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维铮先生立足社会存在的变化研究史学史的演变，关注经学对史学的作用，探讨了中世纪意识形态对历史编撰学、历史观念学、中外史学交流互鉴的影响。本文旨在探究朱先生研究中国史学史的独特之处。
关键词：朱维铮；中国史学史；实事求是
朱维铮于1936年7月14日生于江苏无锡，20世纪50年代进入复旦历史系随陈守实、周予同研习历史，毕业后留校。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中国史学史、思想文化史、经学史的先行者之一，在执教复旦的50年里，有30年都在讲中国史学史，2012年3月10日病逝。
一、社会存在决定历史编写形式
朱维铮说：“历史的编写形式也是观念形态的一种表现，因而最终要由社会存在决定。”[1]这是其透过史书编撰形式、内容差异揭示社会变迁规律的秘诀。
如，《国语》编写次序依据何在？有人说其以诸侯与周王的亲疏为序编写；也有人说其杂乱无章。朱先生指出《国语》编写次序总体上随霸业中心的移动而变化。春秋霸业中心从黄河下游鲁国、齐国转移到黄河中游晋国，后又转向长江中游楚国、长江下游吴国、越国。《国语》先记录了周王室的诸侯争夺，接着写春秋初期强势的鲁国，前期霸主齐国，中期霸者晋国，后期霸主楚国、吴国和越国。郑语夹于晋语、楚语间是由于编者意识到位于秦、晋、齐、楚间的郑国是霸业中心转移的关键。另外春秋上层以世袭贵族为主，战国秦相商鞅、楚相陈轸等士人渐成中坚。《国语》以各国公卿之语为主，《战国策》重游说者策谋，映射出春秋战国支配势力的演变。
二、社会实践影响历史观念
司马迁主持《太初历》是其天道观社会实践的基础。司马迁认为土星运行周期28年，这是他“三十岁一小变”实践的依据。《史记·天官书》载：“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2]
朱先生说：“传统的中国医学文化，正如传统的中国儒家学说诸形态一样……二者在人类文化既往过程中的典范性，确已由历史得到证明。”[3]儒家士大夫早认识到行医济世与兴利除弊逻辑上的一致。少年范仲淹说：“不为良相，当为良医”.这话虽成了失意士人的牢骚语，但却折射出历史真相。道家、阴阳家观念也得到了中医践习；《黄帝内经》含“法自然”,杂糅阴阳五行。同样，中华文化的永续发展也有赖科技实践。
三、学随术变
朱先生从学随术变出发探讨经史关系。学是探索未知事物。《白虎通》载：“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未知也。”术重实践。《说文解字》中“术”本“邑中道也”,“术”古时通代高粱的“秫”,造字法上“术”解为在街上种高粱。中世纪官方学者认为经学即统治学说，术是君人南面之法。帝王重术不重学，史书为其服务方入正史。
汉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班固始撰《汉书》，四年后被诬私改国史下狱。其弟班超从西域赶回申辩，呈全稿御览。明帝阅后认为《汉书》为帝王服务，赦班固，命他为兰台令史着《汉书》。明帝正确评定了《汉书》。班固虽是古文经学者却曲学阿世，不谈“天统”变不变，只从血统、符命、成王败寇角度证明东汉是西汉正统继承人。《汉书·叙传》载：“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辍辑所闻，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4]班固不以揭示历史发展规律为终极目的，只为帝王述功德。功指统一天下，重建帝业。德是汉承唐尧火德。《北齐书·魏收传》对帝王出于政治需要，对极力管控近现代史编撰的描述极为露骨。高欢对魏收说：“我后世身名在卿手。”[5]李世民为玄武门之变找借口，使房玄龄、褚遂良等承旨写史，亲撰《晋书》宣帝向武帝纪、陆机与王羲之传示范。《晋书》因此得了御撰名衔。
四、论从史出
朱先生将乾嘉考据学风与唯物史观融合，终成享誉中外的史学名家。他强调论从史出，彻底否定了以论代史。
他广搜资料并剖析史实指出《山海经》映射出巫史不分时代、区域、国家的情况；《水经注》详述变化的自然地理；《洛阳伽蓝记》有益于研究6世纪初中国与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的交流史；《明实录》对边疆民族的记载比《明史》可靠，但成祖为掩盖夺位实情篡改了《明太祖实录》，给后人留下了谜团；清代考据学者旁征博引追本溯源，但夸大了史料的作用，过分地维护了古人。
五、重视中外学术比较
朱维铮认为：文化的时空连续性是比较史学的核心。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始于利玛窦来中国内地传教。16世纪末至19世纪末清廷开始大规模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在这300年里，基督教士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纽带。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是西学东渐的推介人。
晚明“致良知”的阳明心学倍受青睐，也给利玛窦、罗明坚等在华传教提供了宽松的文化环境。李贽、徐光启不顾程朱非议改宗天主教。赵翼等汉学家打着复古旗号寻章摘句，但诗言志“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表达了其对清廷推崇程朱的抗议。这同早期西学反对中世纪有某种关联。《晚清学术的非传统化进程》明言：“清代学术在十九世纪初已出现非传统化的征兆。”[6]龚自珍是这种预兆的最先发声者。随后魏源据林则徐《四洲志》撰《海国图志》。甲午惨败严复译《天演论》将达尔文主义引入中国。康有为接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否定“道统”,撰《孔子改制考》。梁启超《新史学》以进化论批判中世纪史学，要求重写中国史。20世纪初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等将民主共和引入中国，发起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亚洲首个民主共和国。李大钊、陈独秀等掀起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
六、客观评价前代史家
朱先生首先肯定了刘知几提出的才、学、识是史家应有的素养，对史学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又指出中世纪史识难以实现。中世纪的官方史家先为官后才为学者。假若史识涉及中世纪道德则就变荒谬了。刘知几的史学三长实质上是要别人也做优秀中世纪史家。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最重要的史着，评书即评人。《资治通鉴》的通、实奠定了其历史编纂学的地位。通是恢复《左传》年经事纬，突破了当时僵化的纪传体。实指忠于史料还原历史真实。鉴是缺陷，以史为镜寻觅现成方案解决眼前问题，导致了实践自欺欺人。司马光没能跳出中世纪道德的束缚。
袁枢精通历史且不乏见解，但其仍受到根深蒂固的封建史观的禁锢。朱先生评《通鉴纪事本末》：“全书除标题外，袁枢没有添加一个字。但编排本身，就表现出他不但熟悉历史，还有自己的识见。因而本书条理完备，能以事件为中心，把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及其作用，依年代加以贯穿，显现于具体而生动的史实当中，对于初学历史和阅读《资治通鉴》的人很有帮助。但是，它取材没有超出《通鉴》，全书内容局限于政治和封建统治阶级人物的活动，经济问题仅有两则，文化史则完全阙如，专题之间也缺乏必要的联系；标题的遣词造句也刻意模仿《春秋》笔法，凡镇压农民起义必曰‘平',凡北朝打南朝必曰’寇‘,南朝打北朝则称’伐‘等，突出地显示了袁枢的封建正统史观。”[7]
章炳麟在1928年以1922年分界一生自修了年谱。早年章炳麟在甲午时就开始积极接受近代西方学说。八国联军侵华使他对清廷绝望，进而开始革命。晚年章炳麟是“资产阶级右派”吗？朱维铮就在其《关于晚年章太炎---就“五四”后章太炎思想的札记》中坦言：“痛斥晚年章太炎属于’资产阶级右派‘,就忘了这一来便把同时代大批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因为他们那时也同章太炎一样，既憎蒋又恐赤。”[8]九·一八后章炳麟愤然发声同情爱国学生，支持驱蒋抗日的做法并未落伍。
七、结语
朱先生从社会存在出发，关心经学对史学的影响，重视史家实践，看重史料，论从史出，公允地评述了各时期史学流派代表。在细微之处为我们揭开历史真相，留下了众多富含思想史底蕴的史学史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朱维铮。中国史学史讲义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6.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1601.
[3]朱维铮。中医学与传统文化---一个外行的若干观感[J].医古文知识，1996,（1）：5.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4235.
[5]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486.
[6]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二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284.
[7]周予同。中国历史文选（下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25-126.
[8]朱维铮。走出中世纪[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