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位于青海省化隆县卡力岗地区的卡力岗人,曾经是信仰喇嘛教的藏族。如今改信伊斯兰教,自称“藏回”。卡力岗藏回在生活习俗与宗教符号上趋向回族化,虽然宗教意识的变迁产生了族群边界,但是在各方面依旧保留了藏族特点。藏回身份建立在藏族与回族的族群边界之上,藏回与藏族人和谐相处呈现了“我群”和“他群”杂糅交融的卡力岗地方多元文化面貌。在语言作为确定族群成员资格的标准下,因卡力岗藏回和藏族人同样说着藏语,同为地方文化的携带者和传播者,藏族和藏回的族群便被模糊了。与此同时,在宗教生活中使用阿拉伯语和汉语的互补身份又为卡力岗藏回们提供了自我发展的空间。以既有文化共性存在又允许持续性文化差异迁延的族群关系持续方式,维持着族群间的稳定,并构建出藏文化、伊斯兰文化、汉文化相互交流的卡力岗族群文化。
关键词： 卡力岗; 藏回; 族群交融; 族群边界;
1、 青海化隆卡利岗藏回的形成渊源
我国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境内的藏族,多为化隆地区自古就存在的番人土着。化隆境内“吾具”“卜具”等沿用至今的地名,就是藏语名称。卡力岗藏回的祖先属于土着藏族,信仰藏传佛教,后改奉伊斯兰教,成为青藏高原上的一支使用藏语安多方言的穆斯林。学界普遍将这一现象称为“昔藏今回”。促使原先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改信伊斯兰教的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政治环境。清乾隆二十年以后,清政府对青海地区藏传佛教持压制政策。因为清政府从寺庙经济、僧人人数等方面对格鲁派进行严格限制,所以这种来自上层统治者的打击直接影响了卡力岗地区藏传佛教信徒的数量。第二个原因是适宜的传教方式。有这样一个卡力岗藏回普遍认可的传说,即十八世纪末乾隆年间一位有学问和威望的苏非派(Sufism Orders)领袖马来迟曾在青海当地劝说西番改信伊斯兰教。马来迟懂得在传教过程中做出必要让步。例如马来迟在黄吾吉这个地方传教时,要求当地藏民穿裤子、不吃猪肉、不养猪。但是当地藏民原本的生活习俗为身穿藏袍、不穿裤子、不禁食猪肉。他们向马来迟坦言不习惯穿裤子,猪也想养着。马来迟灵活应对:“只要不吃猪肉,猪暂时养着也可以,裤子平时不穿可以,但主麻日一定要穿裤子。”当地藏民听后大喜,纷纷乐于改信伊斯兰教。
如果将马来迟传播伊斯兰教的传说看作卡力岗地区藏回祖先改奉伊斯兰教的渊源,那么当时清政府压制藏传佛教的宗教政策,便为马来迟在卡力岗地区传播伊斯兰教提供了便利条件。不仅如此,马来迟通过适宜的传教方式,使得传播的教义同当地群众生活习惯相兼容。在这两个内外因素的作用下,直接促成卡力岗地区部分藏族群众改信奉伊斯兰教,成为影响族群身份变迁的根本原因。
2 、宗教意识的变迁产生族群边界
随着宗教信仰的改变,改奉伊斯兰教的卡力岗藏回的生活要素形态逐渐变迁。如今,和藏族人相比,卡力岗藏回在形式层面的文化表现上产生了显着的族群边界。他们的信仰、服饰、饮食、婚俗等方面日益疏离藏族。在宗教信仰方面,伊斯兰教的宗教符号使卡力岗藏回族群认同有别于当地信仰喇嘛教的藏族群体,例如清真寺、宗教饮食禁忌等。在服饰方面,改革开放前藏回男女老少一律穿传统的藏服,现在的男女老少身着汉服,男子头戴顶帽,女子头戴盖头,与其他地区的回族没什么区别。在婚俗方面,藏回的婚俗融入了伊斯兰教的特色。藏回成婚要请阿訇写“尼卡”(证婚词)。
基于上述事实,宗教信仰的改变使得卡力岗藏回的生活要素形态上呈现了跨民族的动态表现。在这种分化过程中,虽然直观的看到相应的生活表现形式层面的族群边界,但若以广阔又多元化的族群关系的视角来观察藏语穆斯林,更应注重藏族与藏回的文化渊源方面的种种因素。卡力岗地区藏回产生的分化是在截然不同的适应性条件下以藏族和藏语穆斯林共享相同文化为基础。人类学家巴斯认为族群边界并不取决于形式层面的文化差异表现,而是取决于根本层次的文化渊源。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卡力岗藏回与藏族人的边界表现。我们可以将卡力岗信仰伊斯兰教的藏回身上携带的回族元素看作是互补身份的固定化,这种做法将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穆斯林族群分化成了各自认可其独特起源的参照群体,使卡力岗藏回被正视为中国穆斯林群体中独特的一个分支。因此,这些参照群体得以与非信仰伊斯兰教的族群相互维持族群关系的理由就必须在其具体条件下族群文化的重构进程中寻找,这些进程可以解释族群对“他者”的自然相斥力是怎样在卡力岗藏回与藏族人之间渐渐模糊的。
族群边界的文化分化反映了人们对不断变化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持续适应过程。既然藏语穆斯林和藏族人的族群分化建立在享有共同文化基础的前提下,那么就为族群的并存适应提供了可能性。笔者认为,族群不仅仅或无须一定建立在排外边界的空间之上。关于族群关系得以维持下去的方式有必要加以分析。如果毗邻的不同族群没有产生非常严重的相互适应问题,那么在两者的社群文化里就包含了一种确定族群成员资格的标准,这种判定标准是下文所要分析的。
3、 超民族的卡力岗族群文化重构
民族文化差异常常被轻易携带上刻板印象和偏见,大脑系统决定人类在思考问题时,总是本能的习惯于避免完整的、系统的思考。例如提到藏族,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藏袍、长靴、铜壶、龙碗、青稞、糍粑等藏族文化符号;提到回族我们就想到盖头、小白帽、清真寺等宗教和民族符号。这些刻板印象,仅仅与具有不同背景和生活方式的群体间有直接的相关性,并不适用于青海化隆的卡力岗藏回,因为他们既不完全属于藏族也不完全等同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回族。若以二分法式的宗教性、民族性差异来界定藏族和藏回两者族群边界,就很难基于完整的多元化事实呈现“我群”和“他群”杂糅交融的卡力岗地方多元文化面貌。卡力岗地区藏回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卡力岗地区藏回与藏族的文化现象并不是完全二元对立的,而是以交错杂糅的模式予以展现。虽然卡力岗藏回在许多方面已经趋于回族化,但仍然保留着一些藏族特点。在住房上,藏回居住在藏族传统建筑风格的庄窠,厨房里锅台带炕、使用推合窗。在衣着上,无论男女到冬天皆喜穿藏式的斜襟皮袄、靴子。在饮食文化上,卡力岗的藏语穆斯林食用青稞、小麦、糌粑等藏族传统主食。如果有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们会用奶茶招待。又比如在生活习俗中,与藏族妇女一样,卡力岗妇女也采用木桶背水方法。家庭用具仍然使用铜壶、龙碗、木勺等传统的藏族风格用具。食物的盛法一如藏族传统,在吃肉时刀尖向里,缝补衣物时针尖向内,这都如同藏族的讲究一样。
不仅如此,卡力岗藏语穆斯林使用的语言在卡利岗藏回族群内部关系,以及对外与藏族、汉族等其他族群关系的维持上,充当了确定族群成员资格标准的功能。这里要说的是两种影响卡力岗人族群文化构建的语言,一种是卡力岗先祖们世代使用的藏语安多方言;另一种是因历史变迁、多民族杂居和宗教信仰改变而掌握的阿拉伯语和汉语等语言。长期以来,卡力岗藏回与藏族人和睦相处,藏文化与伊斯兰文化、汉文化并存适应。藏回妇女一般只会讲藏语;卡力岗藏回阿訇说“卧尔兹”时用藏语,有时也夹杂着阿拉伯语和汉语。诵经则用阿拉伯语。年轻的伊玛目大多到临夏、兰州学习过宗教知识,喜欢并擅长用汉语解释伊斯兰教经典。年长的伊玛目喜欢说藏语,但是为了照顾一些年轻的听众,他们有时会翻译成汉语。我们可以看出,在整个卡力岗藏回群体中的藏族族群同质性被保留了下来的同时,卡力岗地区藏回群体在族群边界互动过程中衍生出了超民族、超族群边界的伊斯兰文化、藏文化、汉文化并存的多元化文化形态和族群认同。
这就使卡力岗藏回与其他族群的边界关系维持的方式得以理解。卡力岗藏语穆斯林在生活形态要素、文化要素上包容并蓄了多民族文化,这表明族群边界关系的维持既需要同一,又需要差异,即持续性文化差异。族群维持不仅仅意味着认同的标准,也意味着允许持续性文化差异迁延的构建。在有着不同族群文化的人员互动的地方,人们在互动中往往期望差异能够减少,因为互动的基础是文化的相似性或文化共性。而语言是族群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的交流是族群关系维持和文化交流的基础。因为卡力岗地区的藏语穆斯林因和藏族人同样说着藏语,同为当地藏族地方文化的携带者和传播者,所以在藏语穆斯林和藏族人互动过程中,文化共性使族群分化的边界被模糊了。与此同时,在宗教生活中使用阿拉伯语和汉语的互补身份又为卡力岗藏回们提供了一个自我发展的空间,使得卡力岗藏回与传统意义上的藏族产生持续性文化差异,这样卡力岗族群作为一个独特的有意义的单位便可以持续下去。并且无须一定建立在排外边界的空间之上,构建出带有自身明显特性的藏文化、伊斯兰文化、汉文化交流的卡力岗族群文化。这种在多族群地区下起着维持族群关系作用的互动体系,有效避免了族群之间的严重排外和文化对抗。了解卡力岗地区藏回交融现象,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我国多民族杂居,民族文化上兼收并蓄、共同进步的多元文化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世界多元存在、社会规则、民族关联,乃至形成全面的国家观和世界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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