓村与多姓村：基于村落姓氏构成的分类
村落是一个社区，是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也是若干家庭共同居住的集体[8]。村落形态与村落的姓氏构成相关，可以是围绕一个姓氏向外发散，也可以是多个姓氏共同存在。因此，渝东南传统村落根据姓氏构成，可分为单姓村和多姓村。
1．单姓村
单姓村是指由同一宗族繁衍发展而来的村落[9]88，通常以血缘关系为标准进行分类，以姓氏加以表征[10]。这类村落注重运用亲情血缘来强化家族意识和群体力量，强调依靠家规制度来管理宗族事务、维持家族秩序。一般是先祖在此开垦基业，再由后代子孙不断扩展而成。如酉阳河湾村就是一个典型的单姓村落，该村始建于明洪武三年（1370），后因家族人口增多，白氏先祖又从河湾分居迁往恐虎溪开拓基业，建立了恐虎溪寨。再如酉阳大河口村石泉古苗寨是以石姓聚居的村寨。这是石氏先祖在清朝早年时，到此地放火烧溪、赶走虫蛇而建立的村寨，故又名“火烧溪苗寨”。此外，还有先祖被行政命令指派到此任职做官，后留在这里定居，渐而发展成单姓村落。如黔江程家大院是一座拥有由上中下三院的家族院落，其先祖在三百多年前从湖北麻城到黔江任职，后退隐从商，程氏家族便逐渐发展成当地的富商望族。
2．多姓村
随着村落人口流动、生活范围的日益扩大，单姓村也可发展成多姓村。多姓村是指由两个或多个姓氏家族组成的村落[9]88。渝东南传统村落中有不少这种类型的村落，如酉阳烂田沟、秀山熊家坡、酉阳后溪村、武隆浩口村等。酉阳烂田沟寨是先祖白弘略于康熙年间从酉水河镇后溪村迁移过去建立的村寨，至今已有近三百年历史，主要由白、张、况、袁、彭五大姓氏组成。还有秀山熊家坡，村民以前全部姓熊，后因冉永书入赘熊家坡后，冉姓家族逐渐发展起来。但是，多姓村的发展不是均衡的，伴随着家族的沉浮，可演变成“主姓村”“杂姓村”，甚至单姓村。主姓村是以某姓家族为主，周边散落着一些异姓家族[11]。如酉阳池流水寨，先祖杨秀平举家从江西迁徙过来，见周围群山林立、山谷平坦开阔，决意在此开荒种地、繁衍后代，形成了以杨姓为主的村寨，后有何姓、董姓进入。杂姓村是指村内存在多种不同的姓氏，村民祖籍不一的村落[9]88。武隆天池苗寨建于清代晚期，寨民大都来自石柱、彭水、丰都等地，皆是为逃荒、逃难而迁居此处，村内姓氏构成比较复杂。秀山民族村处于史上战乱多发的湘黔交界处，村民多因战事征调、躲避战乱而来往频繁，渐而形成石、吴、龙、田、麻等姓混居的杂姓村落。
（三）农耕村与商贸村：基于村落产业的分类
产业是村落经济收入的来源，是村民物质生活的保障。根据渝东南传统村落的产业发展，可分为农耕村和商贸村。
1．农耕村
农耕村是指主要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村落。渝东南传统村落属农耕村数量最多，占绝大数。这些村落多位于大山深处，可利用的耕地资源属实有限，且比较零碎化。为方便生产，村民将农宅就近建于耕地旁，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模式。渝东南农耕型传统村落崇尚耕读传家，村民在此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农耕特征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比较散漫，村民依照农作物种植节律安排时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二是农业生产规模较小，生产效率较低。这是因山地地形和交通不畅的局限，村落现代农业机械设备普及程度不够。农事生产依旧以人力、畜力为主，依靠锄头、背篓、风簸等较传统的劳动工具，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三是农宅依山而建、就势而立，户与户之间预留相对宽松的空间，用于饲养牲畜、圈养家禽，并于前后栽种花果竹木，营造生产与居住和谐共融的宜居环境。如酉阳大河口村、酉阳堰提村等山地村大都属于农耕村。
2．商贸村
商贸村是因优越的地理位置或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起来的村落，村民主要从事商业、手工业。渝东南虽属山区，但凡有河流、平地的地带，交通比较便利，物资往来频繁，逐渐形成了许多贸易繁荣的商贸村。这类村落因所处地理位置不同而呈现形式不一，一种是以水路交通为依托，发展货物运输和商业贸易。如酉阳后溪村，在清乾隆年间就是酉水河较大的货物集散地，后溪产出的桐油、生漆经酉水可通沅江到湖南售卖，再从湖南运回布匹、棉纱，因水路运输发达，后溪逐渐发展成街市繁荣、货物流转的商贸村。酉阳龚滩，因明万历年间山洪暴发，导致山体滑坡、岩石垮塌，泥浆岩石在乌江堵塞成滩，居民在此建设房屋，后渐而发展成渝川湘黔物资集散的场地。商贩、纤夫、搬运工人等日日云集于此，过往船只络绎不绝，商贸十分繁荣。类似的还有秀山边城村、酉水河湾村。另一种因位于古驿道、古盐道等陆路交通线路上，人流物流量大，带动了村落的经济发展，逐渐形成物资交易、信息交流的商贸村[12]。如石柱黄龙村、新城村、银杏村皆位于从西沱经黄水到湘鄂的川盐古道上，由运销川盐而兴起许多商铺和居住一体的传统街巷。
二、渝东南传统村落的主要特征
重庆底蕴深厚的巴渝文化，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是村落的培育基础，形成了历史悠久、风格多样、保存完好的传统村落群。截止2019年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公示，重庆共有110个村落入选，属渝东南的就有78个村落。其中，酉阳县最多，共入选31个村落；秀山县次之，入选22个；此外，石柱县入选8个，彭水县7个，黔江区5个，武隆区5个。这些村落整体上距离城市较远，多分布于偏远的山区，且因自然地理环境、人文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一）依山傍水，山地特色显着
渝东南位于大娄山和武陵山之间，平均海拔多在1000米以上，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境内高山密布、层峦叠嶂，喀斯特地貌发育成熟。为适应地形地势，村落大都依山而建，彼此之间用山道加以连接。如前文提及的秀山大寨村、武隆浩口村田家寨等山地村落便是典型，这些村落多处于地势险峻、坡陡崖深的地理环境当中，当地居民为节省耕地资源，故将房屋依地势建于山脚平地或山腰平坦处。多采用吊脚楼、山地台院、天井、大挑檐等结构来适应地域空间，顺应自然环境，错落分布于山水之间，与天然植被融为一体。同时，渝东南辖域内水域面积较宽广，乌江、酉水、阿蓬江等河流穿梭流淌，一些村落便沿水而居。如酉阳河湾村、黔江新建村板夹溪十三寨、秀山边城村等临水村落，坐落于水域资源充足、河流阶地发育成熟的山间平坝或河谷地带，房屋建筑沿江河而下，形成山环水抱的聚落格局。总的来说，相比地势平坦开阔的渝西地区，渝东南传统村落受地形地貌、水域环境的制约，房屋建筑多被限定于坡地、河谷之间，依山傍水而建，呈现出鲜明的山地特色。
（二）空间布局大分散，小集中
渝东南属于海拔较高的武陵山区，地势起伏较大，集中连片的平地更是少之又少，这极大地影响了村落的规划建设，限制了村落的选址和布局，导致村落空间分布差异化，形成了整体分散、错落有序的传统村落风貌。有的村落以独家独院的形式存在，与周围的树林、溪流、院坝自成一个居住单元；有的村落受制于恶劣的地形地貌，多以零星状而分散布局，房屋一般分散至不同的海拔高度上。但是，一些村落又会因家族血缘关系聚族而居，呈现出相对集中的聚落形态。或是以大型院落的形态集中分布，如石柱富民村谭家大院，始建于康熙年间，上下两进式院落，占地面积达四亩之多，建筑规模较大；抑或是以数栋房屋成团、成片分布，户与户之间预留相对松散的空间，再修建村寨通道，加强邻里之间的联系。而且，随着家族人口的增加，子女会选择离祖宅不远处另起炉灶，致使村寨以比较集中的方式向外扩展。如酉阳大板村皮都寨，是以李姓家族为主发展起来的村寨，上寨和下寨紧密相连，居住相对集中。同时，山路崎岖、交通不便的外部环境，既阻碍了渝东南各村落在人员流动、信息传播等方面的社会交际活动，也减少了现代文明对渝东南传统村落的冲击，使多数村落长期局限于一个自给自足的活动空间。
（三）生计以农业为主，经济发展总体滞后
渝东南传统村落的村民大多从事农事生产，以传统农业耕种、饲养牲畜为主要生产方式，产业比较单一。这些村落大都处于深丘和高山地区，山多地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地，人均耕地面积较少，是典型的小农经营模式。其农业生产主要依靠简单的农耕工具，尚未摆脱传统的手工劳作方式，存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农业机械化水平较低等问题。而且，渝东南传统村落与外界相对隔绝，较少受到科学技术种植、现代农业发展理念的影响，村民的种植技术大多源于历史经验的积累，农业种植结构也比较传统、单一，这些都很大程度地制约了农业自身的发展。这种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的传统产业发展水平不高，带来的经济效益甚微，最主要的经济收入还是来自外出务工。但是，农村大批青壮年涌入城市，村里留下的多是老人、儿童，致使农村年轻劳动力大量流失，劳动生产能力被严重削弱，进一步降低了农业产出率。此外，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交通通讯条件的落后，渝东南传统村落社会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可依赖资源有限，开发难度较大，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规模的地方性经济建设活动，村落经济发展总体滞后。
（四）文化资源丰富，民族特色鲜明
渝东南是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村落文化资源丰富，其民居建筑、饮食服饰、生产劳动、风俗习惯、思想观念等都带有明显的民族特色。如武隆浩口村田家寨是一个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仡佬族村寨，房屋为木质结构的吊脚楼，飞檐翘角、装饰精致，村内现还保持着“吃新节”“喂树节”等仡佬族特有的传统节日。酉阳大河口村石泉古苗寨一直都保有苗族“上刀山”求福保平安的习惯。村里的老人或小孩若遇到灾难，会举行神圣的“上刀山”仪式，借此祈福驱邪、消灾解难。酉阳南溪村内保存着上百年的土家吊脚楼建筑，数吴家寨最突出，老旧的干栏、沧桑的阶沿，极具工匠艺术感。门窗上镌刻着一些以仙鹤、喜鹊为代表的祥瑞之物，寓意家族的繁荣昌盛、喜乐太平。南溪村的村民还喜唱山歌、爱吼号子，尤以南溪号子最为出名。南溪号子是伴随着体力劳动而产生的口头创作，早在唐朝就已有传唱。在山高谷深的劳动环境下，以一人领唱、数人帮腔、即兴填词的形式表达了劳动生产的辛苦、纾解了日常耕作的疲倦。其声调高亢嘹亮、迂回婉转，尾调常附有“呵”“娇阿依”等词，如“好唱山歌南溪走喂，娇阿依！木匠难修转角楼呵！”
三、渝东南传统村落的价值
“传统村落是指形成较早，拥有丰富的传统资源，尤其是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的特色村落。”[13]渝东南传统村落发展历史悠久，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存，蕴涵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科学价值等。
（一）历史文化价值
村民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以村落建筑为载体，以文化传统为血脉，在这生活、劳动、繁衍，开垦出村落的物质文化遗存和非物质文化遗存。物质文化遗存一般是有形的、可名状的，如民居、寺庙、城墙、牌坊、祠堂、古桥等；非物质文化遗存是无形的、抽象的，如人民在历史长河里创造出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礼仪活动等。这些都是构成传统村落历史文化价值的重要载体，凝聚了传统村落的发展历程和社会生活内容。渝东南经历了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两次大规模移民运动[14]57，不同地区的交流与融合带来了许多优秀的文化传统，影响了村落原本的生活经验、建筑风格等。同时，渝东南也是土家族、苗族集中连片居住的地带，民族艺术、民俗活动、礼仪制度等都是渝东南传统村落历史社会传承下来的财富。例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的秀山花灯，是以纸扎为载体，融合歌、舞、乐、戏剧、韵白等的综合表演艺术和民俗文化事象。再如源于明朝的武隆后坪山歌，数百年来经久不衰。后坪山高坡陡，上坡下坎是常态，村民常用山歌来纾缓劳作之苦。秀山边城村依旧保持着端午节赛龙舟的习俗，照例由洪安、茶峒轮流举办。还有秀山民族村，村民一直坚持讲苗语，村内苗族文化浓厚，保存了唱苗歌、举办苗王会等民俗活动，传承了苗绣、蜡染等传统手工艺。这些文化遗存承载着村落生成、发展的历史记忆，是渝东南传统村落历史文化价值的重要表现。
（二）社会价值
一些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村落形成了一种自治体系和管理机制，一般表现为宗祠宗庙、家规家训等。在传统社会，稳定的宗族血缘关系可作为村落治理有序的保证。而在当下，传统村落形成的乡规民约，或是由家训族规演化而来的符合现实社会的优良传统，对实施乡村基层治理、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大有启示意义。如酉阳河湾村恐虎溪寨的白氏先祖于清同治五年（1866）在酉水河场镇水巷子建了一座徽派风格的宗祠，祠内刻有“永久不得乱派”的字辈碑和族规族训等。再如酉阳后溪村的白氏、彭氏家族于咸丰至光绪年间陆续修建了宗祠，作为宗族议事、聚会的场所。其中，白氏宗祠的大门左侧存有一块石碑，为光绪二十五年（1899）所立，上面镌刻着白氏家族必须遵守的宗族家规和道德准则。还有一些家族注重宗族成员的品学修养，坚持弘扬优良家风、传承传统美德，这对当下的乡风文明建设也有一定借鉴作用。如黔江程家大院下院子的堂屋里摆放着“世济其英”“学冠其英”“品冠群英”“宫墙伟望”等四块大匾，匾额上还刻有“儒学正堂”“新进生员”等字样，可见程氏家族始终以崇尚治学、德才兼修的家风严格要求后世子孙。其树立的价值典范和行为标杆影响了当地的村民，提升了村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为进一步建设淳朴民风、文明乡风指引了大致方向。
（三）经济价值
传统村落的经济价值是通过资源开发这一途径来实现的。依托村落的特色资源和文化遗存来实现历史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共和，是适合我国传统村落持续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因此，村落的经济价值可理解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村落保留下的特色资源进行可持续开发[15]65，保护村落的传统手工艺，并结合当前市场需求，实现对传统村落资源优势的活化利用。例如，武隆田家寨仡佬族村民至今还保存着“打篾鸡蛋”“竹编”“蜡染”等传统工艺，秀山大寨村世代相传“高台花灯”“龙缠灯”“金钱杆”等民间技艺，这些传统手工艺具有很大的传承价值，在符合现代社会需求下进行改良创新，加以推广、实现产业化，也可成为传统村落经济发展的又一助力。二是调整产业结构，依靠传统村落现有的文化遗存发展生态文化旅游[15]65，优化配套设施服务、做强特色农产品加工，提供一个长久有效的经济支撑。渝东南传统村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厚重的民族文化、鲜明的乡土特色和多样的生活方式等，具备开展生态文化旅游的基础条件。在保护传统村落的前提下，大力发展文旅产业，将文化资源转为经济资源，完全可以实现传统村落的经济价值。
（四）科学价值
渝东南传统村落在建筑结构的设计上具有很大的科学价值。渝东南传统民居极大地适应了地形地貌，减小了对森林植被的破坏，并考虑到自然气候对居住的要求，设计考究、营造科学。渝东南山高谷深，地势落差较大，平地较少，村民一般把房屋建于山坡平坦处或山脚平地。多采用吊脚楼结构，通过架、吊、挑等方式架高地面，沿等高线分台而筑，一般出檐较深，不一定讲究朝向，布局比较灵活[14]60。这种结构恰到好处地适应了坡度和台地地形，依山靠河，就势而建，致使房屋在地势高低不平的基地上保持平稳。因渝东南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闷热多雨、冬季寒冷湿润，通风散热、防潮除湿是居民择址建房的必然需求。这种复合式建筑，结构比较简单且稳固，既可通风防潮，又能节省耕地、拓宽空间，兼具科学性、实用性。村民大都就地取材，以木头、竹子、泥土作为主要材料，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建筑成本。像吊脚楼的墙壁一般以木板作框架支撑，再加以竹板夹泥作壁面，达到了夏季隔热、冬季保暖的目的[16]。而且，房屋依山而建，融于自然，实现了人居环境与周围地貌的和谐统一。如秀山大寨村、酉阳山羊村、酉阳河湾村等村落皆依山而建，逐水而居，人与自然和平共处，传统村落、劳动生产、日常生活共为一体。
四、结语
渝东南传统村落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山区地理环境、水域资源条件形成了山地村、临水村，伴随着家族血缘关系的发展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形成了单姓村、多姓村。为便于村落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多倾向于选择耕地资源充足或水陆交通便利的地域空间，渐而发展成农耕村和商贸村。这些村落多依山傍水而建，在选址、布局上呈现出显着的山地特色，影响和控制着村落空间分布格局，形成了大分散、小集中的聚居形态。而受制于地形地势、交通不便的村落，大都从事农业生产，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经济发展相对迟缓。渝东南传统村落聚居着土家族、苗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民族特色鲜明，其创造和积淀的不同形态的文化遗存和特色资源，集中体现了渝东南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科学价值。在保护传统村落和维持村落文化本真性的前提下，与旅游产业相结合，合理开发利用传统村落所具有的资源，是实现渝东南传统村落持续发展以及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 蒲娇，姚佳昌．冯骥才传统村落保护实践与理论探索[J]．民间文化论坛，2018(5):79-80.
[2] 周铁军，董文静．重庆地区传统村落调研及空间特征研究[C]//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贵阳市人民政府．新常态：传承与变革——2015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14乡村规划）．2015:474.
[3] 刘有于，冯维波．山地区域的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以重庆为例[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6):40.
[4] 刘坤．传统的继替：基于村落社会空间变迁的人类学考察——以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国锋村为例[J]．民族论坛，2016(2):105.
[5] 吴冰鑫，邓宏．巴渝传统村落的空间特征与保护策略研究——以重庆巫山县龙溪镇为例[J]．创意设计源，2018(6):70.
[6] 陈兆东，相欣奕，殷湖北．城市边缘村落保护研究——以重庆北碚金刚碑古村落为例[J]．重庆建筑，2010(12):16-17.
[7] 冯维波．重庆民居：上卷传统聚落[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
[8]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5.
[9] 王鲁民，乔迅翔．营造的智慧——深圳大鹏半岛滨海传统村落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
[10] 徐勇．“分”与“合”：质性研究视角下农村区域性村庄分类[J]．山东社会科学，2016(7):36.
[11] 黄桂秋．壮族传统文化与现代传承[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102.
[12] 刘美，陈蔚．重庆石柱县传统村落特色与遗产保护研究——以黄龙村为例[J]．重庆建筑，2016(5):14.
[13] 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EB/OL].[2012-04-16]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204/t20120423_209619.html.
[14] 佘海超，张菁．基于“道法自然”思想的渝东南传统村落营建智慧研究[J]．重庆建筑，2017(10).
[15] 夏周青．中国传统村落的价值及可持续发展探析[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5(10).
[16] 马利亚．渝东南土家族传统民居的地域性研究及保护利用初探——以黔江草圭堂为例[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