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带一路，是21世纪国家发展的大战略。本文试图从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的发展与变迁，前人在丝绸之路研究中所忽视的“海盗集团”在维护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繁荣和维护国家海权中的作用；海上丝绸之路在人类文明交流和华侨移民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深圳、香港地区从历史到现实的地位和作用、在落实国家战略一带一路中，深港地区建设的重要性等，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关键词]海上丝路；一带一路；深港地区
本文之所以把深港地区作为一个战略整体进行研究，盖因：一、历史上，香港是深圳市的前身-原宝安县（东莞县、新安县）的一部分，一百余年前，经中英《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才先后从当时的新安县领地划出，成为英属殖民地，并建设成为远东地区最大的自由港、东西方商业贸易和文明碰撞的中心，这种地位一直维持到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二、深圳建市、建经济特区以后，经过短短三十多年的发展，深圳对外贸易、人口规模、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等优势已与香港并立，某些方面已超越香港，并与香港形成互补关系。深港一体化或成为未来的大趋势。
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变迁、功能和作用
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旅行记》（第1卷）中，描写了中国经西域到希腊、罗马的交通路线，首次使用了“丝绸之路”,并在一张地图中提到了“海上丝绸之路”.其后法国汉学家沙畹在《西突厥史料》中具体提到：“丝路有陆、海二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事实上，丝绸之路具有数条干线和许多支线，大略可以分为四条：横跨欧亚大陆及北方草原的干线；经中亚沙漠地带绿洲之处的道路，称为绿洲之路或沙漠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即经过四川、贵州、云南、广西、西藏抵达印度或东南亚一带的道路；经过东南亚、印度到达波斯湾、红海的南海丝绸之路，通常称“海上丝绸之路”.其中西南丝绸之路与南海丝绸之路或时海时陆。[1]本文只论及南海丝绸之路相关问题。
（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变迁 海上丝绸之路，一般定义为：古代的船队经太平洋、南洋、印度洋，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海上贸易通道，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一般公认为，汉代，海路已北通朝鲜、日本。西汉时期，中国与印度半岛之间海路已经开通。南从日南郡、徐闻郡、合浦郡通都元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皮宗国、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后汉书·西域传》）东汉时期，“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161~180年）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通焉。”（《后汉书·西域传》）这是历史记载的中国与罗马帝国第一次往来。同一时期，印度商人已由海路经苏门答腊、马六甲来中国，运丝绸往印度、罗马。此后历经三国、两晋、南朝，至唐代，南海丝绸之路正式形成。
唐高宗龙朔元年（662年），广州设立第一个市舶司以管理海上贸易，作用即同今之海关。与中国通商的国家有赤土、丹丹（今马来西亚吉兰丹）、盘盘、真腊、婆利等国。中唐之后，西北丝绸之路阻塞，华南地区经济开始全面超越华北地区，海上交通开始兴盛。[2]与中国通商的国家有拂�H、大食、波斯、天竺、狮子国、丹丹、盘盘、三佛齐等国，航路由广州启航。正是在此时，唐人开始移民海外。
唐人杜佑对历代南海交通作了个描述：“元鼎（前116~前111年）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后汉桓帝时，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奉使诸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晋代通中国者盖鲜。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自梁武、隋炀，诸国使至逾于前代。大唐贞观以后，声教远被，自古未通者重译而至，又多于梁、隋焉。”[3]
北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进入最发达时期。据宋吴自牧《梦粱录》，朝廷先后在广州等13处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其中以广州、泉州和明州最大；与海外通商的国家也达到最多。从东南亚到印度，远至埃及亚利山大港、意大利西西里、索马里等总计五十八国。而福建泉州港也成为第二大港，或谓已超越广州。同时也出现了《岭外代答》《诸蕃志》等记载与中国通商国家情况的专着。
元代，据曾远航至埃及的南昌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与中国通商的国家达200多个。
明、清，中国进入禁海时代。明代，从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发布第一个禁海令，到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废止海禁时止，接近两百年之久。而这段时期，正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方列强开始大航海的时候。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朝嘉靖元年（1522年），葡萄牙人的武装船队与明王朝军队先后爆发屯门海战（今香港屯门海域）、茜草湾之战。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终于得到明朝批准，建立了澳门殖民地。荷兰人则先后两次侵占澎湖，爆发澎湖海战，最后于崇祯明荷海战后全面退出中国，改为攻占福尔摩沙。西班牙人亦攻占台湾北部基隆，作为与中国通商贸易的港口。英国商船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抵达广州，并与明朝守军发生冲突，最后被迫退出。整个明代，虽然有郑和的七下西洋，然那多半是朝廷宣扬国威之举。清代，清廷入关之后，为了禁止和截断东南沿海的抗清势力与据守台湾的郑氏王朝的联系，以巩固新朝的统治，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三年（1656年）、康熙元年（1662年）、五年（1666年）、十四年（1675年）五次颁布禁海令；并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康熙元年（1662年）、十七年（1678年）三次颁布“迁海令”,禁止臣民出海贸易。其中，深港地区的前身-新安县迁海，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并曾一度撤销新安县建制。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后，康熙接受东南沿海的官员请求，停止了海禁政策。但是康熙的开海禁是有限制的，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不许与西方贸易。康熙曾口谕大臣：“除东洋外不许与他国贸易”,并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而且此时日本的德川幕府为了防止中国产品对日本的冲击，对与清廷的贸易也采取严格的限制。因此，此时的海外贸易与明末相比，已经大为衰落。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开始实行全面的闭关锁国政策，由四口通商，到后来只留广州开放对外通商，且由十三行垄断其进出口贸易。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阻碍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使中国丧失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最佳时期，为后来中国百年积弱落后埋下伏笔，而清廷则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时西洋的科技发展蓬勃，渐渐地超越了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为首的伊斯兰世界和以中国（清朝）为首的东方世界。
虽然，明清王朝实行严格的海禁，但海上贸易并没有停止。东南沿海靠海吃海的民众，为了生存，不得不违反朝廷禁令，从事海上贸易走私。而为了保护自己、对抗朝廷，又不得不成立具有武装的海上走私集团。这些集团，在明嘉靖以前，是倭寇的一部分；明嘉靖以后，就是通常称的海盗。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就是明末有名的海盗集团的首领。因此，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和交流并没有中断甚至相对比较活跃。海盗集团，对于当时进入近海的西方贸易船队，大部分都是采取敌视态度或直接给予打击的，间接地维护了明、清王朝的海权。
清乾隆以后，海盗由闽、浙、台湾海峡转到华南一带。最有名的是“七色邦”即七个海盗集团组成的联盟。其中最大的红旗帮郑文显（郑一）集团有船千艘、人员约4万。根据华南沿海各地方志记述，郑氏集团虽也有骚扰地方之时，但未见各地民众有大规模财产损失记录，可见其主要收入来源是以贸易为主而非劫掠民众。因而，在明清王朝禁海的条件下，倭寇和海盗对于活跃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功能、作用 海上丝绸之路最主要的功能和作用就是贸易。根据《新唐书·地理志》：唐代，东南沿海有一条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北部诸国、红海沿岸、东北非和波斯湾诸国的海上航路，当时叫作“广州通海夷道”,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当时通过这条通道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四大宗；往回输入的主要是香料、花草等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到了宋元时期，瓷器的出口渐渐成为主要货物，因此，人们也把它叫作“海上陶瓷之路”.同时，还由于输入的商品历来主要是香料，因此也把它称作“海上香料之路”.对于此，有关论述较多，从略。
而另一个很重要功能是：移民。唐代，已有民众移民海外，各地对汉民族移民集中居住区称做唐人街。自此以后，各朝各地民众沿海上丝绸之路移居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即南洋一代的，络绎不绝。据李长传着《南洋华侨史》，温雄飞着《南洋华侨通史》，姚��着《中南半岛华侨史纲要》《马来亚华侨史纲要》等专着考证[4],秦汉时期，即有经由海上丝绸之路移居交趾（今越南北圻）、菲律宾者。魏晋间，已有中国船只至槟榔屿。隋代，有公主下嫁暹罗（今泰国）。唐代移居三佛齐者（苏门答腊之巨港），中文典籍中已有确切记录。元灭宋，宋遗臣多有外逃至南洋者，如陈宜中、郑思肖等，都曾窜身爪洼。其中郑思肖曾在当地建屋26间。至明代，南洋的华侨已成为重要势力，李长传称之为“中国时代”.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吕宋（菲律宾）发生排华惨剧，华侨被杀者24000人；明崇祯十年（1639年）菲律宾又发生排华惨剧，华侨死亡2万人，可见当时华侨人口在菲律宾已绝对不是小数目。
16世纪，荷兰人侵入爪哇时（印度尼西亚），华侨已在爪哇的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明万历年间，移民张琏占据旧港，福建某移民占据婆罗洲称王。清乾隆年间，罗芳伯占据坤甸建立兰芳国。华人在暹罗、真腊（今柬埔寨）等地备受当地人尊敬。其中，由广东嘉应府（今梅州）客家人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在西婆罗州（今印度尼西亚的西加里曼丹省）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兰芳国”并一直存在了100多年。嘉庆时，海盗张保仔降清。其中有10000多人不愿降者，乘船集体出逃南洋，是为深圳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体移民。同治、光绪间，华侨叶阿来征服占领吉隆坡。据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统计，华侨在东印度群岛者，有563000余人；在爪哇及马都拉者，有295000余人；在外岛者，有268000余人，并掌控了当地的经济。[5]在新加坡，据颜斯综《南洋蠡测》，有唐人坟墓及有坟墓记有梁朝年号及宋代咸淳年号的。1904至1913年，每年移居新加坡华侨人数最少年份为13万多人，最多年份为29万多人。可以说，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华人移民之路。其意义和深远影响超过商业贸易。
二、深港地区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本文把深圳、香港地区合起来作为一个地区研究，盖因两地的历史渊源。
（一）深港两地沿革述略 深圳地区的前身为宝安县（东莞县、新安县），东晋成帝咸和六年（331年）建县，辖地约含今东莞市、深圳市、珠海市、澳门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隋开皇十年（590年），废东官郡，宝安县改属南海郡，县治仍设南头。唐至德二年（757年），宝安县更名为东莞县，县治从南头迁往东莞。明万历元年（1573年），取“革故鼎新，去危为安”之义，从东莞县分出设立新安县，建县治于南头，其辖境为除龙岗区部分地区外的今深圳市、香港特别行政区。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新安县的香港岛成为英国殖民地。清咸丰十年（1860年），中英签订《北京条约》，再割新安县九龙半岛为英国殖民地。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又将新界租借给英国，为期99年。自此，新安县原有的3076平方公里土地中，有1055.61平方公里脱离其管辖，成为英国殖民地（今香港全境）。民国三年（1914年），因新安县与河南省新安县同名，复称宝安县，县治仍在南头。1979年1月，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同年11月，深圳市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1980年8月，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1981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的政治待遇与广州相同，领导干部按广州市规格配备。1981年10月在经济特区外恢复宝安县。1988年10月，国务院批准深圳市为计划单列市，并赋予其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2004年深圳市成为无农村的城市。2010年7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深圳经济特区范围扩大至深圳全市。而香港全境，在1898年之前属于新安县地域，1997年回归，成为特别行政区。因此，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深港两地本为一体，无法分开来讨论问题。
（二）两地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特殊地位 深港地区历史上在海上丝绸之路的特殊地位，是由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的。华南重要城市广州，是中国第一个设立市舶司的城市，也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而进入广州，最通常的航路是从南海经由珠江进入广州。而深港地区的伶仃洋、南头外海，是进出入珠江的咽喉。“……南头为全广门户，控制蛮倭，……盖番船直达澳门，而澳门至省则水浅不能行，必须由大屿山经南头直入虎（头）门，以抵于珠江，此南头所以为全广门户也”[6]因其地扼珠江口外交通要冲，外地船只会先经南头海，然后北上广州进行贸易。船只一般会在每年5月至8月乘西南季候风抵达南头海面，等候通知后方可进入广州；交易完成后则在南头海面等待10月之后的东北季候风才离开。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香港开埠。所以，自海上丝绸之路形成，深港地区就成为华南商业贸易中货物囤积、周转之地。故此，自唐代广州市舶司成立，朝廷旋即在当时的南头-今香港屯门建立了兼有边防防御、治安管理和外交职能的机构：屯门军镇。屯门军镇的设立，是深港地区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标志。
唐代，常于边防军区“道”之下，于边防线或水陆交通要冲设置军镇等军事与边防单位，均属于外交使节或各类蕃客首先接触和必经之处，故军镇均具有一定的外交管理职能，构成唐代庞大周密的外交体系中的一环。军镇在人员设置上，专设主理外交的使一人、副使一人。[7]在外交职能上，首先是具有迎送使臣的功能：外国使团到达所在地区之后，先向军镇“报到”,兼送文条（牒），再由军镇上报朝廷。其次是具有接转文书、授受贡赐、转致请求、宣达朝旨、上报蕃情、勘验过所等功能，有时还成为互市场所。[8]《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上·岭南道广州南海郡》条下注：“有府二，曰绥南、番禺；有经略军，屯门镇兵。”这是古代典籍中最早有关屯门军镇设置的记录。而《唐会要·卷七十三·安南都护府》部分，则记载有屯门镇建镇的日期：“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正月，广州宝安县新置屯门镇。领兵二千人，以防海口”.其军事隶属则属于岭南道广州府。军镇内除有邮驿等用于接待外国使团的设施外，还驻有2000名士兵，以保护海上贸易。天宝二年（743年），浙江海贼吴令光于温州作乱，当时南海郡守刘巨麟便从屯门军镇调兵平乱。而当时在岭南地区，军镇的设立仅此一处，可见朝廷对于深港地区的重视和对于维护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视。
历经宋元，直到明清厉行海禁、民间“片帆不许入海”时期，深港地区南海一带仍然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与明清王朝有着藩属或朝贡式经济关系的外国船只在南海海面络绎不绝。虽然没有具体可考的航行记录，但从当时一些文字片断大略可推知。如明代新安县贡生王士龙游览赤湾（今深圳赤湾港）有诗句云“诸彝贡篚南溟阔”,彝，通夷，泛指外国各民族，这句诗的意思就是：在辽阔的南海海面上，到处都是外国前来进献贡品（通商）的船只。另一本地士人袁嘉言《赤湾谒天后庙》诗亦有句云“即今万国柔怀日，重译都来奠酒椒”.重译，辗转翻译，经过好几重翻译才能够互通的语言信息，代指遥远的海外国家。这两首诗均属写实作品，必有所本。此处的诸彝、重译诸国，或多为东南亚一带国家。[9]
台湾学者张存武说：“葡萄牙人之东来，才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10]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咽喉深港地区成为西方列强率先进入中国海域并成为争夺的中心地带。明弘治六年（1493年），最早一批“红毛夷”进入深港地区并遇当地守军发生冲突。明正德九年（1514年），葡萄牙人阿尔瓦雷斯率领的商船队到达南海及珠江口一带，因未获朝廷批准，后在南海水面进行交易。同年，塞克拉的商船队直接侵占了“屯门海澳”（约为今深圳后海湾、伶仃岛及香港青山一带）。嗣后，葡人船队络绎来到南海，并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爆发了中葡“屯门海战”,最终以占据澳门成为葡人殖民地结束。荷兰人的商船队约稍晚于葡人进入南海，因规模稍小，加上葡人的排斥和当地居民的抵制乃至于海盗集团的打击，最终立脚不住转向福建沿海。英国人的商船队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到达南海并进入广州，要求与中国开展贸易，不果而退出。其后主要通过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进行贸易，并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在广州建立了第一家商馆。在鸦片战争、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前，深港地区的南海水域及岛屿成为列强各国商品的集散地。其中运送大宗商品的船舶并非直接运抵黄浦，而是常泊于伶仃岛附近及南海海面，再用小型船只分装运送广州，后来的鸦片贸易更是如此。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后，至20世纪初叶，香港成为远东地区最大的自由贸易港。清同治、光绪间，诗人、外交家黄遵宪在其《香港感怀》诗中，描述当时香港的繁盛：“帆樯通万国”“飞轮齐鼓浪，祝炮日鸣雷；中外通喉舌，纵横积货财”.[11]嗣后直至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之前，香港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无可替代的重要交通孔道，急需的国外商品和物资大多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内地。改革开放、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后，深圳在短短的三十多年时间内，迅速建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深圳机场、赤湾港成为华南地区货物和人员吞吐量最大的航空港和远洋运输港口，深港地区，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当之无愧的枢纽。
三、深圳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现状和布局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了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明确提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一）深圳在“一带一路”中的角色及优势 深圳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扮演的角色是：加快将深圳打造成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枢纽；推进前海开发开放，力争“一年一个样”,成为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新标杆。[12]作为“一带一路”规划的15个海上合作战略支点城市，深圳在区位、外向型经济、产业与创新等方面拥有其他城市难以比拟的优势，具有深度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诸多有利条件。2014年，深圳市在货物贸易方面，与64个“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额827.3亿美元，占全市进出口总额17%;其中出口461.4亿美元，进口365.9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9.7%、21.7%、17.3%.进出口超1亿美元的企业有116家，其中超10亿美元的有华为、昱科环球、捷递物流和中兴通讯等4家。在技术贸易方面，与2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技术贸易往来，全年技术进出口金额6.1亿美元，占全市技术贸易合同金额比重11.8%.在服务外包方面，承接2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全年月离岸执行金额达2.9亿美元，占比10.4%.在投资合作方面，截至2014年年底，累计从64个“一带一路”国家引资26.84亿美元，主要涉及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行业领域。华为、中兴、长城开发等重点企业在境外投资项目30个，投资总额3.16亿美元；深圳在“一带一路”国家中的37个国家有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新签对外工程承包合同额和完成营业额分别为53.16亿美元和42.83亿美元，占全市总额的比例均超过40%.[13]
深圳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城市具有两大优势：一是先天优势。深圳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着良好的经贸往来，进出口贸易量非常可观，产业结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较强互补性。2014年，深圳进出口总额4878亿美元，连续3年居内地城市首位，其中外贸出口总额2844.03亿美元，连续22年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其中深圳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827.3亿美元，占全市进出口总额17%,占国内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7.4%）；全年对东盟出口同比增长11.7%.二是比较优势。前海与蛇口融合而成的广东自贸试验区前海蛇口片区，集深港合作、一带一路、自贸区三大国家战略使命于一身，成为国内开放度最高、比较优势最突出的国家战略新区之一，既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战略支点，也是国家批准的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平台，具有独特的政策优势和改革开放战略优势。前海合作区成立4年多来，前海战略平台效应得到加速释放，国务院批复的前海总体发展规划和22条先行先试政策加快落地，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单元开发全面推进，注册企业超过3万家、注册资本超过1.8万亿元，要素交易平台达19家。此外，前海紧紧抓住发展的窗口期机遇，不断推出新举措，首家民营互联网银行前海微众银行开业，跨境人民币贷款率先破冰，国际仲裁院、廉政监督局、前海法院挂牌成立，出台前海促进深港合作工作方案，深港青年梦工场建成运营，港资企业对前海GDP贡献率超过1/5等。2015年，深圳市大力发展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旅游，发掘、整理民间工艺、节日民俗，介绍民族风情。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节庆活动，配合饮食文化、岭南音乐戏曲，展销民间工艺制作，营造浓郁的文化氛围。集中力量办好若干系列具有地方特色、标志性意义强烈，有明显国际竞争力的文化节庆活动，不断提高艺术活动的文化层次和质量，形成不同门类的演出季节，展现深圳文化魅力，增强深圳地域文化的凝聚力和穿透力。南山区政府启动文博圈系列开发保护工程，拟将天后宫建设成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将宋少帝陵扩建为主题公园，将左炮台确定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新基地。[14]
深圳国际化的表现是外向度非常高，内中有外，外中有内，经济上内外渗透。目前，深圳在国际航运“棋局”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深圳港集装箱吞吐量位居全球第三，是国内拥有国际航线最多的港口，也是对东南亚航线最密集的港口。深圳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四通八达，从深圳港前往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等国家非常便利，与东盟、南亚、南太平洋国家之间的海上距离最短，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有着难以比拟的独特优势，深圳作为“创新之都”,是人才聚集之地，有着良好的人才聚集优势；深圳企业市场敏感性强，产业与资本融合速度快，有着良好的商缘优势；深圳毗邻香港，有着良好的地缘优势；深圳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积极拓展“新丝路”.[15]
深圳在“一带一路”战略中超前规划，聚焦发展湾区经济，围绕增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桥头堡开放引领、创新辐射、要素集聚、互联互通、基础支撑等五大功能，打造湾区合作交流新优势、创新驱动新引擎、高端产业新形态、多港联动新格局、城市环境新品质，构建海上丝绸之路经贸合作枢纽。努力将前海合作论坛建成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重要的金融商贸交易平台，支持沿线各地金融机构落户，开展离岸和跨境业务。在前海探索建设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试验区，争取引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功能总部，探索设立中国-东盟跨境人民币结算中心，积极推进与沿线国家“货币流通”.创新引领，是深圳建设湾区经济的重要优势。引导中小企业以产业链专业分工方式进行模块化创新，发挥深圳科技金融发达的优势，努力打造亚洲最大创投中心，鼓励有实力的创投企业到沿线国家和地区设立创投机构和创投基金。打造海上丝绸之路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探索构建深圳与沿线各地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机制。强化世界级海港枢纽地位，拓展海上丝绸之路班轮航线，建设区域性国际航空枢纽，开通更多的东盟、南亚航班航线，构建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城市“4小时航空圈”.加快跨市、跨区域轨道交通建设，打通对外战略通道，为更广范围的区域协同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打造经贸合作重要平台，推动本土企业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共建产业园区，力争5年“一带一路”区域贸易总额实现翻番。优化外贸结构，全面完成来料加工贸易企业不停产转型，实现一般贸易、技术贸易额分别是五年前的2倍和5倍，服务贸易规模突破1000亿美元，合同利用外资、对外直接投资额分别增长2.1倍和12.6倍。至2014年年底，深圳市国际友好城市和友好交流城市达65个，5年增加了一倍。[16]未来，深圳市将构建全方位“走出去”支撑服务体系，谋划推进一批重大合作项目，推动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积极参与信息丝绸之路建设，拓展与喀什等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的合作，打通新时期对外开放的战略“双通道”.
（二）深港合作在“一带一路”战略的独特作用 香港是中国内地与南亚海上航运的重要枢纽。2015年8月13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重申，香港在国家建设“一带一路”中发挥独特作用，同时也可为本港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新动力，而香港拥有“一国”和“两制”的双重优势，是中国内地与世界之间的“超级联系人”,并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基础建设、高质素服务业、稳健金融体系和蓬勃金融市场，信息、资金开放流通，人才云集，税制简单且税率低。[17]随着“一带一路”经济体贸易和经济发展，对高端专业服务的需求会日益增加，而香港在会计、法律等多个领域都有优越人才，在营运和管理铁路、机场、港口、供电、供气等基础设施方面有输出服务的丰富经验，也可成为项目支持基地，为“一带一路”沿线提供顾问服务、参与营运管理基础建设。香港是规模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至2014年年底，离岸人民币存款余额累计超过2万亿元，其中香港人民币存款资金1.16万亿元。2014年，香港与内地的跨境人民币收付量占所有境外地区的52.7%,在SWIFT国际支付货币中的占比69%.[18]未来10年内，香港仍将占人民币离岸业务绝对主导地位。香港证券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2014年，香港股票交易所市值3.23万亿美元，在世界股票市场中排名第7位，证券市场的规范运作为香港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香港是世界最大的贸易转口港，转口的国家和地区达150个，香港也是世界第3大集装箱码头，世界第4大船东所在和十大国际航运中心之一，同时又是世界金融中心。香港作为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枢纽，在国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可以发挥独特优势，并由此获得更大的发展机遇。
共同落实国家战略，全面深化深港合作。2016年2月29日，深港合作会议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举行。深港双方签署了创意产业、检验检疫等3份合作协议，就推进下一阶段双方合作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并表示将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在“一国两制”方针和粤港合作框架下，围绕落实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围绕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积极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不断深化两地全方位合作，推动两座城市共同繁荣发展。[19]2015年，深港两地交流密切、合作务实，在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开发开放、跨境基础设施建设、经贸投资、科技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创意以及青年交流等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效。双方将着眼两地“十三五”发展需求，加强沟通衔接，明确未来五年合作方向、重点和举措；落实和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联手周边地区，共同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一带一路”重要战略枢纽；进一步发挥前海“自贸试验区 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叠加优势，推动更多港资港企入驻自贸片区，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共同将前海打造成为内地服务业走向国际、香港服务业辐射内地的“双跳板”;加强城市管理治理领域务实合作，深化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等民生领域合作，努力为两地市民创造更多民生福祉。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一带一路”重要战略枢纽。深港两地从地理位置、经济总量、产业基础、信息资源等多个维度来看，两座城市所在的粤港澳大湾区，完全有条件、有基础成为世界经济版图上的亮点。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已经纳入广东省“十三五”规划纲要，下一步两地将围绕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CEPA协议，积极发挥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优势，更好地对接两地创新、人才、产业、金融等要素资源，紧密合作、联手周边，加快发展世界一流的湾区经济，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一带一路”重要战略枢纽。
四、结论
综上所述，深港地区在海上丝绸之路中，从历史到现实都具有无可替代的枢纽地位。因此，要落实好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建设好深圳、香港，是国家战略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深圳、香港，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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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黄遵宪：《人境庐诗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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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深圳和43个国家 65个城市（地区）建立友好关系》，《深圳晚报》，201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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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香港机遇》，《经济日报》，2015年8月22日。
[19]《共同落实国家战略 全面深化深港合作》，《深圳特区报》，2016年3月1日A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