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智库历史悠久，发展成熟，在西方智库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仅次于美国。其运行特点鲜明：
1、规模小而精悍，运行模式灵活。英国智库传统上保持着相对“小而灵”的特点，多数在 5-50 人的规模。但另一方面，英国智库都有着“小核心、大外围”的特点，外围一是来自各智库的会员；外围二是英国智库与政府部门、大学及科研机构、以及咨询机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承担项目与外部专家形成松散灵活的合作模式。
2、定位比较明确，专业领域突出。英国智库大多有着极其明确的发展定位，长期专注于某些领域的研究并持续扩大其影响，在很多方面站到了世界智库的最前端。
3、经费来源多样，相对独立性强。充裕的经费是智库得以发展的前提，但为保持其在公众面前的独立性，着名智库一般都非常重视经费来源渠道的多样性。在英国，智库的经费来源主要包括：一是会员费；二是个人或慈善机构捐助；三是企业支持；四是政府资助；五是通过智库出版物或举办培训论坛活动获取一定资金。
4、人员注重实效，形成良性交流。英国智库对于其研究人员有着较高的素质要求，学历并不是其唯一的决定因素。一般要求其研究者具有多项专业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综合的战略眼光以及必备的创新能力。其来源也不限于高校和研究机构，并包括政府、政党、新闻界和企业等；这决定着智库与它们有着良好的人才流动关系，并由此保持智库的新鲜活力。
智库的使命不在于纯学术问题探讨或学科建设，而是提出政策建议并试图影响决策，如果这些建议被采纳，则说明该智库是具有政策影响力的，这一点在英国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传统的行政官僚体系、大学研究机构和政党附属研究部门对突发性问题应对无力，政府逐渐倚重智库作为决策新思维的重要源头，智库因而成为英国一种特殊类型的压力集团。
1、英国智库影响力与其特殊的意识形态倾向特征有一定关系。思想倾向性是英国智库最重要的一个分类依据，据此可分为左翼倾向智库、右翼倾向智库和思想倾向中智库。相对于规模较大的传统专业智库，一些新兴智库为吸引政府和社会公众的注意，在选择意识形态立场上表现得更为激进。而政党在执政或选择竞选策略时也更容易受到与自己政治立场相近的智库的影响。英国特定的政治制度是造成智库依附政党的主要原因，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相互竞争、相互依存的局面为智库的意识形态化提供了土壤，与政党建立有效的联系渠道成为智库实现影响力的理性选择。
2、英国智库成为促进政治范式转变的有力推手。英国智库与利益集团、政见社团、政党和决策精英一起，共同推动英国政府实现了三阶段的决策范式转变，即从 1960 年代的福利主义导向转变为1980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导向。像 ASI、经济事务研究所（IEA）和政策研究中心（CPS）与保守党关系密切，主张回归经济自由主义和“小政府”,为撒切尔政府的执政提供了帮助。
3、“旋转门”机制成为保障英国智库影响力的直接因素。“旋转门”是欧美思想库比较重要的现象。由于两党或多党执政的特点，每逢换届，卸任的官员很多会进入智库，很多智库的研究者会进入政府担任职务，从而完成研究者与执政者的角色转换。“旋转门”机制不仅构建了智库的人际关系网络，其次搭建了知识与权力的桥梁，成为不同利益群体向最高决策者传递利益诉求的重要纽带，使智库的影响力渗透到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
4、善于进行成果宣传是英国智库扩大影响力的有效手段。英国智库十分重视其思想和研究成果的传播。发行和传播出版物既是智库的重要收入来源，也是智库扩大影响力的主要方式。出版物的形式包括正式的书籍、深度的研究报告、工作论文、期刊杂志以及简报、快报等。英国智库经常举办各种主题的会议，加强与各界、各领域的联系，有的甚至邀请政府首脑参加，由此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英国智库非常注重利用媒体和网络工具，加强与媒体的合作，扩大自身声望和影响力。
中国的新型智库建设正在进入非常关键的发展时期，尽管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同，与英国的智库发展并不完全具备可比性，但仍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借鉴和启示：一是鼓励智库资金来源渠道的多元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智库观点的独立性和社会公信力；二是鼓励智库“想社会所想”,加强对社会热点和公共政策的研究和介入，更好地发挥智库在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中间作用；三是鼓励智库与社会各界的人才交流互动，建立柔性的智库人才聘用机制，鼓励跨部门、跨区域之间的合作研究；四是鼓励智库做精做强，打造多种类型的智库品牌和智库精品项目，在特定领域的区域甚至国际范围内具备一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五是鼓励智库拓展成果展示形式，尤其是利用好移动网络等新兴媒体，加强与公众舆论的互动和沟通，持续地提升智库的影响力。